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醫生的故事

  「我徹夜做著手術，直至黎明。勤務兵跟我一樣累了，他們把傷員一個接一個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盡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沒有看見她的到來，也沒有看見她的離去。

  「太陽升起前有一段空閒。從拱門進來的擔架在減少，最後停止了。我有時間去洗手，並在傷員中清點夜間死去的人數，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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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死去。那天夜晚沒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陽升起時也沒人死去。那邊的角落裡有三個阿爾及利亞人，胸部和腹部受傷，還有一個人雙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對他們動手術的。他們都是很堅強的人，仰面靜靜躺著，也許回想起了來這裡為法蘭西戰鬥並犧牲以前，在馬格里布荒涼和乾燥的山丘間的各自的生活。他們知道自己會死，正等著真主來召喚他們。但他們沒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著的地方，曾躺著一個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小伙子。抬進來時，他雙手交叉按著肚子。我把他的手掰開。他是想設法把腸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裡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腸子放回原來的位置並把腹部縫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沒有血漿給他輸血。

  「黎明時，我聽到他在哭，在呼喚母親。我估計他能撐到中午，但他沒死。黎明過後，雖然陽光還沒從屋頂上直射進來，但氣溫已經升高了。當陽光直射時，這個地方將成為火爐。我設法把那張手術台搬到廊柱下的陰涼處，不過外面的那些人就沒什麼希望了。他們能夠熬過失血和昏迷，但也沒法對付毒辣辣的陽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運。那裡有三個英國人，全都來自諾丁漢。其中一人向我要過煙。當時我英語水平很差，但香菸這個單詞全世界通用。我告訴他，肺部被彈片撕裂的話，香菸是萬萬不能抽的。他笑著告訴我，當亞歷山大將軍到來時，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煙。真是瘋狂的英式幽默。不過，他們很勇敢，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回家了，但還是不忘開玩笑。

  「擔架手從戰場上返回時，我留住了三個。他們累壞了，態度也很粗暴，但謝天謝地，傳統的德意志紀律起了作用。他們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務兵在角落裡蜷縮起身體，馬上就睡著了。」

  「這一天是怎麼度過的？」遊客問。

  「這一天是這麼度過的。我命令新助手們去周圍的房舍里尋找繩子、帶子和更多床單。我們在院子兩頭拉起繩子，把床單搭上去並用衣夾夾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陰涼處。但溫度還是在上升。水是關鍵。傷病員們嗚咽著要水喝，勤務兵用提桶從井裡取來水放到院子裡，一杯一杯地遞送過去。德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道謝。

  「我祈求來一陣涼風或者太陽快點下山。沒有涼風，但曝曬了十二個小時後，太陽西下，溫度也隨之降了下來。下午三四點鐘時，利默爾森手下的一名年輕上尉意外地走進院子。他停住腳步，凝視著，在自己胸前畫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後追趕，大聲喊『我這裡需要幫助』。他回過頭來說『我會盡力的』，可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但也許他確實做了些事情。一個小時以後，第十四集團軍的軍醫送來了一推車的藥品。有止血包、嗎啡、磺胺藥物等等。太陽下山後，最後一批傷員來了，這次全是德國兵，約有二十人，加上他們，我們這裡的傷員總數達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來了。」

  「那個姑娘嗎？那個奇異的姑娘嗎？」

  「是的。她出現了，如同頭天晚上那樣。城牆外面，炮聲似乎終於停止了。我猜同盟國軍隊是在準備他們最後的突破性進攻，以摧毀錫耶納的防線。我祈求我們能倖免於難，儘管希望渺茫。到最後，除了傷員因疼痛而發出的呻吟、哭聲和偶爾的尖叫聲，院子裡很靜。

  「我聽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時發出的窸窣聲，當時我正在為一個來自斯圖加特的裝甲擲彈兵動手術，他失去了半邊下顎。我轉過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傷員間穿行，跪在他們身邊，擦拭他們的額頭，輕柔地觸摸他們的傷口。我叫她別去碰敷料，但她沒理會。」

