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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劉徹親政 親政初體驗:當皇帝那些事兒

2024-10-09 03:45:28 作者: 王覺仁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即劉徹登基的第六個年頭,在帝國政治舞台上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並長期干預朝政的竇太后,終於放下把持多年的權柄,駕鶴西去了。

  這一年,劉徹二十二歲。

  風華正茂的年輕天子,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打理這天下了。

  劉徹收回天子大權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辦喪不力」為由,罷黜了竇太后任用的丞相許昌和御史大夫莊青翟,旋即命武安侯田蚡繼任丞相,稍後又命大農令韓安國繼任御史大夫。

  這一次,魏其侯竇嬰沒被復用。雖然他也崇奉儒學,但畢竟是竇氏外戚;隨著竇太后的去世,他自然就被邊緣化了。現在,劉徹更信任的,肯定是自己的母舅田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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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劉徹的親政,朝廷在田蚡的主導下,重新展開了一度受挫的尊儒改革運動。《漢書·儒林傳》稱:「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儘管後世慣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來描述和定義漢武帝的這場意識形態變革,但縱觀武帝一朝的實際情況,這八個字並不十分準確——或者說實際情況並不完全像後人理解、想像的那樣。

  首先,儒學取代了黃老之學,成為唯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以黃老、法家為首的其他學派也喪失了與儒家競爭「官學」地位的資格,但這並不等於諸子百家從此就完全被漢武帝摒棄了。

  實際上,在儒學被漢武帝定於一尊的同時,諸子百家並未銷聲匿跡,而是依舊活躍在當時的朝廷和民間;且研習諸子百家之學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依舊得到了武帝的重用。

  對此,跟武帝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司馬遷,也許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說:「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史記·龜策列傳》)

  劉徹即位後,為才學、藝能之士廣開門路,盡力延攬諸子百家之學,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能為朝廷效力;而能力超群者更能得到重用,沒有任何偏袒。

  誠如司馬遷所言,武帝一朝得其重用的許多大臣,都不是儒家學者,如韓安國、張湯、杜周等人,皆法家信徒;主父偃、嚴安、徐樂等人,學的是縱橫之術;汲黯、鄭當時等人,是黃老的代表人物;還有武帝近臣東方朔,則屬於雜家。

  由此可見,從嚴格意義上講,與其說漢武帝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如說他是在「尊奉儒術」的同時「悉延百家」——一方面把儒學尊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卻又給諸子百家留下了生存發展的空間。如此既有了統一的治國思想,同時又兼收並蓄、博採眾長,讓一切思想學說皆能為其所用。

  說白了,政治都是實用主義的。只要能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只要有助於解決國家、社會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武帝劉徹又何必讓自己在一棵樹上吊死呢?

  在歷史上,真正禁絕百家而一條道走到黑的人,其實是秦始皇。秦國利用法家的嚴刑峻法和軍國主義政策強勢崛起,統一了天下;而後始皇嬴政又把法家的統治思想推向極致,以「焚書坑儒」的方式強力實行愚民政策與思想專制。然而最終,也恰恰是法家的苛政和暴虐統治,導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

  鑑於這樣的歷史教訓,武帝劉徹又怎麼可能只用一種思想學說來束縛自己,繼而重蹈秦朝的覆轍呢?

  關於這一點,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有一段記載,就很能說明問題,也足以跟司馬遷的上述說法相互印證: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秦朝為了統一思想,一舉終結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企圖通過焚毀百家經典、不讓百姓讀書的專制手段來實行愚民統治,結果失敗了。所以漢朝才會反其道而行之,廣泛收集民間藏書,重新接續先秦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傳統。到了漢武帝一朝,更是建立了「國家圖書館」和「古籍研究院」,專門命人對那些「書缺簡脫」的百家典籍進行搜集、整理、校對、研究,最後由國家統一收藏。

