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登基:劉徹開啟帝王生涯
2024-10-09 03:45:17
作者: 王覺仁
周亞夫被逼自殺的這一年,劉徹十四歲,已經在太子的位子上坐了七年。
七年來,景帝給他提供了最好的宮廷教育。他為劉徹選定的第一任太傅,名叫衛綰。衛綰是當時朝野知名的忠厚長者。早在文帝時期,時任中郎將的衛綰便因敦厚質樸而頗受文帝賞識,所以文帝臨終前,特意叮囑景帝:「綰長者,善遇之。」(《漢書·衛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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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景帝登基後,好像忘了文帝的囑咐,很長一段時間都把衛綰晾在一邊。
其實,景帝並不健忘。他之所以這麼做,其因有三。
首先,早在景帝還是太子時,衛綰就曾在無意中得罪過他。這個心結,景帝始終沒有解開。事情緣於一次宴會。當時,景帝為了跟文帝左右的大臣增進感情,時常邀請他們到東宮赴宴。有一次,衛綰也在受邀之列。可就是那一次,其他客人都到了,唯獨衛綰以生病為由,婉拒了景帝的邀請。對此,景帝極為不悅。當然,景帝也知道,衛綰不來,是因為避免「私交太子」之嫌——而這一點,恰恰也是他生性忠謹的表現。可即便了解衛綰的苦衷,景帝心裡還是生出了芥蒂。
其次,景帝之所以遲遲不重用衛綰,是有意通過一段時間的「冷藏」,來進一步考驗衛綰的品質。衛綰在當時雖以純樸、忠厚著稱,但很難說,這不是他為了沽名釣譽而刻意進行的道德偽裝。在歷史上,為博取清譽而上演道德秀的人並不少見。所以,要了解衛綰是否真的配得上他享有的名譽,就有必要讓他坐坐冷板凳,看看他的表現。
於是,景帝登基後,對文帝一朝的大臣幾乎都有重用,唯獨對衛綰不聞不問。可是,衛綰卻毫無怨言,仍舊在本職崗位上表現得兢兢業業。身為朝中資格最老的中郎將,衛綰非但沒有倚老賣老,反而比一些後進更為謙遜。凡是和同僚一起做事,出了錯就攬在自己身上,有了功勞則全部讓給別人,其敦厚、恭謹之狀一如既往。
景帝把一切都看在了眼裡。終於有一天,他到上林苑狩獵,特意召衛綰前來「參乘」。所謂參乘,就是隨駕同行的意思,這可是天子近臣才有的榮寵。
「你知道,朕為何召你參乘嗎?」景帝問。
「臣不知。」衛綰答。
「當初,朕在東宮,請你赴宴,你為何不來?」景帝舊事重提,不僅是想解開當初的心結,也是想試探一下衛綰,看他時至今日,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說辭替自己辯解。
「臣當時抱病在身,不便赴宴,請陛下治臣不敬之罪。」
衛綰仍舊堅持當時的說法,既無辯白之意,更無阿諛之容。
景帝一聽,表面上沒說什麼,心裡卻已經對衛綰平添了幾分敬重和信任。因為,既然衛綰明知景帝對他一直心存芥蒂,卻仍舊不改當年說辭,那就足以說明,他並不認為自己當初那麼做是錯的——而且足以見出,他並不是一個見機行事、沒有原則的人。進而言之,既然當初衛綰能夠絕對忠於文帝、不與太子私下結交,那麼現在,以他那始終如一、其介如石的品格與操守,無疑也會把同樣的忠誠毫無保留地獻給景帝。
這樣的人,當然是值得信賴的。
不過,儘管景帝已經在心裡原諒了衛綰,但還是沒有立即委以重任,而是給了他一個河間王太傅的職位。從官階上說,這是升遷;可要論實權,一個藩王太傅顯然不如一個京官。所以,這樣的安排對衛綰而言,無異於明升暗降。
這又是為何呢?既然景帝已經認可了衛綰,為什麼還不重用他?
