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律 師

  加爾文·德克斯特從沒對人解釋過他退伍的原因，因為他不想被人嘲笑。他已經決定要去上大學，拿學位，當律師。

  至於資金，他已經在越南攢了好幾千美元，此外他還可以根據兵役法要求進一步的資助。

  本書首發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美國的兵役法是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的；如果一個美國大兵退伍後申請上大學，只要他不是被開除的，政府就會出錢供他上大學，直至他獲得學位。政府的津貼可以供學生隨意花費，唯一的條件是，大學確認他是全日制學生。

  德克斯特知道，農村地區的大學可能費用比較便宜，但他想上有法學院的大學。而且，如果他以後要當執業律師，那麼地域更大的紐約州比新澤西州機會更多。研究了五十份招生簡章之後，他向設在紐約市的福德姆大學提出了入學申請。

  他於暮春時遞交了入學申請書，附上每一個美國兵退伍時那份重要的退伍證書，即DD214證書。他趕上了好時候。

  一九七一年春天，雖然反對越戰的呼聲很高，尤其是大學校園裡的反戰呼聲更高，但美國軍人倒沒有受到指責，反而被視為受害者。

  到了一九七三年，美軍匆匆地、狼狽地撤離後，軍人的這種處境改變了。雖然理察·尼克森總統和亨利·基辛格國務卿盡力為越南故事進行了最好的潤色，雖然從越南這個無法戰勝的泥潭裡解脫出來讓所有人鬆了口氣，但越戰依然被看作是一次失敗。

  如果有什麼美國老百姓不想與之經常沾邊，那就是「失敗」二字。接受失敗不是美國人的理念，即便是自由的左翼。一九七三年後回國的美軍官兵本以為他們會受到歡迎，因為他們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他們遭受了傷亡，失去了戰友；但他們回國後受到了廣泛的冷遇，甚至是敵意。那些左翼人士更為關心的是美萊事件[8]。

  但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德克斯特的入學申請書得到了鄭重的對待，表格上的「生活經歷」欄內，他在「大紅一師」當兵三年，被認為是一種積極正面的經歷，如果是兩年以後這事就會完全不同。他被錄取了，政治歷史系四年制學生。

  這位年輕的老兵在布朗克斯區找到了一套廉價的一居室小公寓，是在一座沒有電梯的樓房內。那裡離校園不遠，當時的福德姆大學坐落在市內一片不起眼的紅磚樓房叢中。他精打細算，步行或乘坐公共運輸工具，省吃儉用，利用漫長的暑假回到建築工地去打工，他的錢足夠維持到畢業。在之後的三年他到無數工地打過工，其中有一個當時正在建造這個世界的一個新奇蹟——世貿中心雙子座。

  一九七四年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他的人生。他遇上並愛上了安琪拉·馬洛齊，一個漂亮活潑、熱愛生活的義大利裔美國姑娘，在浴門大街上的一家花店裡工作。那年夏天，他們結婚了，用他們的共同收入搬進了一套稍大的公寓。

  那年秋天，離畢業還有一年時間，他提出了進入福德姆法學院深造的申請。這是福德姆大學下屬的一個院系，坐落在河對岸的曼哈頓。要進去很難，申請者很多，名額有限。

  進法學院意味著，一九七五年本科畢業後，要再讀三年研究生取得碩士學位，然後是律師協會的資格考試，最後是獲准在紐約州當律師。

  申請就讀福德姆法學院不需要參加面試，只要求把大量的材料遞交給招生委員會，供他們研究和取捨。這些材料包括從小學起（這方面他是一個差生）直至最近的政治歷史系的成績報告單，一份自我鑑定，和現在的任課教師的評語（這方面他是一個優秀生）。夾在他的一大疊檔案材料里的，還有他那份DD214證書。

  他進入了最後一輪的候選人名單，招生委員會碰頭作最後的選擇。委員會有六個成員，主任委員是霍華德·凱爾教授。他已經七十七歲了，早就過了退休的年齡，但他很聰明，是一位榮譽教授，也是他們所有這些學者中的元老。

  最後，到了兩個候選人爭奪最後一個名額的時候。加爾文·德克斯特是其中一個。會議室里發生了一陣激烈的爭論。凱爾教授從位於桌首的椅子那站起來，踱到了窗戶邊。他凝視著湛藍的夏日天空。一位同事走過來與他一起站在窗邊。

