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鋒芒：少年天子對決太皇太后

  看完「天人三策」，劉徹對董仲舒大為賞識，立刻任命他為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國相。江都王劉非是劉徹的異母兄，是個生性驕狂的莽夫，一向好勇鬥狠，不守法紀。劉徹之所以做出這項任命，一來是讓董仲舒對劉非有所匡正；二來則是有意扔給董仲舒一塊燙手山芋，以此考察他的實際工作能力。

  董仲舒沒有讓劉徹失望。

  他到江都之後，處處用儒家禮法約束劉非。劉非因此收斂了許多，對董仲舒也挺敬重。按理說，像董仲舒這樣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人，遲早會被授予要職，乃至封侯拜相。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短短几年後，董仲舒就因一道論述災異的奏章觸痛了劉徹敏感的神經，差點兒被砍了腦袋。董仲舒惶恐，不久便辭官歸隱。後來，董仲舒雖一度復出，就任膠西國相，但為時只有四年，此後便再度辭官，回到老家閉門著書，終其一生再也沒有重歸政壇。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年少氣盛的劉徹如此興師動眾地搞「賢良策試」，自然引起了竇太后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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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后雖然年事已高，且雙目失明，但她的腦子並不糊塗，心裡跟明鏡似的。她深知孫兒搞這些事情，矛頭所指正是漢家天下七十年來信守奉行的黃老治國之策。

  你想幹啥？我老人家還沒入土呢，豈能聽任你這毛頭小子肆意胡來？

  很快，竇太后便授意一個人給劉徹上了道奏章。

  這個人，正是劉徹的首任師傅、現任丞相衛綰。

  衛綰在奏章中稱：「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意思就是這次參加策試的人中，有不少法家和縱橫家的信徒，其言足以擾亂國政，請皇帝一概罷退。

  劉徹當然也知道，衛綰的背後站著那位居於深宮卻耳目靈通的老祖母。迫於壓力，劉徹批准了衛綰的奏章，罷退了大部分「賢良」，但還是留下了少數幾個他看好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再如治縱橫術的嚴助，被任命為太中大夫；治儒學的公孫弘，被拜為博士。

  老太后一看孫兒還算聽話，沒搞出什麼么蛾子，也就不再深究了。

  可她並沒料到，這只是劉徹的緩兵之計。

  當年六月，也就是「賢良策試」結束還不到半年，劉徹就突然下詔，罷免了衛綰的相職；同時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這兩個人，都是當朝外戚的代表人物。

  前文已述，竇嬰雖是竇太后的堂侄，可向來跟老太后不是一條心。當初竇嬰就因公然反對立梁王為儲君，遭到竇太后剝奪「門籍」、不得朝覲的處罰。此後，七國之亂爆發，竇嬰臨危受命，出任大將軍，與周亞夫聯手平定了叛亂，因功封侯，從此貴傾公卿。

  竇嬰是竇氏家族中的異類。儘管竇太后要求諸竇都要奉行黃老之學，可竇嬰偏偏不聽她的，一向傾心儒學。眼下劉徹要尊儒，當然要把既有身份背景又跟自己志趣相投的竇嬰推到台前。

  田蚡是劉徹的母舅，景帝後期任中大夫，位居要津；其思想成分雖說比較駁雜，但總體上也是傾向儒家的。《資治通鑑·漢紀九》就稱：「上（劉徹）雅向儒術，（竇）嬰、（田）蚡俱好儒。」

  任命了竇嬰和田蚡這兩個得力的外戚後，劉徹又迅速提拔了兩個人做他們的副手：一個叫趙綰，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個就是最早將儒學思想傳授給劉徹的王臧，出任郎中令。

  幾乎在轉瞬之間，劉徹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一舉控制了朝廷的政治、軍事及監察和宮禁大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讓儒學取代黃老之學成為帝國的統治思想，劉徹當然需要這麼一個班底為他衝鋒陷陣。

  相對於竇嬰和田蚡，趙綰和王臧幾乎可以說是「純儒」。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老師，名叫申培，是享譽當世的儒學泰斗，也是儒家的正宗學派——「魯學」的代表人物。申培時年已經八十多歲，還在家鄉授徒講學，被世人尊稱為「申公」。

  作為大儒申公的高足，趙綰和王臧能夠站在這場尊儒運動的前列，內心當然是倍感自豪的，並且充滿了使命感。所以，剛一上任，他們便迫不及待地向劉徹提出了一項建議——興建明堂。

  所謂明堂，按《周禮》和《禮記》的相關記載，是上古帝王秉承天命、統馭萬民的標誌性建築，也是祭祀上天、宣明政教的場所，在儒家的政治思想體系內擁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若欲全面推行儒學，首先要做的事，當然就是在帝國的政治中心修建一座明堂了。

