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軍隊

  儘管羅馬官員的數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公元頭兩個世紀，羅馬軍人的數量卻有30萬之多。如果把當時羅馬帝國的總人口設定為5000多萬人，那麼軍人和平民的比例高達1∶150.換言之，軍隊是保障羅馬國家正常運轉的最強大的機器，軍隊就是國家。在不列顛，羅馬軍隊駐紮在一些名義上由總督統轄的軍事區，雖說羅馬人在傳統上高度看重輝煌的軍功，但從奧古斯都時代開始，軍事榮耀本身已很少成為一個目的；相反，它為行省的羅馬化創造了條件，為行省實現它在帝國中的作用拉開了序幕。

  帝國時代的軍隊由奧古斯都奠基，奧古斯都在公元前31年成為內戰的最後勝利者，一下成了約60到70個軍團的主人。他理應仿效共和國時期的將軍，讓軍隊解甲歸田，但他著手改革，完成了由馬略肇始的軍隊從徵兵制向募兵制的轉化，羅馬軍隊從此邁上常備職業化的道路。到公元前25年，奧古斯都仍保留了28個軍團，在隨後兩百多年內，整個帝國的軍團總數一直浮動在這個數字左右。對不列顛行省而言，這支常備職業化的駐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最大的外來移民群體，但這一群體的組織成分如何？具有哪些特點？對不列顛產生了什麼影響？本章將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

  在元首制時期，羅馬軍隊主要分為軍團（legiones）和輔助軍（auxilia）兩種，前者由羅馬公民組成，後者往往從行省當地人員中招募以協助前者。軍團與輔助軍的區分在共和國時期即已出現，但直到奧古斯都改革後才得以統一和定型。到3世紀末4世紀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對軍隊再次進行改革，軍團和輔助軍的建制才被取消。

  在銘文材料的幫助下，不列顛軍團在元首制時期的變動情況目前已基本清楚：公元43年克勞狄入侵時共帶來四支軍團，分別為「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II Augusta），「西班牙的」第九軍團（IX Hispana），「雙數的」第十四軍團（XIV Gemina）和「英勇而勝利的」第二十軍團（XX Valeria Victrix）。其中第九軍團的番號「西班牙的」說明它曾在西班牙服役，時間約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9年之間，它在來不列顛之前曾駐守在潘諾尼亞。其步兵在公元61年的波迪卡起義中幾乎全軍覆沒，不過後來又得到增援，此後關於第九軍團的各類記載都頗為稀見。約在公元71年，該軍團曾在約克建造了一座新的軍事要塞。公元108年約克一塊獻給圖拉真的碑銘在已知不列顛銘文中最後一次提到此軍團。到120年以後，這支軍團便在所有史料中神秘消失了，有學者猜測它是在蘇格蘭全軍覆沒的，但也有人認為它因羅馬戰略調整而被調往東方，最終在那裡被除去。無論如何，從公元122年起，「勝利的」第六軍團（VI Victrix）來到不列顛，取代了第九軍團。

  第十四軍團的番號「雙數的」表明它可能在阿克興戰役後由不同軍團合併而成，來不列顛之前曾在萊茵河邊境服役（公元9至43年）。它在鎮壓波迪卡起義中立下大功，獲得」Martia Victrix（戰神般勝利的）」的番號。第十四軍團約在公元67年被尼祿調往東方，維提里烏斯在69年又把它調回不列顛，但次年它又被調回大陸去鎮壓奇維里斯領導的巴塔維亞人叛亂。第十四軍團以後就留在萊茵河邊境服役，再未回到不列顛。公元71年，佩提里烏斯·凱里亞里斯被任命為新的不列顛總督，據銘文顯示，他帶來「預備的」第二軍團（II Adiutrix），以填補第十四軍團撤退後的空缺。「預備的」第二軍團遲至公元69年內戰時才由韋伯薌成立，因此到不列顛主要是為了磨鍊經驗、鍛鍊隊伍。約在公元87年，「預備的」第二軍團便被圖密善調往莫西亞應付達西亞人的入侵。

  這樣，總的來看，在公元87年以前，不列顛共有4支軍團駐守；而在公元122年以後，則一直有3支固定的軍團駐守：「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第六軍團和第二十軍團。其中「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在3世紀末以前駐紮在威爾斯南部的卡利恩；駐紮在約克的第六軍團曾一度參與修建哈德良長城和安東尼長城；第二十軍團也參與修建了哈德良長城和安東尼長城，不過，它在公元4世紀初以前常駐在切斯特附近。這樣，在公元3世紀初不列顛被一分為二後，「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和第二十軍團便駐守在南部的上不列顛，而第六軍團駐紮在北部的下不列顛。

  每個軍團下分十個營（cohortes），其中第二到第十營的人數約為500人，每個營又分為六個百人隊（centuriae），因此雖號稱「百人」，實則只有約80人。而第一營的人數在公元1世紀晚期擴大至800人，並由五個各160人左右的百人隊組成。此外，每個軍團尚有120人的騎兵，充當偵察兵和通信員。這樣，一個軍團的人數在5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數目仍屬紙上談兵，現代研究表明，實際數目應該更少，平均在4600至4800人之間。

  軍團內部等級分明。進入帝制後，每個軍團由一名大法官級別的軍團指揮官（legatus legionis）領導。克勞狄入侵不列顛時，未來的羅馬皇帝韋伯薌就曾擔任第二軍團的軍團指揮官，他有六位軍政官（tribunus militium）做助手，其中1名寬帶軍政官是20歲出頭的沒有軍事經驗的年輕元老，他是軍團中的二號人物；另5名窄帶軍政官是30多歲的騎士，他們正處於騎士晉升體系中的「三種軍職」中的第二種。軍政官主要負責行政工作；軍團指揮官和軍政官都是流水的官，他們各自處在元老與騎士的晉升體系中，不久便會轉往他處另擇高枝。而普通士兵是鐵打的兵，在其服役的20餘年中一般只能呆在一個軍團內。這樣，日常訓練等具體工作須由職業官員，即59名百夫長（centurio）負責，他們基本上從經驗豐富的老兵中擢升而來，奧古斯都曾規定，百夫長若擅離駐地，會像普通士兵那樣被處以死刑。而考古發掘表明，羅馬軍隊各級單位幾乎都有保護神，但目前發現最多的是與百人隊保護神（genii centuriae）有關的遺物，這說明士兵對百人隊這一級單位有最強的認同感。百夫長亦有高低之分，其中首席百夫長（primus pilus）作為第一營的「第一百人隊」隊長享有崇高威望，他在退役前會擔任營壘長官（praefectus castrorum），在軍團指揮官和寬帶軍政官缺席時掌管整個軍團，所以是軍團中的第三號人物。

