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發跡,「推恩令」頒布
2024-10-09 03:45:46
作者: 王覺仁
如果說在內外朝的文武百官中,一向最受武帝劉徹寵信的是內朝官,那麼在眼下所有的內朝官中,最受劉徹寵信的,除了衛青,也許就只有主父偃了。
在元朔初年的帝國政壇上,要比誰發跡速度最快、用最短的時間混得最好,主父偃若稱第二,絕對無人敢稱第一。
事實上,主父偃的起點是非常低的,而且長年在社會底層掙扎,所以他的驟然發跡,就顯得尤其令人矚目。
主父偃是齊地臨菑(今山東省淄博市)人,出身貧寒,早年研習縱橫之術,到很晚才開始研讀《易經》《春秋》等儒家經典和諸子百家之學。當初在老家,他一心想融入當地讀書人的圈子,卻連一個朋友都交不到。因為齊地是儒學的發源地,只有學儒的人才算是根正苗紅的讀書人;他一個學縱橫家的,走到哪兒都矮人一頭,一點兒存在感都沒有。
被人排擠還不算啥,最慘的是他家裡窮得經常揭不開鍋。主父偃厚著臉皮到處跟人借錢,卻沒人肯借給他。眼看在老家實在待不下去了,主父偃只好外出闖蕩,遊歷了燕、趙、中山等地,試圖向那些諸侯王遊說,兜售他的縱橫術。可惜天下早已一統,他那套縱橫捭闔的亂世奇學壓根兒沒有市場,所以沒人待見他。
主父偃就這樣兜兜轉轉好些年,一直沒混出啥名堂。客居異鄉、窮困潦倒的主父偃就差一頭撞死了。不過好在他這個人生性剛強,意志比較堅定,他認為那些諸侯王不待見他,是那些傢伙沒眼光,不是他主父偃沒本事。
今天你對我愛搭不理,明天我讓你高攀不起!
於是,大約在元光元年,主父偃一路向西,直接來到了長安。
既然他相信自己的本事,那就該向天底下最有權力的人兜售,正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何必跟那些不長眼的諸侯糾纏呢?
在長安落腳後,主父偃使盡渾身解數,終於跟天子跟前的大紅人衛青搭上了線,請求衛青向天子舉薦他。衛青為人寬厚,一向禮賢下士,沒有像一般人那樣從門縫裡瞧他,於是多次向劉徹推薦主父偃。
然而,此時的武帝正忙著尊奉儒學,你一個學縱橫術的,怎能入得了天子法眼?所以就沒搭理他。
主父偃在「居大不易」的長安又耗了五六年,手頭僅剩的一點積蓄徹底花光,這下可真的是山窮水盡了。人一窮志就短,難免還是得跟人借錢,那就必然遭人白眼。當時,不管是長安的公卿顯貴,還是跟他一樣四處找門路兜售學問的「京漂」,估計都被他開口借過錢,所以都特別厭惡他,遠遠見了他就繞道走。
漂泊了大半生的主父偃,至此徹底陷入了絕境。
人在絕望時,通常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是找根繩子上吊,一了百了;要麼就是破釜沉舟,豁出去干一票大的!
主父偃選擇了後者。
元朔元年冬,主父偃傾盡平生所學,洋洋灑灑地寫了一道奏章,然後徑直走到未央宮門口,把奏章遞了進去。
這一做法,成為他否極泰來、鹹魚翻生的命運轉折點。
此時的武帝劉徹正求賢若渴,不久前才三令五申,命各郡「舉孝廉,薦人才」;甚至宣布凡二千石以上官員,不舉薦人才的一律治罪。而主父偃這道毛遂自薦的奏章,可謂恰逢其時。所以早上剛剛把奏章遞進去,晚上武帝就召他入宮了。
一個人的命運,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內出現如此戲劇性的巨大轉折。
世事無常,所以樂極往往會生悲,而絕處也往往能逢生。《菜根譚》說:「恩里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切莫放手。」
假如主父偃的意志稍微薄弱一點兒,在這之前因絕望而放手,那他這輩子就只能落魄到死了。這頗具勵志色彩的後半句,就很適合用來描述主父偃的絕處逢生。不過,如果我們把時間線稍稍拉長一點兒,就會發現,那頗具警示意味的前半句,又恰恰可以用來描述主父偃隨後的迅速敗亡。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眼下,武帝劉徹跟主父偃一番攀談之後,發現此人對時局的分析極為獨到,見解非常犀利;尤其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跟自己不謀而合——武帝頓時龍顏大悅。
當時,另有兩個讀書人也一同被武帝召見,一個叫嚴安,一個叫徐樂。據司馬遷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記載,武帝最後十分感慨地對他們說了一句:「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諸公之前都在哪兒,為何相見如此之晚啊!