  然而，由於年代久遠，明堂的具體形制已經沒有人說得清楚。為此，趙綰和王臧力勸劉徹邀請他們的老師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興建事宜。

  很快，劉徹就用最高禮節把申公請到了長安。剛一見面，年輕的天子便用一種謙遜和誠懇的態度，向申公請教治國之道。沒想到，這位當世大儒聞言之後，捋了半天的白須，最後只說了一句：「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資治通鑑·漢紀九》）

  治理國家，關鍵不在多說話，而在多做事！

  劉徹等了半天，以為申公還有下文，結果卻沒了下文。當時的氣氛相當尷尬。劉徹頗覺掃興，只好草草結束了這次召見。

  其實劉徹也知道，申公的話正是孔子的遺教：「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這話本身沒錯，問題是它太簡單了，簡單到在劉徹聽來就跟沒說一樣。要知道，當時的武帝年僅十七歲，正是喜歡華麗辭藻和豪言壯語的年紀，怎麼可能聽得懂申公的「微言大義」呢？必須是像董仲舒那種汪洋恣肆、雄辯滔滔的文章和言辭，才合乎他的胃口。

  雖然對申公沒什麼好感，但既然用「駟馬安車」把人給請來了，總不能再把人趕回去。隨後，劉徹便給申公安排了一個「太中大夫」的職務，讓他負責「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相關事宜。

  緊接著，竇、田、趙、王等人又在劉徹的全力支持下，緊鑼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三項：

  一、令列侯就國。

  二、以禮為服制。

  三、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

  所謂「令列侯就國」，就是命令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離開京師，前往各自的封地居住。其實，這項法令從文帝時期早已頒布，卻形同虛設，無人遵守。究其原因，就在於那些養尊處優的列侯總想「一根甘蔗兩頭甜」：既占有封邑帶給他們的源源不絕的財富，又留在京師占得政治上的先機。

  住在天子腳下，其近水樓台的優勢是至為明顯的。但凡朝廷有什麼風吹草動，那些賴在京師不走的侯爺總能第一時間得知。個別手眼通天的傢伙，甚至在政策醞釀階段就能獲悉一些關鍵情報——如此一來，無論朝廷出台什麼政策，也無論這些政策對他們有利還是不利，侯爺們總能提前制定應對的策略，充分掌握主動權。

  對於這樣一些有法不依、驕縱難制的權貴，歷任漢家天子都很頭疼。劉徹此次重申這項法令，就是要借改革之機重塑朝廷權威，打擊不法權貴。

  再來看「以禮為服制」，其意就是從老百姓的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入手，開始逐步建立儒家的禮法規範，直至推廣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後，所謂「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意思就是從竇氏族人和劉氏宗室中抓幾個驕縱不法的傢伙出來，削除他們的外戚和皇家族籍、剝奪他們的相應特權，從而殺雞儆猴，震懾那些目無國法的權貴。

  就像歷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樣，這些措施一出台，如同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刻在權貴階層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動，也激起了無比強烈的反彈。

  這是令劉徹始料未及的。

  年僅十七歲的天子，顯然低估了這些權貴的能量。

  當然，關鍵倒不是這些權貴的能量有多強大，以至連天子都動不了他們；而是他們背後那個無比強大、沒人可以撼動的靠山——竇太后。

  對於少年天子及竇、田、趙、王的所作所為，竇太后當然不會無動於衷。

  事實上，從劉徹把衛綰罷相併擢用竇嬰、田蚡等人的那天起，竇太后就一直在默默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她故意保持沉默，目的就是讓劉徹他們去鬧，鬧得越歡越好。因為以老太后數十年的政治經驗來看，劉徹等人的所謂尊儒改革運動，遲早會觸動權貴們的利益，從而導致天怒人怨、朝野沸騰。

  等他們走到這一步，老太后再從容出手也不遲。用通俗的話說，這就叫「別看今天鬧得歡，小心將來拉清單」；而用文雅一點的說法，這就叫欲擒故縱，後發制人。

  不出竇太后所料，上述改革措施一出台，那些不願「就國」的列侯，以及遭到打壓的外戚和宗室成員，便立馬抱成一團，輪番來向她告狀。「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表面上，劉徹是大漢帝國的天子；可實際上，他卻是一隻身不由己的風箏。不論他飛得多高多遠，始終有一根無形的絲線拴在他的身上——而絲線的另一頭，就緊緊攥在竇太后的手裡。

  儘管景帝臨終前特意為劉徹加了冠禮，讓他一即位就能親政，但這絲毫阻止不了竇太后對朝政的監控——事實上，從劉徹登基的第一天起，竇太后就要求他，朝中無論大小事務，一律都要向她奏報。