  「那是同一個姑娘嗎？」美國人問道。

  「是同一個姑娘。沒有其他人。但這一次，我注意到了頭天晚上沒有發現的細節。她穿著的不是棉布襯衫，而是某種表示宗教級別的服裝，那是見習修女的衣服。然後我意識到，她一定來自錫耶納市內的某個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個圖案，深灰色蓋在淺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點不同。十字的一條橫槓斷裂垂下來，形成一個四十五度的夾角。」

  來自大廣場的另一聲歡呼越過屋頂傳了過來。旗手們已經完成表演，之前關在市政官宮殿院子裡的十匹馬放了出來，來到沙地賽道上。因為這是無鞍賽馬會，它們身上配有韁繩，但沒有馬鞍。賽馬會的旗幟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陣更響亮的歡呼聲。

  院子裡，遊客的妻子站起來試了一下她那受傷的腳踝。

  「我覺得我能這樣慢慢走。」她說。

  「再等一會兒，甜心，」她丈夫說，「然後我發誓，我們一定趕過去看熱鬧。那麼第二個晚上呢？」

  「我為最後二十個，也就是最後那批德國傷員動手術，然後我用新到的設備和藥品，去給頭天晚上的傷員作進一步治療。我現在有嗎啡和抗生素，對於那些最痛苦的危重傷員，我至少可以幫助他們走得平靜些。」

  「有人死去嗎？」

  「沒有。他們在生死線上掙扎，但沒人死去。那天晚上沒有。整個夜晚，那位年輕的修女一直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一言未發，微笑著，用清涼的井水擦拭他們的臉，觸摸他們的傷口。他們向她表示感謝，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著輕輕走開了。

  「我二十四小時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藥品用完，我已經無事可做，勤務兵們也已經在牆邊睡著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臉上沾滿了其他年輕人的鮮血，我坐在那張錫耶納居民曾經用來吃飯的手術台旁，腦袋枕著雙臂睡了過去。太陽升起時，我被一名勤務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尋找食物，帶回來滿滿一罐正宗義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戰爭開始時就貯藏起來的。這是我一生中喝過的最好的咖啡。」

  「那個姑娘，那個年輕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麼傷員們呢？」

  「我很快巡視了遍院子，俯身檢查每一位戰士。都還活著。」

  「你肯定很高興。」

  「太高興了，高興得難以置信。這根本不可能。設施那麼簡陋，這裡的條件那麼艱苦，戰士們的傷勢那麼嚴重，我的經驗又是那麼少。」

  「這天是七月二日對嗎？解放日？」

  「對。」

  「那麼同盟國軍隊最後攻進來了？」

  「錯。他們沒有進攻錫耶納。你聽說過陸軍元帥凱塞林嗎？」

  「沒有。」

  「以我的觀點，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被低估的指揮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獲得元帥軍杖，但在當時，任何德軍上將都能在西線打勝仗。而在節節落敗時，要在抗擊具有優勢的敵軍過程中撤退則比較難。

  「有一類將軍能夠乘勝前進，另一類將軍能夠制訂邊戰邊退的計劃。隆美爾屬於第一類，凱塞林屬於第二類。他邊戰邊退，從西西里退到奧地利。到一九四四年，憑著絕對的空中優勢、先進的坦克、無窮無盡的燃料和供應品，以及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國軍隊本應在仲夏時就已橫掃整個義大利，是凱塞林讓他們步履艱難。

  「但與某些人不同，凱塞林不是野蠻人。他富有文化涵養，鍾愛義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毀橫跨台伯河的羅馬市內橋樑。那都是建築瑰寶。凱塞林拒絕執行命令，這幫助了同盟國軍隊向前推進。

  「那天上午我捧著咖啡坐在院子裡時，凱塞林元帥命令施勒姆上將不放一槍一彈，把整個德軍第一空降軍團撤出錫耶納。沒有任何東西遭到損毀或破壞。我還不知道的是，教皇庇護十二世[41]請求過夏爾?戴高樂，在他的自由法蘭西部隊奉命占領城市時，不要破壞它。至於利默爾森與朱安之間是否訂立過秘密協定，這我們永遠無從知曉。他們誰也沒有承認過，而且現在都已去世，但他們都接到過相同的命令：保住錫耶納。」

