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登基：劉徹開啟帝王生涯

  周亞夫被逼自殺的這一年，劉徹十四歲，已經在太子的位子上坐了七年。

  七年來，景帝給他提供了最好的宮廷教育。他為劉徹選定的第一任太傅，名叫衛綰。衛綰是當時朝野知名的忠厚長者。早在文帝時期，時任中郎將的衛綰便因敦厚質樸而頗受文帝賞識，所以文帝臨終前，特意叮囑景帝：「綰長者，善遇之。」（《漢書·衛綰傳》）

  然而，景帝登基後，好像忘了文帝的囑咐，很長一段時間都把衛綰晾在一邊。

  其實，景帝並不健忘。他之所以這麼做，其因有三。

  首先，早在景帝還是太子時，衛綰就曾在無意中得罪過他。這個心結，景帝始終沒有解開。事情緣於一次宴會。當時，景帝為了跟文帝左右的大臣增進感情，時常邀請他們到東宮赴宴。有一次，衛綰也在受邀之列。可就是那一次，其他客人都到了，唯獨衛綰以生病為由，婉拒了景帝的邀請。對此，景帝極為不悅。當然，景帝也知道，衛綰不來，是因為避免「私交太子」之嫌——而這一點，恰恰也是他生性忠謹的表現。可即便了解衛綰的苦衷，景帝心裡還是生出了芥蒂。

  其次，景帝之所以遲遲不重用衛綰，是有意通過一段時間的「冷藏」，來進一步考驗衛綰的品質。衛綰在當時雖以純樸、忠厚著稱，但很難說，這不是他為了沽名釣譽而刻意進行的道德偽裝。在歷史上，為博取清譽而上演道德秀的人並不少見。所以，要了解衛綰是否真的配得上他享有的名譽，就有必要讓他坐坐冷板凳，看看他的表現。

  於是，景帝登基後，對文帝一朝的大臣幾乎都有重用，唯獨對衛綰不聞不問。可是，衛綰卻毫無怨言，仍舊在本職崗位上表現得兢兢業業。身為朝中資格最老的中郎將，衛綰非但沒有倚老賣老，反而比一些後進更為謙遜。凡是和同僚一起做事，出了錯就攬在自己身上，有了功勞則全部讓給別人，其敦厚、恭謹之狀一如既往。

  景帝把一切都看在了眼裡。終於有一天，他到上林苑狩獵，特意召衛綰前來「參乘」。所謂參乘，就是隨駕同行的意思，這可是天子近臣才有的榮寵。

  「你知道，朕為何召你參乘嗎？」景帝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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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不知。」衛綰答。

  「當初，朕在東宮，請你赴宴，你為何不來？」景帝舊事重提，不僅是想解開當初的心結，也是想試探一下衛綰，看他時至今日，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說辭替自己辯解。

  「臣當時抱病在身，不便赴宴，請陛下治臣不敬之罪。」

  衛綰仍舊堅持當時的說法，既無辯白之意，更無阿諛之容。

  景帝一聽，表面上沒說什麼，心裡卻已經對衛綰平添了幾分敬重和信任。因為，既然衛綰明知景帝對他一直心存芥蒂，卻仍舊不改當年說辭，那就足以說明，他並不認為自己當初那麼做是錯的——而且足以見出，他並不是一個見機行事、沒有原則的人。進而言之，既然當初衛綰能夠絕對忠於文帝、不與太子私下結交，那麼現在，以他那始終如一、其介如石的品格與操守，無疑也會把同樣的忠誠毫無保留地獻給景帝。

  這樣的人，當然是值得信賴的。

  不過，儘管景帝已經在心裡原諒了衛綰，但還是沒有立即委以重任，而是給了他一個河間王太傅的職位。從官階上說，這是升遷；可要論實權，一個藩王太傅顯然不如一個京官。所以，這樣的安排對衛綰而言，無異於明升暗降。

  這又是為何呢？既然景帝已經認可了衛綰，為什麼還不重用他？

  這就要談到第三點——帝王的用人之術。

  自古以來，帝王的用人之術，皆脫不開「恩、威、刑、賞」四個字。就是說，要獲得臣子的忠誠和擁戴，就得「恩、威、刑、賞皆自天子出」。衛綰雖為忠良，但畢竟是前朝舊臣，其功名、富貴皆文帝所賜，並非來自景帝。因此，景帝在重用衛綰之前，必然要先揮舞一下恩威的大棒，才能真正收服其心。換言之，不論一個皇帝從前任那裡繼承了多少人才資源，都必須花心思進行收攬人心的工作，否則，權力的基礎終究是不穩固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並不像世人想像的那麼好當——你固然可以從上一任天子那裡繼承權力和人才資源，但要如何使用權力、如何駕馭人才，就只能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自古以來，很多帝王守不住祖宗的江山，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缺乏帝王之術和馭人之才了。