  塔西佗認為，輔助軍的總人數和軍團總人數大體相當，但現在一般認為這可能只是提比略在位之初的情況，事實上輔助軍的人數不久就變得更多一些。輔助軍被組織為三種：步兵營（cohortes peditatae）、騎兵營（cohortes equitatae）和翼軍（alae）。在帝國初期，這三種部隊各有500人。步兵營是百分之百的步兵；騎兵營系混合部隊，380名步兵之外尚有120人的騎兵；翼軍則是百分之百的騎兵。自1世紀晚期（可能是韋伯薌統治時期）始，又漸漸出現了1000人的輔助部隊，就叫「千人隊」（milliariae），以區別於以前的500人部隊，後者從此就叫「五百人隊」（quingenariae）。擴大後的千人騎兵營有760名步兵和240名騎兵。步兵營和騎兵營由營長（praefectus cohortis）領導，下分6個80人左右的百人隊，其內部等級與軍團的百人隊類似；而千人營隊則分為10個百人隊。翼軍由翼軍長官（praefectus alae，或praefectus equitum）領導，它在三種輔助軍中地位最高，下分16個32人左右的連隊（turmae），每個連隊由連長（decurio）領導；千人翼軍則有24個連隊或更多，千人翼軍的數量較之千人營隊的要少得多，在2世紀，帝國全境不足10個。不列顛有一支千人翼軍（Ala Petriana），駐紮在哈德良長城西端卡萊爾附近的斯塔尼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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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輔助軍從行省各地就近招募，為便於統率士兵，輔助軍軍官在朱里亞-克勞狄王朝時期一般由當地部落貴族擔任。但公元70年尤利烏斯·奇維里斯領導巴塔維亞人作亂之後，羅馬斷然割裂了軍官與士兵之間的地域聯繫：輔助軍軍官從此由羅馬官員出任，他們與軍團的軍官一樣，也屬於騎士等級，並同樣按部就班地在「三種軍職」上晉升。至於輔助軍士兵，雖然奧古斯都沒有明確規定他們的服役年限，但從克勞狄統治時期起至少為25年。上述可見，軍團與輔助軍在組織上嚴密而健全，這正是羅馬軍隊往往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度保證。

  輔助軍與軍團多有不同，就兵種而言，軍團中除步兵外，尚有不少工於某門手藝的技術性士兵，如建築師、測繪師、石匠、木匠、鐵匠、吹號手、軍械修護員、醫生、馬夫、獸醫等等（此類職位就目前所知，不下100種），他們是些勤務兵，無須像普通士兵那樣接受嚴格的訓練（所以叫immunes）；而輔助軍中除步兵、騎兵之外，尚有不少弓箭手、投石手，從事羅馬人不擅長的兵種，不列顛就有來自敘利亞的弓箭手營：公元136-138年的一塊獻給皇帝的碑銘，顯示獻碑之人的官職是「praef(ectus)coh(ortis)I Hamiorum Sagittar(iorum)」，即「哈米亞弓箭手的第一營的營長」。

  就戰鬥力而言，輔助軍應稍遜於軍團，因為他們的裝備與裝束不夠精良，日常訓練不及軍團嚴格，在作戰策略上更多沿襲了原有部落的傳統，紀律亦不若軍團嚴明。

  就薪餉而言，儘管各軍種內部不同的等級意味著不同的薪水，譬如，最低級別的百夫長的薪水是普通軍團士兵的近17倍，但從軍種之間來看，輔助軍步兵和騎兵的薪餉在早期帝國分別是軍團士兵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此外，在退役後，軍團士兵能得到一筆額外的退役金，或一塊土地；而輔助軍士兵表現良好的話，也只能得到羅馬公民權，而得不到實在的經濟利益。概言之，軍團與輔助軍之間外在、客觀的主次之別是顯而易見的。

  更重要的是，兩者在帝國統治者眼中的價值亦有輕重之別。公元84年，阿古利可拉在蘇格蘭的格勞庇烏山一役中完全使用輔助軍，而軍團站在營塹前作壁上觀，因為阿氏奉行的作戰方針是：「如果不用羅馬人流血就可以戰勝的話，這場勝利更為光榮。」這顯然是為了投合羅馬人固有的高人一等的勢利。軍團與輔助軍的主次輕重之別自然會引起兩者之間的摩擦甚至鬥毆，但一旦面對共同敵人，他們的行動就完全一致了，因為勝利是把他們團聚起來的最佳黏合劑。雯都蘭達出土的木牘文書是由當地輔助軍留下的，在已出版的文書中只有一處明確提到了不列顛土著，文書作者把這些既不佩劍又不騎在馬上投標槍的不列顛騎兵蔑稱為「不列顛小崽子」（Brittunculi）。可見，在公元1世紀末，這裡的輔助軍自視羅馬化程度高，所以看不起這個蠻荒島嶼上的居民。

  羅馬人與非羅馬人之分是軍團與輔助軍之間的最重要區別，但如果從兵源募選的角度看，這種區別卻日漸淡化。先看軍團士兵：在公元1世紀，軍團士兵主要為義大利人，入侵不列顛的四個軍團的士兵約半數是義大利人，余者往往從西班牙、高盧和阿非利加的義大利人定居點中招募。但即使在這一時期，軍旅生涯在義大利人眼中已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奧古斯都時的一名騎士為使兩個兒子逃避兵役，不惜砍斷他們的拇指。而提比略注意到，自願當兵者皆為生計所迫的窮人和流浪漢，他還下令在義大利各處搜捕逃避兵役之人。所以到1世紀末，兵源之募選不得不逐步行省化，譬如，從阿非利加招募的士兵便不會去西班牙服役，反之亦然。約從哈德良時期起，新的義大利募兵在軍團中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從退役老兵組成的殖民地來的人，尤其是老兵之子。截至2世紀末，每個軍團主要從它所在的行省招兵。

  再看輔助軍士兵：在公元69年的內戰以前，輔助軍通常駐紮在兵源所在的行省，軍內成分單一，部落認同盛行，於推行軍令和調兵遣將多有不利。此一弊端在內戰中暴露無遺，內戰後，這些軍隊被調往他處，兵源遂不再從原來的行省而是從新行省中招募，同時輔助軍軍官亦不再由部落貴族而改由羅馬人出任，從而徹底瓦解了基於地域觀念之上的部落認同。就不列顛而言，番號可以顯示輔助軍部隊組建時的徵兵地，從不列顛輔助軍的番號判斷，這些部隊最初來自帝國的各個角落，尤以萊茵河、多瑙河沿岸和西班牙等地居多。但在離開家鄉進駐不列顛之後，在駐地就近徵召的兵員越來越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來越多的輔助軍退伍士兵獲得了羅馬公民權；他們的兒子也取得羅馬公民權，但經常加入其父曾經服役的部隊，而非加入軍團。這樣，隨著時間推移，大部分輔助軍的人員構成已經和番號所示的部落相去甚遠，保留番號僅僅是他們珍視部隊悠久的傳統。輔助軍兵源的複雜性，可以從4世紀駐守在雯都蘭達的高盧第四大隊的士兵留下的一段銘文中得到印證：「高盧公民在不列顛士兵的幫助下立此以獻給高盧女神。」可見，這個大隊中不僅有高盧出生的士兵，還有不列顛人。另一方面，征入輔助軍的不列顛土著士兵一般被分散到各部隊中，而成建制的不列顛人則會被派到外省，所以不列顛駐軍中沒有發現以「不列顛」為番號的部隊。

