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思考

2024-10-09 01:26:01 作者: 叔本華

  不管藏書多麼豐富的圖書館,如果不加整頓、雜亂無章的話,它能帶給我們的好處都比不上那些規模小、藏書少但整理得條理井然、分類清楚的圖書館。同理,不管你胸中的知識如何淵博,如果不能反覆思考、咀嚼消化,你能得到的價值都要遠遜於那些所知不多但能深入思考的人。我們若想將所學的知識消化吸收、變為己有,並且能夠充分應用發揮它們,就必須經過思考的過程,把自己的各方面知識結合起來,或是把自己的真理和其他真理互相比較。當然,能經得起我們「深入思考」的東西,其範圍狹窄得很,只局限於我們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們必須不斷求上進,不斷學習。

  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讀書或學習,愛讀什麼就讀什麼,愛學什麼就學什麼,但這裡所謂的「思考」,可就不是這回事了。它像在風中扇火一般,必須始終不斷地扇動,才能維持火焰不熄。也就是說,在思考時必須要對思考的對象發生「興趣」,並且持之以恆、不可懈怠地刺激它。興趣發生的原因可分為兩類:一是純粹客觀性的,二是主觀性的。後者是被有關自我的事件引發了思考的興趣,而前者是對宇宙萬物產生興趣。這一類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們的呼吸一般,純屬生理的自然現象,當然,這類人並不多見,連一般的所謂學者能進行真正思考的,也少得可憐。

  思考和讀書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說是大異其趣,其差距之大恐令人難以置信。本來,人類的頭腦就有個體差異,有的人喜愛讀書,有的人沉迷思考,再加上前述的距離,這原有的差異就變得更大了。讀書的時候,精神的一切活動全為書本所支配,讀者會隨書本之喜而喜,隨書本之憂而憂,這就像把印章蓋在封蠟上一樣,讀者感受到的喜怒哀樂的情緒,原不屬於自己的精神所有。而思考時則不然,在思考的瞬間,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絕,只隨著自己的思考而活動,它不像讀書時那樣會被別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會按照當事者的稟性和他當時的心情,提供一些數據和情緒。

  所以,一天到晚沉浸在書中的人,他的精神彈力會像長時期被重物所壓的彈簧一般消失殆盡。如果你想做個沒有個性沒有思想的動物,那麼去當個「蛀書蟲」的確是不二法門。一般來說,「博聞多識」的人大都沒有很好的才慧,而他們的著作不能成功,正是因為一味死讀書的關係。這類人正如蒲柏(1)所云:「只是想做個讀者,卻不想當作者。」

  所謂「學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書本的人,而思想家、發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類的「恩人」,則要直接去讀「宇宙萬物」。

  嚴格說來,有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這是因為我們只對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徹底地理解,從書中閱讀別人的思想,只是拾人牙慧而已。經閱讀後所了解的思想,就好像考古學家從化石來推斷上古植物一樣,是各憑所據,而從自己心中湧出的思想,則猶似面對盛開的花朵來研究植物一般,科學而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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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不過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們只能把書本當作「引繩」,在閱讀時依賴他人把我們自己的思想導向某方面。但話說回來,有很多書籍非但無益,還會引導我們走向邪路,如果輕易被它們誘惑的話,我們非陷入深淵歧途不可。所以,我們心中要有個「守護神」,在閱讀時靠它來指點迷津。只有能夠正確思考的人才具備這個守護神,就是說,唯有能自由且正當進行思索的人,才可發現精神上的康莊大道。所以,我們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滯之時再去讀書,這是連最好的頭腦也經常有的現象。如果不如此做,而是手不釋捲地孜孜勤讀,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靜的角落,這對思想的聖靈來講實是罪過。這類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領的繪畫學徒,他們成天看著乾枯的植物標本或銅版雕刻的風景,反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於腦後。

