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難 民

  當時在紐約有一個慈善機構叫「關注難民」，其工作人員自稱為「憂國憂民的公民」；還有一種戲稱是「行善者」。

  這個機構自定的任務是，睜大眼睛注視那些被海浪衝到美國海灘上的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希望美國能夠履行刻在自由女神銅像基座上的那些文字，希望美國能收留他們。

  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難民孤苦淒涼，被搶掠一空，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在求生存的掙扎中花盡了最後的積蓄，而且通常頂多只能說一些隻言片語的英文。

  他們的直接對手是美國移民與入籍局。該機關的集體意見往往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申請入籍者都是江湖騙子，應該被遣送回原籍，或任何其他地方。

  一九七八年初冬的那天，放在加爾文·德克斯特辦公桌上的卷宗，是關於從柬埔寨逃出來的一對夫妻——孟鴻先生和夫人的。

  孟鴻先生已經代表他們夫妻倆作了一份長長的聲明筆錄。這位受過法語教育的柬埔寨人是用法語陳述的，經翻譯後，他的故事呈現在律師面前。

  自一九七五年起，柬埔寨的統治者是波爾布特，此人是一個瘋子、弒殺成性的暴君，他手下有一支狂熱的軍隊——紅色高棉。這在美國廣為人知，後來因電影《殺戮的田野》而更加為世人所知。

  波爾布特有一些浮躁的夢想，想讓他的國家回歸到某種農耕石器時代。他的幻想充滿了對城裡人和任何受過教育的人的刻骨仇恨。這些人應該被處決。

  孟鴻先生聲稱，他原是柬埔寨首都金邊一所高級中學的校長。他的妻子是一家私人診所的護士。顯然，兩人都屬於紅色高棉要處決的人。

  當形勢越來越嚴峻時，他們躲藏起來，在朋友和同事的房子東躲西藏，經常轉移住所，直到最後，朋友和同事們也全都遭到逮捕。

  

  孟鴻先生在聲明中說，他們不可能潛逃到越南或泰國邊境，因為在鄉村，到處布滿了為紅色高棉通風報信的人，而他根本不像一個農民。然而他設法買通了一個卡車司機，這人同意把他們偷運出金邊，穿越鄉間抵達磅遜港。他用最後剩餘的積蓄，說服一艘韓國貨輪的船長帶他們離開形同地獄的祖國。

  他不在意、也不知道「仁川之星」這艘船舶駛往何處。結果它載著柚木去了美國紐約港。抵達美國後，他沒去迴避當局，而是直接報告並申請獲准居留。

  在聽證會的前夜，德克斯特坐在廚房桌子邊整夜沒合眼，他的妻子和女兒就睡在相距幾米的隔壁房間裡。這個聽證會是他第一次上訴辯護，他要為這個難民盡他最大的努力。讀完當事人陳述之後，他去翻閱移民局的答覆。官方的回覆口氣相當強硬。

  在每個美國城市，最高官員是地區行政長官。第一道障礙就是這個地區行政長官辦公室。負責這個案例的行政辦公室官員，以奇怪的理由拒絕了這項避難要求，他說按照美國傳統，孟鴻夫妻應該去柬埔寨當地的美國使館或領館提出申請，並排隊等候。

  德克斯特覺得這不是一個大問題。幾年前當紅色高棉衝進金邊時，所有的美國外交人員已經撤離了柬埔寨首都。

  在第一道關卡遭拒絕，就把孟鴻夫妻推到了辦理驅逐手續的程序之中。就在此時，「關注難民」組織聽到了這個消息並盡力為他們辯解。

  根據程序，申請入境人在地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聽證會上遭拒絕後，可以請求舉行一個更高層次的聽證會，即有避難聽證官在場的行政聽證會。

  德克斯特注意到在第一次聽證會上，移民局的第二個拒絕理由是，孟鴻夫婦不符合遭受迫害的五條基本理由：人種、國籍、宗教、政治信仰和社會階級。他覺得他可以指出，作為狂熱的反共人士（他會去叮囑孟鴻先生）和校長，當事人至少符合最後兩條。