  當然,說漢武帝「悉延百家之學」,並不意味著諸子百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最被他看重的,當然還是儒、法二家。因為在當時,這兩者最有利於強化中央集權,最有利於統一人心,從而最符合漢武帝的統治利益。在此,儒家提供了漢武帝所需的思想資源、道義資源和理論框架,法家則是作為實際政治操作中的秘籍和利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基於這樣的實用主義態度,大漢帝國從漢武帝時代開始,逐漸形成了所謂「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儒家的「德治仁政」與法家的「嚴刑峻法」雜糅互補。

  這樣一種頗具創造性的治國之道,在實踐中被證明是十分有效的。從此不僅被後來的漢家天子,也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繼承,最終成了古代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政治傳統。

  儘管日後的漢武帝以雄才大略、乾綱獨斷著稱,但在親政之初,由於經驗的缺乏,他卻一度遭遇了皇權被架空的危機。

  問題就出在他的母舅田蚡身上。

  一開始,劉徹對田蚡非常信任,把帝國的日常政務全都交給他打理。田蚡每次入宮奏事,劉徹都會花很長時間聽取他的報告,並跟他一起討論。而他的所有建言獻策,基本上都會得到劉徹的採納;他推薦的官員,也都會得到提拔任用。

  然而,沒過多久,劉徹卻無奈地發現——田蚡恃寵而驕,大有將他架空之勢!

  田蚡雖然有些才幹,但生性驕奢,本來就不是一個淡泊的人,如今驟然獲得丞相大權,其欲望和野心更是迅速膨脹。他一上位,便大肆修建豪華宅邸,並在京城內外搜颳了大批良田和極具升值潛力的土地。同時他還派人到各個郡縣,以採辦物品為由廣收賄賂,順帶採擇了大批美女。短時間內,田蚡的家中便姬妾成群、美女如雲,金銀珠玉堆積如山,各種奇珍異寶更是不可勝數。

  如果田蚡僅僅是貪財好色,卻能在朝政上秉持公心、盡忠竭力的話,劉徹或許還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問題是田蚡得寸進尺,在大肆貪腐的同時還極力培植黨羽——這就讓劉徹無法容忍了。

  凡是田蚡推薦的官員,一般情況下劉徹都會批准——但前提是這些人必須具有真才實學,並具備與其職位相應的行政經驗。可田蚡卻無視這一原則,動不動就把一些不學無術、資歷甚淺的人提拔為二千石官員。不難發現,這些人或者跟他關係匪淺,或者給了他可觀的賄賂。

  對此,司馬遷給出了四個字的評語——「權移主上」,意思就是權力從人主那兒被轉移到田蚡手上了。

  劉徹決定給田蚡敲敲警鐘。

  有一天,當田蚡又提交了一份長長的用人名單後,劉徹忽然說了一句:「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你的人任命完了沒有?我也想任命幾個。

  這話貌似平淡,其實充滿嘲諷,無異於一巴掌抽在了田蚡臉上。

  田蚡大為慚悚,許久不敢吭聲。

  劉徹原以為把話說到這份兒上了,田蚡一定會從此收斂——沒想到這傢伙依舊執迷不悟,沒多久又提了一個要求,說要拿「考工室」的地皮蓋房子。所謂考工室,就是皇家器械製造廠,專門製造各種御用物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兵器。

  田蚡竟然利慾薰心、肆無忌憚到這種地步,那就不能怪劉徹發飆了。

  那天,劉徹生平第一次對田蚡發出了咆哮:「君何不遂取武庫!」(《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你何不把朝廷武器庫也拿走算了!

  面對天子的雷霆之怒,田蚡終於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慌忙伏地謝罪。

  從這件事後,田蚡總算學會了收斂,也總算認識到——他這個年輕的外甥不是那麼好糊弄的。

  劉徹對田蚡頗感失望,卻又不敢輕易罷黜他。因為竇太后雖然不在了,但劉徹上面還有他那精明過人的母后王娡。在當時的外戚中,最受王娡寵信的,就是她這個同母異父的弟弟田蚡。換言之,田蚡之所以敢為所欲為,就是仗著有太后為他撐腰。

  被警告了幾次後,田蚡在劉徹面前算是有所收斂;可在面對滿朝文武的時候,卻依舊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幾年後,朝中有兩個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就是因為得罪了田蚡,下場都極為悽慘:一個被滿門抄斬,一個被斬首棄市。