  綜上所述，在元首制時期，軍團日益從義大利以外的社會地位低微的年輕人中徵兵，而加入輔助軍的羅馬公民越來越多，這樣，軍團與輔助軍的兵源日益趨同——主要來自羅馬化了的行省居民，儘管兩者依然維持著薪餉及地位方面的差異。據研究，不列顛輔助軍的本土化始於1世紀80年代，而軍團的本土化始於2世紀中葉。

  由於輔助軍的原有特色逐漸消失，而羅馬仍覺得有必要利用不同部落的戰鬥技能，於是出現了第三種軍種，統稱為「集群」（numeri，嚴格講，其步兵單位叫numeri，而騎兵單位叫cunei）。它與原來的輔助軍一樣，在帝國邊陲的蠻族部落中招募，隨後被調往他處。約在安東尼·庇護時期，上日耳曼邊境就有銘文證明那裡有從不列顛招募的集群。但直到3世紀初才在不列顛北部發現了主要來自日耳曼的集群。集群被認為是沒有任何羅馬化的軍隊，這點即使在212年《安東尼諭令》頒行之後仍未改觀。從3世紀後半葉起，集群逐漸常見。

  不列顛羅馬駐軍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它的分布，在展開這點之前，有必要先對軍隊在整個帝國的分布特點有所理解。除了皇帝的禁衛軍，帝國時期的所有軍隊都駐紮在行省，不僅如此，軍隊還是按行省組織起來的，意即每個行省的駐軍完全獨立於其他行省的駐軍，如果沒有皇帝授權，行省總督不得把一支軍團派到另一個行省去，否則以叛逆罪論處。因此，與其說羅馬有一支帝國軍隊，毋寧說它有許多行省軍隊。但軍隊在行省中的分布並不平衡，只有那些有防禦需要的行省才有軍隊，而不是每個行省都有。即使在有駐軍的行省中，軍隊也不是散布於行省各處，而是駐紮在需要的地方。這種駐紮方式往往會產生一種後果——行省的一部分是軍事區，另一部分是非軍事區，兩者之間界限分明，這個特點在不列顛就非常典型。

  在公元1世紀，或因征服不徹底，或因不列顛人不安於羅馬統治，或因時有軍團調進調出，各軍團常在不同地方紮營。但隨著122年第六軍團的到來和哈德良長城的建成，軍團的駐地就固定下來。不列顛的軍事區大體形成了以軍團為中心、以長城一線為重點的防禦體系。軍團不直接駐紮在邊界上：駐紮在約克的第六軍團和駐紮在切斯特的第二十軍團組成的防線扼守奔寧山脈，它們還可隨時開往北部邊界；「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駐紮在卡利恩，它與切斯特的第二十軍團組成的防線密切監視從愛爾蘭海到布里斯托海峽的西部海岸，以防止來自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海上入侵，同時又控制著威爾斯山區。輔助軍則駐紮在邊界上，尤以哈德良長城上的兵力為多。

  輔助軍在前、軍團在後的分布模式體現了兩個軍種的不同特點，因為軍團系重裝部隊，移動起來不如輔助軍便捷。古羅馬的兵書上說：「輔助部隊總是作為輕裝兵配置於軍團的戰鬥隊列，在交戰時與其說主要起配合作用，不如說是一支快速支援力量。」另一方面，這種分布模式也體現了一種層次分明的戰略部署，其整體布局大致如下：

  一、瞭望塔和前哨堡壘，其功能是監視邊界人口流動，並對大規模入侵發出警報。瞭望塔一般直接建在邊界上，哈德良長城上的大小塔樓就是這樣的瞭望塔。其中大塔樓（milecastle）每隔1羅馬里（等於1481米）有一座，兩座大塔樓之間有兩個小塔樓（turrets），即每隔三分之一羅馬里有一個。前哨堡壘則建在邊界之外的交通要道上，目前可以確定的此類堡壘在哈德良時期有三座，分別位於伯倫斯（Birrens），奈特比（Netherby）和本卡斯爾（Bencastle）。

  二、視覺通訊體系，功用是燃放烽火，將前哨堡壘與瞭望塔探知的敵情傳達給邊界上的輔助軍堡壘，再傳達給後方的軍團駐地。約克和切斯特距離哈德良長城各約100和140英里，現已確定有一些排列成縱軸線的烽火台把長城西端卡萊爾地區與約克的第六軍團連接起來。

  三、軍隊駐地，即前哨堡壘、輔助軍堡壘和軍團營壘組成的三層防線。從圖密善時期起，兩支軍團就不能駐紮在同一個營壘中，輔助軍也一樣，這樣，羅馬軍隊中每支部隊都有自己的營地。迄今為止，不列顛發現的由軍團留下的營壘共有27個；由輔助軍留下的堡壘有254個，其中英格蘭152個、威爾斯38個、蘇格蘭64個。軍團營壘（castra）與輔助軍堡壘（castella）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大後者小，在不列顛，前者一般占地50至60英畝，而後者根據不同的兵種和人數占地2-5英畝不等。當然，例外總是存在的，比如弗拉維王朝時期蘇格蘭的芬多克（Fendoch）堡壘駐守了一個加強大隊，十個百人隊都有單獨的營房，而威爾斯北部的彭立斯丁（Pen Llystyn）堡壘和蘇格蘭南部的艾爾金豪（Elginhaugh）堡壘都是兩個大隊共用的冬營。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安東尼長城的許多堡壘顯然連容納一整個大隊的空間都沒有。

  四、道路系統，這是整套部署中的關鍵因素。每個防禦區都有縱橫兩種道路，在哈德良長城一帶，縱向道路成為連接輔助軍與軍團的通道，方便了軍隊的戰略移動與輜重的運輸；橫向道路因為與長城平行而利於輔助軍的日常巡邏。縱橫道路構成的網絡越密集，說明這裡的戰略地位越重要。羅馬軍隊在邊境的這套體系被羅馬人稱為limes，此詞初指「道路」，約從哈德良時期起指邊境地區——既指地區又指其中的控制體系。總體而言，作為軍事區，不列顛北部和西北部的邊境地區與英格蘭中部和東南部的非軍事區分界明顯，非軍事區在3世紀中葉以前找不到永久的駐軍。

