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隱 士

  是那個夢，總是那個夢。他無法擺脫它，它總是纏著他。一夜又一夜，他總會尖聲叫著醒過來，渾身汗濕，他母親總會衝進來抱住他，盡力讓他安靜下來。

  父母親對他的狀況既迷惑又擔憂，因為他不能或不願描述他的噩夢。但他母親深信，從波士尼亞回來之前他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夢。

  夢境總是相同。那是粘液中的一張臉，一張沾滿了糞便的蒼白的圓臉，尖聲叫著要仁慈，哀求著要活命。他能聽懂這些英語，季利奇也同樣能，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請不要）這樣的詞語在國際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著木桿的人哈哈笑著又去捅。那張臉又浮上來了，最後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進那張張開著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個小伙子死在了糞水下面。然後他就會驚醒，哭著叫著，直至他母親把他抱進懷裡，告訴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裡，在他自己的房間裡。

  他認為他是要為塞爾維亞盡他的愛國主義職責，但他無論如何都無法解釋他做過的事情，他參與過的那個組織。

  他的父親不勝其擾，聲稱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蘭·拉耶克開始去一位經驗豐富的心理醫生那裡，接受第一個療程的精神療法。

  位於帕爾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層樓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兩次。那是貝爾格勒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專家們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因為他不敢供認。

  他被告知，心理壓力的解除是來自於淨化，而淨化是需要供認的。米洛舍維奇仍在掌權，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亞-盧卡，當時他提出來要離開他們、回貝爾格勒的家時，季利奇的那雙兇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邊說過的那番話：如果他膽敢開口，他會被殺掉、肢解。

  他父親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在狄托當政時期長大，終生是一位黨的忠誠公僕。但他的母親一直信仰與希臘和俄羅斯同宗的塞爾維亞東正教。雖然丈夫和兒子嘲笑她，但多年來她一直堅持去教堂做彌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時候，米蘭開始陪同母親一起去。

  他開始在宗教儀式，應答祈禱，以及聖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種恐懼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親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場旁邊，離他們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個街區。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試中落榜。憤怒而又絕望的父親在自家的樓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兩天。來自學院的消息讓他失望，但他兒子說出來的話更讓他透不過氣來。

  「我不想當律師，父親。我要進教堂。」

  老拉耶克靜下來，努力順應他那已經變了的兒子，但這需要時間。至少牧師也是體面的職業。不會發財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們還是可以昂起頭來說：「我的兒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發現，牧師這個職位需要經過多年的學習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數時間要在神學院裡度過。但兒子另有想法，他想隱居，而且馬上就要行動。他想成為一名修道士，拋棄一切物質的東西，過簡樸的生活。

  在貝爾格勒東南十英里處，米蘭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斯蘭奇村的一座小小的修道院——聖史蒂芬修道院。院裡只有十二個兄弟，在一位院長的領導下，他們在農場的田野上和穀倉里勞作，種植自己的口糧，接受遊客和香客的捐助，進行反省和祈禱。要加入的人已經列成了一串很長的名單，想插隊根本沒有機會。

  在米蘭的父親去與瓦西里耶院長會面時，命運來干預了。院長和老拉耶克互相驚奇地打量著對方。雖然院長蓄著一把大鬍子，頭髮也有些斑白了，但拉耶克還是認出，那是四十年前的同學戈蘭·托米奇。院長同意會見他的兒子，與這個年輕人討論進教堂工作的可能性。

  這位聰明的院長猜到，他這位老同學的兒子，是一個內心世界遭受著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寧的年輕人。他以前見過這種情況。他指出，他不能立即騰出一個工作崗位空缺，但城裡人也有來當修道士的，為的是尋找宗教「避難」。

  一九九六年夏天，隨著波赫內戰的結束，米蘭·拉耶克來到斯蘭奇村的修道院，種植西紅柿和黃瓜，參加反省和祈禱。那個夢消退了。

  一個月後，瓦西里耶院長溫和地提議他懺悔。他懺悔了。在耳語般的聲調中，在祭壇邊的燭光下，在來自拿撒勒的那個人[10]的注視下，他把他經歷過的事告訴了院長。

  院長雙手合十開始祈禱：為糞池裡那個小伙子的靈魂，為他身旁的那個懺悔者。他敦促米蘭去向當局告發那些應對此事負責的人。

  但米洛舍維奇仍在牢牢地掌握著政權，而且佐蘭·季利奇的威脅依然清晰地在耳邊響起。當局會指控季利奇是難以想像的。那個暴徒威脅過的報復行為，有朝一日得以執行的話，根本不會激起任何漣漪。因此，沉默繼續著。

