第三章 宗教改革

  都鐸英國的宗教改革是16世紀整個歐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結束了中世紀英國二元權威並立的政治、社會結構，實現了英吉利教會的民族化和國家化。在英國宗教改革中，君主始終起主導作用，其宗教信仰與政治取向，決定了其臣民的信仰和宗教改革的方向。

  英國的宗教改革有深刻的政治與文化淵源。15、16世紀之交，英國人的民族意識已相當強，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干預和控制十分不滿，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教會占有大量土地，苛稅繁重，謀取暴利。教會地產占全英國的三分之一，年收入達到2.7萬鎊，而同一時期王室的收入只有1000鎊。聖奧爾本斯（St.Albans）的格拉斯頓伯里（Glastonbury）等大修道院以及溫切斯特（Winchester）和德拉姆主教區的收入，都超過最大的世俗貴族的收入。第二，教會法庭濫用司法權，引起社會的普遍反感。中世紀以來，教會法和普通法並存，教會法庭不僅管轄教士，也管轄平信徒的婚姻、財產乃至生死問題，而政府則無權過問。在民族意識覺醒和民族國家形成的16世紀，教會司法權已成為英國國家構建的巨大障礙。第三，教會腐敗加劇了人們的不滿。上層教士往往占據多個教職，然後低薪聘人代為管理，自己獲取厚利。在林肯主教區，1514年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俸祿是由多職務人員領取的；與上層教士相反，下層教士生活貧苦，他們缺乏教育，甚至不能用拉丁文做彌撒（Mass），因而難以履行職責，也難以獲得應有的尊重。總之，英國在宗教改革前夕瀰漫著強烈的反教皇、反教會的情緒，這種情緒為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15世紀以後基督教人文主義者（Christian humanists）逐漸掙脫了經院哲學的束縛，新教（Protestantism）改革家藉助於《聖經》的翻譯和研究，動搖了天主教的神學基礎。16世紀20、30年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faith）學說在英國南部和東部迅速傳播，以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托馬斯·克蘭默、羅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為代表，形成了新的神學理論群體。由於英王及其寵臣沃爾西對新教持一種敵視態度，所以在羅馬教會看來，英國依然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然而，亨利八世的離婚案打破了英國和羅馬教會之間的穩定關係，將英國推向了新教改革。

  按照《聖經》的說法，亨利八世娶寡嫂凱薩琳，這種結合違背了婚姻禁忌，也就是違背了神意，因而無子，這似乎應驗了。在長達25年的婚姻中，亨利和凱薩琳共生育五個孩子，但只有瑪麗活下來，而且到1525年時，凱薩琳已40歲，有七年未曾懷孕。對於從貴族紛爭和王室戰亂中走出來的都鐸王室來說，讓一個女性繼承人承襲王位是不可想像的。為了確保都鐸血統的延續，且不致再發生王位繼承糾紛，亨利迫切需要一個合法的男性子嗣。正值此時，他結識了年僅24歲的宮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並開始追求她。安妮是凱薩琳的侍女，她不願在沒有名分的情況下接受亨利的求愛，因此從1527年開始，亨利正式開始了與凱薩琳離婚的程序。不過，由於他們的婚姻曾得到教皇的恩准，他的離婚申請也需要獲得教皇的同意。但是，在位教皇克萊門特七世（Pope ClementⅦ,1478-1534）卻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1500-1558）的控制下，而查理又是凱薩琳的姨侄兒，克萊門特怕得罪這個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君主，也就不敢輕易批准亨利的離婚請求。面對克萊門特的拖延，性急的英王亨利就在新教改革家的支持下，試圖尋找繞開教皇批准的離婚方案，終於啟動了英國的宗教改革。