  這種格局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軍事行動日見稀少，軍隊日益定居化。奧古斯都在晚年遭受軍事挫折，遂在遺囑中規定「帝國的疆土今後不許再加擴充」。其繼任者提比略55歲才登基，他雖身經百戰，但年少的豪情與銳氣，此時已消磨得只剩倦怠，故對奧氏遺訓亦步亦趨。帝國頭兩個統治者的謹小慎微成了一股慣性力量，貫穿在整個元首制時期，其間只有圖拉真對此有所偏離。不列顛自然也擺脫不了這股力量，阿古利可拉把羅馬在不列顛的領土擴大了一倍，他甚至認為只要一支軍團和很少一部分輔助軍就可以征服愛爾蘭。但圖密善不等他實現這個願望便將他召回羅馬，阿氏已經征服的領土隨即被放棄了，塔西佗不由慨嘆：「不列顛被征服之後很快地又失掉了。」其後，只有塞維魯皇帝有心征服不列顛全境，但最後又不了了之。帝國軍事方面的這些理論與實踐使不列顛軍隊的性質從機動的野戰軍逐步過渡到衛戍部隊：各軍隊固守一方，其流動性越來越少。

  不過，軍隊仍需要執行任務，因此自1世紀晚期起，從軍團或輔助軍中抽調人馬（羅馬人稱之為「分隊」[vexillationes])去各地執行任務的做法變得越來越常見。雯都蘭達出土的駐軍木牘文書中有一件十分完整的輔助軍兵力清查報告，時間約在公元92至97年間，它顯示當地某輔助軍軍營中共752人，其中46人被抽調去充當總督的衛隊，還有337人被派到駐地以東約20餘公里的另一要塞科布里奇去了。但這種做法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駐軍定居化的趨勢。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3世紀末4世紀初改革軍隊，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軍隊的流動性，他們取消了軍團和輔助軍這兩個軍種，轉而建立固定的邊防軍（limitanei）和流動的野戰軍（comitatus，再後來叫comitatenses），但其實這是對既成事實的無奈妥協。

  駐軍定居化是軍中無大事的反映，軍人們無須擔心自己會喪命於刀光劍影之中。據估計，如果忽略公元68-69年內戰中的傷亡人數，從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一個士兵在戰爭中喪生的機率為千分之一，但那次內戰並沒有波及不列顛的駐軍。其實，在絕大多數時間裡，士兵除了操練和執行日常公務以外，連敵人的影子都看不見。北部邊境一位翼軍軍官曾立碑感謝羅馬的林地守護神希爾瓦努斯（Silvanus），因為在他的保佑下他成功獵獲了一隻矯健強壯的野豬，它曾多次逃脫他前任的追捕。這位軍官肯定動用了手下的騎兵，而北部邊境的士兵顯然經常圍獵野豬、鹿、狼和狐狸。雯都蘭達邊境有個商人，負責向軍隊供應獸皮，在運輸途中，他所擔心的是路好不好走，而不是會不會遭人打劫。切斯特和卡利恩這兩個軍團駐地附近還建有圓形劇場，事實上，前者是英國已知的最大的圓形劇場，而後者是保持最完好的。軍團附近的圓形劇場主要用來軍事演習和操練，同時軍人們也在這裡舉行各種宗教儀式，不過，切斯特的圓形劇場遺址中發現了一位百夫長獻給復仇女神（Nemesis）的獻辭，說明這裡恐怕也舉辦過角斗比賽。作為強大的國家機器，羅馬軍隊在元首制的和平環境中找不到用武之地，這正是羅馬駐軍在這一時期的第二個特點。

  平靜的軍旅生涯並不意味著軍人的生活同樣平靜，軍隊的非軍事職能此時顯得突出，軍人為地方政府的運作提供了人力資源。由於行省沒有專門的警察機關，邊疆地區的治安一般由當地輔助軍負責。軍隊還會派人協助代理官或皇家奴隸執行任務，護送錢糧。輔助軍還會負責郵驛、人口普查和公務接待。而哈德良長城這類耗時耗力、卻又發揮不了實質防禦功能的工程的出現，正是士兵們把本應用在征服戰爭上的精力用在他處的產物。銘文已證實，當時在不列顛的三支軍團（即「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勝利的」第六軍團、「英勇而勝利的」第二十軍團）和不列顛海軍的一支分隊都參與了哈德良長城的修建。輔助軍承擔清除林地、抽乾沼澤、開挖灌溉渠等農業生產任務，使邊疆地區有較好的農牧業發展條件。通常，不列顛的礦山由軍隊負責管理，由奴隸開採，但有時士兵也會親自開礦，例如銘文記載西班牙老兵第一大隊的士兵就曾在附近礦山執行任務。

  此外，奧古斯都曾規定，普通士兵服役期間一律不准結婚，這項禁令直到公元197年才被塞維魯解除。其制定的初衷在於使士兵免受家室之累，以保證強大的戰鬥力。但對於業已職業化、定居化的帝國軍隊而言，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事實上，法律以外的婚姻普遍存在，只不過得不到法律保障，子女亦無合法繼承權。儘管如此，士兵們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牽掛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利烏斯·馬科西穆斯（Julius Maximus）是一名輔助軍騎兵，他曾充當總督衛隊成員（singularis consularis），可能正是在此期間，他的3位親人——28歲的妻子、6歲的兒子和50歲的岳母——橫遭不測，他將他們葬於一處，墓志銘的後半部分刻著：「立此碑以懷念舉世無雙之妻、最殷殷愛父之子和最堅貞不渝之岳母。」無盡哀思躍然碑上，其中寄託著對家庭生活的嚮往與眷戀。相比之下，「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的士兵尤利烏斯·瓦倫斯（Julius Valens）要幸運得多，他退伍後以百歲高齡辭世，由其遺孀和兒子埋葬。

  關於婚姻的禁令對百夫長以上的官員並不適用，雯都蘭達的木牘中有許多私人信件，其中80多封圍繞一個叫凱里阿里斯（Flavius Cerialis）的人展開，此人約在公元97-103年間擔任當地巴塔維亞人第九營的營長（屬騎士等級），他與另一營的營長艾利烏斯·博庫斯（Aelius Bocchus）是好朋友，這種友誼也延伸到兩人妻子那裡，艾利烏斯之妻就邀請凱里阿里斯之妻參加她的生日聚會：

