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劉徹親政 親政初體驗：當皇帝那些事兒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即劉徹登基的第六個年頭，在帝國政治舞台上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並長期干預朝政的竇太后，終於放下把持多年的權柄，駕鶴西去了。

  這一年，劉徹二十二歲。

  風華正茂的年輕天子，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打理這天下了。

  劉徹收回天子大權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辦喪不力」為由，罷黜了竇太后任用的丞相許昌和御史大夫莊青翟，旋即命武安侯田蚡繼任丞相，稍後又命大農令韓安國繼任御史大夫。

  這一次，魏其侯竇嬰沒被復用。雖然他也崇奉儒學，但畢竟是竇氏外戚；隨著竇太后的去世，他自然就被邊緣化了。現在，劉徹更信任的，肯定是自己的母舅田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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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劉徹的親政，朝廷在田蚡的主導下，重新展開了一度受挫的尊儒改革運動。《漢書·儒林傳》稱：「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儘管後世慣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來描述和定義漢武帝的這場意識形態變革，但縱觀武帝一朝的實際情況，這八個字並不十分準確——或者說實際情況並不完全像後人理解、想像的那樣。

  首先，儒學取代了黃老之學，成為唯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以黃老、法家為首的其他學派也喪失了與儒家競爭「官學」地位的資格，但這並不等於諸子百家從此就完全被漢武帝摒棄了。

  實際上，在儒學被漢武帝定於一尊的同時，諸子百家並未銷聲匿跡，而是依舊活躍在當時的朝廷和民間；且研習諸子百家之學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依舊得到了武帝的重用。

  對此，跟武帝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司馬遷，也許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說：「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史記·龜策列傳》）

  劉徹即位後，為才學、藝能之士廣開門路，盡力延攬諸子百家之學，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能為朝廷效力；而能力超群者更能得到重用，沒有任何偏袒。

  誠如司馬遷所言，武帝一朝得其重用的許多大臣，都不是儒家學者，如韓安國、張湯、杜周等人，皆法家信徒；主父偃、嚴安、徐樂等人，學的是縱橫之術；汲黯、鄭當時等人，是黃老的代表人物；還有武帝近臣東方朔，則屬於雜家。

  由此可見，從嚴格意義上講，與其說漢武帝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如說他是在「尊奉儒術」的同時「悉延百家」——一方面把儒學尊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卻又給諸子百家留下了生存發展的空間。如此既有了統一的治國思想，同時又兼收並蓄、博採眾長，讓一切思想學說皆能為其所用。

  說白了，政治都是實用主義的。只要能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只要有助於解決國家、社會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武帝劉徹又何必讓自己在一棵樹上吊死呢？

  在歷史上，真正禁絕百家而一條道走到黑的人，其實是秦始皇。秦國利用法家的嚴刑峻法和軍國主義政策強勢崛起，統一了天下；而後始皇嬴政又把法家的統治思想推向極致，以「焚書坑儒」的方式強力實行愚民政策與思想專制。然而最終，也恰恰是法家的苛政和暴虐統治，導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

  鑑於這樣的歷史教訓，武帝劉徹又怎麼可能只用一種思想學說來束縛自己，繼而重蹈秦朝的覆轍呢？

  關於這一點，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有一段記載，就很能說明問題，也足以跟司馬遷的上述說法相互印證：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秦朝為了統一思想，一舉終結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企圖通過焚毀百家經典、不讓百姓讀書的專制手段來實行愚民統治，結果失敗了。所以漢朝才會反其道而行之，廣泛收集民間藏書，重新接續先秦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傳統。到了漢武帝一朝，更是建立了「國家圖書館」和「古籍研究院」，專門命人對那些「書缺簡脫」的百家典籍進行搜集、整理、校對、研究，最後由國家統一收藏。

  當然，說漢武帝「悉延百家之學」，並不意味著諸子百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最被他看重的，當然還是儒、法二家。因為在當時，這兩者最有利於強化中央集權，最有利於統一人心，從而最符合漢武帝的統治利益。在此，儒家提供了漢武帝所需的思想資源、道義資源和理論框架，法家則是作為實際政治操作中的秘籍和利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基於這樣的實用主義態度，大漢帝國從漢武帝時代開始，逐漸形成了所謂「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儒家的「德治仁政」與法家的「嚴刑峻法」雜糅互補。

