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解之死：遊俠時代的落幕

  大漢自開國以來到武帝年間，國家經過了七八十年的發展，在積累下雄厚國力的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不少積弊和隱患。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以下三大問題：

  

  一、匈奴入侵，邊患頻仍；

  二、諸侯坐大，對抗中央；

  三、豪強並起，危害社稷。

  武帝劉徹能不能坐穩這個漢家天下，能不能實施大有為之政，能不能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上締造一個更加強盛的帝國，就取決於他能否妥善解決這三大時代問題。

  仿佛是上天刻意安排，經過多年掙扎後完成「逆襲」的主父偃，幾乎就是幫劉徹解決這三個問題的不二人選。

  主父偃最厲害、最讓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迅速發跡之後，竟然在短短數月的時間內，接連拋出了三大對策，且無一例外地命中了這三大問題。

  首先，朔方城的興建，對漢帝國北伐匈奴的戰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意義十分深遠。

  其次，「推恩令」的頒布實施，基本上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諸侯坐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極大地強化了漢帝國的中央集權，可謂厥功至偉。

  最後，在元朔二年三月，主父偃又趁熱打鐵拋出了第三個方案，直指漢帝國「豪強並起，危害社會穩定」的問題。

  他在呈給武帝的奏疏中說：「茂陵初立，天下豪桀併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大意是，茂陵邑剛剛建立，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把那些兼併土地的土豪劣紳，以及危害百姓、擾亂社會秩序的豪強，都遷徙到茂陵。如此，對內可充實京師人口、繁榮經濟，對外可清除豪強黑惡勢力，不用誅殺任何人便可消除禍患。

  古代的皇帝，通常即位不久便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劉徹也不例外。

  茂陵（今陝西省興平市東北），正是劉徹百年後的陵寢。該工程從建元二年起動工，一直到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才竣工，歷時長達五十二年。漢代習慣在陵寢周邊設置陵邑，茂陵邑便是當時的一個高端商住區，長安的許多達官顯貴都陸續遷居於此，如公孫弘、隆慮公主、司馬遷、東方朔、司馬相如等。

  前文說過，漢朝在「文景之治」後，經濟繁榮發展，權貴階層也隨之崛起。除了上層的皇親國戚和公卿百官外，地方上也出現了許多巨富和豪強。他們聚斂財富、兼併土地、橫行鄉里、不守法紀，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影響了社會穩定。

  在無為而治的文景時代，朝廷還能容忍這些勢力的存在，但是到了武帝劉徹執政後，為了建立大一統的國家秩序並強化中央集權，勢必要採取有力的措施抑制兼併、打擊豪強。

  主父偃這個「遷徙豪強」的方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爐的，可以說切中時弊，且再一次準確迎合了武帝劉徹的需求。

  劉徹當即採納並實施，下詔宣布：「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資治通鑑·漢紀十》）即天下各郡國的豪強和資產三百萬以上的富人，都必須離開原籍，遷居茂陵。

  在朝廷的遷徙名單中，有一個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就是當時名滿天下的遊俠郭解。主父偃在奏疏中所稱的「天下豪桀」「亂眾之民」，指的正是以郭解這種人為代表的遊俠。

  郭解，字翁伯，河內軹縣（今河南省濟源市）人。其父早年就以「任俠」出名——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混社會的，在文帝時期遭官府嚴打，被砍了腦袋。郭解長大後，子承父業，也混了黑道。他個子偏矮，其貌不揚，但為人精明，性格勇悍。

  從少年時代起，郭解便好勇鬥狠，稍有不痛快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了不少人。司馬遷稱其「陰賊」（《史記·遊俠列傳》），即性情陰狠、不守法紀。跟許多混黑道的一樣，郭解身上有個優點，就是特別講義氣，可以不惜性命替朋友報仇。時間一長，他身邊自然聚集了一幫亡命之徒。

