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戰爭與農民起義

  「百年戰爭」是自諾曼征服以來英、法兩國領土戰爭的繼續與發展。自13世紀初開始，英國在大陸的許多領地被法國奪取，但法國西南部的加斯科尼（原阿奎丹公爵領）仍被英國占據，這一地區瀕臨比斯開灣，包括從庇里牛斯山到波亞圖的遼闊地域，成為法國領土與政治統一的最大障礙。此外，這一地區工商業繁榮，其盛產的葡萄酒多輸入英國，也是英國的紡織品和穀物出口的必經之地。愛德華一世時，加強對該地區的經營，獲利豐厚。僅1306-1307年，英王就從這一地區獲取收入1.7萬鎊，其中大部分來自酒類的關稅。即便到了1324年，英王的這一筆收入仍然有1.3萬鎊。因此，自亨利三世開始，英、法雙方對這一地區的爭奪時斷時續。到1294-1303年期間英王愛德華一世和法王腓力四世（PhilipⅣ)仍舊繼續爭戰。

  英、法兩國對佛蘭德爾的爭奪，更加劇了雙方的尖銳衝突。佛蘭德爾原是法王的伯爵領，名義上屬於法王。在12世紀以前，由於法國王權孱弱，佛蘭德爾伯爵實際上處於政治獨立的地位。1285年，法王腓力四世即位後，曾試圖吞併工商業發達的佛蘭德爾地區，但未能得逞。佛蘭德爾的呢絨業發達，但毛紡織業原料羊毛卻依賴於從英國進口。因此，從自身利益出發，佛蘭德爾的市民在政治上傾向於英國，承認英王愛德華三世為法國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以及佛蘭德爾的最高宗主。但另一方面，佛蘭德爾伯爵路易（Louis）為了壓制和搜括城市，傾向於支持其名義上的宗主法王，並藉助於法國軍隊來鎮壓市民的不滿。1336年，路易逮捕英國商人，禁止佛蘭德爾與英國通商。愛德華三世也隨之禁止羊毛輸往佛蘭德爾，佛蘭德爾市民遂向英王求援。英、法之間的矛盾趨於激化。

  戰爭也與蘇格蘭問題密切關聯。在英國與蘇格蘭的長期對立中，法國素來支持後者。1332年，英王愛德華三世發兵北上，並於次年在哈里頓山擊潰蘇格蘭人，而法國則大力支持蘇格蘭人，對一些逃亡過來的人予以援助。因此，英王把矛頭轉向法國。

  法國王位的繼承問題則成為兩國戰爭的導火線。由於兩國王室之間長期存在聯姻關係，使雙方的王位繼承問題複雜化。腓力四世去世後，三個兒子曾相繼繼承王位。1328年，查理四世（CharlesⅣ)死，加佩王朝絕嗣。查理無子無兄，其妹是英國王太后即愛德華三世之母，後者即以法王外甥的資格要求繼承法國王位。法國的三級會議以王位應為男系後嗣繼承為由，拒絕了愛德華三世的繼位要求，轉而推舉查理的堂兄弟瓦洛亞伯爵之子為王，稱腓力六世（PhilipⅥ），開始了瓦洛亞王朝（1328-1589年）的統治。由此，雙方的戰爭一觸即發。

  為了對法國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英王作了充分的準備，利用各種方式最大限度地徵集戰爭資源。1337年7月，通過協商，愛德華三世讓一批富有的商人壟斷羊毛的收購與出口，作為回報，獲得了20萬英鎊的借款。9月，國王又通過議會下達徵收未來三年的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動產稅。同時，愛德華三世下令通過大貴族和郡長用貨幣支付薪酬的方式，在全國徵調騎士、弓箭手、民團參戰，在各個主要港口搜索船隻組建艦隊，並命郡長、商人在各地購買大量的後勤用品。1337年5月24日，腓力六世派兵攻占英王在法國的領地吉約那。11月，愛德華三世進攻法國，「百年戰爭」爆發。整個戰爭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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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1337-1360年的「英勝法敗」階段。戰爭初期，英國艦隊在佛蘭德爾同盟者的支持下，在英吉利海峽順利推進，並在1340年6月的斯勒伊斯海戰中擊敗法國水師，控制了英吉利海峽，士兵、裝備和給養由此得以運送到大陸。隨後，愛德華三率領軍登陸進攻圖爾，但遇到法軍的頑強抵抗，雙方處於僵持狀態。1341年，戰場南移至布列塔尼。1342年，經過教皇出面調停，雙方一度停戰。

  1346年初，法國軍隊進攻加斯科尼，為英軍阻止。7月，愛德華率軍在法國北部登陸。這支軍隊由約3000名騎士（重裝騎兵），以及大約1萬名多由自耕農組成的英國弓箭手以及4000名威爾斯輕步兵（其中有一半是弓箭手）組成，另外還有3000多名騎士隨從輔助作戰。登陸後，英軍一路勢如破竹，抵達魯昂和巴黎郊區。法王腓力六世急調軍隊圍堵。英軍渡過索姆河，在8月26日與雙方會戰於克雷西。法國投入的軍隊是英軍的三倍，其中的法蘭西騎士號稱「騎士之花」，兇悍善戰。但英軍的弓箭手在是役中大顯神威，憑藉有利地形運用長弓射擊，一時箭雨密密麻麻射向敵方陣地，重創法軍。是役中，法軍損失大約1萬多人，其中包括約4000名騎士，法王僅率殘部逃脫。克雷西之戰標誌著封建騎士在軍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漸消失。這一戰役後，愛德華三世乘勝北上，包圍了加萊港，經過近一年的圍攻，奪取了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此後，英國就可以不經過佛蘭德爾而是從加萊進攻法國。

  1356年，黑太子愛德華指揮的6000名英軍，又在普瓦提埃以較小的代價擊敗約2萬名法軍，致使其傷亡4000多人，法王及其幼子以及大批法國貴族被俘。1360年，法國被迫簽訂布勒丁尼和約：英王放棄對法國王位的要求，但加萊和阿奎丹等地重歸英國，法國以相當於英王5年收入的50萬鎊巨款贖回國王。戰爭的第二階段為1369-1380年的法國反攻。這一時期，英軍驍勇善戰的黑太子染病在1376年病故，而年邁老衰的英王愛德華三世則在三年後又去世，年幼的理查二世（RichardⅡ)即位。同時，英國朝廷內部黨爭激烈，社會矛盾的尖銳更導致了1381年的農民起義。在此情況下，英國難以組織有效的對法軍事行動。另一方面，頗有膽略的法王查理五世（CharlesⅤ)即位後，推行一系列旨在抵禦英軍的改革。他建立稅收制度以增加財政收入，組建和整頓軍隊，起用優秀將領。在此基礎上，於1369年開始向英軍發起反攻，並宣布廢除布勒丁尼和約。最終迫使英軍於1380年停戰，英國除保存加萊等幾個沿海城市外，將其餘領地歸還法國。此後，法國政局不穩，1388年，年幼的查理六世（CharlesⅥ)雖然宣布親政，但卻遭到精神病的折磨，最終在1392年被其叔父壟斷朝政。而英王理查二世統治時，王權與貴族衝突不斷。由此，雙方都未能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理查二世與法國公主伊莎貝拉（Isabella）的聯姻，也使兩國的敵對狀況得到緩和。