  接下來，亨利便以議會為工具，藉助於法律程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同時也使宗教改革具有了深厚的政治色彩。從1529年11月到1536年4月，亨利共召集七屆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在第一屆「宗教改革議會」（Reformation Parliament）上，他「提請與會者注意，教會法庭如何利用收取喪葬稅和遺囑驗迄稅對可憐的國民，特別是倫敦市民進行違背人道的敲詐勒索。」在亨利的壓力下，議會通過三項法令，涉及限制神甫收取葬禮費用、規定中等數目的遺囑查驗費和禁止兼任有俸聖職等內容。1530年12月，英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檢察總長在亨利的授意下，以蔑視王權罪起訴全體英格蘭教士，控告他們非法行使宗教司法權，向其收繳近12萬鎊的罰款。在1531年1-3月召開的第二屆改革議會上，亨利允許對宗教會議施以寬恕。但1532年1月開始的第三屆改革議會，開始全面攻擊天主教在英國的教會，並通過了《有條件限制首年俸法》（Actin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規定除非得到國王的許可，英國的主教不得向羅馬教廷上繳上任的首年俸祿。在英王政府的授意下，議會還攻擊英國教會的司法權，指控教會制定的法律沒有得到俗界同意，並歷數宗教司法的種種弊端。針對教士會議的抗議，亨利向下議員煽動說：教士根本不是「對朕忠貞不貳的臣民，所有高級僧侶在接受聖職時都曾向教皇宣誓，將這個誓詞和他們向朕宣誓的誓詞作比較，就會發現他們對教皇比對朕更加忠誠，由此看來，他們似乎是教皇的子民，而不是朕的子民。」在國王和下院的巨大壓力面前，宗教會議被迫提出一份名為「教士的服從」的文件，事實上拆除了教會的立法功能，承認了英王的最高立法地位。

  1533年2-3月，第四屆改革議會通過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上訴法》，將全部教會司法權轉移到英王手中，英國由此擺脫了外來勢力對其主權的干預。《上訴法》宣布：「英吉利是一個帝國，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認……由一個至高無上的國王統治。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能夠對包括僧侶和俗界在內的所有人的一切行為進行審判……不受任何來自帝國之外勢力的干涉。」《上訴法》還規定，英王是英國教會與俗界的最高領袖，由教會法庭判決而引起的糾紛不得向羅馬上訴，只能向英國法庭上訴，並由其處理。據此，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亨利與凱薩琳公主的婚姻無效，並承認他與安妮·博林的婚姻。

  第五屆改革議會於1534年初召開，它通過了新的《絕對限制首年俸法》（Act in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教士服從法》（Act of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第一王位繼承法》（Act of the First Succession）等法案。相較於1532年的《有條件限制首年俸法》，《絕對限制首年俸法》不僅無條件地禁止教士將第一年聖俸上繳羅馬，而且禁止英國人接受教皇關於主教授職的訓令。《教士服從法》則以法令的方式確認了「教士服從」的具體內容，如規定未經國王許可，教士不得擅自指定與公布新的教規；由國王指派委員會負責審查新頒布的教規，否則不准施行。《第一王位繼承法》確認了亨利新婚的合法性及其後嗣的繼承權，並要求所有臣民宣誓承認該法案全部條款，違者將以叛逆罪論處。

  本章節來源於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1534年9-12月，第六屆改革議會通過了著名的《至尊法》和《叛逆法》（Treasons Act).《至尊法》規定：「國王陛下，他的後嗣和繼承者，這個王國的諸國王應取得、接受、被稱為英吉利教會在塵世中唯一的至尊領袖」，由此將都鐸君主推上了英吉利民族國家主權者的地位。根據《叛逆法》的規定，自1535年2月1日起，蓄意侵犯國王的尊嚴和稱號，否認國王是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認為國王是異教徒、教會分裂者或暴君者，均屬叛逆，將處以極刑。《烏托邦》（Utopia）的撰寫者、接替沃爾西擔任大法官的托馬斯·莫爾爵士，因拒不承認英王的至尊地位被處死。

  1536年春召開第七屆改革議會，通過了《解散修道院法》（Act of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這部法律對英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根據該法，年收入低於200鎊的小修道院被解散。1539年春，議會又通過了解散所有修道院的法案。解散修道院的藉口是修道院效忠於教皇，違反了《上訴法》和《至尊法》，其實是為了擺脫王室的財政危機。1536-1547年，王室因沒收修道院財產獲得年均13萬鎊的收益，然而由於戰爭開支等因素，到亨利八世統治末年，只有大約三分之一還留在英王手中，大量被沒收的修道院土地流入鄉紳和約曼農手中，改變了英國農村的階級結構。解散修道院還造成修道院院長在上院消失，使上院中世俗貴族居多，宗教勢力就大大弱化了。在地方上，官員的舉薦也越來越壟斷在俗人手中；而在文化上，解散修道院對傳統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衝擊。