  這樣一種頗具創造性的治國之道，在實踐中被證明是十分有效的。從此不僅被後來的漢家天子，也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繼承，最終成了古代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政治傳統。

  儘管日後的漢武帝以雄才大略、乾綱獨斷著稱，但在親政之初，由於經驗的缺乏，他卻一度遭遇了皇權被架空的危機。

  問題就出在他的母舅田蚡身上。

  一開始，劉徹對田蚡非常信任，把帝國的日常政務全都交給他打理。田蚡每次入宮奏事，劉徹都會花很長時間聽取他的報告，並跟他一起討論。而他的所有建言獻策，基本上都會得到劉徹的採納；他推薦的官員，也都會得到提拔任用。

  然而，沒過多久，劉徹卻無奈地發現——田蚡恃寵而驕，大有將他架空之勢！

  田蚡雖然有些才幹，但生性驕奢，本來就不是一個淡泊的人，如今驟然獲得丞相大權，其欲望和野心更是迅速膨脹。他一上位，便大肆修建豪華宅邸，並在京城內外搜颳了大批良田和極具升值潛力的土地。同時他還派人到各個郡縣，以採辦物品為由廣收賄賂，順帶採擇了大批美女。短時間內，田蚡的家中便姬妾成群、美女如雲，金銀珠玉堆積如山，各種奇珍異寶更是不可勝數。

  如果田蚡僅僅是貪財好色，卻能在朝政上秉持公心、盡忠竭力的話，劉徹或許還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問題是田蚡得寸進尺，在大肆貪腐的同時還極力培植黨羽——這就讓劉徹無法容忍了。

  凡是田蚡推薦的官員，一般情況下劉徹都會批准——但前提是這些人必須具有真才實學，並具備與其職位相應的行政經驗。可田蚡卻無視這一原則，動不動就把一些不學無術、資歷甚淺的人提拔為二千石官員。不難發現，這些人或者跟他關係匪淺，或者給了他可觀的賄賂。

  對此，司馬遷給出了四個字的評語——「權移主上」，意思就是權力從人主那兒被轉移到田蚡手上了。

  劉徹決定給田蚡敲敲警鐘。

  有一天，當田蚡又提交了一份長長的用人名單後，劉徹忽然說了一句：「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你的人任命完了沒有？我也想任命幾個。

  這話貌似平淡，其實充滿嘲諷，無異於一巴掌抽在了田蚡臉上。

  田蚡大為慚悚，許久不敢吭聲。

  劉徹原以為把話說到這份兒上了，田蚡一定會從此收斂——沒想到這傢伙依舊執迷不悟，沒多久又提了一個要求，說要拿「考工室」的地皮蓋房子。所謂考工室，就是皇家器械製造廠，專門製造各種御用物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兵器。

  田蚡竟然利慾薰心、肆無忌憚到這種地步，那就不能怪劉徹發飆了。

  那天，劉徹生平第一次對田蚡發出了咆哮：「君何不遂取武庫！」（《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你何不把朝廷武器庫也拿走算了！

  面對天子的雷霆之怒，田蚡終於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慌忙伏地謝罪。

  從這件事後，田蚡總算學會了收斂，也總算認識到——他這個年輕的外甥不是那麼好糊弄的。

  劉徹對田蚡頗感失望，卻又不敢輕易罷黜他。因為竇太后雖然不在了，但劉徹上面還有他那精明過人的母后王娡。在當時的外戚中，最受王娡寵信的，就是她這個同母異父的弟弟田蚡。換言之，田蚡之所以敢為所欲為，就是仗著有太后為他撐腰。

  被警告了幾次後，田蚡在劉徹面前算是有所收斂；可在面對滿朝文武的時候，卻依舊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幾年後，朝中有兩個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就是因為得罪了田蚡，下場都極為悽慘：一個被滿門抄斬，一個被斬首棄市。