  「沒打一槍？沒發一炮？沒扔一顆炸彈？」

  「沒有。我們的傘兵在中午之前開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點鐘光景，外邊巷子裡響起一陣皮靴走路的腳步聲，第十四集團軍的軍醫出現了。馮?斯特格利茨軍醫總監在戰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在總醫院時，他連續幾天都在做手術，也已經累得筋疲力盡。

  「他站在拱門下，驚奇地凝視著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務兵，其中兩名在負責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滿血跡的白大褂，以及那張已被放回亮堂處的廚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裡的那堆散發著異味的肢體：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腳上還套著皮靴。」

  「『這地方怎麼像一個藏屍所啊，』他說，『這裡就你一個人嗎，上尉？』

  「『是的，長官。』

  「『傷員有多少？』

  「『約二百二十人，將軍。』

  「『國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們的同胞，約一百名是同盟國戰士，長官。』

  「『死了多少個？』

  「『到目前為止，沒有，長官。』

  「他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然後大聲說：『Unm?glich』。」

  「這個德語單詞是什麼意思？」美國人問。

  「意思是『不可能』。然後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著詢問，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傷勢的類型、輕重和存活概率。跟隨他的隨軍牧師就跪在那裡，為那些在太陽升起前即將死去的傷員進行臨終祈禱。軍醫總監巡視完畢回到原來的位置。他盯著我看了好長時間。我身上亂七八糟的：倦容滿面，渾身血跡，臭哄哄的，而且已經有兩天兩夜沒吃飯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輕人，』他最後這麼說，『你在這裡完成的任務是無法想像的。你知道我們正在撤出嗎？』我說我知道。消息在敗兵中傳得很快。

  「他對身後的軍人下命令。一隊擔架兵從巷子裡進來。只抬走德國兵，他告訴他們，把同盟國士兵留給同盟國軍隊。他在德軍傷員中徘徊，只挑選那些能夠經受顛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達米蘭的傷員，到那裡後，他們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認為完全沒有希望的德國人，他讓擔架兵把他們留了下來。在他下達命令後，七十名德軍傷員被抬走了。於是，剩下了五十個德國人，還有同盟國軍隊的傷員。然後他回到我這裡。太陽已經鑽到屋後，快要下山了。空氣正慢慢變涼爽。他的舉止不再粗魯，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來。跟他們在一起。』

  「『我願意留下來。』我說。

  「『那意味著要成為戰俘。』

  「『我知道，長官。』我說。

  「『好了，對你來說戰爭畢竟短暫。等到回國以後，希望我們能再次相會。』

  「其他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他走進那個門洞，轉過身來向我敬了一個軍禮。你能想像嗎？將軍向上尉敬禮。我沒戴軍帽，所以沒法回敬。然後他便走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六個月後，他死於空襲轟炸。我獨自被留在這裡，與一百五十名傷員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來，他們中的大多數註定會死去。太陽下山，黑夜降臨，我的幾盞燈已經耗盡了油。但月亮升起來了，我開始給傷員們分發水。等我轉過身時，她又回來了。」

  此時，田野廣場上傳來持續不斷的叫喊聲。十名騎師全是長得矮小精幹的職業選手，他們已經跨上馬背，都手持短柄馬鞭，這鞭子不但用於抽打自己的坐騎，還用來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馬匹和騎師。搞破壞是賽馬會的一部分，這不是一項適合膽小者的活動。賭注是什麼無所謂，勝利才是最激動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麼事都會拋到九霄雲外。

  被當作起跑線的一條粗繩後面有十匹馬，它們按照抽籤得出的順序進行排列。每一位騎師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區的鮮艷盛裝，頭戴帽盔，手握馬鞭，韁繩勒得緊緊的。駿馬預先來到繩索後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後一匹馬就位後，發令員抬頭看地方行政長官，等他點頭便放下繩子開始比賽。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獅一般發出響亮的吼聲。