  1415-1422年的英軍捲土重來則是戰爭的第三階段。英國蘭開斯特王朝（1399-1461年）建立後不久，即開始籌劃對法國的新一輪戰爭。但在亨利四世（HenryⅣ)統治的13年中，由於其統治的合法性不斷受到貴族的挑戰，君權較弱，要徵調人力物力發動戰爭十分困難。到了1413年亨利五世（HenryⅤ)上台後，蘭開斯特王朝的統治趨於穩定。亨利五世身體強健、雄心勃勃，渴望重新對法開戰，奪回失去的地盤。他通過聯姻的方式與法國的勃艮第公爵結成同盟，同時通過封賜爵位的方式獲取大貴族對戰爭的支持。經過充分準備，亨利五世於1415年8月率大軍在塞納河口登陸，10月在阿讓庫爾一戰中大獲全勝。法軍傷亡近萬人，另有約千人被俘。英國的約克公爵和蘇福克公爵陣亡，但損失也僅為三四百人。11月，當亨利五世凱旋時，整個倫敦城的街道被裝扮一新，以宗教色彩很濃的歌舞歡迎這位君主的歸來。亨利五世並贏得「偉大的征服者」的譽稱。這次戰役後，英軍繼續推進，不久就占領了巴黎和法國北部。接著，在1419年，英軍收復了整個諾曼第，1421年法國被迫簽訂屈辱的《特魯瓦和約》，這一和約規定法國除割讓大片領土外，還同意英王亨利五世與法王查理六世之公主凱薩琳（Ca therine）結婚。如果法王去世，由亨利五世作為其王位繼承人。由此，該和約被認為「毫無疑問地是英國人對法國之統治權威的明顯標記」。

  1422-1453年法國的反敗為勝是戰爭的最終階段。英王亨利五世病死後，其幼子即位為亨利六世（HenryⅥ），雙方的戰爭一度平息。不過，1428年英軍又發動攻勢，圍攻通往法國南部的要塞奧爾良，法國的瓦洛亞王朝僅剩下羅亞爾河流域及以南地區，面臨全部淪陷的危機。在這個關鍵時刻，法國民眾的愛國激情迅速高漲，出身於農家的少女貞德（Jeanne d'Arc）挺身而出，聲稱上帝授意她去解救奧爾良，並規勸太子查理堅持抗戰。在查理的委派下，1428年4月底，貞德率援軍進抵奧爾良。在其愛國熱誠的感召下，法軍英勇奮戰，終於在1429年6月初解除了奧爾良的圍困，並乘勝追擊，收復巴黎東北的蘭斯城。1429年6月17日，太子查理按照法國傳統在蘭斯大教堂舉行了塗油加冕典禮，成為法王查理七世（CharlesⅦ），但貞德卻落入敵人之手，1431年被英軍處以火刑。1435年勃艮第公爵拋棄了其英國盟友並且擁戴查理七世為王，這對英國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是在這一年，肩負攝政重任並負責指揮大陸戰爭的英國貝德福公爵病死，使得英國在法國的統治開始面臨崩潰的危機。1436年巴黎失陷，其後英國又經歷了一系列的失敗。1453年，英、法兩國簽約，英國軍隊除保留加萊港以外，全部撤出法國。

  英法「百年戰爭」是在雙方實力對比不均衡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英國是一個物力資源比較匱乏的島國，人口大約有450萬人。法國的地域相對遼闊，資源豐富，農業發達，且有大約2000萬人口，是西歐最富庶強大的王國。英王國要跨海對法國作戰，非舉全國之力而不可為。曠日持久的戰爭，對中世紀後期英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響。

  首先，這場戰爭在客觀上推動了英國議會君主制的進一步成長。為了應對長期的跨海作戰，英王需要豐厚的財源來徵調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雖然戰爭獲得大量贖金、戰利品以及所占有地區的收入，但戰爭帶來的財政危機仍不斷凸顯。正如史家指出的那樣，「那場戰爭為英國政府帶來了立即在議會事務中感知到的財政問題」，在議會需要解決的事務中，「沒有一個問題『焦點』像稅收那樣不斷地或持續地出現」。為了維持征戰，英王必須更多地依賴議會來徵調賦稅，由此，在不斷的協商甚至是爭執的過程中，議會的稅收批准權、立法權得到奠立和擴展，下院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

  其次，這場戰爭加深與激化了英國的社會矛盾，造成了諸多的政治動盪。曠日持久的戰爭給英國造成巨大損失，為了應付戰爭，英國君主加重了對民眾的稅收，導致階級矛盾尖銳化，醞釀出1381年農民起義。同時，戰爭提升了區域性大貴族的政治地位，促成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積累。

  值得強調的是，百年戰爭也成為民族國家形成的驅動器。在此之前，英國、法國之間由於封建制和頻繁的王室聯姻的影響，還只是中世紀傳統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國家，雙方之間只有大致劃分的占有地域，而無嚴格的國土觀念和疆界劃分，統治階層和普通大眾還未形成明顯的對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百年戰爭不僅結束了英王自「諾曼征服」以來「跨海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終結了英王對法王的封臣身份及對法國王位的覬覦，轉而注重對英格蘭乃至不列顛內部的經營。同時，這也使英國的封建貴族和大眾逐漸培養起濃厚的「本土」意識和民族觀念，在語言、文化上日益顯示出自身的獨特性。所有這些，都為日後英國民族國家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在議會君主制統治時期，社會矛盾也日益凸顯，逐漸醞釀出規模較大的民眾武裝起義。1381年爆發的瓦特·泰勒（Wat Tyle）起義，是英國中世紀規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農民武裝鬥爭，對英國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般都把徵收高額人頭稅看作是這次農民起義的根源。實際上，正如一位史家所言，「需要探討的是遠比人頭稅複雜和根基深厚的原因」，因為「對現存制度的不滿一直十分強烈，而導致了一次廣泛而又分散的起義」。這一現存的制度，當然是那種以人身依附關係為特徵的封建制度。

  自諾曼征服以來，封建的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以及諸多的封建役務，一直是羈勒廣大農奴的枷鎖。自14世紀開始，封建領主開始讓農奴交納貨幣地租，有的進而要農奴交納一筆錢來贖買人身自由，由此開啟了「農奴解放」的端緒。但這一過程十分艱難，為了獲得自由，農奴常常要將多年積聚的錢拿出。又因為他在理論上不擁有財產，因此他不得不找第三者當擔保人來與領主交涉，由此受到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無情勒索。此外，教會領地中的農奴一般難以獲得自由，因為主教、修道院長本身是教會的神職人員，沒有權利出賣或放棄教會的包括土地與農奴在內的任何財產。在當時，農奴制在相當的程度上仍然延續，農奴人數仍占據人口的一半。他們被固定在領主土地上勞動，深受沉重的敲剝，他們甚至不能趕跑來吃莊稼的兔子和鳥，因為這些都是主人的財產。農奴結婚也要領主批准，不得與其他領主莊園的人結婚，因為這將帶來對其妻子及其子女之領主權的紛爭。「農奴的生活水準最低，幾乎就與動物差不多」。正因為其人身屬於領主，當一個男性農奴去世時，主人就拿走他的最好的牲畜和衣物，如果其沒有兒子，還要拿走他的最好的勞動工具。而在女性農奴去世時，如果其沒有婚生之女兒，則要拿走她的最好的衣物和床。此外，教會徵收的什一稅也加重了農奴的負擔，教會封建主集領主權和神權於一身，對農民進行雙重壓迫。