  克勞狄婭·塞維拉（Claudia Severa）向她的萊琵狄娜（Lepidina）問候。我的姐妹，我在9月11日慶祝我的生日，我向你發出熱切邀請以確保你能來加入我們，這一天你的光臨將使我更加快樂，[你能來嗎？]替我問候你的凱里阿里斯。我的艾利烏斯和我的小兒子向[他？]問好。我會等著你，我的姐妹。再見，我的姐妹，我最親愛的靈魂，恭祝幸福，並致問候。

  這是現今發現的最早的由婦女書寫的拉丁文書簡，如果說普通士兵的眷屬只能住在軍營附近的話，這封信是駐軍長官與其妻兒子女同住一起的有力證明。此外，雯都蘭達在發現士兵們的鞋子的同時，也發現了婦女兒童的鞋子。征服不列顛約60年後，駐軍的生活可見一斑。

  軍人一旦成為丈夫和父親，就要體驗與平民同樣的悲歡離合，從而具有平民化傾向。這種傾向又因其他一些因素而更加明顯，軍營附近除了有士兵們的妻子外，還有許多服侍士兵的奴隸（calones）和隨營人員（lixae）。士兵的奴隸一般由戰俘構成，他們在行軍中替士兵背負行李，有時還幫助收集糧食。在雯都蘭達，奴隸操持著長官家內的大小事務，他們留下的帳單詳細記錄了從克爾特啤酒到蘋果、從碗碟到銅燈的每一筆花銷。不列顛某位普通騎兵曾有一個「摩爾人」釋奴，有可能是這位騎兵在不列顛奴隸市場上買的，也有可能是他在北非作戰時買的，這個釋奴死時只有20歲，他的主人為他立了一塊異常精美的墓碑。這麼年輕的釋奴是很少見到的，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主奴之間可能是同性戀關係。隨營人員則形形色色，從演員到巫師到妓女，數量最多的當然是供應各種日用品的商販。這些人雖屬寄生性質，但總人數往往比當地駐軍還多。

  平民化的傾向連同上文提到的兵源招募本土化，都使駐軍蛻變成一種民兵組織。但軍隊內部的制度化因素卻抑制了這種傾向，行會（collegia）在羅馬世界是司空見慣的，軍隊中的行會雖不對最低等的普通士兵開放，但到哈德良時期已遍及帝國全境，其會員以「兄弟」（fratres）相稱，會員在交納會費後無論遷升、退役、去世，都可獲得行會資助。因此，行會宛如大家庭，是士兵的互助組織，士兵退役前與退役後皆能從中得到溫暖，軍隊的團隊精神由此得到加強。對所有士兵而言，一旦得到資助的金錢，必須拿出一半存到所在部隊中，這樣，士兵知道軍營中有自己的錢，就不會開小差，而會更關心自己的部隊，更英勇地作戰，人愛財的天性就被用來加強團隊的凝聚力。這些制度性因素和朝夕相處中培養出來的生死與共的夥伴關係，有助於形成意識上的共同體：士兵們服役期間以「contubernales」（隊友）互相稱謂，退役後會產生失落感，捨不得離開舊營地，情願住在附近。一些被安置到其他行省的老兵甚至會偷偷溜回來，士兵死後喜歡在墓志銘上表明自己曾屬於某團某營某單位，以此為自豪。由此可見，羅馬駐軍儼然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社會，這是他們的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表現在皇帝與駐軍的關係上，元首制時期的行省軍隊雖仍由總督負責，但皇帝才是真正的主人和直接庇護者。這可以從「imperator」（元帥）一詞的演變看出來，此詞本意為最高統帥，共和時期凡軍隊統帥作戰得勝、被士兵們自發地歡呼為「imperator」者，可在名字後面加上這一稱號，但只能用到卸任或回羅馬舉行凱旋式時為止。凱撒第一個將其終身占有，奧古斯都則把這個原本放在名字後面的稱號用作自己的第一個名字（即用作praenomen），這樣，它獲得了最高權力的含義。皇帝後來又逐步壟斷了這個詞，從韋帕薌開始，「元帥」成了皇帝固定的名字。皇帝具有元帥的身份是羅馬皇帝的特徵之一：除了阿非利加的一支軍團，其他軍團皆分布在皇帝行省中，也就操縱在皇帝手中。皇帝登基時被歡呼為「imperator」，這成為必要的程序；所有重大的戰役皆以皇帝的名義進行，即使他沒有御駕親征，每次勝利的榮譽——即被士兵們歡呼為「imperator」——也歸於皇帝本人。克勞狄征服不列顛後曾在羅馬城建造凱旋門炫耀武功，門上碑銘刻有「IMPXXII」的字樣，意為「[克勞狄被歡呼為]元帥[共]22次」，言下之意是說他取得了21次重大戰役的勝利（再加登基時的1次）。

  皇帝的元帥身份使他在與士兵交往時非常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他喜歡用「commilitones」（戰友們）稱呼軍隊，此詞聽起來平等而親切：

  "commilitones"（單數為「commilito」)由前綴「com"(」與……一起」）和「miles"(」最普通的士兵」，前文提到的「milites」是複數）構成。高高在上的皇帝用它稱呼軍人難免有巴結討好之意味，奧古斯都就覺得這個稱呼「過於逢迎」，故在內戰勝利後棄用；但別的皇帝還是使用。塞維魯行軍時與士兵同吃同住，不顯露絲毫帝王的奢華；卡拉卡拉在重大戰役中也與士兵同甘共苦，既不洗澡又不換衣服。在承平時期，皇帝每到一地，通常會視察行省駐軍，整飭軍紀。哈德良於公元122年出巡不列顛，在一枚紀念錢幣的背面，哈德良端坐馬背之上，向一群手舉軍旗的士兵揮手致敬。

  即使皇帝不在軍中，他也有辦法讓駐軍時刻想到他。士兵們的薪餉是從皇帝那裡來的，他還推行一種實質上是皇帝個人崇拜的官方宗教：2世紀晚期的拉丁教父德爾圖良禁止基督徒參軍，因為羅馬軍營中的宗教在他看來不啻為軍旗崇拜，而軍旗上飾有皇帝的肖像。帝國時期的軍人在入伍、每年的1月3日及新皇帝登基之際，須向皇帝宣誓效忠，有負誓言之舉構成「nefas」,即破壞了神聖旨意，會招致人神共憤的懲罰。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皇帝對軍隊的領導權似乎是天經地義、自不待言的，其實卻沒有任何法律的依據，連奧古斯都的功德碑中都未提到這一點，故確切而言，皇帝領導軍隊是羅馬帝國的一個公開的秘密。其中的奧妙可以從不列顛駐軍與皇帝的一次接觸中窺知：康茂德耽於逸樂，無心打理政務，遂託付禁衛軍長官裴瑞尼斯（Perennis）代為管理；但裴瑞尼斯把原本屬元老級別擔任的軍團指揮官替換為騎士級別的人，致使軍隊不滿。不列顛軍隊遂於185年派遣一個1500人的代表團開赴羅馬向皇帝請願，這在狄奧·卡修斯看來無異於譁變。康茂德為平息事端，只得將裴瑞尼斯處死，「他沒有勇氣拒絕這1500人，儘管他手中禁衛軍的人數比這多出許多倍」。康茂德深知，皇帝的權力最終有賴於各地軍隊的忠誠，雖然這句話不便明說。

