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鹽鐵專營」到「算緡告緡」

  通過貨幣改革，漢帝國的財政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不過，幾乎每天都在大手筆花錢的武帝劉徹，還是感覺錢不夠花。

  錢永遠是不夠花的，下自普通老百姓，上至富有四海的皇帝，其實都一樣。

  那麼，對政府而言，除了貨幣改革、「量化寬鬆」，還有什麼開闢財源的辦法呢？

  當然有，那就是對某些暴利行業實施國家壟斷，由政府進行專營專賣。

  在古代，最暴利的行業無非兩個，就是上文提到的冶鐵和製鹽，歷史上統稱為「鹽鐵」。古代是農耕社會，這兩者都是民生之必需，屬於社會的支柱性產業，利潤極其豐厚，朝廷理所當然會盯上它們。

  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以著名財政專家桑弘羊為代表的一批理財高手，在歷史舞台上登場亮相了。

  桑弘羊，出身於洛陽的富商家庭，打小就精於心算，擁有很強的商業天賦，從少年時代便介入了家族的經營活動和理財事務，因而名聞洛陽。景帝末年，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被徵召入朝，擔任侍中。

  古人的早慧有時候真的讓人驚訝。我們的十三歲，剛剛小學畢業，才上初一，可人家桑弘羊的十三歲，已經擔任高級領導幹部了。

  因為跟武帝劉徹年齡相仿，所以入宮之後的桑弘羊相當於是跟武帝一起成長的，自然形成了親密的君臣關係。如今武帝要廣辟財源，身為理財高手的桑弘羊理所當然成了最得力的助手。《史記·平準書》便稱他「以計算用事」。

  桑弘羊參與「計算」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鹽鐵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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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參與制定這項財政政策的還有兩位高手，一個叫東郭咸陽，從政之前就是齊國的大鹽商；另一個叫孔僅，是南陽的大冶鐵商。二人的身家都在黃金千斤以上。武帝劉徹任命二人為大農丞，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專門負責「鹽鐵專營」；而內朝官桑弘羊則作為朝廷經濟政策的總顧問，相當於首席經濟學家，同二人一起主導這項政策的制定與推行。

  鹽鐵專營，其實並非武帝君臣的發明。早在西周時期，便有不少諸侯國將鹽鐵經營收歸國有，不過並未作為根本性的經濟政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將這一做法制度化並取得巨大成效的，是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

  一般而言，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只有賦稅。正是通過管仲的改革，由政府對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進行管控，並以壟斷專賣的方式經營，才使得古代中國的政府收入在賦稅收入的基礎上又多了一項專營收入。

  武帝劉徹和桑弘羊等人的經濟思想，完全繼承自管仲：通過國家對支柱性產業的壟斷，獲得專營收入，從而為中央集權制度提供堅實的經濟保障。

  桑弘羊、孔僅等人提出的「鹽鐵專營」的具體辦法，在鹽業方面，與當年的管仲相同，即招募民眾進行生產，註冊成為鹽戶；主要生產成本由鹽戶承擔，官府只負責提供「牢盆」（煮鹽器具）；然後由政府統一收購併實行專賣。

  而在鐵業方面，他們則在管仲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加大了國家壟斷力度，從原材料生產到成品製作再到商品銷售，完全由政府一把抓。在中國歷史上，由政府直接介入生產製造環節並純粹以營利為目的的，這應該算是第一次。

  雖然早在殷周時期，便有國營的青銅和鐵器作坊，但只局限於為貴族服務；另外，秦國的商鞅也曾建立國營兵工廠，但也是單純為國防服務。像漢武帝這樣，國家在根本性的民生領域通過全方位壟斷進行牟利的做法，當屬首創。所以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國營企業」，正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

  當時的朝廷規定，凡是出產鐵礦的郡，均設置鐵官，負責鐵礦冶煉、鐵器製作及市場銷售；即使不產鐵的郡，也要在縣一級設置小鐵官，專門負責銷售，從而建立起全國性的鐵器專賣網點。