  那種疼痛在二〇〇〇年冬天開始了。米蘭注意到身體的每次動作都會加劇痛楚。兩個月後，他與父親商量。父親認為是某種流行性疾病，但還是安排他去貝爾格勒總醫院化驗。

  貝爾格勒總是聲稱其醫療水準是歐洲一流的，而貝爾格勒總醫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驗要做三個，分別由肛腸科、泌尿科和腫瘤科的專家進行診斷。負責腫瘤科的那位醫學教授，最後把米蘭·拉耶克請進了他的套間診療室里。

  「你是一位見習修道士？」他問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時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現在到了考驗你的虔誠的時候了。不是好消息。」

  「請告訴我。」

  「你得的是直腸癌。」

  「能動手術嗎？」

  「恐怕不能。」

  「會好轉嗎？能化療嗎？」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這個年輕人凝視著窗外。他已經被判了死刑。

  「我還能活多久，教授？」

  「這個問題總是會被問到，但總是很難回答。如果採取措施，保養得當，嚴格飲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療……一年。可能短點，可能長些。但不會很長。」

  那是二〇〇一年三月。米蘭·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訴了院長。老人為這個年輕人難過得哭了。

  四月一日，貝爾格勒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佐蘭·季利奇已經消失。在兒子的懇求下，一頭霧水的老拉耶克去聯絡了他在警方高層官員中的熟人，得到確認，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強大的黑幫頭目，已經在一年多以前銷聲匿跡了，現在應該居住在國外某個地方，具體地點不詳。這個殘暴的季利奇的影響也已經煙消雲散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日，米蘭·拉耶克在他的紙堆中找出一張舊卡片。他取了一張紙，用英語寫了一封信給倫敦。這封信的重點在第一行字。

  「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我準備好作證了。」

  三天後，信到了倫敦。二十四小時之內，私家偵探已經與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過話，並回到了貝爾格勒。

  這份陳述是用英語記錄下來的，並請了一位註冊譯員和一位公證員在現場。陳述經由當事人簽署後，還由證人作了連署：

  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輕的塞族人習慣於聽到什麼就相信什麼，我也並不例外。今天我們也許很清楚，在克羅埃西亞和波赫，以及後來在科索沃發生過什麼恐怖的事情，但當時我們被告知，被孤立起來的塞族人完全是受害者，而且我也相信了。我們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對老人、婦女和兒童實施大屠殺的說法是不可想像的。我們被這樣告知：只有克羅埃西亞人和波士尼亞人才會去干那種慘無人道的事，塞爾維亞的軍人只是在保護和拯救作為少數民族的塞族人聚居區。

  所以，一九九五年當一位法律系的同學告訴我，他兄弟和其他人要去波赫保護那裡的塞族人，而且需要一個無線電通信員時，我什麼也沒有懷疑。

  我曾經在部隊裡當過無線電通信兵，但離前線很遠。我同意放棄春假去幫助在波赫的塞族同胞。

  當我加入另外十二名隊員時，我看出他們是粗人，但我認為，他們是參加過艱苦戰鬥的士兵，並責怪自己太嬌慣、太軟弱了。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包括隊長，駕著四輛越野吉普車。隊長在最後時刻才露面，直到那時候，我才知道他就是佐蘭·季利奇。我曾經模模糊糊地聽說過他，知道他是一個可怕的影子般的人物。我們行駛了兩天，朝北穿越塞爾維亞共和國，進入波赫中心。我們抵達了班亞-盧卡，以那裡為基地，確切地說是把波斯納旅館當成我們的基地。我們住進旅館房間開始吃喝。

  我們朝班亞-盧卡的北方、東方和西方分別作了三次巡邏，但沒有發現敵人，也沒有發現受到威脅的塞族村莊。五月十四日，我們駕車南下進入了弗拉西奇山區。我們知道在山嶺南邊是特拉夫尼克和維特茨，都是我們塞族人的敵區。