  通過議會立法，亨利八世不僅解決了個人的離婚問題，而且完全控制了長期游離於王權之外的英國教會，結束了中世紀形成的政教分離的局面，英國也完成了從封建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亨利登上英吉利民族國家君主至尊的地位。在英國宗教改革中，亨利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515年，他就傾向於王權至尊，他曾說：「根據上帝的意志和恩賜，朕乃英格蘭君主。英格蘭的君主在過去除了上帝沒有更高者。朕故應保持君主在世俗司法及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權利」。不僅如此，這種思想還反映在離婚案前夕他的諸多行為中。1529年10月，他在和新任神聖羅馬帝國大使埃斯塔科·查伯斯（Eustace Chapuys）談話中強調了教會改革的必要性，他認為：皇帝有責任提出改革，「而在他自己的領土上做同樣的事是亨利的責任」。1530年5月，亨利召開由大主教、主教和大學代表參加的會議，聽取與會者對英譯《聖經》走私入境的看法。就在這個場合，他禁絕了七種圖書和聖經的翻譯本，並補充說他將讓聖經「被博學多識之人虔誠、完整地翻譯為英語，以便他可以在合適的時候交給臣民。」一個月後，他發布敕令，重申這一許諾：「如果他的臣民拋開不潔的書籍，他將轉而交給他們真理的清泉」。可見，亨利已經把為其臣民提供聖經譯本視為己任。1530年夏末，他開始發表反教皇言論，9月乃命令派往羅馬的特使威廉·貝尼特（William Benet）告訴教皇：王權「坐落於榮耀的頂點，世上沒有更高者」。他堅持王權至尊，「因為他是王國的最高主人，他規定（禁止或剝奪）下屬的權力就是應該的」。亨利還告訴查伯斯大使，如果教皇不同意將離婚案交給英國法官審理，那麼他也不會把它送交給任何的教皇法官，他將「履行其對上帝和自身良心的義務……提請議會作出決定」。顯然，英國自治和帝國榮耀的觀念在亨利的心中已經成型，他甚至相信原始的教會和教皇無關，國家事務應該由君主處理。

  亨利對教皇的不滿，與英國普遍存在的反教會主義相吻合。在他的默許下，反教士情緒在1529年底召集的議會上表現得非常明顯。下院一開始就提出請願，懇請國王要求上院中的僧侶貴族就教會的不當行為作出判定。由於政府未加阻攔，請願迅速轉變成議案。時人注意到，下院議員們談論「以前根本不會觸及或談論的事，除非他們是異端或者（不怕）丟失財產，……但現在情形不同了，因為『上帝擦亮了國王的眼睛』」。1531年，亨利默許議會通過針對教士的蔑視王權罪指控，對此，斯卡里斯布里克（J.J.Scarisbrick）評論說：「根據這一法案，中世紀教會最為珍視的司法獨立在根本上被宣布為非法」。