  郭解帶著這幫人，作奸犯科，殺人越貨，還私鑄錢幣，盜墓挖墳——總之，只要你能想到的壞事，郭解幾乎都幹了。而且他的運氣還特別好，每次都能從官府的眼皮子底下溜掉。倘若有哪次沒溜掉，一準又會碰上朝廷大赦，他就又猛虎歸山、蛟龍入海了。

  沒人料到，就是這麼一個年輕時基本上無惡不作的混混，人到中年突然就改邪歸正了。他不但開始注重做人的操守，處處檢點自己，而且跟人打交道也往往以德報怨。他變得樂善好施，從不求回報；救了別人性命，也從不居功。雖然他的性情依舊陰狠，也還是會為了某些小事殺人，但他的內心卻越來越崇尚「俠」的精神。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自喜為俠益甚」（《史記·遊俠列傳》）。

  在我看來，這既是救贖，也是修行。

  正是這種脫胎換骨的轉變，讓郭解最終成為令人尊敬的一代遊俠，而不是一輩子只做一個黑道小頭目。就像經典電影《教父》中的那句台詞一樣：「偉大的人不是生下來就偉大的，而是在成長過程中顯示其偉大的。」

  當然，用「偉大」來形容郭解肯定不太恰當；但他的轉變歷程，卻很類似於一個黑道小哥最終成長為「幫派教父」的經典故事。

  下面這幾則逸事，頗能佐證這一點。

  第一個故事，說的是郭解的外甥。這個外甥仗著郭解的名頭和勢力，做人很是豪橫。有一天跟人喝酒，他叫人乾杯，對方不勝酒力，他就強行灌人家，結果對方一急眼，拔出刀來就把他捅死了。知道自己闖下大禍，這人只好逃亡他鄉。

  郭解的姐姐找不到兇手，無比悲憤道：「就憑翁伯（即郭解字）在江湖上的俠義之名，我兒子被人殺了，居然連兇手都抓不到！」

  這話顯然是說給郭解聽的。郭解姐姐的言下之意就是，郭解作為江湖大佬，外甥被人殺了，卻什麼都做不了，有辱其俠義之名。

  這個姐姐畢竟出身黑道家族，本人也頗有大姐大的狠辣范兒，放出這話後，又把自己兒子的屍體扔到大街上，愣是不下葬，以此來刺激郭解。

  事情鬧得這麼難看，郭解不出頭也不行了。他派人打聽到了兇手藏匿的地點，然後故意放出了風聲。兇手自知躲不掉，只好上門向郭解請罪。郭解問他事情經過，那人據實以告。聽完後，郭解只說了一句：「閣下殺他沒錯，是我家孩子不講道理。」然後就把兇手放了。

  就這樣，郭解把罪責歸到了自己外甥身上；之後收殮了他的屍體，將其體面地安葬了。他姐姐雖然心中憤懣，卻也無可奈何。

  此事很快在江湖上傳開，人們無不稱讚郭解的道義，遂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到了他的門下。

  隨著郭解的江湖地位日益提升，人們對他自然敬畏有加；平時一見他出門或是回家，通常都會恭敬地躲到一邊。不過，總有個別刺兒頭不買他的帳。某一天，有個傢伙遠遠看見郭解過來，就故意「箕坐」，然後一臉傲慢地看著他。

  所謂箕坐，就是叉開並伸直了兩條腿坐著——這在古代是非常不禮貌的，絕對屬於挑釁行為。

  郭解覺得這人有點兒意思，就讓人去打聽他的名字。手下門客咽不下這口氣，要去殺了他。郭解卻說：「我住在自己家鄉，卻得不到人的尊敬——這是我自己德行不修，他有什麼罪呢？」過後，郭解特意找到縣裡的官員，私下叮囑說：「這個人，是我關照的，輪到他『踐更』時，就免除了吧。」