  對于思考的人來說,往往會出現一種現象:在閒來不經意地翻開書本來看時,你會發現那些在你搜腸刮肚、絞盡腦汁後,經過長時間研究所獲得的真理或見解,原來早已被別人發掘到了。泄氣?失望?大可不必。因為這個真理或見解是經過你自己的思考而獲得的,其價值自非尋常可比。唯其如此,才更能證明該種真理或見解的正確性,它的理論也才更能為大眾所理解接受。如此一來,你就成了證明該真理的生力軍中的一員,這個真理也就成了人類思想體系中的一支,並且它不像一般讀來的理論那樣,在你的腦海中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已根深蒂固,永遠不會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見以後可能會被舉為權威的例證。這時候的「權威」和一般書籍哲學家所據以為信的「權威」是不同的,前者的意見和他自身有著強有力的聯結,而後者不過是搜集整理歸納別人的意見。後者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動木偶一樣,而前者與之相比,則是個活生生的人,它是在「思考之心」內種下胚胎,經過受胎、妊娠、分娩等過程產生出來的。

  靠著學習得來的真理,就好像義手、義腳、義齒、蠟制鼻子,及其他利用皮膚移植術等方法附著在身體上的器官一樣——也許還不如它們來得逼真。而自己思索得來的真理,則好像自然的身體四肢,是確確實實為自己所有的。哲學家和一般學者的最大分別就在這裡,正因為這點差別,他們在精神上的收穫也全然不同。哲學家有如一個畫師以正確的光影、適當的比例、調和的色彩,畫出一幅動人的傑作。而學者呢?他只是把各種色料加以系統的排列而已,他得到的東西酷似一個大的調色板,既無變化也不調和,更沒有絲毫意味。

  讀書意味著利用別人的頭腦來取代自己的頭腦,而自己思考出來的東西,儘管它不見得嚴密緊湊,但總有個總體的脈絡可尋,我們可依賴它向某種體系展開,這比起看書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說是利多害少。

  為什麼呢?因為後者的思想是從各種形形色色的精神中得來的,屬於別人的體系、別人的色彩。死讀書的人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那樣,把自己的知識、個性、見解等融合成一個總體。他的腦子裡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的思想紛然雜陳,顯得混亂不堪。這種思想過度擁擠的狀態,會攫奪一個人的正確觀察力,也會使人失去主見,並且很可能導致精神秩序的紊亂。這種現象,我們幾乎在所有的學者身上都可發現。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當的批判力等方面來說,這類人遠不如那些所學無幾的人。後者雖說是胸無點墨,但靠著經驗、閱歷以及零碎的閱讀,仍可以把所學得的一點點知識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讓它們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從而成為有主見、有判斷力的人。

  其實,學術性的思想家的做法也不外如此,只不過他們的尺度較大,比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要用到許多知識,所以非多讀不可,但他們精神力極強,能把所有的東西克服或同化,融進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內。因此,他們見聞覺知的規模雖愈來愈大,但已做到有機的關聯,全部隸屬於自己的思想總體系了。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風琴的低音主調,在任何時刻都會支配一切,絕對不會被其他音調所壓制。而在那些知識大雜燴的頭腦中,則好似一支曲子摻進很多雜音,它的基本調是久久找尋不出來的。

  以讀書終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識完全是從書本汲取而來的,他們有如閱讀了許多山水、遊記之類的書籍,對某地或某國的知識雖可粗枝大葉地說出來,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聯絡的,當地的人文、物產、習俗又是如何,等等,則說不上來。反之,以思考終其一生的人,就像在那裡土生土長的人一樣,一打開話匣子就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來龍去脈、各種事實或傳說和事物的總體關係等,都如數家珍般道出來。

  一般的「書籍哲學家」如同歷史的研究者,而自己思考的人,則猶如事實的目擊者。後者對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經驗直接領會理解而來,絕不會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只是因立足點不同而互有差異,他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握客觀原則,如果事件本身未使立足點發生任何變化,他們的見解則會毫無不同。根據經驗來看,如果一個人自覺自己的某些議論太過標新立異,躊躇再三才把它公之於眾,但到了後來,竟然在古聖先賢的書籍中發現同樣的見解,那麼他會感到一種帶著欣喜的驚愕。

