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財有道：瘋狂運轉的財政機器

  漢帝國連年對外用兵，雖然從國防和軍事的意義上講，乃勢在必行之舉；但從財政和民生的角度看，隨著軍費開支的劇增，國庫明顯不堪重負，而百姓所承受的兵役、賦稅和徭役的壓力，無疑也越來越大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廣大的中原地區爆發了嚴重的洪澇災害。一時間餓殍遍野，無數百姓陷入饑荒。

  武帝劉徹聞報，立刻派遣使臣分道前往各個郡國，嚴令所有政府儲備糧倉全部開倉放糧賑濟災民，一粒糧食都不許剩下。

  然而，所有糧食全放出去後，依然還有大量飢腸轆轆的災民得不到救援。武帝無奈，只好又想了一招，倡議富豪和官吏出錢借貸給災民，然後將名字上報，由朝廷予以表彰、嘉獎。

  可是，讓富豪和官吏把口袋裡的錢掏出去，換取徒有虛名的所謂「朝廷表彰」，這筆生意著實不太划算。所以，倡議發出後，雖然也有響應者，但相對於數量龐大的災民，仍然是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最後，武帝劉徹沒轍了，只好大手一揮，下令將所有尚待賑濟的災民全部遷移：一部分遷入關中，一部分遷到朔方與河套地區。

  災民總人口有多少呢？

  七十餘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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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的費用由誰承擔？

  當然只能是國家財政。

  此次大規模遷移災民，朝廷不僅承擔了災民的衣食、遷移和安置費用，還要在此後數年幫助移民配套解決居住、生活、勞作等一系列問題。

  而所有這些費用和開支，算下來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致使原已不堪重負的國家財政雪上加霜。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就是：「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史記·平準書》）

  國庫空虛，財用匱乏，迫使武帝劉徹不得不通過一系列激進的財政改革，來提高朝廷對民間社會的榨取能力，從而為他已經實施和即將實施的所有「大有為之政」保駕護航。換言之，只有讓國家的財政機器瘋狂地運轉起來，最大限度地開闢財源，才能讓武帝劉徹擺脫「志大財疏」的窘境。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一開年，朝廷的財政部門就向武帝提出了一項重大的貨幣改革建議。他們說：「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資治通鑑·漢紀十一》）

  大意為：政府經費匱乏，而社會上的富商大賈通過冶煉銅鐵礦、私鑄貨幣和生產食鹽，身家累計達黃金萬斤，卻從不幫助解決國家的困難；所以建議製造新的貨幣，以供政府開支；同時打擊那些貪得無厭、投機倒把的奸商。

  有關部門這個「更錢造幣」的建議，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表達，就叫「量化寬鬆」；要是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印鈔票」。

  古代的貨幣，通常都以金屬鑄造：最上等是黃金，次一等是白銀，第三等是銅。在當時，社會上的一般通用貨幣即為銅錢。自漢文帝到武帝元狩年間，六十多年來，社會上流通的銅錢一直是「四銖錢」，又稱「漢半兩」。漢朝初年允許民間私鑄貨幣，但普通老百姓肯定享受不到這種政策紅利，受益最大的群體其實是權貴和富豪。因為他們擁有銅山，而且具備開採、冶煉的資本和技術，也能雇用大量勞動力，所以民間的私鑄貨幣基本出自他們之手。上文有關部門抨擊的主要對象之一，就是這個群體。

  民間擁有鑄幣權，對國家的經濟秩序固然會產生負面影響；但如果這些私營造幣企業能夠按照規範生產，倒也不至於造成太大破壞。可問題在於，人的貪慾是無止境的，權貴和資本家尤甚。他們並不滿足於私鑄貨幣的利潤，還挖空心思在銅錢的分量上做文章，把錢越鑄越薄——於是導致貨幣泛濫，其惡果便是「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史記·平準書》），即貨幣貶值，物價飛漲。