  1348年的黑死病更使得農民的生存狀態進一步惡化。這次瘟疫使英國的人口幾乎減少一半，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蘇福克這四個郡，由於勞動力缺乏，一些領主力圖將已經獲得自由的農民套上農奴制的鎖鏈，出現了「第二次農奴化（Second serfdom）」的現象。一些自由農民被強迫在領主的莊園領受一小塊地，為領主終身勞動。而一些農奴要離開莊園，必須與領主達成協議，在農忙時回來為領主勞動。

  農民生存狀態的惡化，也與莊園法庭的衰落有關。長期以來，農村中的莊園法庭盛行著日爾曼原始馬爾克公社的習慣法，農奴可以利用它來抵制領主過分敲剝。但到了14世紀，隨著「農奴解放」與農村人口的逐漸流動，莊園法庭被大大削弱。而且，在國王司法權力擴張和領主司法權的扼制下，莊園法庭更處於消解狀態。另一方面，在這一時期，教、俗大貴族的領主法庭有所強化。這類法庭一般都有熟悉教會法或羅馬法的專業人士參加，國王的官員或法官則出席其最終的判決。作為具有巡遊特徵的領主「議事會（council）」的一部分，這類法庭常常用曲解教會法和羅馬法之原理的辦法來詆毀、取代流行的習慣法，作出有利於領主的解釋。著名的聖·阿爾班斯（St.Albans）修道院的領主法庭正是引用羅馬法來壓迫依附農民，確保了領主圈占公共草場以及獨享漁獵的權利。正因為如此，1381年的農民起義常常將法官和法律檔案作為其攻擊的目標。

  農奴是這次起義的主力，但參加者絕不限於農奴。不少已經獲得自由並且開始經營致富的「農民精英」也投身於其中，期盼通過鬥爭獲得更多的權益。據史家統計，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蘇福克這4個郡中的180名起義者中，有100名擁有1-5鎊的財產，其中甚至有15名超過了5鎊。在他們之中的36人里，有15人擁有14英畝或更多的土地，2人達到了32英畝，9人為7-12英畝，12人在5英畝或之下。有的人還擁有牲畜，飼養數十隻羊。這些「農民精英」此時不僅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而且還擔任了莊園、村和百戶區的基層頭目。另據史家對這4個郡的70名起義者身份的鑑別，其中有53人曾經擔任過莊園管家、犁隊隊長、百戶長、法庭陪審員、治安員等。這次起義後王家派出的有關土地無人繼承者的調查，更顯示出這方面的現象。托瑪斯·薩普森（Thomas Sampson）曾經是蘇福克郡中發動和組織了5個百戶區起義的一個首領，他其實是一位經營成功的富裕農民（「約曼」），在克瑟、哈克斯德和福熱斯頓這三個村莊擁有137英畝土地、300隻羊和近100頭大牲畜，並與別人合夥在哈維奇經營一條船的運輸，僅農牧產品的年收入就達到65鎊。劍橋郡的起義骨幹約翰·漢查徹（John Hanchache），擁有巴倫五分之一的莊園財產和其他6個村莊的莊園財產，被認為「或許是一個正在演變為小鄉紳的約曼」。另一位劍橋郡的起義者汶普勒的傑佛里·科柏（Ge offrey Cobbe）在6個村莊裡也擁有地產，年收入24鎊。埃塞克斯的最初起義爆發中心福賓的起義者威廉·傑爾德波勒（William Gildeborne），擁有價值49鎊的財產，其中有70隻羊，此外，從地租上看，他在這個地區還擁有100英畝的地產。這些較富裕的自由農民，對封建領主權的蠻橫和王室日益增長的稅收極其不滿，因而也起來參與鬥爭。

  一些城市、城鎮的下層民眾參與這次起義，他們多系工匠、小販、低級教士，處於底層社會，不享有任何權利，深受操控了市政和行會的富商、行東的壓迫和剝削，同時要承受國家的苛重稅收，因此希望通過鬥爭來來改變現狀。也有一些市鎮居民反對修道院領主的管轄，要求獲得永久自治權，在農民起義中捲入進去。

  封建王權的苛暴政策，直接激化了社會矛盾。在「農奴解放」的過程中，不少農奴走出莊園到各地當僱工，成為工資勞動者，社會流動性日益增強。但「黑死病」使人口數量驟減，導致了勞動力的極度缺乏和物價上漲。從保護領主、行會的利益出發，英王通過議會頒布強制性法令。1349年，愛德華三世頒布勞工法令，規定12-60歲的男女，凡沒有土地和其他生活資料來源者，都必須按黑死病流行前的工資受僱。1351年的法令規定，凡拒絕受僱者，要戴枷下獄。1361年又頒布新的勞工法，凡擅自離開僱主者，不但要坐牢，而且還要在身上烙印。在此情況下，外出打工的農民和工匠，被迫接受苛刻的條件而受僱，生活十分貧困。而接踵而來的苛重稅收，則將下層民眾逼上了絕境。

  1369年再度爆發了「百年戰爭」，為了籌措戰爭費，解決嚴重的財政危機，理查二世於1377年、1379年和1381年3次徵收人頭稅，規定14歲以上男女，不論貧富，都要交納。最初每人4便士，1380年增加到1先令，總額分別為22586鎊、19304鎊和44843鎊，其中1381年的稅額比第一次約多一倍。在此期間，議會還先後以支援戰爭為名，兩次批准徵收動產稅，分別為75629鎊和56721鎊。王權的這些舉措受到民眾的抵制，據統計，1377年第一次徵收此稅時，全國有關檔案註冊人數為1355201人，而在1381年的第三次徵收時，此註冊人數降為896841人，比第一次少了約三分之一。在封建國家的直接沉重壓榨下，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群眾開始醞釀反抗。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現原始基督教的「千年王國」的藍圖，成為發動農民起義的旗幟。被看做是宗教異端的「羅拉德」派的領袖——有「肯特的瘋修士」之稱的約翰·保爾（John Ball），帶領一批下層教士，在田間地頭、城鎮鄉村到處布道，尖銳地抨擊封建制度，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稅和財產差別，實行社會各階層的平等。保爾在布道時指出，上帝造人之初大家都是平等的，正是邪惡使人的暴政無視上帝的法律而導致了奴役的產生。封建農奴制違背神意，是造成貧富不均的罪惡淵藪。「領主衣著天鵝絨和上乘的呢絨，飾以貂皮和其他皮毛，而我們則不得不穿粗布」；「領主享有酒、香料和好麵包，而我們則只有黑麥和麥秸渣充飢，以清水解渴」；「領主擁有漂亮的邸宅和莊園，而我們則必須在田野中頂風冒雨幹活」。此外，「如果我們不履行勞役，就將挨打」。保爾號召大家去找國王論理，尋求公證，「如果不行，我們必須自己去改變我們的處境」。當農民起義爆發後，保爾又引用社會上流行的名言鼓動農民說「亞當耕田、夏娃織布，那時有誰是貴族」？他號召起義者像除掉農田裡的「有害雜草」那樣去消滅領主和法官，最終讓自己「享有同樣的平等、同樣的高貴、同樣的尊嚴、同樣的權力」。以保爾為首的「羅拉德派」以上帝的權威來否定封建制度，伸張農民的平等權利與反抗要求，為這次農民大起義提供了思想基礎。