  在明天的聽證會上，他的任務是請求避難聽證官，按照移民與國籍法第243（H）條，實施「暫緩驅逐」的寬限。

  在其中一張資料的下面，「關注難民」的某個工作人員用小號字列印了一條注釋，註明避難聽證官名叫諾爾曼·羅斯。這個信息很有意義。

  德克斯特提前一個小時到了聯邦廣場二十六號的移民與入籍局大樓，去會見他的當事人。他本人並不高大，但孟鴻夫婦更矮小，孟鴻夫人就像一個嬌小的娃娃。她透過啤酒瓶底般的眼鏡觀察著這個世界。律師手頭上的卷宗告訴他，這對當事人的年齡分別為四十八歲和四十五歲。

  孟鴻先生似乎很平靜，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因為加爾文·德克斯特不會說法語，「關注難民」組織派來了一名女譯員。

  德克斯特把一個小時的準備時間用在了回顧那份原陳述上面，但發現沒有什麼可添加或要刪除的。

  這種案子的聽證不是在真正的法庭上進行，而是在一個大辦公室里。聽證之前五分鐘，他們被引了進來。

  如同律師所猜測的那樣，地區行政長官的那位代表，仍堅持在首次聽證會上做出過的拒絕避難申請的論證。沒有什麼可以增加或刪減的。羅斯先生坐在辦公桌後面，閱讀著記載在卷宗里的、在此之前已經進行過的那番爭論，然後朝著霍尼曼·弗萊舍律師事務所派來的這位新手揚了揚眉毛。

  加爾文·德克斯特聽到在他的身後，孟鴻先生正在對他的妻子說話：「我們必須指望這年輕人能成功，要不然我們會被送回去受死。」但他是用他的本國語言說的。

  德克斯特先去反駁地區行政長官的第一條論據：自從紅色高棉的殺戮開始之後，在金邊已經沒有美國的外交或領事機構了。最近的也要到泰國的曼谷，這是孟鴻夫婦永遠不可能到達的地方。他注意到羅斯先生的嘴角上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而來自移民局的那個人已經臉色漲紅了。

  律師的主要任務是表明，面對紅色高棉致命的狂熱，任何像他的當事人那樣明顯的反共人士，都註定會被抓起來受刑、處死。即便不是反共人士，這位具有大學文憑的校長無疑也會因為受過教育而遭處決。

  頭天晚上德克斯特獲悉，諾爾曼·羅斯先生並不是一直姓羅斯。他的父親塞繆爾·羅森在世紀之交抵達美國，來自現在的波蘭某地區，為的是逃離俄國沙皇的迫害，這種迫害那時是由哥薩克騎兵實施的。

  「先生，把這些兩手空空地來到這裡、只是為了尋求生存機會的人拒之門外是很容易的。說聲不行就走開是很容易的。告訴這兩個人，說這裡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他們應該回去遭逮捕、受刑、處決，是不用花費成本的。

  「可我問您，假定我們的先輩是這樣回絕的，我們先輩的先輩是這樣回絕的，那麼，那些被拒之門外的人回到已成為屠宰場的祖國時，有多少人會說：『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們關上大門把我送回來受死。』有多少人，羅斯先生？一百萬？接近一千萬。我請求您，不是從法律的角度，不是從一位聰明的律師獲得一次成功的意義上，而是從莎士比亞稱之為仁慈的本質這個角度，我請求您宣布，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我們可以為已經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僅僅尋求一次求生機會的一對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諾爾曼·羅斯若有所思地盯著他看了好幾分鐘時間。然後他把鉛筆當作木槌在辦公桌上敲了一下，並宣布：「暫緩驅逐。下一個案例。」

  來自「關注難民」的那位女士，激動地用法語把結果告訴了孟鴻夫婦。其後的手續會由她和她的組織去辦理。會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辯護了。孟鴻夫婦現在可在政府的保護下留在美國，最後還能獲准工作、避難，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著說她可以走了，然後他轉向孟鴻先生說：「我們去那邊的自助餐廳，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在這裡幹什麼。」