這話是對三人一塊兒說的,但我們有理由認為,它主要是對主父偃說的。因為在此之後,嚴安和徐樂都只是武帝的文學侍臣而已,在歷史上寂寂無名,沒什麼政績——可見召見當天他們也說不出什麼特別有分量的東西。唯獨主父偃,此後的表現超級亮眼,吸引了無數人的眼球——可見只有他才是真正打動武帝的人。
當天,劉徹立刻任命主父偃等三人為郎中。
隨後的日子裡,主父偃就像坐了火箭一樣青雲直上,多次被劉徹召見;然後一年之內連升四級,官至中大夫。
劉徹看人的眼光是很毒的,主父偃若沒真才實學,他絕不會如此加以重用。
所以,衛青攻取河南地後,只有主父偃提出的「設立朔方郡,興建朔方城」的方案,最符合劉徹的心意、最合乎時勢的需要,也最有助於深化漢帝國對匈奴戰爭的整體戰略。
而主父偃最厲害的一招,其實還不是這個,而是稍早之前向武帝呈上的另一個大策略。
它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推恩令」。
「興建朔方」針對的是匈奴;而這個策略,針對的則是諸侯。
我們在前文多次說過,「諸侯坐大」是漢帝國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因為漢朝在行政上採取的是「郡國並行制」,在治國思想上採取的是黃老的「無為而治」,所以勢力日漸膨脹的諸侯最終必然離心離德,對漢帝國的中央集權構成嚴重威脅。
這一沉疴頑疾遷延日久,積重難返,整整困擾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
早在文帝時,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就曾舉兵叛亂。叛亂平定後,時任太中大夫的賈誼便針對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治安策》,核心觀點就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把各大諸侯國分割成若干小諸侯國,以此削弱各諸侯王的實力。
文帝採納並實施了這一政策。但由於當時的朝政重點在於穩定政局、恢復社會經濟,為了避免矛盾激化,只削了小部分諸侯的封地,對大部分諸侯依然採取綏靖政策。
景帝即位後,採納了晁錯提出的《削藩策》,開始強力削藩,卻由此引發了更大規模的叛亂——七國之亂。隨後,朝廷雖然平定了叛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諸侯勢力的膨脹,但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到武帝劉徹即位時,以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為首的各諸侯國,實力依然不容小覷。一心要實施大有為之政的劉徹,遲早要徹底解決諸侯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目光犀利的主父偃一下就看出了武帝的心結所在,遂於元朔二年冬上疏武帝,提出了一個徹底解決諸侯問題的策略。他在奏疏中說: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這段話的大意是:古代的諸侯土地不超過百里,強弱的形勢很容易控制。如今,有的諸侯竟然坐擁相連的幾十座城池,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勢寬緩時,他們容易驕奢淫逸;天下形勢急迫時,則容易互相結盟,聯合起來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強行削減他們的土地,就會使他們產生反叛的念頭——之前晁錯的做法就導致了這種情況。如今,諸侯的子弟動輒十幾個,卻只有嫡長子世代繼承;其他人雖然也是諸侯的親骨肉,卻無尺寸之地的封國,那麼,仁愛孝親之道就無從體現。希望陛下命令諸侯,讓他們將朝廷的恩德推而廣之,將其土地分割給所有子弟,封他們為侯。這些諸侯子弟一定人人喜悅,願意奉行。如此,看起來是陛下施以恩德,實際上卻分割了諸侯的國土;在不削減他們封地的同時,自然削弱了他們的勢力。
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
它以「推恩」「仁孝」之名,行「割肉」「肢解」之實;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儒家旗號,用的卻是釜底抽薪的法家權謀。
這當然十分合乎武帝劉徹的口味。
就算諸侯王們明知此舉對他們不利,從長遠看跟「削藩」沒有任何區別——可問題在於,「推恩」二字不僅讓朝廷和天子劉徹一舉占據了道德制高點,而且迎合併滿足了諸侯子弟們的利益需求,這就讓諸侯王們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倘若他們反對朝廷的這一做法,那根本不用朝廷站出來講道理,他們的子弟(除了嫡長子)首先就會跳出來反對他們。用《孫子兵法》的話來說,這就叫「上下同欲者勝」——「推恩令」巧妙地把朝廷的利益和諸侯子弟的利益捆綁到了一起,剩下諸侯王們夾在中間,兩頭不靠,又能怎麼辦?
這就是「推恩令」與之前景帝強力削藩的根本區別所在——強力削藩用的是磨刀霍霍的暴力手段,必然引起諸侯的反抗;「推恩令」則披著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讓你想反對都找不到正當理由。
劉徹一看完主父偃的奏疏,立刻予以採納;隨即正式頒布了「推恩令」,稱:「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資治通鑑·漢紀十》)
各諸侯王如果願意推恩,把土地分封給子弟的,可以呈報,朕當確定他們的爵位名號。
在此,「或欲」一詞用得十分微妙:諸侯們願意分封的,就分封;不願意的,朝廷也不強迫。看上去很人性化,其實是劉徹在有意試探諸侯的態度,看他們作何反應。
對此,一些政治敏感度強的諸侯,立即響應朝廷號召,如梁王劉襄、城陽王劉延等。對於這些「先進分子」,劉徹自然要拿來做一番文章,於是公開下詔對他們予以表彰,以激勵其他諸侯效仿。
據司馬遷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記載,「推恩令」施行後,「齊國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等等,總體上成效顯著;另外,班固在《漢書·武帝紀》中也稱:「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兩種表述結合起來看,結論就是——諸侯國開始層層削弱、越分越小了。
隨著時間推移,困擾漢帝國三朝的諸侯問題,終於在武帝一朝一勞永逸地得到了解決;與此同時,漢帝國的中央集權也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和強化。
當然,也有不少實力強大的諸侯王,對於「推恩令」的頒布裝聾作啞,始終不做任何表態,更沒有任何行動,如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燕王劉定國、齊王劉次昌等人。
對這些人,武帝劉徹和主父偃當然另有對付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