  在宗教改革過程中，亨利選擇托馬斯·克倫威爾擔任國務秘書，直接推動了改革的成功。亨利早期重用托馬斯·沃爾西長達14年之久，後者在司法、財政、行政等方面都表現出不凡的才能。在司法上，沃爾西不但主持大法官法庭（Court of Chancery），還將星室法庭轉變成為遵循固定程序的國家機構。他鼓勵訴訟，加快司法程序改革，強調對弱者的保護，以強硬手段懲罰越位的貴族，「教導他們學習星室法庭的法律」。在經濟上，沃爾西是英王徵稅的得力助手，1513-1527年間，政府收稅41.3萬鎊，強行借款25萬鎊；相比之下，1485-1497年間只收稅款25.8萬鎊。為了使稅務公平，他還於1522年重新評估國家的財富和軍事資源，以此作為借款和徵稅的依據。在社會問題上，沃爾西親自在大法官法庭懲處了260起不法圈地，後代歷史學家認為這是都鐸政府最為有效的反圈地行為。可見，沃爾西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強化王權的趨勢，為亨利推行專制主義作出了莫大貢獻。但沃爾西的成功，並未脫離中世紀政教分離的二元結構，當英國宗教改革的引火線——離婚問題暴露時，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他雖然一直設法讓教皇同意英王的離婚，但未能如願，終為亨利所拋棄。正如沃爾西在1529年6月所言：「教皇拒絕了我曾經許諾給國王的所有讓步，這就註定了我的毀滅」。儘管沃爾西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相當程度地適應了社會轉型時期強化王權的時代潮流，但在這最關鍵的一點上，他沒能跟上那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君主，最終功虧一簣，付出生命的代價。

  16世紀30年代，克倫威爾成為亨利首選的重臣，他身兼樞密大臣、機要大臣（Clerk of the Hanaper）、掌管王室領地大臣（Master of the King's Wards）、財務大臣和掌璽大臣等要職，全面主持王室政府。他不但促成了英王的離婚，而且精心策劃，藉助議會之手頒布一系列改革法案，使亨利主張的至尊王權變成現實。在宗教改革過程中，克倫威爾主持了議會立法，推進了英國教會的民族化，確立了王權至尊的地位。他主持實施修道院的解散，創建了增收法庭與首年俸法庭。在政策出台後，他重視政策的執行效果，並發動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按照宗教改革的新觀念塑造公共輿論。可以說，克倫威爾洞察了英王專制統治的需要，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執行者。經過宗教改革，英國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新教，即安立甘宗（Anglicanism,Anglican Church），也稱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

  但是，英國國教的保守性從一開始就被宗教改革的發動者決定了。對天主教教義和禮儀，亨利是懷有真誠感情的，他無法全面否定自己早已信奉的天主教。早在1521年，他就在劍橋大學校長聖約翰·費希爾（St.John Fisher）主教和莫爾爵士的幫助下，撰寫了《捍衛七聖事》（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的小冊子，公開回應馬丁·路德的論文《論教會的巴比倫之囚》（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斥責路德為「毒蛇」和「地獄中的狼」，因而被教皇授予「信仰捍衛者」（Fidei Defensor）稱號。16世紀30年代初，亨利指示當時是約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的沃爾西驅散路德派團體。即使在英國與羅馬教會決裂時，亨利對於天主教的感情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轉變。按照他的指令，1533年有兩名宣傳新教聖餐禮的教徒被送上火刑柱；兩年以後，又有14名新教再洗禮派（Anabaptists）被處以火刑。1540年，三位堅持「因信稱義」的人也成為新教殉難者。在打擊新教的同時，亨利竭力維護天主教傳統。可以說，通過議會法令維護天主教精神，是亨利利用議會解決宗教問題的唯一辦法，所以天主教的教義、禮儀和制度幾乎完好無缺地被保留下來。1536年頒布的《國王陛下為基督教安定製定的條款》，即《十信條》（Ten Articles），是亨利時期最重要的宗教文件，其中心內容是確認和肯定天主教的教義和禮儀。在這十項條款中，論述教義和禮儀的各占五條，而真正涉及改革的內容微乎其微，連在歐洲大陸已成為新教主要攻擊對象的「煉獄」（Purgatory）說和教堂偶像也未被否定。議會秉持亨利的意志，於1539年又通過《六信條法》（Act of Six Articles），以法令形式維護天主教的正統地位。它宣布：凡忽視聖事，或否認聖餐、否定「變體論」（Transubstantiation）的人，都屬於異端（heresy），均應沒收財產，並處以火刑。該法案頒布僅兩周，在倫敦一地就逮捕了500人。人們把這項嚴酷的法令，稱為「六根帶刺的血腥之鞭」。