這就要談到第三點——帝王的用人之術。
自古以來,帝王的用人之術,皆脫不開「恩、威、刑、賞」四個字。就是說,要獲得臣子的忠誠和擁戴,就得「恩、威、刑、賞皆自天子出」。衛綰雖為忠良,但畢竟是前朝舊臣,其功名、富貴皆文帝所賜,並非來自景帝。因此,景帝在重用衛綰之前,必然要先揮舞一下恩威的大棒,才能真正收服其心。換言之,不論一個皇帝從前任那裡繼承了多少人才資源,都必須花心思進行收攬人心的工作,否則,權力的基礎終究是不穩固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並不像世人想像的那麼好當——你固然可以從上一任天子那裡繼承權力和人才資源,但要如何使用權力、如何駕馭人才,就只能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自古以來,很多帝王守不住祖宗的江山,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缺乏帝王之術和馭人之才了。
因此,景帝故意把衛綰外放為藩王太傅,就是想樹立恩威。他這麼做,等於在告訴衛綰:不論你在前朝有過怎樣的資歷和貢獻,從此一切歸零;往後,如果你幹得好,朕可以給你更大的權力(恩),要是幹得不好,朕也可以隨時讓你回家抱孩子(威)。
還好,衛綰最終還是沒有回家抱孩子。因為他的運氣不錯,剛剛調任河間,大顯身手的機會便不期而至——七國之亂爆發了。於是,衛綰臨危受命,被景帝封為將軍,組織河間軍隊抗擊叛軍,立下了不小的戰功。平定叛亂後,衛綰終於迎來仕途輝煌,被景帝擢升為中尉(首都衛戍司令),不久又封為建陵侯。
劉徹當上太子後,衛綰旋即被景帝選定為太子太傅。在衛綰的言傳身教之下,劉徹的學業和品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導和薰陶,逐漸成長為景帝心目中合格的儲君。與此同時,衛綰也得到了景帝極大的寵信。「天子以為(衛綰)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漢書·衛綰傳》)
衛綰在東宮教了劉徹三年,隨後升任御史大夫;幾年後終於位極人臣,官拜丞相。從衛綰手中接過東宮教鞭的人,是劉徹的第二任老師、太子少傅王臧。
跟衛綰比起來,王臧任職東宮的時間要短得多;可他所傳授的某些東西,卻對劉徹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對此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決定性影響。
王臧所傳授的,正是儒學。
眾所周知,大漢自開國以來,一直以黃老之學為最高的統治思想。所謂黃老之學,就是奉黃帝、老子為鼻祖,以道家思想為主體,結合法家、陰陽家、墨家等諸家學說而成的一種哲學思想。
秦亡漢興之際,天下凋敝,財竭民窮,亟須恢復並發展社會經濟,而黃老思想所倡導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正好順應了當時的形勢,因而被漢家君臣奉為圭臬。到了景帝一朝,黃老思想依然占據統治地位。尤其是竇太后,更是將其視為治國安民的無上法寶,要求皇族成員和竇氏族人都要讀其書、尊其術。
可是,就在這樣一個唯黃老思想獨尊的環境之下,儒者王臧居然陰差陽錯地成了劉徹的第二任老師。
當然,王臧給劉徹開的課,表面上還是以黃老之學為主;但在傳道授業的過程中,還是有意無意地在劉徹的精神土壤中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種子。後來,當竇太后和景帝驀然發現這個錯誤,想趕緊撤掉王臧的時候,儒學的種子早已在劉徹心中悄然發芽了。
除了給劉徹提供最好的宮廷教育外,景帝還特意給他安排了許多參與朝政的機會,以此考察並鍛鍊他的能力。而自幼就「聰明睿徹」的劉徹,當然不會令景帝失望。
有一次,廷尉呈報了一樁案子。這是一起兇殺案,兇手名叫防年,被害人是防年的繼母。該案的案情並不複雜:起因是防年的繼母陳氏與人私通,被防年之父發現;陳氏惱羞成怒,將其父毒死;防年得知後,憤而殺死陳氏,為父親報了仇——按照漢律,殺母是大逆之罪,應處極刑,廷尉便據此判了防年大逆之罪。
景帝看完卷宗,沒做任何表態,而是把案子轉給了劉徹,讓他談談看法。劉徹翻開卷宗,迅速掃了一眼,馬上就有了結論。
他告訴景帝:世人常說,「繼母如母」,可見繼母其實不如生母;只因父親對繼母之愛,才將其比作生母。如今,防年的繼母不守婦道,且親手殺害其父,在下手的那一刻,防年與繼母的親情便已斷絕。所以,防年殺她,就跟殺普通人一樣,不宜以大逆之罪論處。
景帝聽完,立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很顯然,太子的看法正與他所想的不謀而合。隨後,景帝便以一般殺人罪判處了這樁案子。滿朝文武聽說後,都認為此案斷得公允,並對太子的表現讚不絕口。
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劉啟突然患病,且病勢沉重。他自知不久於人世,遂於彌留之際做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為劉徹舉行了「冠禮」。
所謂冠禮,是古代貴族子弟的一種成人儀式。按照周朝傳下來的禮制,男子必須年滿二十才能加冠。加冠之後,才算正式邁入成人的行列;若是君王,也必須加冠之後才能親政。而景帝為劉徹加冠的這一年,劉徹只有十六歲。很顯然,景帝這麼做,就是要搶在辭世之前,為劉徹的登基和順利行使皇權鋪下最後一塊不可或缺的磚石。同時,這麼做也是景帝對朝野上下的一種公開表態——皇太子劉徹雖然年僅十六,但他的智慧和能力卻遠遠超過同齡人,足以和成人比肩,因而完全有資格親自執掌朝政,統治這個廣土眾民的帝國。
景帝做出這樣的表態,絕非可有可無。因為,劉徹的祖母竇太后和母后王娡都不是簡單的女人,她們都有干預朝政的能量。何況漢初的「呂氏之亂」殷鑑不遠,景帝不能不對此予以防範。
為劉徹舉行冠禮,耗盡了景帝的最後一點兒心力。