  1381年農民大起義首先於出現在商品經濟發達的英國東南部地區。5月底，埃塞克斯郡的農民反對徵收人頭稅，首舉起義大旗。6月初，肯特郡的農民、工匠也揭竿而起，展開武裝鬥爭。這兩郡的起義者紛紛起來殺死稅官和領主，搗毀修道院、法庭與監獄，燒毀司法檔案。據《西敏寺編年史》記載，「在肯特，他們像瘋狗中的最瘋狂的一群行事，狂暴地奔逐該郡大多地區，將許多地主的莊園、房屋夷為平地，將一些人斬首，強迫其所遇見的不是他們同夥的每個人發誓與他們一道保衛國王理查，因為他們宣稱自己是國王和王國福祉的鬥士，反對那些正在對之叛賣的人」。起義者進而摧毀了大主教與王國中書令在拉姆伯斯的莊園，放火燒掉其中的書籍、衣服和亞麻布織品，並將酒室中的酒取出來痛飲，剩下的則倒掉，將廚房洗劫一空。這些反抗，迅速得到各地農民、工匠乃至城市下層民眾的普遍呼應，迅速波及英國的25個郡。

  肯特郡起義者在占領了達特福德和梅德斯通兩地後，推舉了泥瓦匠瓦特·泰勒（Wat Tyler）為領袖。6月10日農軍進抵坎特伯雷，從監獄中救出被捕的約翰·保爾。6月12日，以肯特和埃塞克斯兩郡起義者為主體的農民武裝約10萬餘人進軍倫敦，會合於布萊克希思。6月13日，起義者在倫敦平民的幫助下進入城內。據當時的編年史記載，在13日進入倫敦後，6萬肯特起義者搗毀了位於南沃克的馬歇爾希監獄的所有建築，「釋放了所有因債務和重罪而被監禁的人」。而埃塞克斯起義者則在倫敦北部的克勒克維爾殺死所有抵抗的人，將房屋燒毀，接著又攻打福尼特監獄，釋放罪犯，攻擊「聖殿（Temple）法學院」，燒毀書籍和檔案。此外，他們還攻進蘭加斯特公爵岡特的豪華府第，將所有的家具、物品焚之一炬，並將金銀財寶搜出來用斧子砸壞，扔進泰晤士河。

  6月14日，在起義風潮的衝擊下，理查二世被迫與瓦特·泰勒進行談判，並對起義者作出承諾：在全國廢除農奴制，農奴成為自由佃農，每畝地每年只交4便士給領主；取消市場壟斷，准許自由交易；對起義者實行大赦，賜給在場起義者的各郡代表一面王家旗幟作為他們受國王保護的標誌。同時，理查二世還當場讓30名吏員草擬讓起義地區民眾獲得自由的「解放敕令」。

  這一舉措有效地抑制了起義的發展，許多起義者輕信了國王的承諾，紛紛離城返家。但仍有大約2萬家境極其貧苦的起義者不滿足這些條件，堅決留下跟隨泰勒繼續堅持鬥爭。他們沖入倫敦塔，將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蘇德伯雷（Simon Sudbury）和財政大臣海爾斯（Robert Hales）及數名臭名昭著的官員拖到塔山上斬首，並將其首級綁到木桿上遊街後燒毀，而後又將其遺骨懸掛在倫敦橋上示眾。另一部分起義者也在倫敦城及其郊區追殺官吏、貴族。一些前來開設毛紡業作坊及經商的倫巴德人特別是佛萊明人（Flemings）也成為攻擊對象。

  在地方，武裝起義也蓬勃展開。如在蘇福克，教士拉維（John Wrawe）率領民眾攻擊王廷財政官員的奧維爾霍爾莊園，襲擊教堂。並在6月13日晚抵達聖·愛德蒙滋伯雷修道院，將院長約翰·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斬首示眾。另一些蘇福克的起義者還把矛頭指向劍橋大學的校長約翰·卡文迪希（John Cavendish）爵士，此人原是王廷的大法官、東盎格里亞地區的大貴族，他在雷肯希思被義軍抓住斬首。6月14日，在牧師約翰·巴蒂斯福德（John Battisford）和佃農薩普森（Thomas Sampson）的率領下，一些起義者又從南面攻擊伊普斯威奇鎮，將蘇福克主教區副主教和王室稅收官的住所夷為平地。此外，貴族的默丁漢城堡也遭到襲擊。而受蘇福克形勢的影響，劍橋郡東部的農民也在格雷斯頓（John Greyston）的帶領下起義，並把目標對準劍橋大學，因為它的一些學院擁有大量財產，並以此來剝削當地的鎮民。富有的聖體學院受到攻擊，大量家具、書籍和門窗被毀。此外，儲有大學之檔案的聖·瑪麗教堂也遭到破壞，大學的財庫以及圖書館的書籍、文件被燒毀。就連大學附近的伯恩維爾修道院也不能倖免，甚至劍橋大學的一些攻讀法律的學生也遇害。在其他發生起義的郡和市鎮，都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在嚴峻的形勢下，王室開始密謀布置鎮壓。6月15日，瓦特·泰勒率眾與國王在斯密茨菲爾德再次談判，提出了更激進的要求，如廢除王國法律、領主權和主教區，沒收教會地產，在俗人中分配，所有人都擁有同樣的自由與法律身份等。在談判中理查二世對起義者的要求不作正面回答，含混敷衍，由此引起了瓦特·泰勒不滿。同時，王室內府的吏員通過辱罵來激怒瓦特·泰勒，泰勒受到刺激，策馬向前呵斥國王，而倫敦市長沃爾沃思（William Walworth）和國王的隨從則發動突然襲擊，殺死毫無提防的瓦特·泰勒，起義者群龍無首而相繼潰散。接著，倫敦市長召集貴族、市民武裝清剿倫敦及周圍的起義者，將相當一批人逮捕斬首。隨之，國王聲稱仍舊維護農奴制，並下令軍隊與各地貴族官員追殺起義者。在埃塞克斯的大巴豆和雷特騰登等地，王軍擊敗抵抗的起義者，殺死約500人，繳獲800匹馬。而在聖·阿爾班斯，起義的發動者約翰·保爾遭到審判被吊死並被分屍。在其他地區，遇害的起義民眾也不在少數，據當時的編年史家估計，約有1500名起義者被吊死或斬首，總共約有7000名起義者喪身。此外，還有諸多的起義者被處以監禁和高額罰金。至6月底7月初，各地的起義相繼被鎮壓。