  他說的是孟鴻先生的本國語言——越南語。

  在那家地下餐廳角落裡的一張餐桌邊，德克斯特檢查了柬埔寨人的護照和身份證。

  「這些證件已經由西方幾位最優秀的專家檢驗過了，是真實的。你是怎麼弄到它們的？」

  這位難民看著他嬌小的妻子。

  「是她製作的。她是義族人。」

  越南有一個叫義的宗族，幾個世紀以來，順化地區的學者大都是出自這個宗族。他們有一項歷代相傳的書法專長，曾為皇帝撰寫宮廷文書。

  到了現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開始抗法戰爭後，他們絕對耐心、細緻和令人驚異的製圖術，讓世界上最高明的偽造證件者相形見絀。

  這位戴著瓶底眼鏡的小個子婦女因長期的戰爭而損失了視力，她曾俯伏在一個地下工作室里製作通行證和身份證。這些證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著它們隨意地進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從來沒被抓住過。

  加爾文·德克斯特把護照和身份證遞了回去。

  「那麼，你到底是什麼人，你為什麼來這裡？」

  妻子開始輕聲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鎮，」他說，「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是逃出來的。至少這部分是真實的。我在越南的一個集中營里被關了三年。」

  「那為什麼要假裝是柬埔寨人？美國已經接受了在那場戰爭中曾與我們一起戰鬥的許多南越人。」

  「因為我曾經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緩慢地點點頭。

  「這也許會是一個問題，」他承認道，「告訴我，把一切都告訴我。」

  「我生於一九三〇年，在最南方靠近柬埔寨邊境的地方。所以我懂一點高棉語。我的家庭並不信仰共產主義，我父親是一個忠誠的民族主義者。他希望看到我們的國家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他用這種思想教育和撫養我長大。」

  「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那為什麼轉向共產黨了？」

  「那是我的問題。也是為什麼我進了集中營的原因。其實我不是共產黨。我假裝是。」

  「說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我是在法國人的教育體系中成長的，儘管我渴望在長大後要為獨立而奮鬥。一九四二年，日本人來了，把法國人趕了出去，雖然維希政府的法國實際上也是與法西斯站在一邊的。於是我們轉而抗擊日本人。

  「領導抵抗運動的是以胡志明為首的共產黨人。他們比那些民族主義者更高效、更老練、更殘酷無情。這時許多人改變了立場，但我父親沒有。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敗走後，胡志明成了民族英雄。當時我十五歲，已經參加了抵抗運動。後來，法國人回來了。

  「然後就是九年的戰爭。胡志明和共產黨的『明越』抵抗運動吸納了所有的其他抵抗力量。任何反對的人都被清除掉了。我也參加了那場戰爭。一九五四年，法國人在奠邊府被打敗時，我也是搬運大炮上山的人海中的一員。然後是《日內瓦協定》，一個新的災難。我的祖國被劃分為北方和南方兩個部分。」

  「你重新參戰了？」

  「沒有立即參戰。有一段短時間的和平。我們期待著協定所規定的全民公決。但全民公決取消了，因為南方的吳庭艷政權知道他們會失敗。於是我們重新拿起了槍桿。當時的選項，只有南方令人厭惡的吳庭艷及其腐敗的政權，以及北方的胡志明和甲將軍。我曾經在甲將軍手下戰鬥過，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他。所以我選擇了共產黨。」

  「那時候你還是單身嗎？」

  「不，我已經娶了我的第一任妻子。我們有過三個孩子。」

  「他們還在嗎？」

  「不，全都死了。」

  「病死的？」

  「B-52炸死的。」

  「說下去。」

  「第一批美國人來了。是甘迺迪派來的，說是來當顧問。但對我們來說，吳庭艷政權只不過是另一個傀儡政府，跟以前日本人、法國人扶植的政權一樣。所以，我的半個祖國又一次被外國人占領了。我回到叢林裡參加戰鬥。」