  在西漢的徭役制度中，年滿二十歲的成年男丁，每年要給郡里服役一個月，稱為「踐更」；如果不願意去的，可以繳納一筆費用，讓官府僱人幫自己幹活，叫作「過更」。

  官員一聽是郭解罩著的人，不僅把該男子的「踐更」免了，連「過更」的費用都幫他省了。就這樣一回、兩回、三回，這傢伙納悶兒了，怎麼每次徭役都沒輪到我呢？於是就去縣裡打聽——這才知道是郭解一直在罩著他。

  堂堂一位江湖大佬，居然如此以德報怨，善待一個無名小卒，頓時令此人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他當即去向郭解「肉袒」謝罪。所謂肉袒，即脫去上衣，裸露肢體——古代人用這樣的謝罪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恭敬和惶恐。

  什麼叫「以德服人」？郭解用他的實際行動給出了完美的詮釋。

  遠近的少年聽說此事，越發仰慕郭解的為人。

  作為江湖大佬，幫人解決道上的糾紛，自然也是題中之義。有一次，洛陽有兩個幫派，彼此結了仇；當地的大佬為了平息爭端，就出面去勸和。可沒想到，大佬們前後去了十幾位，這兩撥人竟然都不給面子，死活不肯和解。

  有門客就找到了郭解，請他出面擺平。郭解二話不說，連夜趕到洛陽，分別去見了這兩撥人。也許是郭解的江湖地位夠高，或是受他的人格魅力感召，這對仇家雖然心裡還是很不情願，但還是同意了和解。

  如果這件事到此為止，人們也許會佩服郭解的急公好義和擺平事情的能力，但要說他的「段位」高到什麼程度，恐怕也談不上。真正體現郭解段位且能夠讓世人徹底心悅誠服的，還是他接下來的做法。

  把事情擺平後，郭解對這兩撥人說：「我聽說洛陽有很多賢達來調解過你們的關係，可收效甚微。今日有幸讓你們聽了我的勸；但我一個外地人，豈能奪了人家當地賢達本有的權力？」

  說完，郭解連夜離開了洛陽，為的就是不讓人知道他來過。臨走前，他特意叮囑這兩個幫派的頭領說：「你們暫且別聽我的，繼續對著幹，等我走後，讓洛陽那些大佬來調解的時候，你們就聽他們的。」

  司馬遷的故事寫到這兒，郭解作為一個「教父級」人物的高大形象已經躍然紙上了。

  三言兩語擺平了爭端，這叫本事；擺平爭端後又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這才叫境界，才叫人格魅力！

  中國古人所說的「俠」和「義」，絕不只是行俠仗義、扶危濟困、為朋友兩肋插刀，而是在做出這些利他行為的基礎上，不居功，不求名，不望報。

  真正的俠，就是視一切人間疾苦和世道不平為自己的分內事，該出手時就出手。

  真正的義，就是做了很多「摩頂放踵利天下」的事（比如墨子），卻認為都是自己應該做的，不會再作他想，更不會另有所圖。

  郭解自然還沒達到如此高的境界。但據司馬遷的記載，我們可以相信，他一定是在朝這個境界努力的。

  所以，他才會成為當時名聞天下的一代遊俠，也才值得司馬遷在《史記》中濃墨重彩地為他樹碑立傳。

  人怕出名豬怕壯。郭解日益顯著的威望和傳遍江湖的名聲，最終非但沒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反倒給他惹來了禍端。

  朝廷的遷徙令頒布後，當地官府很快就把他圈進了遷徙名單。

  郭解雖然江湖地位很高，但出於遊俠重義輕利的本色，他本人沒什麼資產，至少遠遠夠不上朝廷畫下的「三百萬」那條線。

  可他為什麼還在遷徙之列呢？

  因為朝廷的遷徙令鎖定了兩種人，首先是「郡國豪傑」，其次才是「訾三百萬以上」的富人。也就是說，武帝這一政策針對的主要目標人群，就是郭解這樣的遊俠，富人反倒是次要的。

  至於針對遊俠的原因，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在武帝劉徹看來，遊俠這一群體的存在，已然對帝國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秩序構成了相當程度的挑戰和威脅，必須予以打擊和剷除。