  「她回來了？第三個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後一晚。我們干起活來配合默契，像是團隊合作。有時候我說話，當然是用德語，但她顯然沒有聽懂。她微笑著，但一句話也沒說，即便是義大利語。我們從來沒有過肢體接觸。她照料著傷員們。我取來更多井水，還換了幾次藥。軍醫總監留了新的藥品和敷料給我。到黎明時，這些補給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個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情況。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的雙手手背上各有一塊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幣那麼大。我沒去細想這事，直至多年以後。黎明之前，我轉回身時，她已經走了。」

  「你再也沒有見過她嗎？」

  「沒有，再也沒有。太陽升起後，我看見那邊的所有高窗上都飄起了旗幟，沒有第三帝國的鷹旗，再也不會有了。錫耶納人縫製了同盟國軍隊的旗幟，尤其是法國的三色旗。它們在城內四處飄揚。大概七點鐘時，我聽見外面巷子裡的腳步聲正漸漸逼近。我很害怕。我從來沒見過荷槍實彈的同盟國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們宣傳過，他們全都是殺人犯。

  「過了一會兒，五名士兵出現在門洞裡。他們皮膚黝黑，軍裝上沾滿了塵土和汗水，很難判定他們來自什麼部隊。然後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國的。只不過，他們是阿爾及利亞人。

  「他們對我喊了幾個單詞，但我聽不懂。法語和阿拉伯語我都不懂，只好微笑著聳聳肩。我在國防軍襯衣和長褲外面套著沾有血跡的罩衫，但他們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顯眼的國防軍軍靴。他們在錫耶納以南遭受了重大傷亡，此時此地的我，無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走進院子，大聲喊著，在我面前晃著他們手裡的步槍。我以為他們要向我開槍了。這時，角落裡的其中一名阿爾及利亞傷員輕聲叫喚。戰士們走過去聽他講了一番話。當他們回來時，語氣變了。他們取出一支味道很難聞的香菸，作為友誼的象徵逼著我點上火。

  「到了九點鐘，城裡到處是法國人。狂熱的義大利居民夾道歡迎他們，姑娘們更是送上熱吻。而我則留在這裡，與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後來，一名法軍少校出現了。他會說一點英語，我也一樣。我解釋說，我是一名德國外科醫生，留下來照顧傷員，他們中有些是法國人，大多數是同盟國軍隊的。他詢問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於是他跑到巷子裡，大聲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個小時，所有傷員全被轉移到了現在幾乎空蕩蕩的總醫院裡。我與他們一起過去了。

  「我被羈留在護士長辦公室里，由一名持槍士兵看守著。與此同時，一名法國上校軍醫在逐個檢查傷員。這一次，他們全都躺在了鋪有乾淨的白床單的病床上，由義大利護士輪班照料著，幫他們擦洗身體並餵他們能夠吃的營養品。

  「下午，上校軍醫來到護士長辦公室。跟他一起來的是一位法國將軍，名叫蒙莎貝爾，會說英語。『我的同事告訴我，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會死去的，』他說，『你是怎樣醫治他們的？』我解釋說，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設備和藥品竭盡全力救治。

  「他們用法語交談。然後將軍說：『我們必須為親屬保留記錄。那些死者，不管什麼國籍，他們的身份識別牌在哪裡？』我解釋說，沒有身份牌，送進院子的傷員沒有一人死去。

  「他們又交談了一番，上校軍醫不時地聳聳肩。然後將軍說：『請你向我宣誓決不逃脫，留下來協助我的同事。有許多工作要做呢。』我當然服從了。我能逃到哪裡去呢？德軍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還要快。如果我跑到鄉間，游擊隊會殺死我的。之後，由於缺乏進食和睡眠，我就地躺倒睡著了。

  「經過一天一夜二十小時的睡眠，洗了澡、吃過飯，我又有足夠的精力工作了。在過去的十天裡，由法國人治療的所有法軍傷員都已被轉移去了南方的佩魯賈、阿西西和羅馬。在錫耶納這家醫院裡的傷兵，幾乎全都是從院子裡轉移過來的。