  政策制定後，法令便嚴禁民間私自煮鹽、冶鐵及從事相關販賣活動，違者「釱左趾」——在左腳戴上鐵鎖，並沒收所有生產、銷售器具。

  在孔僅和東郭咸陽的主持下，「鹽鐵專營」一經實施便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極大緩解了漢帝國的財政危機，也為武帝劉徹的開疆拓土、連年用兵輸送了源源不斷的經費。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就稱：「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短短三年後，孔僅便因功擢升大農令，一躍成為漢帝國的「財政部長」；桑弘羊則正式出任大農丞，即副部長。

  然而，世間萬事都是利弊相生的，孔僅和東郭咸陽畢竟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都有逐利的本性。他們在為國庫攫取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利用職務之便搞了不少權力尋租的勾當。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在財政系統中大量任用和安插鹽鐵商人。可想而知，這些集資本和權力於一身的「紅頂商人」，必然會在職權範圍內大肆牟利，從事權錢交易等各種腐敗活動。武帝一朝的吏治局面，由此漸趨混亂和敗壞。

  「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史記·平準書》）

  政府官員的出身越發駁雜，大多不是通過選拔任用，而都由商人充任。

  與此同時，「國營企業」固有的種種弊端也逐步暴露了出來。據西漢桓寬的《鹽鐵論》記載，以鐵器的生產銷售為例，其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產品不符合市場需求。「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官營企業生產的鐵器，多是笨重不實用的大件產品，主要是為了趕工、湊數量、應付上頭，不考慮市場需求、不適合百姓使用。

  其次，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低劣。「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由於管理不善，缺乏監督，工匠都沒什麼責任心，不肯盡力。所以，雖然投入的成本不低，但生產出來的鐵器大多質量很差，以致「民用鈍弊，割草不痛」——鐮刀的刀口都是鈍的，割草都割不動。

  再次，「國營商店」服務質量差。「器多堅，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鐵器商品質量普遍不好，而且還不讓人挑選，甚至店員經常溜號、櫃檯上沒人，想買都買不成。「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有些百姓因為急用，只好浪費大把時間，跑遠路去異地買，結果就是耽誤了農時。

  最後，商品價格昂貴，且利用行政權力強買強賣。「鹽、鐵賈貴，百姓不便。」食鹽和鐵器都由政府統一定價，因缺乏競爭，所以價格都定得很貴，老百姓買不起。「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那些家境貧困的百姓，買不起官營鐵器，只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和手去耕作的地步；同時鹽也吃不起了，只能吃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因價格昂貴，銷售不暢，鐵官完不成任務，就會進行攤派，強迫民眾購買。

  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對上述現象也有記載：「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

  一言以蔽之，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說白了就是「與民爭利」——其結果只能是強了國家，弱了百姓。

  沒辦法，武帝劉徹想要締造彪炳史冊的豐功偉業，就必須付出代價。而很多時候，老百姓就是那個「代價」。

  西諺有云：財富就像鹽水，喝得越多就越渴。

  不論是對個體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這句話都適用。貨幣改革和「鹽鐵專營」為漢帝國創造了巨大的財政收入，卻依然無法滿足武帝劉徹對財富的渴望。箇中原因，首先固然是出於國家的現實需要；其次，恐怕也是人性的貪慾使然。

  在上述經濟政策推出不久，經張湯一手策劃，武帝又頒布了一項法令，對所有工商從業者徵收財產稅，稱為「算緡」。

  古代每一千錢穿成一串，稱一緡。法令規定，所有工商業者都要主動向政府申報個人財產，每二緡為一「算」，徵收一百二十錢，稅率相當於百分之六。除了現金，實物資產也要徵稅。如馬車，以及長度五丈以上的船隻等大宗財物，都要自行評估，折成市場價一併申報。凡隱匿不報或申報不實者，皆流放邊疆一年，並沒收個人財產。

  這條法令乍一看，百分之六的稅率似乎不高；而且只要求主動申報，並沒有強行上門查帳，貌似還挺人性化。於是眾多納稅人便喪失了警惕，出於人皆有之的避稅心理，或多或少都瞞報了，「富豪皆爭匿財」（《史記·平準書》）。

  可人們沒想到，這項稅收政策的主導者是酷吏張湯——他操盤的事情，怎麼可能沒有後手呢？

  當所有納稅人基本上都申報完後，朝廷立刻出台了一條新的法令：凡是隱匿不報或申報不實者，一旦被告發，就將其財產的一半獎勵給告發者，另一半充公。這條法令，就稱為「告緡」。