  了解了不列顛羅馬駐軍的組織成分和特點，就可以探討軍隊對不列顛的影響了，但首先需要明確一點：由於史料有限，探討這個問題有諸多局限，因為，不列顛駐軍具有自成一體的特點，由於駐軍最終定居，軍事區之於非軍事區，可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這表現為軍事區與非軍事區之間的交往，在史料方面幾近闕如，即使在軍事區內部，銘文材料之分布亦有失平衡。一方面，有關平民的銘文屈指可數，據薩爾韋研究，邊境地區的銘文中可以肯定與平民相關的，僅112條；哈索爾在此基礎上又補充了約10條，其中能夠確切反映與軍人交往的幾乎沒有。另一方面，軍團留下的銘文遠遠多於輔助軍留下的銘文，甚至在全由輔助軍駐守的哈德良長城一帶，多數銘文也是關於軍團的，這是不同軍種之間的薪餉差異造成的，因為磨刻碑銘價格不菲，薪水多才負擔得起。出於同樣原因，輔助軍留下的銘文中也以騎兵的銘文居多。考慮到這些局限，此處試圖從軍隊與城市、軍需之供應及羅馬公民權的普及這三個角度來討論軍隊的影響。

  軍隊在城市化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突出反映為殖民市（colonia）的出現。不列顛首座殖民市科爾切斯特建立於公元49年，用以安置軍團中的退役老兵；隨後又建立格洛斯特（Glevum）和林肯（Lindum）兩個殖民市，分別安置「奧古斯都的」第二軍團和「西班牙的」第九軍團老兵。這三個殖民市中至少有兩個原為軍團營壘所在地，1968年以來在格洛斯特的系列發掘表明，退役老兵們一開始居住的棚屋在設計與規劃上亦步亦趨地仿照營壘中的營房，甚至連擁擠程度也尤有過之，營壘中的街區幾乎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1972年在科爾切斯特的發掘也揭示出極為類似的情況。殖民市數量雖少，但作為羅馬文化的中心，它們是城市生活的樣板，有示範作用，這正是羅馬軍隊作用於行省的首要而直接的方式。不過由於數量少，殖民市的輻射能力仍然有限。此外，這種方式作用的時間也不會很長，用退役老兵設置殖民市的做法在哈德良以後就基本消失了，越來越多的軍團士兵退役後寧可住在軍團駐地附近，約克、切斯特和卡利恩這三處軍團駐地都有銘文表明：退役的老兵就住在附近。

  軍隊對城市的影響還以一種無意的方式表現出來。軍隊在征服初期流動性較強，常常從一個地方駐紮到另一個地方，軍隊撤離後軍營轉為民用，由此成為城市的原型。切姆斯福（Caesaromagus）、埃克塞特（Isca Dumnoniorum）、賽倫塞斯特（Corinium Dobunnorum）等城市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羅馬軍營的選址甚為考究，均出自縝密的軍事規劃，一般扼守戰略要地，尤其是新道路與河道交叉之處。不列顛羅馬時期的道路和征服前的道路體系關係不大，主要由羅馬軍人修建；道路的走向則視戰略需要而定，而不是以正常的交通需要為依據。這樣，隨著軍隊不斷北上，南方原有的軍事區逐步轉變為平民區，那些建立在原有軍營基礎之上的城市無意中成了羅馬軍事部署的產物，這裡的平民則大大受惠於連接這些城市的由軍人們修建的道路和橋樑。可以這麼說，羅馬不列顛的城市之所以能保留下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羅馬人的戰略遠見，而非這些城市本身的經濟活力，後者即使有也只是前者的副產品罷了。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軍隊對民用建築——尤其是城市中的公共建築——的發展影響很大，軍隊中一些有專長的勤務兵（immunes）如建築師、測繪師、石匠等，常被城市借調去提供有關的技術支持。但這一觀點近來已受到有力的挑戰，有學者認為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並未得到仔細檢視。考古材料可以證明，民用與軍用的磚石工藝截然不同，此外，在民用建築中廣泛使用軍事技術人員的可能性也很小。

  軍隊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設置各類勤務兵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軍營里出現部隊所需要的任何東西發生短缺的現象」。而士兵雖然很難因私人原因獲准休假，卻可以通過自己的奴隸從事商業活動。不過，羅馬法律規定，士兵服役期間不可在所服役的行省中擁有土地，並明令禁止使用中介人來規避這一禁令。因此，軍隊在糧食供應方面無法自給自足。由於長途運輸在羅馬世界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費用高昂，向軍隊供應糧食的問題一般在各行省內部予以解決，軍隊以較合理的價格從當地居民手中強行購買穀物，負擔於是再次被轉嫁到當地居民身上。不過在地理的分布上，不列顛居民所受的影響是不平衡的。英國考古學家注意到，近在咫尺的軍隊並沒有刺激北部高地或威爾斯的農業發展，這裡畜牧業仍占據主導地位，儘管穀物耕作已被引進。英格蘭西南部則不同，格洛斯特方圓約30英里之內的區域顯然對當地駐軍的糧食供應起了重要作用。總的看來，南方地區負擔了不列顛北方大部分軍隊的糧食供應，從而帶動了這一帶的農業發展。