  利用這次貨幣改革的機會，朝廷勢必要對這一現象進行嚴厲打擊。

  武帝劉徹很快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禁止並銷毀所有「四銖錢」，代之以政府統一鑄造發行的「三銖錢」；同時，朝廷收回鑄幣權，嚴禁民間私鑄任何種類的貨幣，違者一律處以死刑。

  不久，有關部門發現「三銖錢」太輕，更容易被不法分子盜鑄；於是建議改鑄「五銖錢」。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劉徹下令罷廢「三銖錢」，正式發行「五銖錢」。

  此後，「五銖錢」因其形制規整、鑄造精良而被沿用了七百多年，直到唐代才被廢止，成為中國歷史上鑄造和發行數量最大、使用時間最長的銅質貨幣。

  然而，銅錢只是一般通用貨幣，面額太小；漢帝國要想有效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勢必發行大面額貨幣。原本的大額貨幣一直是黃金。可黃金本身的價值太過高昂，根本不適合拿來搞「量化寬鬆」；更何況，朝廷儲備的黃金早就賞賜給那些作戰有功的將領了，還能拿什麼來充當大面額貨幣呢？

  辦法都是人想出來的。生財有道的武帝君臣稍微動了下腦筋，就找到了一種可以用來批量製造大面額貨幣的原材料。

  這種原材料就是鹿皮。

  上林苑中白鹿成群，鹿皮多的是，可以就地取材；而且只要大量豢養白鹿，某種程度上還能做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於是，「白鹿幣」就此誕生。白鹿幣呈方形，邊長各一尺，四邊繡上五彩花紋，也稱「皮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是宋代的「交子」；但漢武帝君臣發明的這種皮幣，則可以視為紙幣的先驅和濫觴。

  朝廷規定，每張皮幣價值四十萬錢，絕對屬於「超大面額」貨幣。有關部門只要找幾個人，殺一群鹿，幾天時間就能搞出一大批皮幣，國庫憑空便能多出一筆巨額財富；而且還可以源源不斷地生產，其效率並不亞於現代的印鈔機。

  但問題在於，這麼大的「流動性」，該如何注入市場呢？

  很簡單，賣給有錢人。

  哪些有錢人？

  帝國的王侯，以及眾多的皇親國戚——簡言之，就是富得流油的權貴們。

  朝廷規定，每逢這些權貴到長安朝覲、參加大典、進獻貢品之際，必須事先花四十萬錢購買一張皮幣，才有資格參與上述活動。如此一來，皮幣就能通過這些權貴之手，漸漸流通到市場上去，而無數的銅錢則嘩啦啦流進了國庫。

  除了白鹿幣，此次貨幣改革，朝廷還推出了一套「白金幣」。古代稱白銀為「白金」，所以白金幣的主體材料就是白銀。當然不是純銀，而是摻雜了一定數量的錫。準確地說，「白金幣」就是一種合金硬幣。當時，皇家事務管理機構「少府」（相當於劉徹自己的小金庫）之中，存有大量銀和錫，足以批量製造「白金幣」。

  「白金幣」有三種面額：最大的呈圓形，上面鑄造龍的圖案，價值三千錢；其次呈方形，圖案為馬，價值五百錢；最小的呈橢圓形，圖案為龜，價值三百錢。

  就這樣，從超大面額的「白鹿幣」，到大面額及中等面額的「白金幣」，再到小面額的「五銖錢」，一整套嶄新的貨幣體系就建立起來了。

  朝廷收回鑄幣權並發行新貨幣，必然觸動無數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儘管朝廷三令五申，嚴禁民間私鑄各種類型的貨幣，可依然有無數的商人與政府官員內外勾結，冒著殺頭的危險拼命盜鑄貨幣。《史記·平準書》就說：「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資治通鑑》也稱：「民多盜鑄錢（『五銖錢』），楚地尤甚。」