  哲學家與此相反,他們所討論的不外是甲的說法如何,乙的看法如何,丙又怎樣提出商榷,然後才努力做些批評、比較的工作,以此追求事物的真理。他們很像寫批評的歷史著述家。例如,要研究萊布尼茨(2)在某時期是否有斯賓諾莎派思想的存在,那麼供給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爾巴特(3)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說明》及《關於自由的書簡》。做這類工作時,必須要遍翻典籍,對於他們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誰看了都會吃驚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可能只要稍加思索,就立刻能達到目的。

  但話說回來,單純的讀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只要功夫深,總可達到你的目的,而用思索的方法則不是這樣。思想和人一樣,不是可讓你隨叫隨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興,樂不樂意。而且思想絕不是人生而就有的東西,思索某件事情,需要一切外在機緣和內在氣氛的調和,只有這樣思想才會自然地噴湧出來。關於這點,我們可在思考自己利害得失的場合得到說明:當我們決定個人的利害事件時,常常會刻意選個適當的時間和場所靜坐沉思,仔細分析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後果。

  總之,如果你無所不思無所不想,但到最後,還是會沒有個決定。為什麼呢?這一方面是因為事不關己,關己則亂,我們在這種場合考察事件,思想往往會不能安定,很快就轉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另一方面,對此事的嫌惡也構成一個原因。所以,此時我們萬不可勉強自己去思考,而是應等待,讓思考的氣氛自然湧上來。此種氣氛,往往會唐突而且重複地到來。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境,人對同一個事件的見解也會完全不同。如此這般,各種思想徐徐而來,到最後就是所謂「決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徑為什麼會如此繁複呢?因為思考過程大都呈「分割」的狀態,以前所經驗過的事事物物逐漸出現在眼前,也逐漸明朗化,我們對它的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心去思想,當初的嫌惡也就消失了。

  理論方面的思考也是如此,也一定要等待良好時間的到來,畢竟任你再好的頭腦,也不是所有的時間都是適于思考的。因此,我們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時間來讀書。讀書,正如上面所述,是思考的代用物,而且此中還有許許多多別人替我們想出來的、和我們不同的方法,可以作為供給我們精神的材料。

  讀書的性質是如此,所以我們不必要讀太多的書,如若不然,精神習慣於代用物,將會一直踏著人家已經開拓的道路前行,而忘卻事物的本身,忘卻走自己的思考道路。再說,經常耽於書卷中,眼睛也就脫離了現實世界,而由書本所啟發的思考的機緣和氣氛,次數也遠不如現實世界多。這是因為現實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刺激思考的強勁原始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對象,最容易促成此種精神活動。

  從這一事實來看,說我們可從著述中鑑別出誰是思想家誰是書籍哲學家,一點兒也不奇怪。很明顯,前者真摯、直接、原始,所有的思想和表現都具有獨立的特徵;後者與此相反,他們只是拾人牙慧,承襲他人的概念,就像把人家蓋過的圖章再蓋一次一樣,既缺乏力量,也模糊不清,而且他們的文體是由傳統的陳詞濫調和流行語句組織而成的,這情形,恰似一個國家因為自己不能鑄造貨幣,而要以他國的貨幣流通一般。

  經驗和讀書一樣,不能替代思考。純粹的經驗和思考間的關係,如同食物與消化的關係。如果「經驗」自誇地說,正是它的發現促進了人智力的發展,這就像嘴巴自誇身體的存續完全是由於它的工作一樣的可笑。