  於是，社會上的很多窮人或潑皮無賴，立刻發現了一條一夜暴富的捷徑，紛紛起而告發，並且一告一個準——因為絕大多數富人都瞞報了。

  人們這才知道，原來之前的「算緡」純粹是朝廷在「釣魚執法」——就等你乖乖上鉤呢！可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誰讓你看不透張湯的手段還敢偷稅漏稅呢？

  這下子，全國的富人基本上都遭殃了，幾十年積累的財富，一轉眼就被官府和窮人聯手洗劫一空。

  如果你以為這是朝廷在劫富濟貧，至少可以讓很多窮人過上好日子——那你就錯了，也未免小看了張湯。

  在「算緡」之後，有「告緡」這一後手；而在「告緡」之後，張湯仍有大招，那就是把「算緡」和「告緡」擴大化。

  一開始，朝廷的徵稅對象還只是工商從業者——說白了就是針對富人；但洗劫完富人後，朝廷就把徵收財產稅的對象擴大到了所有普通人和中產階層，包括那些剛剛因告發而暴富、到手的錢還沒捂熱的人。同時，既然「算緡」的對象已經無所不包，那麼「告緡」自然也就適用於天下的所有人。

  「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文獻通考·卷十四》）

  這場嚴重擴大化的徵稅和告密運動，無疑在漢帝國掀起了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霍布斯語）。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被告，而任何人也都可以告發別人。

  為了全面貫徹執行「告緡」法令，張湯從御史台和廷尉寺抽調精幹人員，成立了許多「專案組」，奔赴天下各郡國專門處理相關案件。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是張湯的一個得力手下，名叫楊可，也是酷吏出身。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產階級以上的人都被告發了。「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產階層和富人階層基本上全都破產了。

  如果把張湯視為這場「告緡運動」的代言人，那麼他的「GG詞」顯然可以這麼說：「我們不生產財富，我們只是財富的搬運工。」

  經過他這一番猛如虎的操作，民間社會的巨量財富就從百姓手中「搬運」到了武帝劉徹的國庫里。

  那麼，朝廷最後到底搜颳了多少民脂民膏呢？

  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給出了一組數據：「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是一組很粗略的統計數字，但民間財富遭洗劫之慘烈程度，已可見一斑。單看因破產而被沒入官府為奴的人數，就讓人十分驚駭。據估算，武帝時期的全國總人口約三千六百萬到四千萬之間，即使取最大值，也相當於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因「告緡運動」喪失了自由民的身份，被打入了社會的最底層。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生活在武帝一朝的老百姓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了，因為當時的漢帝國仍然享受著「文景之治」的餘澤；除邊疆戰事頻仍外，絕大多數內地民眾基本上都能安居樂業。可即便是生活在這樣的「太平之世」，也要動輒遭遇財富洗劫並沒身為奴的命運。更何況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動盪和戰亂之世，那些百姓的苦，就更是難以言說了。

  如果說，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導致了國強民弱的局面，那麼「算緡告緡」運動導致的結果則是國富民窮。

  在這個狂飆突進的大時代下，雄才大略、志存高遠的武帝劉徹駕駛著他的帝國馬車一路飛奔，而萬千老百姓就像是他身後揚起的漫天黃塵中，那一顆顆簌簌顫抖、不知將飄向何方的塵埃……

  作為「算緡」「告緡」運動的主要策劃者，御史大夫張湯自然成了大漢百姓千夫所指的對象：「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資治通鑑·漢紀十一》）

  張湯固然可恨，但他其實只是一隻獵犬而已；如果不是那個掌控一切的獵人在背後驅使和授意，光憑一隻獵犬又能做什麼呢？

  也許正是意識到這場財富洗劫運動招致了太大的民怨，同時意識到所有民怨最終都會越過張湯集中到自己身上，所以沒過多久，工於權術的武帝劉徹就做了一件大多數帝王都會做的事，那就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而酷吏出身的張湯，儘管也曾權傾一時，在帝國的政治舞台上翻雲覆雨，可最終也沒能躲過歷朝歷代所有酷吏的共同歸宿，那就是——身敗名裂，政息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