  改革初期的英國，基本上仍然是一個天主教傳統國家，只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要求教士服從並服務於作為「英國國教會至尊領袖」（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英王。此時，新教在英國只是「沒有教皇的天主教」而已。在1539年「對宗教儀式的規定」中，亨利禁止宗教爭論，譴責異類宗教儀式，警告誤讀聖經的行為。他把自己看成是英國教徒的管理者，不容他人的染指。繼1539年4月發布「限制對聖經的解釋和閱讀」敕令之後，他又於11月公布了「經審核的聖經新譯本」。英譯聖經一經確定，英王就發布敕令，命令這種得到他認可的聖經要公開放在每一個教堂，否則將受到懲罰。在確定新版聖經的基礎上，他在1546年又發布「禁止異端書籍，要求印刷者標註自己、作者的名字及出版日期」的教令，在被禁的書中，包括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的英譯聖經，連閱讀禁書的人也將受到「監禁和君主的任意體罰」。

  離婚案是亨利發動宗教改革的觸發劑，安妮·博林則是這場風波的始作俑者。但安妮只在王后的位子上坐了三年（1533-1536），她給亨利生了個女兒，即後來的伊莉莎白一世；亨利對此很不滿意，因為他希望有一個兒子，以傳續都鐸的香火。顯然，安妮沒能拴住亨利的心。1536年5月，亨利遂以叛逆、亂倫和通姦的罪名處死安妮，並隨即迎娶個性溫和的簡·西摩（Jane Seymour）。簡給亨利生了一個王子，即未來的愛德華六世，但不到兩周，她自己死於產後併發症。此後，亨利又結過三次婚，都沒有產生新的子女；並且，只有最後一任妻子凱薩琳·帕爾（Catherine Parr）陪伴亨利去世。

  亨利曾立下遺囑，規定他的三個子女都可以繼承王位，次序是男嗣優先，女兒以長幼為序。因此1547年亨利離世時，王位就由年僅九歲的小王子繼承。臨終前，他為愛德華指定了一個輔佐班子，其中既有保守派，又有革新派，規定所有的輔佐大臣地位一律平等。但不久，愛德華的舅父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愛德華·西摩就破壞亨利的遺囑，讓自己成為「護國主」（Lord Protector），接受了薩默塞特公爵的稱號。薩默塞特公爵是一個激進的新教徒，他認為英國的宗教改革不徹底，信奉的是一種「沒有教皇的天主教」，因而希望按照大陸模式，把宗教改革推向一個新階段。在克蘭默大主教的幫助下，薩默塞特操縱幼主愛德華六世推動改革，首先於1547年1月經由議會法案取消天主教色彩濃厚的《叛逆法》、《異端法》（Act of Heresy）和《六信條法》，掃除了推進改革的障礙。同年7月，議會又接連通過《反對辱罵聖禮者法》（Act of Against the Revilers of the Sacrament）和《聖餐禮規程法》（Act of Order of Com munion），模仿大陸的新教，規定了新的禮拜儀式，同時要求在聖餐禮中使用英語。

  1549年1月，在薩默塞特主持下，議會通過《信仰劃一法》（Act of Uniformity），就是俗稱的愛德華六世《第一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該法案第一次將英國的禮拜儀式統一起來，並責成神職人員在做禮拜時宣讀欽定的布道書。在推進宗教儀式方面，愛德華時期還頒布了《關於宗教改革的禁令》《停止關於聖禮的爭論》《禁止非法布道，尤其是關於重婚和離婚》等敕令；並印發官方下達的《聖經講道集》（Homilies），命令各教堂照樣宣讀，否則布道者將受到監禁。這些規定都很嚴格，違反者會受到嚴厲處罰。

  1547年解散小禮拜堂是政府推行教產世俗化的重要措施，像亨利解散修道院一樣，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滿足政府的財政需要。許多天主教團體、醫院和慈善組織被解散，與天主教禮儀相關的繪畫、雕塑、工藝品和刺繡品被毀或出售，王室從中獲利豐厚。與亨利八世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改革更多依賴新教徒的合作，雖說新教在倫敦等地的勢力較大，但從來沒有滲透到倫敦以外的大部分地區。不過，沒收教產的重要舉措，得到了很多利益相關的鄉紳和貴族的支持，他們也許不喜歡宗教改革，也不在意改革教義或者禮儀，但是出於世俗利益的考慮，還是對新教改革給予了支持。