  「那是什麼時候？」

  「一九六三年。」

  「又是十年？」

  「又是十年。當這場戰爭結束時，我已經四十二歲了。我已經像動物般地生活了半輩子，遭受著飢餓、疾病、恐懼和經常性的死亡威脅。」

  「但一九七二年以後，你們應該已經獲勝了。」德克斯特說。那越南人搖搖頭。

  「你們不明白一九六八年胡志明死後發生了什麼事。黨和政府落到了不同的人手中。我們許多人仍在為一個我們理想中的國家而戰鬥，一個能有一些寬容的國家。從胡志明那裡接過班的人可沒有這種意願。一個又一個愛國者被逮捕處決了。當權的人是黎筍和黎德壽。他們根本沒有胡志明那種把人們團結起來的內在力量。他們用殺人的方式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秘密警察的權力迅速膨脹。你還記得『春節攻勢』嗎？」

  「記得太清楚了。」

  「你們美國人還以為這是我們的一次勝利。其實不然。它是河內精心設計出來的，是黎筍指使的，又歸咎於甲將軍。這次行動是直接針對越共的。這摧毀了我們，這就是它的用意。我們有四萬名優秀幹部死於這次自殺一般的行動。其中包括南方所有推舉上來的領導人。除掉他們之後，河內取得了最高統治權。新年過後，北越軍隊控制了全國，贏得了勝利。我是南方民族主義者的最後一批倖存者之一。我希望的是一個自由統一的國家；不錯，但我還希望有文化自由，私有經濟成分，農民擁有土地。結果這是一個錯誤。」

  「發生了什麼？」

  「一九七五年最終征服南方後，真正的迫害開始了。先是華人，兩百萬華僑被剝奪了所有財產，要麼被送去勞改，要麼被驅逐出境。還有船民也遭到了同樣的迫害。我表示反對，說這樣不行。然後持不同政見的越南人也開始遭迫害。有二十萬人被關進了集中營，主要是南方人。一九七五年底，公安，也就是秘密警察，來抓我了。我寫了太多的意見信，他們說我做的一切已被檢舉揭發了。他們不喜歡我那麼做。」

  「怎麼處置你的？」

  「三年集中營，接受『再教育』。此後又是三年的日常監視。我被送進了河西省的一座集中營，離河內大約六十公里。他們總是把你送到遠離家鄉的地方，防止逃跑。」

  「但你還是逃跑了？」

  「是我妻子安排的。她確實是一名護士，也是一個證件偽造者。在那幾年的和平時期，我也確實是一名校長。我們是在集中營里相遇的。當時她在醫務室工作，我患了雙腿膿腫。我們交談了，我們相愛了。你能想像嗎？我們這種年紀。她把我從那裡弄了出來。她私藏了一些金條，沒被沒收，我們就是用這些金條買了船票。後來的事你全都知道了。」

  「你認為我會相信你嗎？」德克斯特問道。

  「你會說我們的語言。你去過那裡？」

  「是的，我去過。」

  「去打仗？」

  「是的。」

  「那麼，我以一個戰士的身份對另一個戰士說一句話，當你看見失敗的時候就應該認識到失敗。你應該知道如何判斷擺在你眼前的事實。我們走吧？」

  「你打算去哪裡？」

  「當然是回到移民局。你會把我們的情況匯報上去。」

  加爾文·德克斯特喝完咖啡站了起來。阮文鎮也想站起來，但德克斯特把他按回到了椅子裡。

  「那是兩碼事，少校。戰爭已經結束了。它發生在很久以前，遙遠的地方。努力享受你以後的生活吧。」

  那越南人好像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默默地點點頭。德克斯特轉身走開了。

  當他踏下台階走向街道時，有件事情使他困惑不解。那個越共軍官，他的臉，那僵住的震驚的表情。

  街上的行人紛紛轉過頭來打量這位正在仰頭嘲笑命運捉弄的年輕律師。他不經意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左手，那裡有一塊在地道里被曾經的敵人用滾燙的椰子油燙傷的疤痕。

  那一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