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糞 池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隨著《代頓協定》的簽署，和平終於來到了波赫。但五年之後，戰爭的創傷甚至還沒有遮掩起來，更不用說治癒了。

  波赫從來就不是一個富庶的共和國。它沒有達爾馬提亞海岸可以吸引遊客，也沒有礦產資源，只有山區和林地之間的有限耕地上的低技術農業。

  戰爭對經濟的破壞還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恢復，但對社會的破壞更為嚴重。只有不到一兩代人的時間，很難想像塞族人、克族人和波赫穆斯林還會接受相鄰地生活在一起。即使相隔幾英里也不行，除非用武力強行把他們圈在一個院子裡。

  一些國際機構又在妄言重新統一，恢復相互間的信任，由此開始了要把已經損壞、無法修補的東西重新拼湊起來的無效努力。

  管理這個破碎國家的任務，落到了一位聯合國高級代表的肩頭上。這位副領事在聯合國駐前南斯拉夫維和部隊的支持下，擁有幾近絕對的權力。不過，那些不太愉快的任務，都是一些默默無聞做實事的人承擔，其中，最沒有吸引力的工作交給了國際尋找失蹤人員委員會，縮寫為ICMP。

  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戈登·培根，前英國警官，他們工作效率很高。ICMP的一項任務就是，傾聽成千上萬的「失蹤人員」家屬的口述，並作記錄；第二項任務就是去追蹤和挖掘自一九九二年起，各種小規模殺戮中死去的幾百個受害者；第三件工作是，盡力讓找到的遺體與記錄的陳述相符合，把頭蓋和遺骨轉交給親屬，按當地的習俗進行埋葬。

  如果沒有DNA技術，確定死者身份是完全不可能的。這項新技術意味著，只要親屬提供一滴血液，對比屍體的一塊骨頭碎片，就能毫無疑問地確認死者身份。到二〇〇〇年時，歐洲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DNA實驗室，不是在富裕的西方首都，而是在塞拉耶佛，由戈登·培根用少量的基金設立起來並維持運作。為了去見培根，私家偵探格雷西在米蘭·拉耶克簽署那份指證書兩天之後，驅車進入了這個波赫城市。

  他用不著帶上那位塞族人的資料。拉耶克已經說過，波赫的援助人員法蒂爾·蘇勒耶曼在死去之前告訴過他的謀殺者，那個農場就是他家的。戈登·培根頗感興趣地閱讀了一遍拉耶克的陳述。

  這種陳述他以前讀到過幾百份，但一般由倖存者陳述，從來沒有出自迫害者的，也從來沒有涉及美國人的。他明白，他所風聞的科倫索案子也許已經結案了。他聯絡了ICMP在特拉夫尼克地區的一位專員，請他給予格雷西先生全面合作。那天晚上，私家偵探在他這位英國同胞的空臥室里過了夜，並於第二天上午驅車北上。

  去特拉夫尼克的路途花了兩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他於中午時分抵達。他已經與史蒂夫·埃德蒙聯繫過，外公的血樣正從加拿大運送過來。

  

  四月十一日，在一位當地嚮導的協助下，挖掘小組離開特拉夫尼克奔赴山區。在清真寺詢問之後，很快就找到了兩個認識法蒂爾·蘇勒耶曼的人，而且其中一個人知道山上的蘇勒耶曼家的農場。他坐在了領頭的一輛越野車上。

  挖掘小組帶來了防護衣物、呼吸器具、鐵鍬、軟刷子、格篩和盛放物證的塑膠袋，以及為完成他們這項可怕工作的其他必需工具。

  這個農場與六年之前基本相同，只不過青草更加茂盛了一些。沒人來認領過它；蘇勒耶曼一家顯然已經不存在了。

  他們很容易地找到了那個糞池。今年的雨量要比一九九五年小，池內的糞便已經結成了硬塊。挖掘人員穿上了漁民作業的全套防護服和防水靴。

  拉耶克已經指證，在謀殺的那天，糞池的液面滿到了沿口。但如果里基·科倫索的雙腳碰到池底，那麼它肯定有大約兩米深。水分蒸發後，液面已經下降了半米。

  在近一米的粘塊被剷出去之後，ICMP的那位專員命令他的部下扔掉鐵鍬，改用泥刀繼續鏟掘。一小時之後，第一批骸骨開始露了出來，又經過一個小時的刮鏟，用駝毛刷子清潔，這個屠殺場地顯露出來了。