後元三年正月十七日,行冠禮;正月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宮駕崩,享年四十八歲。同日,劉徹在景帝的靈柩前登上了大漢天子的寶座,是為「漢孝武皇帝」。
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深刻影響此後中國歷史兩千年的「漢武帝時代」,就在這一天拉開了序幕。
在武帝劉徹之前,中國歷史一直沒有帝王年號,上自先秦,下迄漢高祖,都是直接以君王在位的年數紀年;哪怕是到了文帝和景帝這裡,也仍然是採用「前元」「中元」「後元」這種模糊的紀年方式。而劉徹甫一登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帝國創建了一個年號。從此,中國歷史才開始以帝王年號進行紀年。
劉徹使用的第一個年號,稱為「建元」,此後還陸續使用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等年號。他一生在位五十四年,總共使用了十一個年號,平均大約五年更換一個。
劉徹登基後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對身邊最親近的人進行了冊封:祖母竇太后受封太皇太后,母親王娡受封皇太后,太子妃陳嬌受封皇后,外祖母臧兒受封平原君,舅舅田蚡受封武安侯、田勝受封周陽侯(另一個舅舅王信已於周亞夫死後受封蓋侯)。
做完這一切,劉徹就該好好審視一下景帝留給他的這座江山了。
大漢立國之初,承秦末之亂,天下蕭然,民生凋敝。據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記載,連高祖劉邦的御駕想要湊齊四匹毛色相同的馬都找不到,最後只好隨便拉幾匹湊合。滿朝文武的代步工具也大多是牛車,根本坐不起馬車。至於普通百姓,更是家徒四壁,窮得沒有隔夜之糧。
為此,自高祖以下的歷代漢家天子,才會尊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治國之策。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時代,更是以「清靜恭儉,安養天下」著稱,所以才有了備受後世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
到了劉徹即位的這一年,大漢立國已六十五年,昔日那個財竭民窮的天下,早已變得物阜民豐、繁榮富庶。司馬遷在《史記》中,就以飽蘸熱情的筆墨,記載了當時(武帝即位數年後)的社會盛況: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
大漢立國七十餘年間,國家大多數時候太平無事,如果不遇到水災旱災,百姓一般能夠豐衣足食。城鄉倉廩都裝滿了糧食,郡縣府庫財貨充盈;而中央金庫里的錢更是多達數百千萬,很多穿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銅錢散亂得無法統計。國家儲備糧一年一年地反覆堆積,以至倉庫都放不下,只好露天存放,最後發霉腐爛而不能食用。城郭閭巷的百姓家家有馬,鄉村阡陌之間更是馬匹成群;偶爾有人騎母馬或小馬,就會被人笑話,聚會都不叫他。在「街道居委會」上班的,三餐都有好酒好肉;基層的小公務員,也都對自己的福利待遇很滿意,所以一干就是大半輩子,連子孫都已長大成人也無意升遷;至於那些大一點兒的官,就更加熱愛自己的本職崗位了,有些人愛到連自己本來的姓都不要了——比如糧食局長就改姓「倉」,財政局長就改姓「庫」(參見《漢書·貨殖傳》)。在這樣一個繁榮富庶、安定團結的社會裡,人人都很自愛,很少犯法,凡事都以仁義為先,不屑去干恥辱的勾當。
這就是漢武帝即位之初,大漢天下呈現出的太平景象。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不論一個時代看上去多麼光明,它肯定會有陰暗面。所以,司馬遷在讚頌這個時代的繁榮與富足時,並沒有忘記揭露它的問題和隱患。於是,就在寫完上面那段話後,他便筆鋒一轉,接著寫道: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正當漢家天下在經濟上一派繁榮的時候,法律制度卻逐漸變得寬鬆和廢弛。社會上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大都揮金如土、驕奢淫逸;而最嚴重的問題是,財富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少數人手裡。於是,既得利益階層倚仗手中的權勢和財富,與黑惡勢力勾結,在社會上橫行霸道,肆意欺壓弱勢群體。由於皇族和宗室成員都享有分封的土地,而那些朝廷高官,如公、卿、大夫們,也都享有制度賦予的特權,所以就在財富積累和生活享受方面競相攀比,奢侈無度。很多皇親國戚和政府高官住的房子、坐的車子、穿的衣服等,都大大超過了其身份和等級規定的限度。有道是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當一個社會的上層普遍陷入奢靡腐敗之時,巨變的時刻也就悄然到來了。
劉徹登基之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格局:一方面,他繼承了歷任漢家天子積累下的雄厚國力;另一方面,他又面對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
因此,剛一登上天子大位,劉徹便強烈地意識到——清靜無為、缺乏進取精神的黃老之學,已經不足以應對新時代的新問題了,因而也就不再適合作為漢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改弦更張勢在必行。
這個帝國,急需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急需一場靈魂上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