  一切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鄧寧格的那段名言一樣：「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

  新貨幣發行後，一開始還只是掌握權力的官員和握有資本的商人聯手盜鑄；可很快，無數民眾也都卷了進來，「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史記·平準書》），即天下人大都毫無顧慮地私鑄金錢。「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參與犯罪的人實在太多了，以致官府殺也殺不完，抓也抓不完。

  一件法律禁止的事，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干，那是一般犯罪活動；倘若無數人都參與了，那就上升到危及社會穩定的政治高度了。對此，武帝劉徹也很無奈，只能一邊按照法令，該抓的抓，該殺的殺；一邊又不得不頻頻發布赦免令，把那些有自首情節或罪行不太嚴重的人都放了。

  當時到底有多少人被赦、多少人被殺，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給出了三組數據：新貨幣發行後的五年時間內，因自首而赦免的就有「百餘萬人」；因情節較輕而赦免的「吏民」，也有「數十萬人」；至於沒有遇到赦免而被殺的，則「不可勝計」。

  朝廷的貨幣改革政策，除了在民間引發嚴重犯罪，在朝廷內部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便是當時的大農令——「財政部長」顏異。

  這位大農令，據說素有清廉、正直之名，本來武帝劉徹還比較賞識他，可「白鹿幣」剛一推出，顏異便提出了反對意見。如果他是站在財政或民生的角度，指出大面額貨幣的弊端，比如引發通貨膨脹之類，那麼他的意見還算有建設性。遺憾的是，顏異的反對理由跟他「財政部長」的身份很不相稱，一點兒都不專業。他居然是站在權貴的立場發聲，認為讓王侯們花四十萬錢買一張「白鹿幣」，這件事不太合適。

  武帝劉徹大為不悅。

  但顏異畢竟是「財政部長」，他要是阻撓，朝廷的貨幣改革勢必難以順利進行。

  這個時候，就該輪到張湯上場了。

  幾年前，丞相公孫弘病逝，御史大夫李蔡進位丞相，張湯進位御史大夫。李蔡上位後沒什麼政績，慢慢淪為了掛名丞相；而一向深受武帝倚重的張湯，則成了實質上的丞相。「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史記·酷吏列傳》）此次推行貨幣改革，張湯自然是深度參與，現在有人阻撓，他肯定要把障礙排除掉。

  張湯跟顏異一直以來就有矛盾，這回又有公事上的理由，他當然不會放過顏異。

  不過，饒是張湯「辦人無數」，這個顏異還是讓他有些頭疼。因為此人為官清廉，居然查不到任何污點。要是換成別人來辦理此案，可能就知難而退了；但張湯之所以是張湯，就在於世上沒有他辦不下來的案子。

  有污點，直接辦他；沒有污點，製造污點也要辦他。

  很快，在張湯的授意下，就有人站出來指控顏異了。事情源於一次聚會。某位客人批評朝廷某項法令不太妥當，顏異沒有作聲，只微微動了一下嘴唇。張湯就死死抓住這個微表情，上奏稱：「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史記·平準書》）

  顏異身為九卿，覺得朝廷法令不太妥當，卻不進言而在肚子裡誹謗，論罪當死。

  於是，顏異就這樣掉了腦袋。

  由此可見，在官場上混，不僅要謹言慎行，還要具備超強的微表情控制力——否則就可能像顏異一樣，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在中國歷史上，顏異可能是第一個因「腹誹」罪名而死的，但絕非最後一個。因為有了這個經典判例，後來的酷吏簡單「抄作業」就行了，動輒便能以「思想犯罪」為由大搞政治迫害，隨意置人於死地。

  顏異之死，對武帝一朝的政壇風氣產生了非常壞的影響。司馬遷就說：「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史記·平準書》）

  既然連「腹誹」都能入罪，那滿朝文武為了自保，當然都不願說真話了，只有阿諛諂媚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