  由於空氣不能滲入到池底，所以下面沒有蛆蟲活動——它們依賴於空氣。屍體的腐敗完全是由於酶和芽孢桿菌的作用。

  每一片肌肉軟組織都已經消失了，在用濕布擦抹之後，第一塊頭蓋骨被擦得乾乾淨淨、閃閃發亮。有些皮革碎片，應該是從兩個男人的皮靴和皮帶上掉下來的；一隻絢麗的皮帶扣，顯然是屬於那個美國人的；還有從牛仔褲上脫落的幾片金屬飾件，和從一件斜紋布工作服上掉下來的幾顆紐扣。

  跪在下面工作的其中一個人叫了起來，遞上來一隻手錶。七十個月的時間還沒有腐蝕表後蓋上鐫刻的字樣：里基，媽媽祝賀你畢業，一九九四。

  那些孩子在被扔進去之前已經死了，他們沉下去之後落在最上面。時間的推移和腐敗的作用，使得這六具屍體的遺骨聚成了一大堆，但骨骼的尺寸表明了他們曾經是什麼人。

  蘇勒耶曼也是死後被扔進去的。他的骨架呈俯臥狀態，像一隻展翅的老鷹，是屍體沉下去時的姿勢。他的朋友站在旁邊俯視著糞坑，向真主祈禱。他確認說他這個同學生前大約有一米七二左右。

  第八具屍骨比較大，高度有一米八以上。它靠在一側，似乎是因為這個臨死的小伙子曾經試圖在黑暗中爬向糞池的側壁。骨架側身躺著，蜷縮成胎兒般的姿勢。手錶就是來自於那一堆骨骼里，還有那隻皮帶扣。當頭蓋骨被遞上來時，門牙是脫落的，與拉耶克的證詞相符。

  當最後一批細小的骨片被撿起來裝進塑膠袋之後，已經是日落時分了。兩個成年人的屍骨分別被裝在了各自的袋子裡，那些孩子們則合用一隻袋子，六具小骨架的拼裝要在城裡的停屍所完成。

  私家偵探驅車去維特茨過夜。英軍早就離去了，但他在他以前所知道的一個招待所里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回到了特拉夫尼克的ICMP辦公室。

  戈登·培根從塞拉耶佛授權那位當地的專員，把里基·科倫索的遺骨移交給格雷西少校，安排運送到波赫首都。

  來自加拿大的血樣也抵達了。DNA測試以令人驚奇的速度在兩天之內完成。塞拉耶佛的ICMP負責人證明，這具屍骨確實是屬於美國喬治城的里基·科倫索的。負責人還需要直系親屬的授權，以便把這副遺骨交給英國菲利普·格雷西先生。這又花了兩天時間。

  這期間，私家偵探根據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指示，從塞拉耶佛市內的主殯儀館置辦了一副棺木。停屍所把這副屍骨放進棺材裡後，又往裡面加了一些其他物品，使得它的重量像是盛放著一具真正的屍體。然後，棺蓋永久地合上了。

  四月十五日，加拿大富商的格魯曼IV型私人飛機帶著一封接收遺骨的信件抵達。私家偵探與機長在棺木和一疊文件資料上共同簽字，完成了交接手續，然後他回到了綠草成茵的英格蘭家中。

  十六日晚上，加拿大富商的那架私人商務噴氣飛機在愛爾蘭香農機場加油後，降落在美國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史蒂夫·埃德蒙在機場迎候著。一輛裝飾華麗的靈車把棺木運送到一家殯儀館去停放兩天，以便完成葬禮的最後安排。

  十八日，葬禮在喬治城西北R街上的橡樹山墓地舉行。這是一個小型私人性質的羅馬天主教儀式的葬禮。小伙子的母親，安妮·科倫索夫人靠在丈夫的臂彎里，靜靜地哭泣著。科倫索教授輕輕擦著眼睛，偶爾去瞟一下他的岳父，好像不知道該怎麼辦而在尋求指點。

  在墳墓的另一邊，八十一歲高齡的加拿大人一身深色衣服站在那裡，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視著下面他外孫的棺材。他沒有讓他女兒和女婿去看私家偵探的報告，更不用說米蘭·拉耶克的證詞了。

  女兒和女婿只知道，後來有一位目擊者報告說，曾記得在一條山溝里看見過那輛黑色的越野車，後來兩具屍體被發現了。老人不得不承認他們是遭謀殺後被掩埋的，否則六年的時間間隔無法做出其他解釋。

  葬禮儀式結束了，送葬者退到一邊讓教堂司儀人員工作。科倫索夫人跑到她父親那裡抱住了他，臉貼在他的襯衣上。他俯視著她，用手輕輕地撫摸著她的頭頂，她還是個小姑娘時，受到驚嚇後他就是這樣安撫她。

  「爸爸，不管是誰害死了我兒子，我要把他抓起來。不能讓他痛痛快快地死去。我要讓他在他的餘生里，每天早上在監獄裡醒來時知道他仍在那裡，永遠不能獲得自由。我還要讓他知道，這一切全是因為他冷酷無情地謀殺了我的兒子。」