  下午當我們在林中沿著一條土路行駛時，遇到了兩個小姑娘。季利奇下車去與她們說話。他微笑著，看上去很友好。其中一個小女孩告訴他，她的名字叫萊拉。我當時並不明白，這是一個穆斯林名字。她已經簽下了死亡證書：她的村莊和她自己，都已經註定在劫難逃。

  季利奇讓小姑娘們上了領頭的那輛吉普車，她們指明了她們居住的地方。那是山谷中的一個林間小村子，只有大約二十個成年人，十幾個小孩，七座小屋，幾個穀倉和裝著欄杆的圍場。當見到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尖頂時，我才明白他們是穆斯林，但他們顯然並不構成什麼威脅。

  其他人跳下吉普車，把村裡的人都集合起來。當他們開始搜查那些小屋時，我什麼也沒有懷疑。我聽說過穆斯林狂熱分子，來自中東、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狂熱的穆斯林戰士，他們也在波赫地區搶劫，會看到塞族人就殺。我想，或許真的有穆斯林狂熱分子藏在那裡呢。

  搜查結束後，季利奇走回到領頭的車輛，站到架在前座後面一個轉盤上的機槍後面。他大聲叫喊他的部下散開，然後朝著蜷縮在畜欄內的那些農民開火了。

  幾乎在我還沒能相信之前，事情就發生了。農民們的身軀被重磅子彈射中時彈跳起來。其他戰士也用衝鋒鎗射擊。有些農民試圖去救他們的孩子，用身體去掩護他們。在混亂中，有幾個小孩逃出去了，在大人們中間左衝右突，在子彈追上他們之前跑到了樹林中。後來，我聽說逃走的共有六個小孩。

  我感到很噁心。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血腥味和內臟的臭味——在觀賞好萊塢電影時可從來不會有這種惡臭。以前我從來沒見過人死亡，而這些人甚至不是戰士或游擊隊員。搜查整個村子只找到一支古舊的獵槍，用於獵殺野兔的那種。

  當這一切結束時，槍手們很失望。沒有找到酒，也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於是他們把房子和穀倉點上了火，然後我們離開了，任憑它們燒著。

  我們在林中度過了夜晚。隊員們自己帶著梅子烈酒，大多數人都喝醉了。我試圖喝酒，結果都嘔了出來。在睡袋裡，我明白我已經犯下了一個大錯。我周圍的這些人根本不是愛國者，而是以殺人取樂的暴徒。

  次日上午，我們開始在山區的土路上行駛，主要是沿著山嶺的表面，翻過山準備回到班亞-盧卡。就在這時，我們發現了那座農房。它孤零零地處在另一條小溪谷的林中。我看見坐在第一輛車裡的季利奇站起來，舉起手發出停車的信號。他做手勢讓汽車熄火。司機們照辦了，於是周圍一片寧靜。然後我們聽到了聲音。

  我們輕手輕腳地下了吉普車，拿上槍，爬向那塊開闊地的邊緣。大約一百碼開外，兩個成年人正領著六個孩子走出一座穀倉。那兩個男人沒有武器，也沒穿軍服。他們的身後有一座被焚燒過了的農房，一邊有一輛嶄新的黑色豐田越野車，車門上寫著「麵包和魚」字樣。看到我們，他們都轉過身來凝視著。最大的那個孩子，一個大約十歲的小姑娘，開始哭了起來。我從她戴的頭巾認出了她，是萊拉。

  季利奇端著槍走向他們，但雙方都沒有要動武的意圖。我們剩餘的人以扇形展開，對這些俘虜形成了一個馬蹄形的包圍圈向他們接近。成年人中那個高個子說話了，我聽出來是美國人。季利奇也聽出來了。其他人連一句英語也不會說。那個美國人說：「你們是什麼人？」

  季利奇沒有回答。他大步走過去檢查那輛嶄新的越野車。這時候，萊拉小姑娘撒腿就跑。其中一個人去抓她，但沒有抓住。季利奇從越野車旁邊轉過身來，拔出手槍，瞄準後開火。子彈炸裂了她的後腦勺。他對自己的槍法很是自豪。