  前者是在七國之亂中立下戰功的名將灌夫,後者就是昔日的顯赫外戚竇嬰。

  當然,這是後話。

  建元六年八月,一封來自帝國南部邊陲的求救信,被快馬送進了長安的未央宮。

  求救信來自南越國(都城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其國王趙胡聲稱遭到了閩越國(都城東治,今福建省福州市)的攻擊,請求大漢天子發兵救援。

  「越」(也作「粵」)是中國古代南方的一個古老部族,支系眾多,自先秦以來統稱為「百越」,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其分布範圍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南越和閩越,便是其中的兩個部落王國。

  早在高祖時期,南越、閩越等國就已經成為大漢的藩屬國,大體上既臣服於漢朝又相對獨立。多年來,由於各種歷史積怨,南越、閩越、東越等國彼此之間紛爭不斷,經常相互攻伐。

  比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秋,閩越國就曾悍然發兵,進攻其北邊的東越國(都城東甌,今浙江省溫州市)。劉徹及時派兵援救,迫使閩越撤兵,東越才倖免於難。不久,東越國王害怕閩越再打過來,請求舉國北遷;後經劉徹同意,被安置在江淮一帶。

  如今,閩越死性不改,又掉頭入侵南越,顯然沒把大漢朝廷放在眼裡。劉徹立刻下令,命大行令王恢、大農令韓安國各率一路大軍,分別從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會稽郡(今江蘇省蘇州市)出發,兵分兩路討伐閩越國。

  閩越國王駱郢得到消息,當即派出精銳據守仙霞嶺(今閩、浙、贛交界處)的險關要隘,大有跟漢軍死磕到底之勢。

  眼看一場惡戰已在所難免——可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閩越卻爆發了一場內訌。

  內訌的主導者,是閩越國王駱郢的弟弟駱余善。

  此人早就在覬覦王位。如今見漢朝大兵壓境,而閩越國內又人心惶惶,駱余善意識到篡位的時機已經成熟,遂暗中召集閩越國相和宗族首領們開了個會,對眾人說:「大王擅自發兵進攻南越,所以天子出動大軍來討伐我們。漢軍兵力強大,就算我們僥倖打贏了,其後續部隊也會源源不斷,一直打到我們被滅國為止。而今之計,不如殺了大王以謝天子。天子若罷兵,咱們國家就保住了;若不肯罷兵,咱們就力戰到底,就算敗了,也可以逃到海上。」

  眾人也知道跟漢朝對抗是以卵擊石,遂一拍即合。

  於是,駱郢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自己的弟弟和臣子們幹掉了,其首級很快被送到了王恢手上。

  此時漢軍還未行至仙霞嶺,就收到了駱郢的首級。王恢大喜,一邊派人飛報朝廷、傳首京師,一邊趕緊通知另一路的韓安國停止進兵。

  劉徹認為,既然罪魁禍首已然伏誅,那就沒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隨即下詔班師。韓安國在這次回朝後,被擢升為御史大夫。

  駱余善輕而易舉就化解了一場滅國之災,一時間威震國內,各部族首領紛紛歸附。雖然取得了閩越國的實際控制權,但駱余善要想當上國王,必須得到大漢朝廷的冊封。就在他眼巴巴等著冊封的時候,朝廷的詔書到了——可上面的名字卻不是他,而是閩越首任國王駱無諸的孫子駱丑(朝廷封其為越繇王)。

  劉徹這是唱的哪一出?