  前者是在七國之亂中立下戰功的名將灌夫，後者就是昔日的顯赫外戚竇嬰。

  當然，這是後話。

  建元六年八月，一封來自帝國南部邊陲的求救信，被快馬送進了長安的未央宮。

  求救信來自南越國（都城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其國王趙胡聲稱遭到了閩越國（都城東治，今福建省福州市）的攻擊，請求大漢天子發兵救援。

  「越」（也作「粵」）是中國古代南方的一個古老部族，支系眾多，自先秦以來統稱為「百越」，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其分布範圍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南越和閩越，便是其中的兩個部落王國。

  早在高祖時期，南越、閩越等國就已經成為大漢的藩屬國，大體上既臣服於漢朝又相對獨立。多年來，由於各種歷史積怨，南越、閩越、東越等國彼此之間紛爭不斷，經常相互攻伐。

  比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秋，閩越國就曾悍然發兵，進攻其北邊的東越國（都城東甌，今浙江省溫州市）。劉徹及時派兵援救，迫使閩越撤兵，東越才倖免於難。不久，東越國王害怕閩越再打過來，請求舉國北遷；後經劉徹同意，被安置在江淮一帶。

  如今，閩越死性不改，又掉頭入侵南越，顯然沒把大漢朝廷放在眼裡。劉徹立刻下令，命大行令王恢、大農令韓安國各率一路大軍，分別從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會稽郡（今江蘇省蘇州市）出發，兵分兩路討伐閩越國。

  閩越國王駱郢得到消息，當即派出精銳據守仙霞嶺（今閩、浙、贛交界處）的險關要隘，大有跟漢軍死磕到底之勢。

  眼看一場惡戰已在所難免——可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閩越卻爆發了一場內訌。

  內訌的主導者，是閩越國王駱郢的弟弟駱余善。

  此人早就在覬覦王位。如今見漢朝大兵壓境，而閩越國內又人心惶惶，駱余善意識到篡位的時機已經成熟，遂暗中召集閩越國相和宗族首領們開了個會，對眾人說：「大王擅自發兵進攻南越，所以天子出動大軍來討伐我們。漢軍兵力強大，就算我們僥倖打贏了，其後續部隊也會源源不斷，一直打到我們被滅國為止。而今之計，不如殺了大王以謝天子。天子若罷兵，咱們國家就保住了；若不肯罷兵，咱們就力戰到底，就算敗了，也可以逃到海上。」

  眾人也知道跟漢朝對抗是以卵擊石，遂一拍即合。

  於是，駱郢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自己的弟弟和臣子們幹掉了，其首級很快被送到了王恢手上。

  此時漢軍還未行至仙霞嶺，就收到了駱郢的首級。王恢大喜，一邊派人飛報朝廷、傳首京師，一邊趕緊通知另一路的韓安國停止進兵。

  劉徹認為，既然罪魁禍首已然伏誅，那就沒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隨即下詔班師。韓安國在這次回朝後，被擢升為御史大夫。

  駱余善輕而易舉就化解了一場滅國之災，一時間威震國內，各部族首領紛紛歸附。雖然取得了閩越國的實際控制權，但駱余善要想當上國王，必須得到大漢朝廷的冊封。就在他眼巴巴等著冊封的時候，朝廷的詔書到了——可上面的名字卻不是他，而是閩越首任國王駱無諸的孫子駱丑（朝廷封其為越繇王）。

  劉徹這是唱的哪一出？

  駱余善頓時有些發蒙。

  劉徹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對駱余善的野心洞若觀火。之前駱郢到處搞事，這個駱余善其實沒少跟著摻和；現在他悍然幹掉駱郢，無非是為了自己上位，並不是出自對漢朝的忠誠。劉徹若是扶這樣一個野心家上台，等於是在助長他的勢力，也無異於在給朝廷自己製造不穩定因素。