  因此，景帝故意把衛綰外放為藩王太傅，就是想樹立恩威。他這麼做，等於在告訴衛綰：不論你在前朝有過怎樣的資歷和貢獻，從此一切歸零；往後，如果你幹得好，朕可以給你更大的權力（恩），要是幹得不好，朕也可以隨時讓你回家抱孩子（威）。

  還好，衛綰最終還是沒有回家抱孩子。因為他的運氣不錯，剛剛調任河間，大顯身手的機會便不期而至——七國之亂爆發了。於是，衛綰臨危受命，被景帝封為將軍，組織河間軍隊抗擊叛軍，立下了不小的戰功。平定叛亂後，衛綰終於迎來仕途輝煌，被景帝擢升為中尉（首都衛戍司令），不久又封為建陵侯。

  劉徹當上太子後，衛綰旋即被景帝選定為太子太傅。在衛綰的言傳身教之下，劉徹的學業和品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導和薰陶，逐漸成長為景帝心目中合格的儲君。與此同時，衛綰也得到了景帝極大的寵信。「天子以為（衛綰）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漢書·衛綰傳》）

  衛綰在東宮教了劉徹三年，隨後升任御史大夫；幾年後終於位極人臣，官拜丞相。從衛綰手中接過東宮教鞭的人，是劉徹的第二任老師、太子少傅王臧。

  跟衛綰比起來，王臧任職東宮的時間要短得多；可他所傳授的某些東西，卻對劉徹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對此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決定性影響。

  王臧所傳授的，正是儒學。

  眾所周知，大漢自開國以來，一直以黃老之學為最高的統治思想。所謂黃老之學，就是奉黃帝、老子為鼻祖，以道家思想為主體，結合法家、陰陽家、墨家等諸家學說而成的一種哲學思想。

  秦亡漢興之際，天下凋敝，財竭民窮，亟須恢復並發展社會經濟，而黃老思想所倡導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正好順應了當時的形勢，因而被漢家君臣奉為圭臬。到了景帝一朝，黃老思想依然占據統治地位。尤其是竇太后，更是將其視為治國安民的無上法寶，要求皇族成員和竇氏族人都要讀其書、尊其術。

  可是，就在這樣一個唯黃老思想獨尊的環境之下，儒者王臧居然陰差陽錯地成了劉徹的第二任老師。

  當然，王臧給劉徹開的課，表面上還是以黃老之學為主；但在傳道授業的過程中，還是有意無意地在劉徹的精神土壤中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種子。後來，當竇太后和景帝驀然發現這個錯誤，想趕緊撤掉王臧的時候，儒學的種子早已在劉徹心中悄然發芽了。

  除了給劉徹提供最好的宮廷教育外，景帝還特意給他安排了許多參與朝政的機會，以此考察並鍛鍊他的能力。而自幼就「聰明睿徹」的劉徹，當然不會令景帝失望。

  有一次，廷尉呈報了一樁案子。這是一起兇殺案，兇手名叫防年，被害人是防年的繼母。該案的案情並不複雜：起因是防年的繼母陳氏與人私通，被防年之父發現；陳氏惱羞成怒，將其父毒死；防年得知後，憤而殺死陳氏，為父親報了仇——按照漢律，殺母是大逆之罪，應處極刑，廷尉便據此判了防年大逆之罪。

  景帝看完卷宗，沒做任何表態，而是把案子轉給了劉徹，讓他談談看法。劉徹翻開卷宗，迅速掃了一眼，馬上就有了結論。

  他告訴景帝：世人常說，「繼母如母」，可見繼母其實不如生母；只因父親對繼母之愛，才將其比作生母。如今，防年的繼母不守婦道，且親手殺害其父，在下手的那一刻，防年與繼母的親情便已斷絕。所以，防年殺她，就跟殺普通人一樣，不宜以大逆之罪論處。

  景帝聽完，立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很顯然，太子的看法正與他所想的不謀而合。隨後，景帝便以一般殺人罪判處了這樁案子。滿朝文武聽說後，都認為此案斷得公允，並對太子的表現讚不絕口。

  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劉啟突然患病，且病勢沉重。他自知不久於人世，遂於彌留之際做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為劉徹舉行了「冠禮」。

  所謂冠禮，是古代貴族子弟的一種成人儀式。按照周朝傳下來的禮制，男子必須年滿二十才能加冠。加冠之後，才算正式邁入成人的行列；若是君王，也必須加冠之後才能親政。而景帝為劉徹加冠的這一年，劉徹只有十六歲。很顯然，景帝這麼做，就是要搶在辭世之前，為劉徹的登基和順利行使皇權鋪下最後一塊不可或缺的磚石。同時，這麼做也是景帝對朝野上下的一種公開表態——皇太子劉徹雖然年僅十六，但他的智慧和能力卻遠遠超過同齡人，足以和成人比肩，因而完全有資格親自執掌朝政，統治這個廣土眾民的帝國。

  景帝做出這樣的表態，絕非可有可無。因為，劉徹的祖母竇太后和母后王娡都不是簡單的女人，她們都有干預朝政的能量。何況漢初的「呂氏之亂」殷鑑不遠，景帝不能不對此予以防範。