  那個美國人在距季利奇十碼之處。他向前跨了兩大步，使上全力一拳打在了季利奇的嘴角上。假如他原來還有一絲倖存的機會，那麼這一拳把這個機會給取消了。季利奇在中拳時大吃一驚，他很有理由吃驚，因為在全南斯拉夫沒人膽敢這麼對待他。

  季利奇倒在地上，鮮血從他被打破的嘴角里流了出來。他的部下一時間愣住了，然後其中六個人圍上去，用皮靴、拳頭和槍托輪番毆打那個美國人。他們把他打成了一堆肉泥。我以為他們會一直這樣打下去，直至把他打死，但季利奇來干涉了。他已經站起來，抹去了嘴角上的鮮血。他吩咐他們停止毆打。

  那個美國人還活著，他的襯衣被撕裂了，身軀被踢得通紅，面部已經腫脹，還被割破了。敞開的襯衫內顯露出他的腰上繫著一條胖鼓鼓的裝著錢的皮帶。季利奇做了一下手勢，他手下的一個人把皮帶扯了下來。裡面塞滿了面額一百元的美元紙幣，至少有十張。季利奇打量著這個膽敢打他的人。

  「天吶，」他說，「這麼多血。你需要洗一個冷水澡，我的朋友，讓你清醒清醒。」他轉向他的部下。他們對季利奇這麼關心這個美國人正摸不著頭腦。但季利奇看到了那塊開闊地上另一樣東西。那個糞池滿得快要溢出來了，部分是牲畜的糞便，也有人的糞尿。在過去的幾年中裡面的內容凝固了，而最近的雨水又使它重新漲滿了。

  在季利奇的命令下，這個美國人被扔進了糞池。

  突然受冷肯定使他恢復了知覺。他的雙腳接觸到了池底，於是他開始掙扎。旁邊有一個畜欄，是用木桿做的立柱和圍欄。畜欄已經相當陳舊，但有些木桿還很完整。那些人去抓來了幾根木桿，奮力把這個美國人捅到糞便下面去。

  每當他的臉浮出糞便時，他就開始尖叫、討饒。他在乞求活命。在大概六七個回合之後，季利奇奪過一根杆子，把尖頭插進了他正在張口喘氣的嘴巴，搗碎了大部分牙齒。然後季利奇把木桿捅到池底並用力按住，直至那個年輕人死去。

  我走進樹林中，把早飯時吃下的香腸和黑麵包全都嘔了出來。我想把他們全都殺掉，但他們人太多了，我也太害怕了。當我還在嘔吐時，我聽到了一陣排子槍聲。他們槍殺了其他五個孩子，還有那個把美國人帶來的波士尼亞援助人員。所有的屍體都被扔進那個糞坑裡。然後其中一個人發現，那輛越野車兩側車門上的「麵包和魚」的字樣只是用膠帶紙貼上去的。他們很容易地把貼紙揭了下來。

  當我們駕車離開時，那裡沒有留下什麼痕跡，除了草地上孩子們鮮紅醒目的血跡和幾隻黃鋥鋥的子彈殼。那天晚上，季利奇把那些美元瓜分了。他給了每個人一百美元。我拒絕接受，但他堅持我至少接受一張紙幣，以確保我是「其中一員」。

  那天晚上，我試圖在酒吧里把這錢用掉，但他看見了，大為光火。第二天，我告訴他我要回家，回貝爾格勒。他威脅我說，如果我膽敢把我所看見過的事吐露哪怕是一個字，他就會找到我，肢解我，殺了我。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是我對他的恐懼，使我這麼多年以來一直保持著沉默，即使那個英國人一九九五年來問我的時候，我也保持沉默。但現在我已經下定決心，準備在荷蘭或美國的任何法庭上指證，只要上帝給予我活下來的力量。

  我向上帝發誓，我所說的都是真的，除了真相還是真相。

  貝爾格勒市森耶克區，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

  米蘭·拉耶克

  那天夜裡，私家偵探發了一份長長的信息給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

  發回來的指令是清楚明確的：「到你必須要去的地方，去做必須要做的事。找到我的外孫或者他的遺物，並把他帶回家，帶回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