  「傷員們的斷骨要接好復位並敷上石膏；傷口的縫線要拆開來，裡面的損傷要進行妥善修補。然而，原本會發炎並由此致命的傷口卻出奇的乾淨。被撕裂的動脈似乎已經自行癒合了；出血也已經被止住了。上校是來自法國里昂的一位名醫；他主刀動手術，我做他的助手。我們一刻不停地動了一天一夜的手術，沒有人死去。

  「戰爭的潮水湧向北方。我被允許與上校軍醫住在一起。朱安上將來醫院視察，並為我對法國傷兵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此後，我被派去專門照料五十名德軍傷員。一個月後，我們都撤離到了南方的羅馬。沒有一個德國兵還想再打仗，經由紅十字會的安排，他們被遣送回國。」

  「他們回家了嗎？」美國人問。

  「他們全都回家了。」外科醫生說，「美國陸軍醫療部隊把他們的小伙子用船舶從奧斯蒂亞運回美國去了。維吉尼亞人回到了謝南多厄河谷。德克薩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個哭著喊媽媽的奧斯汀小伙子返回德克薩斯，他的內臟仍在體內，腹壁也已經癒合了。

  「法國解放後，法國人也把他們的傷員帶回了家。英國人帶走了自己人，也帶走了我。英軍亞歷山大上將曾來羅馬的醫院巡視，聽說了在錫耶納這個院子裡的事情。他說如果我再次發誓不逃走，就可以去一家英國醫院工作，繼續照顧這些德國傷員，直到戰爭結束。於是我做出保證。德國畢竟已經戰敗了。一九四五年德國最終投降，和平來臨了，我經許可回到已經被炸得千瘡百孔的故鄉——德國漢堡。」

  「那麼，三十年後你來這裡幹什麼？」美國遊客問道。

  清晰的尖叫聲從田野廣場傳來。一匹馬倒下了，斷了一條腿，騎師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餘下的九匹馬在繼續比賽。儘管鋪了沙子，但底下的卵石還是會把骨頭震得生疼，賽馬步伐狂亂，人仰馬翻經常發生。

  那人聳了一下肩膀，朝四周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這座院子在那三天裡發生的事情，我相信是一次奇蹟。但這與我無關。我只是一名年輕而熱切的外科醫生，僅此而已。這與那個姑娘有關。」

  「賽馬會以後還會有的，」遊客說，「跟我說說那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國。漢堡處在英軍占領下。開始時，我在英國人的一家大醫院工作，後來轉到了漢堡總醫院。一九四九年，我們又建立了自己的非納粹國家——聯邦德國，我也轉到了一家私人診所。診所發展壯大後，我成了合伙人。我娶了一名當地姑娘，我們生養了兩個孩子。生活好起來了，德國也繁榮富強了起來。之後我自己開了一家診所，用財富去創造新的財富，並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遠忘不了這座院子，也永遠忘不了穿著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結婚十五年後，我的婚姻宣告結束。孩子們已經十幾歲了；他們當然很痛苦，但也表示理解。我有了自己的錢，也有了屬於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決定回到這裡找她，只是為了說一聲謝謝。」

  「那麼你找到她了嗎？」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找到了。已經過去二十四年，我猜想她應該有四十多歲，跟我差不多。我假定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要是她還俗了，那麼應該是一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婦女。所以我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來到這裡，在帕特里齊亞租了一間房，開始尋找她。

  「首先我去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女修道院。共有三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團體。我雇了一名翻譯，查訪了每座女修道院。我詢問了那裡的院長嬤嬤。其中的兩座在戰時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後來建的。當我描述了我在找的那位見習修女後，她們都搖搖頭表示不知道。她們還找來了院裡最年長的嬤嬤，但都不知道有這樣的修女，從來沒見到過。