  軍人的收入明顯高於普通平民，扣除必須自行負擔的衣食及裝備開銷以外，尚有足夠餘額，這顯然是吸引眾多隨營人員（lixae）追蹤軍隊的原因。這些人麇集於軍營附近，構成一些定居點，其中軍團附近的大定居點往往被稱為「鎮」（canabae），輔助軍附近的小定居點叫「村」（vici）。位於切斯特的鎮緊挨著第二十軍團的營壘，營壘內的引水渠外接到鎮上，可見鎮上平民與駐軍分享同一水源。到1世紀末，此鎮的發展已初具規模；在2世紀前半葉，這裡的生活條件又有進一步提高，木製建築逐步被石制建築淘汰，有些建築中甚至有私人浴室。但即便如此，尚無證據表明切斯特的地位後來上升到自治市或殖民市。村鎮上的隨營人員主要以士兵提供商品，雯都蘭達木牘文書中有一份供應軍隊小麥的單據，它就寫在前面提到的向皇帝遞交的訴狀的反面，兩者筆跡相同，顯系出自一人之手。這份單據可能是作者寫給其合伙人的；在反面那份訴狀中，作者自稱為「跨海而來的人」，其身份應當是平民。木牘的整理者認為，這位不知名的作者是中介商，他既與小麥的生產者、又與軍隊中掌管糧食分發的官員（一般而言是百夫長的副手[optiones],他們負責各自單位的糧食供應）聯繫緊密，並很可能與兩者都有契約關係。發現平民參與軍隊供應，尤其是小麥供應的證據非常重要，因為小麥是軍隊用品的大宗，在以前，人們只知道可能由軍人自己或城市中的官員負責徵收。不應忽略的是，此類從事軍隊大宗生意的商人數量畢竟有限，隨營商人中的絕大多數為吸引軍人的購買力，需要販賣較高檔的消費品，如優質餐具、上等酒、魚子醬等軍營不會供應的物品。此類貿易活動固然有利可圖，但其特徵仍然是區域性的，與穀物供應相比仍然是邊緣性的。

  雯都蘭達軍營遺址出土了大量羅馬錢幣，其中還有不少大額貨幣，這證明軍營附近貨幣交易的規模不小。據估計，2世紀中葉，駐不列顛的輔助軍步兵約有2.55萬人，騎兵1.16萬人，即使把所有人員都算作最低等的士兵，他們每年的薪金總額也達到784.48萬第納里。如果將各級軍官、資深士兵和技師等較高軍餉收入者考慮進去，輔助軍薪金總額要多出很多。軍人和退伍老兵擁有諸多免稅特權，這增加了他們可支配的財富數量，也促進了他們的消費熱情。因此，軍人消費對不列顛市場的拉動作用是相當可觀的。

  軍隊還是擴大羅馬公民權的重要渠道，這體現在兩類人身上。一類是軍團士兵的兒子，軍團士兵本身雖然是羅馬公民，但士兵不准結婚的禁令使他們不享有合法通婚權，所以他們在漫長服役期間與當地女子所生的兒女不具有羅馬公民權，其身份只能隨母親。不過，如果兒子願意繼承父業，加入軍團，他們就可以在參軍之日被授予羅馬公民權。

  另一類人是輔助軍。輔助軍從異邦人中招募，服役期間如果表現良好能夠「光榮退役」（honesta missio），便可獲得羅馬公民權。其程序如下：行省總督先把退伍人員的名單上報皇帝，再由皇帝頒行法令加以確認。皇帝的法令刻在大幅青銅板上，在公元89年以前，這些青銅板貼在羅馬卡庇托林山上各類公共建築的牆壁上，89年以後集中貼在帕拉丁山上奧古斯都神殿背後的牆上。銅板後來被重新熔煉，改用他途，所以今天只找到兩小塊殘片。但法令副本由退伍士兵本人收留，故流布較多，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發現約322件。現代學者稱副本為「退伍狀」（diploma或diplomata），其形制為雙摺青銅片，每片的規格在15×13厘米左右。目前共發現15件與不列顛有關的退伍狀，其中2件是在不列顛以外發現的，下面是一份在不列顛發現的公元103年的退伍狀：

  皇帝凱撒·涅爾瓦·圖拉真·奧古斯都這位日耳曼和達西亞的征服者、神聖的涅爾瓦之子、大祭司，四次被歡呼為元帥，祖國之父，五次擔任執政官，在其享有保民官權力的第七年，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如下4個騎兵翼軍和11個步兵營中的服役者：色雷斯第一翼軍，來自塔姆皮亞納的潘諾尼亞第一翼軍，色伯西烏的高盧人，維托尼的羅馬公民的西班牙人，西班牙第一營，范其諾第一千人營，阿爾卑斯第一營，莫瑞尼第一營，庫各尼第一營，拜塔西第一營，圖各里安第一千人營，色雷斯第二營，布拉卡里奧古斯都第三營，林格奈第四營，達爾馬提亞第四營；它們都在不列顛，由盧奇烏斯·奈拉提烏斯·馬凱路斯統轄。他們服役了25年或更久，其名字附後。授予他們及其子女和後代以公民權，並自授予公民權之日起授予他們與已有妻子的合法通婚權，或者，如果他們未婚，他們以後的婚姻是合法的，只要他們娶一個妻子的話。

  1月19日，值馬尼烏斯·拉布瑞烏斯·馬克西穆斯和昆圖斯·戈里提烏斯·阿提利烏斯·阿古利可拉二度擔任執政官期間。

  連長熱布茹斯的副本，他是塞維魯斯之子，來自西班牙，在蓋尤斯·瓦勒琉斯·凱爾蘇斯指揮的來自塔姆皮亞納的潘諾尼亞第一翼軍中服役。

  此副本從位於羅馬的青銅板上複製而來，並經過對照核實，原板貼在密涅瓦（雕像）附近的神聖奧古斯都神殿背後的牆壁上。

  [證人]

  昆圖斯·龐培烏斯·赫美茹斯 蓋尤斯·帕皮烏斯·尤瑟伯斯

  提圖斯·弗拉維烏斯·塞昆都斯 普布琉斯·考盧斯·維塔利斯

  蓋尤斯·維提努斯·莫德斯圖斯 普布琉斯·阿提琉斯·荷多尼庫斯

  提比利烏斯·克勞狄烏斯·梅南德

  退伍狀的內容遵循固定程式，大同小異，一般依次列舉皇帝的名字與頭銜、相關的輔助軍單位、所在的行省、統帥（即總督）的名字、退伍待遇、日期、收執者本人的名字、正本在羅馬的所在地和見證人。

  退伍狀制度可能起源於克勞狄皇帝，現存最早的退伍狀發布於公元52年。但在弗拉維王朝時期之前，所有輔助軍的「退伍狀」都是頒給現役士兵的，此後既頒給現役士兵又頒給退役士兵，直到110年以後才只頒給退役士兵。故嚴格說來，退伍狀並非士兵的退役證書，而是他們具有羅馬公民權與合法通婚權的證書。它不僅確認了輔助軍具有羅馬公民權，還確認了他們服役期間所生的子女在他們退役後也能獲得羅馬公民權。由此可見，輔助軍士兵是普及羅馬公民權的重要渠道。

  這對不列顛來說意義尤為重大，因為不列顛偏居帝國邊陲，居民中羅馬公民的比例很低。但這裡的輔助軍人數最多，根據現存退伍狀列舉的單位、並在其他銘文材料的補充下推算，不列顛共有65支輔助軍，其中8支是千人輔助軍，這樣，不列顛輔助軍的數量能夠占到帝國輔助軍總數的七分之一。據估計，一支500人輔助軍每年有20人退役，因此從理論上說，不列顛的輔助軍每年能產生1460名羅馬公民，即使其中一半人活不到退役，其兒女的數量也能抵消這一半人。如此日積月累，輔助軍退役士兵顯然是最大的新增羅馬公民群體。