  所以，劉徹絕不可能把閩越國交給駱余善。

  不過話說回來，對朝廷而言，駱余善誅殺駱郢也算是功勞一件；如果不給他任何回報，一來難以服眾，二來也不利於閩越國的穩定——很可能駱余善一怒之下，就又把剛上位的駱丑幹掉了。

  對此，劉徹自然是有後手的。

  就在冊封駱丑後沒幾天，朝廷的第二道詔書就到了：冊封駱余善為東越王——也就是把之前東越國北遷之後空出來的地盤給了他，免得他跟駱丑「一棲不兩雄」，再度窩裡鬥。

  如此一來，就能讓駱丑和駱余善既各自獨立，又相互制約。只有這樣的羈縻之策，才最符合大漢朝廷的利益。

  出兵閩越，穩定南方，只是劉徹征伐四方的前奏曲。

  劉徹心裡很清楚，帝國最大的憂患，不是南邊的百越，而是北方的匈奴。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一個遊牧民族，興起於陰山山脈（今內蒙古）的南麓。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匈奴便已成為中原各國的勁敵；不過在戰國末年，曾遭到趙國名將李牧的一次沉重打擊，一度衰落。秦朝統一後，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奪取了河套地區，將匈奴驅趕到了漠北，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過秦論》）。

  秦末漢初，匈奴的冒頓單于強勢崛起，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東滅東胡，西平月氏，控制西域；並揮師南下，再度侵入河套地區，對剛剛立國的漢朝構成了嚴重威脅。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大舉南侵，兵抵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見國門洞開，形勢危急，劉邦遂親率大軍北征，卻在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被圍七天七夜，險些喪命。劉邦被迫採納陳平之計，以重金賄賂匈奴閼氏（匈奴單于、親王之妻的統稱），才得以死裡逃生。

  白登之圍，給漢朝君臣留下了極重的心理陰影。此後，漢朝只能委曲求全，長年向匈奴奉送美女和大量財物，以所謂的「和親」之策換取帝國北疆的安寧。然而，這種安寧既是表面的，也是脆弱的。事實上，匈奴從未停止過對漢朝的侵擾和劫掠，始終是漢朝的心腹大患。遺憾的是，當時國力羸弱的漢朝無力改變這種局面。

  就這樣，從大漢立國之初就定下的和親之策，一直延續到了武帝一朝。

  對此，生性英武、血氣方剛的劉徹極度不甘。如今的大漢帝國，經過七十餘年的韜光養晦和休養生息，已經變得國富民強，劉徹本人實施的也是大有為之政。在他心中，可以說比任何人都更想討平匈奴、一雪前恥。

  建元六年冬，即平定閩越的幾個月後，匈奴人遣使來到長安，再次向大漢請求和親。說難聽點兒，就是再一次「索賄」來了。

  匈奴人如此貪得無厭、慾壑難填，這種屈辱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從個人角度來說，劉徹肯定是想一口回絕的；可身為天子，他卻不得不以大局為重。為此，劉徹特意召集群臣開了個會，想看看文武百官究竟是什麼態度。

  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大行令王恢率先表態，他直截了當道：「大漢每次與匈奴和親，往往維持不了幾年，他們就會背盟毀約。不如乾脆拒絕他們的要求，出兵討伐。」

  王恢是燕地人，早前長期在邊塞任職，非常熟悉匈奴人的情況——他敢提議開戰，自然是有一定把握的。

  然而，御史大夫韓安國當即表示反對。他說：「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像飛鳥一樣到處遷徙，很難制服。若是開戰，我軍要跋涉數千里與其爭鋒，勢必人馬疲敝，而匈奴人則是以逸待勞。這是很危險的事，不如與匈奴和親。」

  群臣大部分都贊同韓安國，建議和親，反對開戰。

  雖然眼下的大漢帝國早已今非昔比，但「白登之圍」給人們留下的心理陰影依舊難以消除。換言之，強大的歷史慣性和人的惰性，仍然支配著大部分朝臣——既然通過和親就能跟匈奴相安無事，又何必改弦更張、冒險開戰呢？

  見此情形，劉徹深感無奈。

  他意識到征討匈奴的時機尚不成熟，只好繼續隱忍，同意了和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