  劉徹敢說不嗎？

  他當然不敢。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老太后對滿朝文武的影響力，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對這漢家天下的實際控制力。

  對於少年天子的處境，他手下那幾位改革干將都極為不平。他們意識到，要想讓儒學取代黃老，首先必須讓天子脫離竇太后的掌控。換言之，既然新舊思想的衝突已是既成事實，新舊勢力的較量也已不可避免，那就索性撕破臉面，跟竇太后來一場巔峰對決。

  為此，御史大夫趙綰當即上奏，建議劉徹乾綱獨斷——從今往後，一切政務都不要向竇太后奏報。

  趙綰的目的，就是想利用這次衝突，一舉剝奪竇太后的監國之權。

  這無疑是在向竇太后宣戰！

  可想而知，此舉純屬螳臂當車、蚍蜉撼樹，只能加速這場尊儒改革運動的失敗。

  畢竟，當時的武帝只有十七歲，即位也才一年多，根本沒有能力跟竇太后抗衡。他之所以敢發動這場改革，不過是出於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一腔熱血而已；事先既沒有進行可行性分析，對改革必將遭遇的困難和阻力也沒有思想準備，更沒有任何應變方案。所以，當權貴們一抱團，縮到竇太后的羽翼下之後，劉徹事實上已經沒轍了。

  別說他不敢採納趙綰的提議，跟竇太后撕破臉；就算他敢，結局也註定是失敗。

  此時，本已打算出手的竇太后，又接到眼線奏報，說趙綰慫恿皇帝向她發難。老太后頓時氣不打一處來——一個小小的御史大夫，居然敢向她宣戰。

  竇太后勃然大怒道：「此欲復為新垣平邪！」（《漢書·田蚡傳》）

  這個趙綰，想當新垣平第二嗎？！

  老太后所說的新垣平，是文帝時期的一個江湖術士，曾經用一些神神鬼鬼的伎倆騙取了文帝的信任；還慫恿文帝改正朔、易服色、祭祀鬼神等。後來有人揭發了他的騙術，文帝大怒，便將其誅殺，並夷滅三族。

  此刻，竇太后把趙綰比作新垣平，顯然是給這場尊儒改革運動定了性，同時也意味著要大開殺戒了。

  很快，竇太后就命人暗中對趙綰和王臧進行了一番徹底調查，搜羅了一些二人貪贓枉法的「犯罪證據」，然後就把那堆證據扔到了劉徹面前；同時以「寵幸奸佞，妄改祖制」為由，把劉徹罵了個狗血噴頭。

  此刻的少年天子，滿腔的雄心壯志早已化為烏有，只剩下恐懼和深深的無力感。

  儘管劉徹並不認為趙綰和王臧是貪鄙之人，但誰都知道，官場上的人很少是乾淨的，趙、王二人當官這麼多年，背後有些貓膩也屬正常。況且竇太后一心想拿他們開刀，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

  面對聲色俱厲的太皇太后，少年天子只能「諾諾」連聲，一句話也不敢反駁。

  眼下，除了丟卒保車、壯士斷腕，劉徹已經別無選擇。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十月，劉徹無奈地頒下詔書，把「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尊儒事宜全盤廢止，包括那些整治權貴的改革舉措也一齊罷廢。同時，將趙綰和王臧逮捕下獄。幾天後，兩人就在獄中自殺了。稍後，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均被免職，大儒申公也被趕回了老家。而竇太后的人則立刻占據了權力中樞：許昌出任丞相，莊青翟出任御史大夫，石建出任郎中令。

  一場雄心勃勃的改革運動就這麼偃旗息鼓、無果而終了。

  武帝劉徹就像一支不甘受困於囊中的利錐，迫不及待地想要刺破皮囊、嶄露頭角，沒想到剛一露頭，便被竇太后削掉了鋒芒。

  這是劉徹有生以來遭遇的第一次嚴重挫折。此後數年，這個少年天子明顯消沉了下去，只能以飛鷹走馬來自娛。當然，劉徹是一個內心強大的人，絕不會從此一蹶不振。在冷靜下來後，他一定會對這場失敗的改革進行復盤和思考，也一定會從這次失敗中悟出一個道理：玩政治，不能靠理想和熱血，而要靠手腕和實力。

  如果說，一個人的成長通常會有一個標誌性事件的話，那麼，劉徹成長的標誌，絕不是當初景帝為他舉行的那場冠禮，而是十八歲這年祖母強加給他的這場挫折。

  當一個年輕人驀然發現這個世界並不總是那麼友善的時候，他就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