  為劉徹舉行冠禮，耗盡了景帝的最後一點兒心力。

  後元三年正月十七日，行冠禮；正月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宮駕崩，享年四十八歲。同日，劉徹在景帝的靈柩前登上了大漢天子的寶座，是為「漢孝武皇帝」。

  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深刻影響此後中國歷史兩千年的「漢武帝時代」，就在這一天拉開了序幕。

  在武帝劉徹之前，中國歷史一直沒有帝王年號，上自先秦，下迄漢高祖，都是直接以君王在位的年數紀年；哪怕是到了文帝和景帝這裡，也仍然是採用「前元」「中元」「後元」這種模糊的紀年方式。而劉徹甫一登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帝國創建了一個年號。從此，中國歷史才開始以帝王年號進行紀年。

  劉徹使用的第一個年號，稱為「建元」，此後還陸續使用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等年號。他一生在位五十四年，總共使用了十一個年號，平均大約五年更換一個。

  劉徹登基後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對身邊最親近的人進行了冊封：祖母竇太后受封太皇太后，母親王娡受封皇太后，太子妃陳嬌受封皇后，外祖母臧兒受封平原君，舅舅田蚡受封武安侯、田勝受封周陽侯（另一個舅舅王信已於周亞夫死後受封蓋侯）。

  做完這一切，劉徹就該好好審視一下景帝留給他的這座江山了。

  大漢立國之初，承秦末之亂，天下蕭然，民生凋敝。據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記載，連高祖劉邦的御駕想要湊齊四匹毛色相同的馬都找不到，最後只好隨便拉幾匹湊合。滿朝文武的代步工具也大多是牛車，根本坐不起馬車。至於普通百姓，更是家徒四壁，窮得沒有隔夜之糧。

  為此，自高祖以下的歷代漢家天子，才會尊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治國之策。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時代，更是以「清靜恭儉，安養天下」著稱，所以才有了備受後世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

  到了劉徹即位的這一年，大漢立國已六十五年，昔日那個財竭民窮的天下，早已變得物阜民豐、繁榮富庶。司馬遷在《史記》中，就以飽蘸熱情的筆墨，記載了當時（武帝即位數年後）的社會盛況：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

  大漢立國七十餘年間，國家大多數時候太平無事，如果不遇到水災旱災，百姓一般能夠豐衣足食。城鄉倉廩都裝滿了糧食，郡縣府庫財貨充盈；而中央金庫里的錢更是多達數百千萬，很多穿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銅錢散亂得無法統計。國家儲備糧一年一年地反覆堆積，以至倉庫都放不下，只好露天存放，最後發霉腐爛而不能食用。城郭閭巷的百姓家家有馬，鄉村阡陌之間更是馬匹成群；偶爾有人騎母馬或小馬，就會被人笑話，聚會都不叫他。在「街道居委會」上班的，三餐都有好酒好肉；基層的小公務員，也都對自己的福利待遇很滿意，所以一干就是大半輩子，連子孫都已長大成人也無意升遷；至於那些大一點兒的官，就更加熱愛自己的本職崗位了，有些人愛到連自己本來的姓都不要了——比如糧食局長就改姓「倉」，財政局長就改姓「庫」（參見《漢書·貨殖傳》）。在這樣一個繁榮富庶、安定團結的社會裡，人人都很自愛，很少犯法，凡事都以仁義為先，不屑去干恥辱的勾當。

  這就是漢武帝即位之初，大漢天下呈現出的太平景象。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不論一個時代看上去多麼光明，它肯定會有陰暗面。所以，司馬遷在讚頌這個時代的繁榮與富足時，並沒有忘記揭露它的問題和隱患。於是，就在寫完上面那段話後，他便筆鋒一轉，接著寫道：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正當漢家天下在經濟上一派繁榮的時候，法律制度卻逐漸變得寬鬆和廢弛。社會上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大都揮金如土、驕奢淫逸；而最嚴重的問題是，財富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少數人手裡。於是，既得利益階層倚仗手中的權勢和財富，與黑惡勢力勾結，在社會上橫行霸道，肆意欺壓弱勢群體。由於皇族和宗室成員都享有分封的土地，而那些朝廷高官，如公、卿、大夫們，也都享有制度賦予的特權，所以就在財富積累和生活享受方面競相攀比，奢侈無度。很多皇親國戚和政府高官住的房子、坐的車子、穿的衣服等，都大大超過了其身份和等級規定的限度。有道是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當一個社會的上層普遍陷入奢靡腐敗之時，巨變的時刻也就悄然到來了。

  劉徹登基之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格局：一方面，他繼承了歷任漢家天子積累下的雄厚國力；另一方面，他又面對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

  因此，剛一登上天子大位，劉徹便強烈地意識到——清靜無為、缺乏進取精神的黃老之學，已經不足以應對新時代的新問題了，因而也就不再適合作為漢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改弦更張勢在必行。

  這個帝國，急需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急需一場靈魂上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