  輔助軍士兵在25年的軍事生涯中不僅要按羅馬的方式練兵、住羅馬式的軍營、穿羅馬人的軍裝、崇拜羅馬的神祇、慶祝羅馬的節日，還要用拉丁語聽說讀寫乃至計數。拉丁語是羅馬文化的核心，也是帝國軟實力擴張的最有力武器。雯都蘭達駐軍木牘文書全部以拉丁語書寫，即使寫給故鄉親友的信也不例外。其中不少是職業抄寫員的代筆之作，但書信的結尾祝語和簽名往往與正文筆跡不同，因此是書信口授者的親筆，以體現對收信者的尊重。這些祝語往往風格多樣：有的平實樸素，如「兄弟再見（ualefrater）"，或「我願你身體健康，再見主人（opto bene ualere te domine uale）"；有的繁複熱情，如「主人，我願你交上最佳運程，因為你最配得上」（opto domine sis felicissimus quo es dignissimus）；生氣時會寫「最沒良心的人（homo inpientissime）」或「我願你倒霉（opto tibi male eveniat）"。上述巴塔維亞人的領袖、羅馬騎士凱里阿里斯留下了一份寫給一位羅馬元老的信件的草稿，從木牘的塗改之處看，他曾用心遣詞造句，設計文字風格。在這些文書中甚至發現了一行維吉爾《埃涅阿斯紀》中的詩句，而維吉爾的詩作在羅馬帝國被廣泛用作啟蒙教育的讀本。這些無不讓人想到塔西佗對不列顛貴族的憤怒評語——「這些從來不接受拉丁語的居民現在居然學習羅馬人滔滔不絕的辭令來了」。它提醒我們，輔助軍軍營並非文字和知識的沙漠，羅馬語言在當地軍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潛移默化的薰陶在軍人退役後會自然地流露出來，如氣急敗壞地與自家兄弟吵架時會夾雜許多拉丁語。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40年以後頒發的退伍狀多了一處限制，即羅馬公民權不再授予士兵服役期間所生的子女，而只授予退役後所生的子女。這種政策上反覆的原因被一些學者解釋為政府想使輔助軍向軍團看齊，一般認為，軍團士兵服役期間所生的子女在他們退役後也得不到羅馬公民權，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輔助軍的待遇竟然超過了軍團。與此同時，140年以後的退伍狀在措辭上也有變化，即明確了羅馬公民權只授予那些尚未獲得它的人。這說明加入輔助軍的羅馬公民的數量越來越多，於是這種反常現象勢必越發明顯，以至於有必要加以匡正。但這種解釋的基礎——即軍團士兵退役前所生子女得不到羅馬公民權——並無有力的證據。而可以肯定的是，新限制鼓勵更多軍人的兒子參軍，因為輔助軍士兵退役之前所生的兒子若想獲得羅馬公民權，必須像軍團士兵的兒子那樣，步其父親的後塵。所以，新限制極可能是想解決兵源不足的問題，隨著兵源本土化趨勢增強、駐軍逐步定居化，這個問題在不列顛這個駐有重兵的行省變得日益突出，晚期羅馬帝國強迫軍人之子參軍的做法此時已露端倪。

  難以想像，將羅馬公民權賜予退役輔助軍士兵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報答他們20餘年忠心的服役，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在他們退役後仍不把公民權授予他們的妻子？也難以想像此舉僅僅是為了普及羅馬公民權和提高行省的羅馬化程度，否則為什麼一開始授予、後來卻取消了他們服役期間所生子女的公民權？所以就本質而言，這依然是轉嫁行政負擔的方法之一，通過它，羅馬旨在確保充足的兵源，以便把帝國邊境的防禦任務成功地轉嫁到邊境地區居民身上。

  戰爭是軍隊存在的最終目的，但進入帝國以後，羅馬的擴張活動基本上停止。相應的，元首制時期的羅馬軍隊經歷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兵源招募日益本土化，這使軍團和輔助軍之間的區別日漸淡化；二是行省駐軍日益定居化，這使軍隊作為自成一體的社會具有隔離於非軍事區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軍隊不再是戰爭機器，而實際上處於失業狀態，仿佛一台日漸鏽死的龐大機器，和平的環境彰顯了軍隊的非軍事功能。

  在羅馬帝國邊境上，軍隊是最突出的羅馬制度與組織。隨著羅馬軍隊常備職業化特點的形成，軍人堪稱行省中最大的外來移民群體，他們對行省社會具有持久而深遠的影響。軍隊促進了城市化進程，改變了行省的道路體系，帶動了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

  軍隊是羅馬帝國行省管理的有機組成部分。羅馬帝國龐大而異質，要想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維繫這樣一個帝國，必須轉嫁行政任務。隨著兵源日趨本土化，越來越多的行省本地人加入羅馬軍隊，這些人在軍營中消磨掉一生中最年富力強、同時也是最騷動不安和最惹是生非的年華，等到他們退役後，其行為舉止多少羅馬化了，羅馬由此不僅把帝國的防禦任務轉嫁到行省居民身上，同時又化解了可能存在的動亂因素，可謂一舉兩得。

  軍隊在影響行省社會的同時也會受到行省社會的影響。隨著駐軍日益定居化及軍隊周圍依附性人群的出現，軍隊與行省社會的整合程度日益提高，這必然激發軍人對行省社會的認同，使軍隊產生維護並伸張地方利益的傾向。這一傾向到公元3世紀大規模爆發出來，當時帝國各地軍隊競相把自己的領袖推向爭奪最高權力的生死舞台，致使皇帝頻繁更換，中央政權分崩離析。故確切而言，羅馬帝國的軍隊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分化為諸多具有離心傾向的、行省化了的羅馬軍隊。簡言之，軍隊是行省中的羅馬軍隊。

  軍隊還是中央權力的組成部分，各地軍人的忠誠是皇帝政治地位的最終保證。元首制末期，在公元211年，塞維魯於不列顛病逝前，向自己兩個明爭暗鬥的兒子進言：「團結一致，讓軍人富裕起來，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顧。」皇帝很清楚，只有軍人才敢對他不屑一顧。元首制時期的羅馬皇帝很難界定其身份，他看上去像個萬事通，既是「首席公民」（princeps），又集總司令、最高法官和立法者於一身；但3世紀危機結束後，帝國皇帝的身份遠沒有如此曖昧，他看上去首先是個職業軍人，而此時羅馬國家的軍隊、中央政府及行省管理已經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