  這次農民起義對英國歷史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首先，起義給沒落的封建農奴制以沉重打擊，促使它走向滅亡。在起義失敗後，理查二世拋棄了讓農奴獲得人身解放的承諾，宣稱凡是在起義中獲得自由的農民必須歸附領主，「他們是農奴，他們必須仍然保留農奴身份」。議會也宣布「解放敕令」無效。在不少地區，參與起義的農奴不僅被處以相當數量的罰金，而且被迫重新為領主服役。但應當看到，在這次起義的有力衝擊下，不少莊園和法庭的檔案被燒毀，封建領主的權勢被嚴重削弱。而且，在1381年後，社會動盪並未完全立即平息，不少地區仍然有農奴與工匠的暴動。有史家認為，「鄉村農民放棄對地方領主的服役，或毀掉他的莊園記錄的具體行動，是1381後社會狀況的一個共同特徵」。在此情況下，封建領主越來越多地拋棄了陳舊的奴役方式，讓農奴贖買人身自由，恢復其在莊園法庭和郡法庭中的申訴權利，並將土地出租，以貨幣地租取代勞役地租。當然，農奴制向自耕農制的轉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密切關聯，但這次農民起義無疑是促進這一轉化的重要因素。

  起義還加深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促使安茹王朝走向衰亡。在鎮壓起義後，總結經驗教訓並由此而引發的權力鬥爭在統治集團中漸次展開。1381年11月的議會上，曾經是埃塞克斯起義調查委員會成員的下院發言人蘇福克的騎士瓦爾德格拉維（Sir Richard Waldegrave）就坦言，朝廷和內府的奢侈、沉重的稅收、孱弱的行政權力和國家防守的缺失，致使「殘酷的壓迫遍及國家，正義和法律幾乎沒有對任何人實施」，導致了起義爆發。1383年10月的議會上，新任命的中書令波勒（Pole）更是指出，國王的郡守、稅官、法官的為非作歹，是民眾「舉行陰謀反叛的主要原因」。因此，1381年11月的議會上，下議院開始轉而攻擊王室內府，抱怨「內府中過多的臣僕數量」及其導致的巨大耗費。由此，國王只得同意組建委員會來「考察國王個人的財產和統治，去安排一個有效的整治」。下院還要求這個委員會任命「忠耿有為之人」來輔佐君主，確保國王的內府規模合理而讓國王能夠「忠實地依靠他的收入過活」。因此，這次議會以及接下來的1382年5月和1383年2月的議會，都不管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而拒絕批准徵稅。人頭稅等稅收的廢止，使王權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王權與貴族的衝突也隨之加劇，最終理查二世在1399年被貴族反叛所廢黜，安茹王朝也就被蘭加斯特王朝所取代。

  15世紀中期，英國爆發了持續約30年的兩大貴族集團的大內戰。以紅玫瑰為族徽的蘭開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為族徽的約克家族為了爭奪王位而展開戰爭，名為「玫瑰戰爭」（the Wars of the Roses）。這兩個集團的首領都是安茹王朝愛德華三世的後裔，都具有登上王位的王室血統；玫瑰戰爭是英國中世紀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貴族內戰，對日後英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玫瑰戰爭從根本上說是英國封建王權與大貴族之間的權力爭奪。14世紀至15世紀前期，由於王室不斷地進行土地、爵位封賜，遂產生了一批公爵和侯爵，他們與伯爵一起構成了顯赫的大貴族階層。來自王室宗親的「區域性」大貴族不僅擁有龐大的封建地產和附庸臣屬，而且利用「變態封建主義」擴展實力，由此而組建起相當規模的私家軍隊。他們在參與朝政中拉幫結黨，爭權奪利，為爭奪王位的大內戰埋下禍根。非王室宗親的貴族為了以攫取更多的權益，則選擇政治靠山來追隨，由此形成了兩大派別。一般說來，蘭開斯特家族以北方貴族為後盾，而約克家族則得到南方貴族、騎士的支持。不過，兩方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也都有不少敵對者，這使得鬥爭十分複雜。

  貴族勢力的坐大與朝廷中的黨爭之所以在15世紀中期日益凸顯，與蘭開斯特君權的衰弱密切相關。有史家就指出，當時的政治混亂，是「因為缺乏王室權威，缺乏有效的政府統治，缺乏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約克家族勢力坐大並與王權公開對峙的原因，除了自恃王族的血統外，還在於蘭開斯特君主亨利六世的軟弱無能與腐敗。亨利六世幼年即位，直到1436年才得以親政，他生性軟弱，也缺乏精明的馭臣之術，且患有間歇性的精神疾病，因此，他在位期間，多受王親和來自法國的王后瑪格麗特（Margaret）的支配，在政務處理上進退失據。

  這一時期王國所面臨的財政困難，也使蘭開斯特王朝面臨深重的統治危機。時斷時續的對法作戰，使軍費開支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早在1433年，王室財政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百年戰爭導致商業的蕭條，海關稅收急劇減少，王室財政入不敷出，欠債高達16萬英鎊，王室的消費赤字達2萬英鎊。可是，亨利六世仍舊奢靡浪費，在15世紀40年代，他花巨資創立了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向這兩所學校分別捐贈了歲入3400英鎊的地產。此外，宮廷人員的數量也不斷增長，據統計，在1436年前，宮廷人員一般在250-300人之間，每年消耗約1萬英鎊。而到了1450年，宮廷人員的總數已經超過800人，花費提高到1.7萬英鎊，而當時王室每年的收入不過5萬英鎊。由此，王室的債務已經多達37.3萬英鎊。可以說，財政危機嚴重削弱了蘭開斯特王朝的統治力量，為約克家族的反叛創造了有利條件。

  對法百年戰爭的失敗成為這次大內戰的催化劑。本來，亨利五世運用軍事聲威和策略，在1420年迫使法國簽訂《特魯瓦和約》，使英王有了繼承法國王位的資格。但在亨利六世幼年時，形勢對英國不利。敗局激化了英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紛爭，嚴重挫敗了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並促使其對蘭開斯特家族的統治產生了懷疑。正是在在這樣的形勢下，1450年春，在肯特郡發生了由約克派騎士傑克·凱德（Jack Cade）發起的武裝起義。