  「特別之處是她穿過的那種衣袍：淺灰色，胸前縫著一隻深灰色的十字。沒人認得它。這些女修道院裡都沒有淺灰色的衣袍。

  「我把網撒得大一些。也許她來自錫耶納以外的宗教團體，在一九四四年德軍占領的最後那個星期里，她是在錫耶納探親訪友。我在托斯卡納地區閒逛，尋找她所在的女修道院，但一無所獲。在我的翻譯失去耐心以後，我研究了從前到現在各個修女團體的著裝，共有好幾款淺灰色的衣袍，但沒人見過釘有一條折斷了的橫槓的十字標誌的款式。

  「六個星期之後，我意識到希望渺茫。沒人聽說過她，更不用說見到過她了。二十四年前，她連續三個晚上走進這座院子。她擦拭過瀕死士兵們的面孔，還安慰過他們。她觸碰過他們的傷口，而且他們沒有死去。也許她天生具有通過觸摸就能使傷口癒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戰火紛亂的義大利，再也沒有人見過她。我祝她安好，不管她在哪裡，但我知道，我永遠找不到她了。」

  「但剛才你說你已經找到了。」美國人提醒道。

  「我說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外科醫生糾正道，「我收拾行李準備離開，但仍做了最後一次嘗試。這座城市有兩份報紙，《錫耶納快報》和《錫耶納報》。我在兩份報紙上各刊登了一份四分之一版面的尋人啟事。同時見報的還有一張畫，是我畫的她所穿過的那件棉衣的式樣，這張草圖連同文字一起刊登了出來。啟事中還許諾，提供相關線索的人將得到獎勵。在我準備離開的那天早上，這份啟事上了報。

  「我在房間裡收拾行裝，這時候服務台打電話來，說有人在找我。我帶著行李下了樓，預約的計程車將在一個小時內抵達，可我再也不需要那輛計程車了，我也錯過了那天的航班。

  「在大廳里等待著的是個滿頭銀色短髮的小老頭，僧人打扮，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圍著腰帶，腳上穿著涼鞋。他手裡拿著一份《錫耶納報》，翻在登有我的啟事的那一版。我們轉移到大堂咖啡廳坐下。他會說英語。

  「他問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刊登那則啟事。我告訴他，我一直在尋找一位錫耶納的年輕女士，她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前幫助過我。他告訴我，他叫弗拉?多米尼科，屬於一個信奉禁食、祈禱和學習的宗教團體。他自己畢生的研究課題是錫耶納歷史及其中的各種宗教團體。

  「他看起來既緊張又激動，要我原原本本地告訴他，是如何在錫耶納遇到一位衣袍上有這種特殊圖案的年輕女士的。這事說來話長，我告訴他。我們有的是時間，他回答，『請告訴我一切』，於是我告訴了他。」

  一匹賽馬以半個身位的優勢越過終點線時，廣場裡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歡呼聲。九個堂區的會員發出絕望的抱怨聲，而第十個，也就是被叫作「豪豬」的堂區會員，則迸發出歡樂的尖叫聲。那天晚上，輸掉了比賽的九個同業公會免不了在各自的公館裡喝上幾杯，佐以頹喪的搖頭嘆息和惆悵的空想；而在「豪豬」的會館裡，慶祝活動將是一場狂歡。

  「說下去，」美國人催促道，「你對他說了什麼？」

  「我對他說了一切。那正是他想知道、他堅持要了解的。從頭至尾，所有細節情況，我一遍又一遍地講著。計程車來了，我沒理會。但我忘了一個細節，直到最後才想了起來。那雙手，姑娘的雙手。最後我告訴了他，在月光下我看見的姑娘手背上黑斑的具體情形。

  「那僧人的臉色變得如同他的頭髮一般雪白，他開始用手指撥動念珠，雙眼緊閉，嘴唇默默翕動。那時我還是一名路德教教徒，不過後來改變了信仰。我問他這是在幹什麼。

  「『我在祈禱，我的孩子，』他回答說。『為什麼，兄弟？』我問道。『為我不朽的靈魂，也為你的。』他說，『因為我相信，你已經看見了上帝的作為。』然後我請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訴我，於是他向我講述了關於仁慈凱薩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