  自戰國以降，迄至秦漢，遊俠一直是活躍於當時社會的一種民間自組織力量。戰國初年的墨子，便是遊俠的鼻祖。墨家既是一個思想學派，也是一個紀律嚴明的遊俠組織，其首領稱為「巨子」；墨子便是首任巨子。墨子反對侵略戰爭，提倡人人相愛互利，且率領眾多弟子身體力行，摩頂放踵利天下，崇義任俠，鋤強扶弱。

  據《莊子》《淮南子》等史料記載，墨子的門徒「充滿天下」「不可勝數」。他與門徒皆穿粗衣，著草鞋，少飲食，與賤者為伍，仿佛苦行僧般「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凡加入墨家之人，須嚴格遵守各項紀律和號令，其核心成員據說有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按司馬遷的說法，歷史上著名的「戰國四公子」——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魏無忌、春申君黃歇——也都可以歸入遊俠之列。他們招賢納士，門下食客三千；顯名諸侯，並譽當世。

  漢朝立國後，名聞天下的遊俠有朱家、田仲、劇孟、郭解等人。司馬遷對他們的評價是：「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遊俠列傳》）

  大意為，如今的遊俠，其行為雖然不依循法律的準則，但他們說出的話一定做到，要做的事一定堅持到底，已經答應的事一定誠實去做。他們會不惜自己的性命，去救助困厄之人；經過生死存亡的考驗後，卻不誇耀自己的才能，羞於炫耀自己的功德，可以說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

  對於遊俠在當時社會上的勢力和影響力，司馬遷記載了與劇孟有關的一則故事，足以讓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

  那是在七國之亂剛剛爆發時，負責平叛的太尉周亞夫在出兵之前，專程前去洛陽拜會了劇孟。當他得知劇孟沒有倒向叛軍那邊時，不由慶幸地說了一句：「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

  吳、楚七國發動叛亂卻不求助於劇孟，我就知道他們沒有什麼作為了。

  一個遊俠在這場戰爭中的立場竟如此重要，可見其勢力之大、威望之高，已經達到了什麼程度。

  不久，劇孟的母親去世，從天下各地前來送葬的車乘，竟達一千輛之多。

  試問，武帝劉徹在面對這些現象時，他會作何感想？遊俠在社會上擁有如此巨大的勢力、威望和號召力，會不會讓他感到驚訝，進而生出擔憂和恐懼？

  再來看郭解。他的外甥被殺，兇手來投案，他竟然以江湖道義私自裁決，釋放了兇手——試問這麼做將國法視為何物？又將國家的司法機關置於何地？

  還有，為了展現以德報怨的胸懷，郭解私下跟官員打聲招呼，就可以隨便免除某人的徭役——那還要朝廷的律法幹什麼？這麼做對其他人公平嗎？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最後，郭解輕而易舉就解決了兩個幫派間的糾紛——這件事表面看來是江湖上的事情，與官府無關，甚至多少還有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因為撇開幫派性質不談，純就解決糾紛而言，郭解的行為屬於「私力救濟」，這種做法源於民間社會的自發秩序，顯示了某種程度的基層自治。如果是在制度較為健全的現代社會，這些當然不是壞事，因為它們可以在法律框架內，成為「公權力救濟」的必要且合理的補充。

  然而在皇權專制的古代社會，尤其是在漢武帝治下，這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絕對不能容忍的。

  對武帝劉徹而言，民間秩序與國家秩序是天然衝突、不能並存的。如果遊俠可以憑藉他們的勢力、威望和影響力私自裁決案件，干預政府事務，實行「私力救濟」，乃至左右一場戰爭，那就意味著朝廷對民間控制力的削弱，意味著官府權威和律法尊嚴的喪失，更意味著國家的統治根基遭到了動搖。