  起義參加者有鄉紳、商人、僱工和農民，他們在百年戰爭中飽受苛捐雜稅的盤剝，對蘭開斯特王朝的腐敗統治十分痛恨，有著明確的政治鬥爭目標。在發動起義時，凱德發表了宣言，指責「法律失去了效力，成為行賄和恐懼的保護傘，從道義上來說沒有任何補救措施」，國王應對在法國的失敗負責，懲處在大陸戰爭中指揮無能且腐敗的寵臣，同時要求國王啟用被薩福克公爵排斥在繼承範圍之外的血統高貴的約克公爵。隨後，凱德率領大約5000人於6月18日擊敗政府軍，7月初進入倫敦，處決了王國的財政大臣等官員，迫使亨利六世逃至沃里克郡避難。但以市長為首的倫敦城市貴族，藉助駐軍幫助將起義者趕出城外，並於7月5日關閉倫敦橋，凱德試圖奪取大橋未能成功。政府又採取欺騙手段，答應赦罪並考慮起義者的要求來分化瓦解起義隊伍。7月中旬，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這次起義失敗，凱德和許多起義者被處死。與此同時，在英國南部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騷亂，國王的寵臣索爾茲伯里主教威廉·艾期庫（William Ayscough）在威爾特郡布道時被炸死。在漢普郡、格洛斯特郡以及埃塞克斯，許多薩福克公爵的追隨者遭到了攻擊。這一系列的社會動盪，動搖了蘭開斯特王朝統治的社會基礎，為約克家族發動內戰提供了歷史契機。

  1450年8月，英國在與法國的戰爭中失去諾曼第。負責大陸軍事指揮的薩默塞特公爵不僅未被問責，反而被任命為王室總管。約克公爵理查對此極其不滿，予以抨擊。次年夏天，藉口英國在法再遭慘敗，約克公爵聯合德文伯爵等集結兵馬，以聲討薩默塞特公爵為名，對亨利六世施以兵諫，但遭到拘捕。1453年3月，約克與亨利六世在達特福特會晤。約克向國王面陳了自己的忠誠，聲明起兵只是為了讓國王懲治薩默塞特公爵。在貴族的斡旋下雙方達成協議；約克解散軍隊，國王則追究薩默塞特對戰爭失敗所負的責任。但事後國王並未履行協議，反而命令約克公爵只能在自己的領地內活動。

  在1453年3月於雷丁召開的議會上，蘭開斯特派與約克派又開始了新的較量。薩默塞特公爵的扈從托馬斯·索普（Sir Thomas Thorpe）被推選為下院議長，指使下院提出陳情：要求懲治約克派達特福特兵諫的罪責，抄沒他們的地產，並判處約克公爵扈從叛逆罪。但到了7月，英國對法再遭慘敗，國內政治鬥爭再度爆發。受此刺激，亨利六世的精神病開始惡化，這就將誰執掌王國攝政大權的問題凸顯出來。根據1422年的先例，王國攝政應該由血統高貴的王子出任，但因國王此時尚無男性子嗣，薩默塞特公爵和約克公爵則都與亨利六世有血緣關係，兩者為競爭攝政以及王位繼承人資格而開始惡鬥。在鬥爭中，薩默塞特公爵試圖離間約克公爵和國王的關係從而取代約克成為王位繼承人，致使他們之間的矛盾漸趨激化。在議會休會期間，約克公爵乘機與勢力顯赫的尼維爾家族結成同盟，壯大了自己的勢力。是年11月議會繼續召開，實力大增的約克派在議會上指控薩默塞特公爵犯叛逆罪，並要其對戰爭失敗負責，導致薩默塞特被關進倫敦塔。同時，為避免國王久病引發政治混亂，上院決定依循傳統，推選攝政大臣，約克公爵即刻謀求此位。而剛剛產下一子的王后瑪格麗特也向貴族提出由她出任攝政，以確保其子愛德華的繼承權。王后的要求反而把一些貴族推到了約克公爵一邊，對於正在體味戰爭失敗的大多數英國貴族們來說，一個來自法國的王后是很難得人心的。最後，貴族推舉約克公爵出任攝政，議會同時確認了愛德華王子為王位繼承人，但王后並不甘心，糾集勢力與約克派進行鬥爭。1454年12月，亨利六世恢復了神智，約克攝政期也告結束。很快，薩默塞特公爵被宣布無罪開釋，他在國王和王后的支持下又恢復了往日的權勢，國王再次任命他為加萊的駐戍長官。同時，薩默塞特公爵唆使國王於1455年5月召集御前會議，準備徹底清算約克派的勢力。而約克公爵則不甘受制於人，調集兵馬準備武力奪權。這樣，一場爭奪王國統治權的內戰，也就逐漸拉開了序幕。

  從1455年聖·阿爾班斯之戰到1461年陶頓戰役，是玫瑰戰爭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雙方軍隊展開拉鋸戰，但約克派漸顯優勢，建立了約克王朝。

  1455年夏，在蘭開斯特王朝欲圖全面清剿約克派勢力時，約克公爵嗅到了危險氣息，為拔勝籌而決定先發制人。5月22日，約克派集結軍隊在聖·阿爾班斯與王軍對陣，要求懲處薩默塞特公爵。約克派的軍隊由約克公爵及其子率領，此外，諾福克公爵、索爾茲伯里伯爵、施魯斯伯里伯爵等大貴族也率眾前來協助，兵力遠遠超過國王的軍隊。經過半天的搏殺，王軍傷亡慘重，薩默塞特公爵、諾森伯蘭伯爵、克利福特伯爵被殺，白金漢公爵被俘，薩默塞特公爵的兒子多塞特伯爵負傷。亨利六世被箭擦傷後，約克公爵前去下跪，表示效忠，但實際上控制了國王。

  1455年9月，亨利六世再次發病，約克公爵再次出任攝政。1456年2月，隨著國王病情的好轉，約克公爵的攝政統治結束，但武力衝突的形勢日益凸顯。王后將小薩默塞特公爵、威爾特郡伯爵、博蒙特子爵、埃克塞特公爵等人都集結在她的麾下，決心除去約克公爵及其追隨者。1459年春，約克派再做戰爭動員。1459年9月，小薩默塞特公爵率領王軍迎擊約克派的軍隊，10月12日，兩軍在伍斯特的盧德福橋展開激戰。由於約克軍的兩位將領在陣前倒戈，致使約克派遭到慘敗，紛紛逃往愛爾蘭、加萊等地。11月20日，議會在考文垂召開，完全由蘭開斯特派操控。議會召開期間，以策劃叛亂、圖謀篡位等指控判決約克公爵理查及其諸子死罪。罰沒約克公爵、沃里克伯爵、索爾茲伯里伯爵等人的地產，並且剝奪其子嗣的繼承權。此次議會後來被約克派稱為「邪惡議會」，它所作出的判決和懲罰能否實施，還得由兩派的戰場較量來決定。

  約克派敗逃之後，很快以愛爾蘭和加萊為基地恢復了元氣。沃里克伯爵在加萊有自己的軍隊，約克派的附庸也紛紛從肯特和附近各郡匯集加萊，回到愛爾蘭的約克公爵也極力積聚力量。1460年春，約克派再次召集兵馬回國，1460年7月10日，雙方軍隊在北安普頓展開惡戰。蘭開斯特派遭到慘敗，國王亨利六世落入約克派手中，被迫承諾其死後由約克公爵繼承王位。