  1547-1549年薩默塞特控制著朝政，他雖然野心很大，卻是個不高明的政治家。他派兵入侵蘇格蘭，結果竟使蘇格蘭與法國結盟，給英國惹出了很多麻煩；他對農民的反圈地暴動表示同情，又得罪了許多大土地貴族，這些人群起反對他，致使局勢不穩。1549年10月他被控犯有叛逆罪，於1552年1月被斬首。沃里克伯爵約翰·達德利（John Dudley）頂替了薩默塞特的位置，很快升為諾森伯蘭公爵。此後，新教的改革加速進行。

  在諾森伯蘭推動下，1552年6月頒布了新教色彩更濃的《第二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其中對各種宗教儀式，如聖餐禮、臨終塗油禮、懺悔，甚至聖壇的位置和牧師的祭服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使之更接近大陸的新教，例如採用會眾參與的禮拜儀式即公眾集體祈禱，以便於牧師公開宣教；把繁瑣的彌撒儀式改造成簡單的聖餐禮，摒棄天主教「變體論」，採用耶穌受難（Crucifixion）的象徵性意義。1552年11月1日，全國教堂正式使用新公禱書。至此，英國教會的禮儀改革基本完成了。1551年，愛德華六世任命一個由32人組成的皇家委員會，在克蘭默大主教的領導下負責教會法和牧師紀律（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文本的起草工作。1553年4月，文本草案被提交議會後作了一些修改，但由於愛德華早逝，沒能頒布施行。同年6月，英國宗教會議以英王的名義頒布《四十二信條》（Forty-Two Articles），全面規範了英國國教的信仰原則。

  《第一公禱書》《第二公禱書》和《四十二信條》的頒布，標誌著安立甘宗即英國國教的基本成型。愛德華時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教義方面，對主教制度完全沒有觸及，而主教的權力其實就是王權在英國國教會的延伸。可以說，這是由宗教和政治問題緊密結合的特定社會條件所決定的，也是自上而下都鐸英國宗教改革的特點之一。亨利八世時，主教制已成為英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主教由國王指派，並維護王權的利益。當王權和羅馬教廷發生衝突時，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宗教會議和約克的宗教會議均宣布支持英王，並宣稱「在聖經中，上帝並未給羅馬教皇較之其他國家主教更大的權力」。英國教會的這一立場，使王權在宗教改革中沒有理由改革主教制，同時主教製作為維護王權的工具，理所當然地會受到保護。

  英國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因此政治權力決定著宗教信仰，亨利和愛德華時期的改革，都反映了當權者的宗教傾向，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意願。因此，當瑪麗女王登上王位後試圖恢復天主教，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

  1552年愛德華患病，次年春天瀕臨死亡。根據亨利八世的遺囑，凱薩琳的女兒瑪麗應繼承王位。但瑪麗像她母親凱薩琳一樣篤信天主教，她繼位就意味著宗教改革會翻車，也意味著諾森伯蘭公爵有可能垮台、甚至性命難保。為了拯救新教事業，更重要的是拯救自己的地位和性命，諾森伯蘭再次操縱愛德華，在愛德華臨終前將王位傳給簡·格雷夫人（Grey,Lady Jane,1536-1554），並剝奪他兩個異母同父姐姐瑪麗和伊莉莎白的繼承權。簡·格雷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瑪麗（Mary Tudor）的外孫女，也是諾森伯蘭的兒媳婦，這個特別的身份引發了眾多貴族的不滿。為了不讓諾森伯蘭獨享大權，東盎格利亞（East Anglia）的鄉紳起而反叛，而愛德華的姐姐瑪麗則舉兵南下，並順利進入倫敦。樞密院立即宣布，廢黜在位僅九天的格雷夫人，都鐸王位由瑪麗繼承。諾森伯蘭被送上斷頭台，格雷夫人被關進倫敦塔（Tower of London），後被處死。