  「很難抉擇，對吧，霍華德？你心裡喜歡誰呢？」

  老人拍了拍手中的一張紙，把它展示給這位導師。導師看了一遍那份獲獎清單，不由得低低地吹了一聲口哨。

  「他二十一歲生日之前就獲得了這些獎章。」

  「他到底幹了什麼？」

  「他得到了進這所學院學習的一次機會，這就是他做的。」教授說。

  兩個人回到桌子邊參加投票。投票結果是三比三，但在這種情況下主任委員的一票抵兩票。他解釋了原因。委員們都去看那份DD214證書。

  「他可能有暴力傾向。」政治上一貫正確的系主任表示了反對。

  「哦，我希望如此，」凱爾教授說，「我不喜歡現在那些沒有個性的人。」

  兩天後，加爾文·德克斯特得到了這個好消息。他和安琪拉正一起躺在床上。他撫摸著她漸漸隆起的肚子，談論著將來有一天他會成為一個富裕的律師，他們會在韋斯切斯特或費厄菲爾德縣郊外擁有一座漂亮的別墅。

  他們的女兒阿曼達·瓊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生。分娩引起了併發症。醫生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結果還是一樣。這對夫妻再也不會自然懷孕了，再要孩子只能領養。安琪拉的家庭牧師告訴她，這是天主的旨意，她必須接受主的意願。

  那年夏天，加爾文·德克斯特以班級前五名的成績畢業，並於秋天開始了他在法學院的三年攻讀。生活很艱苦，但馬洛齊家庭全家動員起來了；丈母娘負責照顧嬰兒阿曼達·瓊，這樣安琪拉就可以繼續去上班。加爾文仍想當一名全日制學生而不是上夜校，因為法律課程的夜校要再多花一年時間。

  在法學院的前兩年，他仍在暑假期間出賣體力去打工，但到了第三年，他在曼哈頓著名的霍尼曼·弗萊舍法律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福德姆大學一直保存著一份校友通訊錄，霍尼曼·弗萊舍律師事務所里有三位資深的合伙人，都是福德姆法學院的畢業生。在導師的介紹下，德克斯特在那裡得到了一份暑期法律助理員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父親去世了。從越南返回後，他們不經常見面，因為父親永遠不明白兒子為什麼不回到建築工地，與安全帽相伴終生。

  但德克斯特與妻子安琪拉曾去看望過他，借用馬洛齊先生的汽車，讓老德克斯特看了看他唯一的孫女。他死得很突然。突發心臟病把這位建築工人擊倒在一個工地上。兒子孤獨地去參加了寒磣的葬禮。兒子曾經指望父親能夠參加他的研究生畢業典禮，並能為自己受過教育的兒子而感到自豪，但父親沒能看到這一天。

  那年夏天他畢業了，在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之前，他在霍尼曼·弗萊舍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初級的但是全職的工作，這是他從部隊退伍後七年來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霍尼曼·弗萊舍崇尚自由，對共和黨人士敬而遠之。為表明事務所積極的社會意識，特地設立了一個公益部門，免費為窮人和弱者擔任法律代理人。

  但那些高級合伙人覺得沒必要誇大他們的社會理想，這個公益部門一直只配備著幾個收入最低的新手。一九七八年秋天，加爾文·德克斯特成了霍尼曼·弗萊舍律師事務所里一名級別最低的職員。

  德克斯特沒有抱怨。他需要錢，他珍愛這份工作，而且通過為窮人提供法律幫助，他獲得了比單一專業更為豐富的經歷。他可以得到出庭的機會：為一些輕微罪行、疏忽瀆職和其他有爭議的指控進行辯護。

  那年冬天，事務所的一位女秘書出現在他那間簡陋的小辦公室門口，朝他晃著一份卷宗。

  「是什麼案子？」他問道。

  「移民上訴，」她說，「羅傑說他沒時間處理。」

  公益處負責人羅傑如果碰上有油水的案子就會留給自己，相比之下，移民事務完全沒有油水。

  德克斯特嘆了一口氣，開始埋頭閱讀這份新卷宗的詳情。聽證會將在第二天舉行。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