  不過瑪格麗特王后不甘心失敗，和愛德華王子逃往蘇格蘭尋求庇護。

  不甘心於失敗的蘭開斯特派積極謀劃反擊，內戰很快再度爆發。1460年11月，蘭開斯特派在北英格蘭、威爾斯集結軍隊，準備向南進攻。約克公爵則與其追隨者率領約7000人的武裝北征。12月31日，蘭開斯特派的軍隊約1.5萬人在維克菲爾德與對手激戰，以傷亡200人的代價殺死約克派2500人。約克公爵及其次子陣亡，其頭顱被割下，戴上紙王冠，懸掛在城牆上示眾。但在1461年2月，約克公爵的長子愛德華糾集武裝在莫蒂瑪爾克羅斯重創由彭布羅克伯爵率領的蘭開斯特部隊，並進入倫敦。與此同時，瑪格麗特王后與王子從蘇格蘭南下，匯合蘭開斯特軍隊，在第二次聖·阿爾班斯戰役中再次打敗約克派軍隊，奪回國王，並準備進軍倫敦。由於蘭開斯特軍以劫掠供養軍隊，不得民心，也因為約克派在倫敦的勢力很大，倫敦市民緊閉城門拒絕王后入城，蘭開斯特軍隊被迫北撤。

  在十分有利的形勢下，約克公爵的長子愛德華在倫敦公開以亨利國王違反議會協定為名，要求繼承王位，獲得由約克派貴族諾福克伯爵、沃里克伯爵、中書令埃克塞特主教喬治·尼維爾（George Neville）等組成的御前會議的批准。1461年3月4日，在約克派貴族的擁戴下，愛德華登基加冕，稱愛德華四世（EdwardⅣ,1461-1483年），大批不滿蘭開斯特王朝統治的中小貴族也逐漸歸附約克新王。3月29日，愛德華四世率領的大軍在蓬特弗雷克附近的陶頓村旁與蘭開斯特派展開決戰，造成雙方數萬人傷亡。最後，約克派軍隊以慘重代價獲勝，瑪格麗特王后率領殘部（包括神智不清的亨利六世和王子）逃往蘇格蘭。

  陶頓戰役後，新興的約克王朝採取措施力圖使其統治合法化。1461年11月，約克王朝召開第一次議會。以議會下院名義提交的一些陳情，譴責蘭開斯特家族僭越王權，使英國飽受「蹂躪、背叛、苦難」，同時聲稱愛德華四世根據神法和自然法成為國王的權利。最後下議院宣布：亨利六世的國王身份從來就不被承認，蘭開斯特王朝是僭越者，約克家族與亨利六世達成的保證他終身統治國家的《讓與法案》無效。由此，議會為武力建立的約克王朝披上了合法外衣，成為強權者奪權的工具。

  從1461年約克王朝建立到1485年亨利·都鐸建立都鐸王朝為止，是玫瑰戰爭的第二階段。

  約克王朝建立後，英格蘭的政局並未穩定下來。在北方，蘭開斯特派的殘餘勢力仍舊存在，並且得到蘇格蘭王室和法國國王的支持，隨時有復辟的可能。同時，追隨約克新王的貴族勢力也因戰功而飛揚跋扈，迷戀權力和財富，有著潛在的政治離心傾向。

  比起前朝的亨利六世來，愛德華四世年輕有為，精力旺盛，對臣屬有著相當的親和力，更有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巨大聲威。但是，追隨他的大貴族如尼維爾家族貪婪於權力和財富，很難對付。這個家族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因戰功被授予大量的封賞，成為英格蘭北部最有勢力的領主，其叔父被封為肯特伯爵，其弟被授予帕西的大片土地以及諾森伯蘭伯爵的頭銜。但沃里克伯爵對於南威爾斯的領地懷有野心，因愛德華四世將南威爾斯的統治權授予寵臣赫爾伯特而受阻，因此對王極度不滿。為了穩定新朝統治，愛德華四世寬恕了蘭開斯特派的一些歸順者，在其表示效忠後不僅歸還其原有的領地，而且還讓他們中的一些人擔任軍政要職，如讓善於謀劃和征戰的拉爾夫·珀西爵士（Sir Ralph Percy）防守兩座城堡。對沃里克伯爵等，愛德華四世則注意予以限制。經過多年的內戰，封建的效忠原則與君權至尊原則已經受到極大的摧殘，部分大貴族桀驁不馴和朝秦暮楚的性格得到充分暴露。因此，一旦出現新的政治動盪，他們勢必會重新反叛王權。正是在內外夾擊的形勢下，愛德華四世的統治面臨著難以穩固的窘境。

  1461年夏天，愛德華四世組織軍隊征討，經過艱苦征戰，收復了蘭開斯特派仍舊盤踞的威爾斯和英格蘭東北部地區的十多座城堡，但流亡的蘭開斯特王室在蘇格蘭王室的支持下加緊了復辟活動。1462年4月，瑪格麗特王后帶著王子前往大陸，以低廉的價格把加來港抵押給法國為條件，獲取了法王路易十一世的支持，由法國為其提供52條船和1000名騎兵，同時王后還獲得勃艮第公爵的贊助。是年10月，瑪格麗特王后率領軍隊渡海登陸英格蘭北部，降服了班尼克、阿尼克和鄧斯頓伯格三座城池，然後返回蘇格蘭以圖獲取支持。11月，愛德華四世派沃里克伯爵率大軍北上，收復了這些失地。

  1463年夏天，瑪格麗特王后又率領部眾和蘇格蘭、法國的軍隊南下，愛德華四世派軍北征，蘇格蘭軍隊退回邊界一側，瑪格麗特王后和王子等逃往法國，亨利六世則在幾名奴僕、教士的陪伴下，顛沛流離於英格蘭北部的鄉間，次年被約克王朝的軍隊拘捕遣送到首都，遊街示眾後囚禁在倫敦塔。法王路易十一世和蘇格蘭國王看到蘭開斯特派復辟無望，就與愛德華四世締結了和約。這使得瑪格麗特王后及其隨從在大陸的境遇十分尷尬，只得寄人籬下，在洛林的科厄爾拉珀蒂特城堡苟延殘喘。而愛德華四世則乘有利之機，掃蕩英格蘭東北部的蘭開斯特派殘餘勢力。至1468年，基本統一了這一地區。

  在大內戰的動盪中，武力成為獲取權力的唯一手段，貴族依靠武力獲取權力和財產的欲望空前增強。在內戰中戰功卓著的沃里克伯爵欲圖操控統治大權，正因為如此，愛德華四世對他存有戒心，雙方勢如水火。1469年，沃里克伯爵及其表弟克拉倫斯公爵在北方公開反叛，7月26日在埃季科特通過激戰打敗王軍，一周後在肯尼沃斯附近俘獲愛德華四世，送押至約克郡的米德爾漢城堡（Middleham Castle）。此後幾個星期，沃里克伯爵一度試圖通過掌控政府來統治英國，但由於約克派貴族的反對，也由於蘭開斯特派乘機在北部發動叛亂，其陰謀並未得逞。在嚴峻的形勢下，國內要求愛德華四世掌權的呼聲不斷。9月中旬愛德華四世恢復自由，回駕倫敦而重新掌權。在寬恕了沃里克伯爵後大力鎮壓叛軍，任用近親和寵臣來輔佐統治。1470年春夏之交，沃里克伯爵再次反叛，失敗之後逃亡法國。在路易十一的調解下，他和流亡的瑪格麗特王后和解並結成姻親，與法王支持下的蘭開斯特派結成復辟聯盟。1470年9月，沃里克伯爵率領部眾和法國的2000名弓箭手渡海進入英格蘭，他們以恢復亨利六世的正統統治為號召，得到了國內蘭開斯特派的紛紛響應。愛德華四世因臣下的叛變而無力迎戰，於9月30日夜乘船流亡荷蘭。沃里克伯爵到達倫敦後，在10月13日舉行儀式，將被囚禁的亨利六世再度推上了王位的寶座。然而，無論是亨利六世還是沃里克伯爵都缺乏廣泛的政治基礎，註定是要失敗的。