  作為阿拉貢的凱薩琳的女兒，瑪麗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登基後就把恢復天主教當作施政的首要目標。1553年8月，她發布《關於信仰自由，禁止宗教爭論、非法演出和印刷》的敕令，規定任何人不得就爭議性的議題布道、寫書，或未經君主允許擅自解釋教義或聖經。她授權史蒂芬·加德納大主教實施這項敕令，不久，就有人因違反敕令被投進監獄。雖說瑪麗以恢復天主教為己任，但她仍然要按照其父親、兄弟的做法，利用議會來達到目的。她通過議會制定法令，廢除了幾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律法；她剝奪新教神職人員的職位，逐漸恢復了天主教儀式。這樣，自亨利八世以來的宗教改革成果幾乎蕩然無存。在短短四年中（1555-1558），約有300多名新教徒被燒死，這些殉道者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倫敦主教里德利和伍斯主教拉蒂默。雖然相較於大陸歐洲，瑪麗的宗教迫害也許算不上嚴酷，但如此之多的新教徒遭受迫害，不僅造成英國民眾對天主教的深切痛恨，也使她在歷史上留下了「血腥者」（The Bloody）的惡名。

  但從總體上看，瑪麗恢復天主教的努力並不成功，歐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說：「英格蘭宗教改革遭受到血的洗禮，將一切有識之士扔進了天主教的絞肉機……五年前，新教改革被許多人視為對教會的掠奪、破壞、不敬和混亂，現在卻被視為是美德和對國家的忠誠，因為新教徒反對一個由外國君主和教皇操縱的傀儡政權」；"1553年的英國肯定不是新教國家，但天主教徒瑪麗女王的殘酷統治卻使英國距離新教越來越近了。」這是瑪麗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導致瑪麗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她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27-1598）結婚。瑪麗的母親是來自西班牙的公主，在英國宗教改革中不僅丟掉王后的名號與身份，也因被休而丟盡顏面。同時，她的女兒瑪麗也因此而飽受創傷。為此，瑪麗憤憤不平。繼位伊始，她就不顧樞密院和議會的勸諫，與西班牙展開婚姻談判。1554年7月，瑪麗與菲利普二世舉行婚禮，菲利普與她共同治理英國，英國因此淪為西班牙的附庸。1557年6月，英國應西班牙要求向法國宣戰；次年1月，法軍僅用一周時間就攻陷了英國在大陸的最後據點。加萊（Calais）失守，英國舉國沮喪，民情大為不滿，同時也摧毀了瑪麗作為都鐸女王的威望。1558年11月瑪麗去世，倫敦響起歡慶的鐘聲。但是，瑪麗始終沒有弄懂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她進入倫敦時受到臣民的擁戴，而她的統治卻遭到他們的唾棄？其實道理很簡單，瑪麗把宗教信仰或個人好惡置於政治需要或民族利益之上，就註定了她的失敗。雖然都鐸是英王國的象徵和英吉利民族國家的首腦，但是，都鐸君主對英吉利民族利益服從，是他們獲得其臣民擁戴的最起碼、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條件，那一切就都不存在了。瑪麗的所作所為，違背了民意，尤其是將英國置於西班牙控制下，背離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必將受到其臣民的反對。

  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十年的統治，使英國在宗教問題上來回搖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結果造成國內政局嚴重動盪，宗教情緒高度亢奮，天主教和新教兩股力量勢不兩立，隨時都有爆發內戰的危險。瑪麗去世時，自亨利七世以來鍛造英吉利民族國家的努力幾乎前功盡棄：天主教勢力在英國復辟了，英國的內政外交受到了西班牙和羅馬教廷的左右。當時，西歐各地都在為宗教問題流血廝殺，英國也逃避不了這一宿命，只不過戰場上的血腥衝突要遲至17世紀四五十年代才發生。如後人所說：「瑪麗悲劇的根源在於：她屬意西班牙與天主教，但她的臣民屬意英國與新教」。瑪麗忘記了都鐸君主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善於將自己的抱負、願望、恐懼、嗜好以及偏見與臣民們共享」。此時的英國，已經站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等待著一位新君主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