  這位老人已經下定了決心。

  「我也許會上天堂，」他說，「我也許要下地獄。如果我必須下地獄，我會去的。」

  他放開了她，朝著教授點點頭，然後大步走向他那輛豪華轎車。當司機駛向去R街的那條上坡路時，他從儀錶板上取下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在國會山的某個地方，一名秘書來接聽了。

  「給我接彼得·盧卡斯參議員。」他說。

  當新漢布希爾州的盧卡斯參議員聽到埃德蒙先生來電的消息時，他的臉收緊了。在戰爭白熱化時結下的友誼可以延續一輩子。對史蒂夫·埃德蒙和彼得·盧卡斯來說，他們的友誼已經維持了五十六年。自從在一個春天的上午，他們一起坐在英國的一個草坪上，為他們各自國家的永遠不能回家的那些年輕戰友們哭泣時，他們就結成了兄弟般的友情。

  雙方都知道，當一方有事相求時，另一方會為他的朋友赴湯蹈火。現在這位加拿大人有事相求了。

  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一個聰明之處是，雖然他自己是一個民主黨人，但他時刻準備著可能會在其他黨派中發現可用之才。珍珠港事件後，他在一場足球比賽中招募了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並請他組建戰略情報局。

  他招募的那個人就是威廉·多諾萬，人稱「狂野比爾」，是一位愛爾蘭移民的兒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在西線指揮過第六十九團。此後，多諾萬因為有經驗豐富的律師背景，成了赫伯特·胡佛手下的司法部副部長，然後又當了多年的華爾街法律顧問。羅斯福看中的並不是他的法律知識，而是他的戰鬥才智，那是這位政治家要創建美國第一個國外情報機構和第一支特種部隊所需求的品質。

  未經多少猶豫，這位老將就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群聰明能幹的年輕人作他的幫手。包括阿瑟·施萊辛格、戴維·布魯斯和亨利·海德，他們後來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那時候，出身豪門並在紐約曼哈頓和長島長大的彼得·盧卡斯，正在普林斯頓大學上二年級。在珍珠港事件的當天，他決定要去參軍上前線。他的父親決不允許這種事。

  一九四二年二月，這個年輕人違背父親的意願輟了學，他所有的學習興致全都消失了。他到處尋找真正適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當一名戰鬥機飛行員。他私下去參加了飛行培訓課程，結果發現自己老是暈機。

  一九四二年六月，戰略情報局成立。彼得·盧卡斯立即去報名並被錄取了。他以為自己會在臉上塗著黑炭，在夜晚被空投到德軍陣線的後方。但實際上，他經常去參加雞尾酒會。多諾萬將軍需要一位體面而又靈活的第一流的副官。

  他在近距離看到，戰略情報局正在全力投入在西西里和薩萊諾登陸的準備工作，於是請求去參加戰鬥。要耐心，領導告訴他。這如同把一個小男孩帶到糖果店裡，卻只讓他待在玻璃櫃檯外面，只許看不許拿。

  最後他去找將軍並下了最後通牒：「要麼我在您的指揮下戰鬥，要麼我去參加空降兵。」

  從沒人給「狂野比爾」多諾萬下過最後通牒。他凝視著這個年輕人，也許看到了四分之一世紀前的他自己的影子。「兩個都參加，」他說，「但把順序倒過來。」

  在多諾萬的支持下，一路都是綠燈。彼得·盧卡斯甩掉了他不喜歡的平民衣服，去貝寧堡參加為期三個月的強化訓練班，出來時就已經是一名空降兵少尉了。

  他錯過了諾曼第登陸戰，因為那時他還在傘兵學校。畢業後，他回到了多諾萬將軍身邊。「您答應過我。」他說。

  彼得·盧卡斯得到了他的那頂降落傘，在一個清冷的秋夜，他被空投到義大利北部德軍戰線後方的山區里。在那裡，他遇上了義大利游擊隊員，他們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還有英國的特種部隊，他們似乎非常悠閒，沒有什麼事可以表現他們的忠誠。

  兩星期之後，他獲悉這支「悠閒」的小分隊也在執行敵後的戰鬥任務。他加入的傑德伯勒分隊裡，有一批最勇敢、殺敵最多的戰鬥英雄。

  他在山區里熬過了一九四四年的嚴冬，幾乎馬上就可以毫髮未傷地堅持到戰爭結束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五個戰友遭遇了還在該地區活動的德國黨衛軍別動隊。雙方交了火，他的左臂和左肩挨了兩顆斯梅塞衝鋒鎗的子彈。