  愛德華四世通過遊說獲得了勃艮第公爵、漢薩同盟以及布列塔尼伯爵的支持，很快組建一支軍隊在1471年3月渡海抵達英國的諾福克，並於4月12日兵不血刃地占領倫敦，控制了亨利六世以及一批敵對派首領。次日，在倫敦北部的巴內特與追擊過來的沃里克伯爵之軍隊展開決戰，重創敵軍，沃里克伯爵等蘭開斯特派的一批首領陣亡。也正是在這天，王后瑪格麗特及其愛德華王子也率眾在威茅斯登陸，期盼乘沃里克伯爵取勝而重新建立對英格蘭的統治。在得知約克派獲勝後為逃避險境，瑪格麗特率眾向北退卻。愛德華四世為了徹底消滅對手，揮師直追。5月3日，雙方在維爾特郡特維克斯伯里修道院附近展開決戰。蘭開斯特派的軍隊全軍覆滅，愛德華王子等一批貴族陣亡，瑪格麗特王后被俘囚禁在倫敦塔，後由法王重金贖回法國，在淒涼晚景中死去。是役後，愛德華四世深深地感到，亨利六世雖然年邁多病，但其存在畢竟是蘭開斯特派不斷進行復辟活動的一面旗幟，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必須徹底除掉這一禍根。因此，他在5月21日返回倫敦後，立即下令在倫敦塔處死亨利六世。至此，蘭開斯特派的復辟活動完全失敗，愛德華四世穩坐王位。從沃里克伯爵到亨利六世被處決的兩年多時間中，由於約克派內部的分裂所激起的戰亂，使英國陷入空前未有的政治動盪，被史家稱為「自1066年以來英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政治不穩定時期」。

  愛德華四世穩固權力後，在其第二次統治期內的十多年裡，他積極採取措施來重塑君主權威。在政治上，他擴大國王的御前會議的權能，並吸收不少中小貴族進入該會議輔佐，使之與舊貴族和議會抗衡。在財政上，他罰沒了內戰中敵對貴族的地產，擴大王室的領地來增加收入。同時，他還通過讓貴族、官員和商人以「自願捐贈」的方式，拿出不少收入充實國庫。由此，朝廷的財政危機逐漸緩解，到了1478年，王室的年收入達到了8萬英鎊，財政收支十年來首次達到平衡。在司法上，愛德華四世強化了君主的影響。他先後多次列席在西敏寺的王座法庭的審判會議，並在該法庭法官的陪同下出巡各地，出席地方的司法審判，並賦予法官以更多的權威，以消除陪審團過多干預司法的局面。1480年他還建立了新的訴願法庭，滿足收入較低的階層以較少的訴訟費打官司。所有這些，都使一度風雨飄搖的約克王朝開始恢復君主的權威。

  1483年4月，年僅41歲的愛德華四世病死，遺囑由其子愛德華繼位，稱愛德華五世。叔父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大肆清除擁戴新王的貴族勢力，陰謀害死了年幼的新王及其弟，操控了王國的統治大權。10月，理查代侄而立，稱理查三世（RichardⅢ）。這一舉措立即在國內引發巨大的政治動盪。理查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但仍然垂死掙扎，他處死了期望擁戴亨利·都鐸（Henry Tudor）的白金漢公爵，並宣布流亡在大陸布列塔尼的亨利·都鐸是叛國者。在劇烈的政治衝突中，亨利·都鐸被看作是最具備登基王位的貴族。他的母親瑪格麗特是愛德華三世的後裔，具有蘭開斯特王室血統，由於對王位有潛在的威脅，愛德華四世掌權後派黨羽對之四處追殺，亨利·都鐸1471年隨其叔父流亡至法國，在不列塔尼公爵的宮廷中生活了13年。

  英王理查三世執政後，大批人為逃避迫害紛紛逃往布列塔尼，其中有善於軍事指揮的牛津伯爵約翰·德維爾（John de Vere），他們聚集在亨利·都鐸的周圍謀求反攻。為了消除國內對任何派別的新王即位都會導致動盪的憂慮，亨利·都鐸在1483年的平安夜發表演說，結束後又在朗納斯大教堂舉行彌撒。接著向眾人承諾，如果他一旦享有英國王位，就將與愛德華四世的長女伊莉莎白結婚，以此消除派系之爭。這一承諾很快傳到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廣大地區，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同情與支持。

  1485年8月6日，亨利率領3000多人渡海抵達英格蘭，占領了戴爾城堡（Dale Castle）。理查三世早在半年前就著手準備抗擊亨利·都鐸的武力進犯，在是年6月親自進駐諾丁漢城堡以圖四面出擊。其時，王軍約有1.4萬人，而亨利的軍隊則約有7500人，8月22日，兩軍在博斯沃斯荒原進行決戰。在戰爭的緊要關頭，理查軍中的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率部3000人倒戈，王軍遭到慘敗，理查三世戰死。戰鬥結束後，斯坦利勳爵將理查三世遺落的王冠戴在亨利頭上，並呼之為亨利七世。這一戰役標誌著玫瑰戰爭的結束。事後，亨利都鐸派兵四處肅清殘敵，並於9月中旬宣布大赦，同時吸納愛德華四世的大批臣屬參政，很快穩定了政局。1485年10月30日，亨利·都鐸在西敏寺正式加冕為英王，是為亨利七世（HenryⅦ），英國歷史上的都鐸王朝就此誕生。

  這場持續了三十年之久的時斷時續的戰爭，導致了國王與貴族之間政治實力的明顯變化，推動了英國王權的進一步強化。在相互廝殺中，封建貴族勢力遭到空前的打擊，舊貴族宗室絕大多數不僅遭到覆滅，而且數萬貴族的私家軍隊也為戰火吞噬。據史家統計，1450-1500年間，除了王室家族外的76個貴族世家覆沒，其中有12個直接被戰爭摧毀，另外的不少貴族家族因為戰爭而無暇結婚或無正常的家庭生活，最終因缺乏子嗣而消亡。由此，大貴族家族或派別操控王國政治、相互征戰的局面一去不復返，都鐸王朝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制亦即「新君主制」（New Monarchy）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總之，玫瑰戰爭有力地衝擊了英國封建舊秩序，為君主中央集權掃清了道路，是英國從中世紀封建制度向近代資本主義過渡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