  駱余善頓時有些發蒙。

  劉徹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對駱余善的野心洞若觀火。之前駱郢到處搞事,這個駱余善其實沒少跟著摻和;現在他悍然幹掉駱郢,無非是為了自己上位,並不是出自對漢朝的忠誠。劉徹若是扶這樣一個野心家上台,等於是在助長他的勢力,也無異於在給朝廷自己製造不穩定因素。

  所以,劉徹絕不可能把閩越國交給駱余善。

  不過話說回來,對朝廷而言,駱余善誅殺駱郢也算是功勞一件;如果不給他任何回報,一來難以服眾,二來也不利於閩越國的穩定——很可能駱余善一怒之下,就又把剛上位的駱丑幹掉了。

  對此,劉徹自然是有後手的。

  就在冊封駱丑後沒幾天,朝廷的第二道詔書就到了:冊封駱余善為東越王——也就是把之前東越國北遷之後空出來的地盤給了他,免得他跟駱丑「一棲不兩雄」,再度窩裡鬥。

  如此一來,就能讓駱丑和駱余善既各自獨立,又相互制約。只有這樣的羈縻之策,才最符合大漢朝廷的利益。

  出兵閩越,穩定南方,只是劉徹征伐四方的前奏曲。

  劉徹心裡很清楚,帝國最大的憂患,不是南邊的百越,而是北方的匈奴。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一個遊牧民族,興起於陰山山脈(今內蒙古)的南麓。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匈奴便已成為中原各國的勁敵;不過在戰國末年,曾遭到趙國名將李牧的一次沉重打擊,一度衰落。秦朝統一後,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奪取了河套地區,將匈奴驅趕到了漠北,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過秦論》)。

  秦末漢初,匈奴的冒頓單于強勢崛起,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東滅東胡,西平月氏,控制西域;並揮師南下,再度侵入河套地區,對剛剛立國的漢朝構成了嚴重威脅。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大舉南侵,兵抵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見國門洞開,形勢危急,劉邦遂親率大軍北征,卻在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被圍七天七夜,險些喪命。劉邦被迫採納陳平之計,以重金賄賂匈奴閼氏(匈奴單于、親王之妻的統稱),才得以死裡逃生。

  白登之圍,給漢朝君臣留下了極重的心理陰影。此後,漢朝只能委曲求全,長年向匈奴奉送美女和大量財物,以所謂的「和親」之策換取帝國北疆的安寧。然而,這種安寧既是表面的,也是脆弱的。事實上,匈奴從未停止過對漢朝的侵擾和劫掠,始終是漢朝的心腹大患。遺憾的是,當時國力羸弱的漢朝無力改變這種局面。

  就這樣,從大漢立國之初就定下的和親之策,一直延續到了武帝一朝。

  對此,生性英武、血氣方剛的劉徹極度不甘。如今的大漢帝國,經過七十餘年的韜光養晦和休養生息,已經變得國富民強,劉徹本人實施的也是大有為之政。在他心中,可以說比任何人都更想討平匈奴、一雪前恥。

  建元六年冬,即平定閩越的幾個月後,匈奴人遣使來到長安,再次向大漢請求和親。說難聽點兒,就是再一次「索賄」來了。

  匈奴人如此貪得無厭、慾壑難填,這種屈辱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從個人角度來說,劉徹肯定是想一口回絕的;可身為天子,他卻不得不以大局為重。為此,劉徹特意召集群臣開了個會,想看看文武百官究竟是什麼態度。

  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大行令王恢率先表態,他直截了當道:「大漢每次與匈奴和親,往往維持不了幾年,他們就會背盟毀約。不如乾脆拒絕他們的要求,出兵討伐。」

  王恢是燕地人,早前長期在邊塞任職,非常熟悉匈奴人的情況——他敢提議開戰,自然是有一定把握的。

  然而,御史大夫韓安國當即表示反對。他說:「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像飛鳥一樣到處遷徙,很難制服。若是開戰,我軍要跋涉數千里與其爭鋒,勢必人馬疲敝,而匈奴人則是以逸待勞。這是很危險的事,不如與匈奴和親。」

  群臣大部分都贊同韓安國,建議和親,反對開戰。

  雖然眼下的大漢帝國早已今非昔比,但「白登之圍」給人們留下的心理陰影依舊難以消除。換言之,強大的歷史慣性和人的惰性,仍然支配著大部分朝臣——既然通過和親就能跟匈奴相安無事,又何必改弦更張、冒險開戰呢?

  見此情形,劉徹深感無奈。

  他意識到征討匈奴的時機尚不成熟,只好繼續隱忍,同意了和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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