  他們在荒郊野嶺上，沒有止痛的嗎啡，忍著劇痛經過一個星期的行軍之後，才找到一支英國的前線部隊。在現場做了手術，打上一針嗎啡，又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一架解放者飛機後，他被轉移到倫敦一家設備完善的醫院裡重新接受治療。

  恢復體力後，他被送進蘇塞克斯海岸邊的一座療養院裡。在那裡，他與一個正在治療斷腿的加拿大飛行員同一個病房。兩個病友一起下棋打發時間。

  回家之後，他幹得如魚得水。他進了他父親在華爾街的公司，最終接手了管理工作，成了一個金融界巨頭，並於六十歲時開始從政。二〇〇一年四月，他的新漢布希爾州議員的任期已經到了第四任，也就是最後一任，他剛剛見證一位共和黨總統當選。

  當聽到是埃德蒙的電話，他告訴秘書暫時切斷所有其他電話，然後他的聲音傳到了十英里之外的豪華轎車。

  「史蒂夫，很高興再次聽到你的聲音。你在哪裡？」

  「就在這裡，華盛頓。彼得，我要見你。有重要的事。」

  參議員覺察到了他的口氣，於是收起了笑容：「好的，朋友。告訴我吧。」

  「中飯時說吧。你能來嗎？」

  「我會取消其他活動。到亞當斯飯店，我常坐的那張角落裡的餐桌，那裡很安靜。一點鐘。」

  當參議員跨進餐館的大堂，加拿大人已經在那裡等著了。

  「你好像很嚴肅，史蒂夫。有問題嗎？」

  「我剛剛在喬治城參加了一個葬禮。我剛剛埋葬了我唯一的外孫。」

  參議員凝視著他，臉上呈現出分擔痛苦的表情：「上帝呀，老朋友，我真遺憾。我簡直不敢想像。病死的？還是意外事故死亡？」

  「我們到飯桌上去說吧。有些材料我要讓你看一下。」

  就坐之後，加拿大人回答了他朋友的提問：「我外孫是被謀殺的，手段極其殘忍。不，不是在這裡，也不是現在。是六年前，在波赫。」

  史蒂夫·埃德蒙簡要地解釋了一下：小伙子的年齡，一九九五年時他想去減輕波士尼亞人的痛苦，他一路輾轉抵達了特拉夫尼克，他同意幫他的翻譯去查看家宅。然後，埃德蒙把拉耶克的那份證詞遞了過去。

  馬提尼酒端上來了。參議員點了煙燻三文魚、黑麵包和冰鎮默爾索乾白葡萄酒。埃德蒙點點頭，意思是一樣。

  盧卡斯參議員習慣於快速閱讀，但看到報告的一半時，他吹出一聲低沉的口哨，放慢了閱讀速度。

  當參議員撥弄著盤子裡的三文魚並讀著報告的最後幾頁時，史蒂夫·埃德蒙打量著四周。他的朋友選了一個好地方：桌子位置很隱蔽，在窗邊那架大鋼琴的視線範圍之外。透過窗戶能看到華盛頓的一部分。亞當斯飯店的位置獨特，它更像是點綴在十八世紀鄉間的一座房屋，而不是繁華都市裡的一家餐館。

  盧卡斯參議員抬起頭來。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史蒂夫。這也許是我所讀到過的文件中最駭人聽聞的。你要我做什麼？」

  一個男服務員來收拾盤子，並端過來兩杯黑咖啡和餐後的陳年雅文邑葡萄酒。他們靜靜地等待這個年輕人離開桌子。

  史蒂夫·埃德蒙俯視著他們放在白桌布上的四隻手。那是老人的手，青筋暴露，指頭像香腸，分布著老年斑。那是駕駛颶風戰鬥機朝著德國空軍的多尼爾轟炸機編隊俯衝下去的手，是在波爾薩諾郊外把M-1卡賓槍里的子彈朝著黨衛軍部隊全部掃射出去的手，是經歷過戰鬥、撫摸過女人、抱過初生嬰兒、簽發過支票、創造過財富、制訂過政策、改變過世界的手。曾經一度。

  彼得·盧卡斯捕捉到了他朋友的注視，並明白了他的心情。「是的，我們現在老了，但還沒死。你要我做什麼？」

  「也許我們可以做最後一件好事。我的外孫是美國公民。美國有權把這個惡魔從全世界任何地方引渡過來，以一級謀殺罪把他押上被告席接受審判。也就是司法部，還有國務院，要跟任何可能窩藏這個暴徒的政府部門聯手合作。你願意去與他們打交道嗎？」

  「我的朋友，如果華盛頓政府不能夠給你帶來公正，那麼沒人能夠。」

  彼得·盧卡斯舉起了手中的杯子。

  「最後一件好事。」

  但是他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