  具有真正能力的頭腦,時時刻刻都有一種確定明晰的表達欲望,不論通過詩、散文還是音樂都是如此,但普通凡人卻不一樣,據此我們可立刻辨識作者頭腦的能與不能。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徵,是他們的一切判斷都是直接的。他們所產生出來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考的結果,這些作品發表之後,不論在任何場合都能被認定是一流的。因而他們在精神領域中,就如同諸侯一樣是直屬於帝國的,其他的作家則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而真正敏于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國中等於一國之君,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的話就如同君主的聖諭——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認識其他權威的。反之,局限於世俗流行的諸種意見的凡俗作家,就像默從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樣。

  有些人每每愛引用權威者的詞句來爭論某種事件,以此來掩飾自己貧乏的理解和見識,想來他們大概是受到塞涅卡(4)所說「與其批判,不如信任」這句話的影響。論戰之際必須有防身和攻擊的武器,這類人既無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只好引用權威之言。他們說:「這也是出於對權威者的尊敬!」他們自以為找到了最好的護身符,於是振振有詞,據之而辯,發出勝利的呼聲。

  現實世界中,不管舉出多少理由來證明我們過得怎麼怎麼幸福、怎麼怎麼愉快,但事實上,我們只是在重力的影響下活動而已,戰勝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沒有肉體,也沒有重力的法則,更不會為窮困所苦。所以有優美豐饒心靈的人,能在靈思來臨的一剎那得到啟示,其樂趣絕非俗世所能比擬。

  思想浮現在眼前,如同你的戀人就在跟前一樣,你絕不會對戀人冷淡,我們也絕不會忘記此思想。如果它們離你而去,從你的心中消失,則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時把它寫下來,恐怕也會就此一去不復返,想找也找不到了。戀人也如此,如果不結婚的話,她也有離我而去的危險。

  對愛思考的人來說,世界不乏有價值的思想,但這些思想中能夠產生反射作用的,也就是說,此思想著述成書後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卻不多見。

  起初,人們思考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只是為自己著想。慢慢地,思想家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專為自己而思考,另一類是為他人而思考。前者稱為「自我思想家」,只有這類人才能認真地思考事情,他們才是真正的哲人,而他們一生的快樂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後者可稱為「詭辯派」,他們渴望人家稱他們是「思想家」,他們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換言之,他們只是熱衷於投世俗之所好。另外還有一種人介乎兩者之間,我們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屬於哪一類。

  利希滕貝格(5)是第一類的典型,而黑格爾很明顯是第二類。

  生存問題——這個曖昧、多苦、須臾和夢幻的問題,一旦認真研討它,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擱下了。因此除極少數的人外,一般人對這個問題都沒有絲毫感悟,甚至會儘量避開它,覺得與其討論此問題,倒不如把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身關係的事情上。或者,他們會取俗世哲學的一個體系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這點來講,說「人是思考的生物」就實在很值得懷疑了,而且這裡所謂的「思考」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因此我們實在不必對人類的無思想和愚蠢引以為奇。普通人智慧的視野,當然比起動物要來得遼闊,畢竟動物不能意識到過去和將來,只存在於「現在」中,但它也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般深遠。

  如果世界充滿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就不會容許有那麼多形形色色的噪音了吧!然而現實是,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斥著令人心驚肉跳、毫無目的的噪音。造物者在創造人的時候,如果真的能盡如我們所願,那就實在不應該給我們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在我們耳里裝置上空氣不能通過的「覆皮」,像蝙蝠一樣(關於這點,我實在非常羨慕蝙蝠)。人類也和其他動物一樣可憐,上蒼造人的時候,早已算定只要具有足以維持生存的力量就夠了,因此不論晝夜,不管有沒有人諮詢,人的耳朵始終是開著的,這是為了便於向我們報告「迫害者的接近」。

  (1) 蒲柏(1688—1744),英國詩人,主張古典主義的審美原則,認為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品是藝術典範。

  (2) 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

  (3) 赫爾巴特(1776—1841),德國哲學家、教育家。

  (4) 塞涅卡(約前4—後65),古羅馬哲學家,晚期斯多亞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任暴君尼祿之師。

  (5) 利希滕貝格(1742—1799),德國物理學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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