  有這麼多理由，武帝劉徹豈能容得下遊俠，又豈能不對郭解開刀？

  也許是因為郭解聲望太高，又或是他私下找人疏通，總之，遷徙令剛頒布沒幾天，衛青就直接找到天子劉徹，替郭解求情，說：「郭解家貧，不應在遷徙之列。」

  上文說過，遷徙令主要針對的是遊俠，其次才是富人——所以衛青這個理由實在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其實衛青一出面，恰恰起到了反作用。

  劉徹聞言，便冷冷道：「郭解一介布衣，其勢力竟然大到讓將軍為他說話，可見其家不貧。」

  這句話足以說明，衛青的出面，令劉徹對郭解的忌憚更深了。

  隨後，沒有任何懸念，郭解及其族人被強行遷入了茂陵邑。

  有趣的是，郭解本來沒多少資產，可道上的大佬紛紛前來送行，每人隨手遞個紅包，總計竟然有一千多萬錢——直接讓郭解成了千萬富豪。

  郭解入關後，關中的大佬們不論之前有沒有跟他打過交道，都一窩蜂地跑來跟他結交。

  這兩個場景，無疑又會加深劉徹對郭解及遊俠群體的反感和忌憚。

  遊俠一向快意恩仇，如今無故被官府驅離家鄉，就算郭解道行高深、咽得下這口氣，他的族人卻未必咽得下。不久，郭解的侄子忍不住，把當時提名遷徙郭解的一個楊姓縣掾給殺了，稍後又殺死了其父。

  悲憤不已的楊家人進京告狀，沒想到又被人殺死在了未央宮的宮門口。

  居然敢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殺人，這是要反了天嗎？！

  遊俠竟囂張到如此程度，這再一次刷新了武帝劉徹的認知。他雷霆大怒，即刻下令逮捕郭解。郭解被迫逃亡，一路隱姓埋名跑到了臨晉（今山西省運城市）。此處設有關卡。郭解為了出關，就找到當地一個叫籍少公的人，求他幫忙。籍少公估計也是遊俠，在當地有些關係。他之前與郭解素昧平生，但得知其遭遇後，非常仗義，不僅幫郭解混過了關卡，還把他一路護送到了太原。

  然而沒過多久，官府就根據線索，順藤摸瓜查到了籍少公頭上。籍少公為了保守秘密，斷然選擇了自殺——遊俠為了救人急難而不惜生命的精神，在此又一次得到了證明。

  籍少公這條線索雖然斷了，但官府也不是吃乾飯的，一番追查後還是抓到了郭解。朝廷有關部門奉命徹查他以前犯過的所有案子，竟發現凡是郭解本人犯下的殺人案，都是在朝廷的上次大赦之前——這就讓有關部門很為難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軹縣又出了一樁殺人案，再次牽連到了郭解。事情的起因是：軹縣當地有個儒生，陪同查辦郭解案件的使者閒聊，當時郭解的一個門客也在場，就稱讚郭解是賢人。儒生一聽，嗤之以鼻道：「郭解一貫作奸犯科，無視國法，算什麼賢人？！」結果當天晚上，郭解的門客便殺了這名儒生，還把他的舌頭割了。

  郭解的門客殺人後就逃亡了，官府始終抓不到人。有關部門遂以此事審問郭解，勒令他交出兇手。可郭解人在牢中，壓根兒不知道還有這一茬。搞到最後，有關部門只能向天子奏報，說郭解無罪。

  這個結論當然不是武帝劉徹想要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們這些人也太不會辦事了！

  時任左內史的公孫弘看出了皇帝的心思，隨即奏稱：「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史記·遊俠列傳》）

  郭解只是一介布衣，卻以遊俠自居，濫用生殺之權，動輒因小事殺人。此案郭解雖不知情，但其罪行比親手殺人還嚴重，當以大逆不道罪論處。

  這話才是武帝愛聽的。劉徹隨即下令，斬殺郭解，並夷其三族。

  郭解被滅族後，據司馬遷所言，江湖上雖然還有很多遊俠，但大多傲慢而無德行，基本上無足稱道了。隨著郭解之死，曾經在戰國至秦漢歷史上盛極一時的遊俠時代，終於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