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皇帝與太子的「矛盾」

  是的，朱棣對朱高熾的過分「重視」說到底還是由於皇權天然的警惕性。皇帝有自己的勢力，而太子作為未來的皇帝身邊也有自己的小集團，太子勢力強盛必然會對皇權有威脅，但另一方面皇帝又不能不讓太子培養勢力，否則權力將不能順利交接。有了不同的集團就會造成競爭，自古以來皇帝與儲君的權力相爭，父子喋血朝堂的案例屢見不鮮，儘管後來隨著皇權的強大這種矛盾關係有所調和，但卻不能根本解決。

  朱棣就陷入了這個矛盾之中，他是皇帝不假，但朱棣在外期間經常或外出征戰或巡視北京等，總之經常不在正牌首都南京待著。皇帝可以外出，但全國匯聚到南京的政務需要有人處理啊，於是朱棣就讓太子監國，替他處理政務。太子如果處理得不好，朱棣自然是要大發雷霆的，但即便太子行政得當，朱棣還是會感到不快，因為太子越能幹，追隨他的人就會越多，朱棣感到被架空的威脅就會更大。所以我們會在史書中看到朱棣經常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舉動。朱棣每次出征前都要賦予朱高熾相應的理政權力，根據朱棣的指示除了文武官員的升降，藩屬國的朝貢，邊境軍隊調撥這幾件大事需要向朱棣請示以外，其餘的政務全都由朱高熾自行處理。

  看起來朱高熾的自主權很大，然而多疑的朱棣又不斷對朱高熾的行為加以限制，比如朱高熾處理政務就必然要接觸大小官員，但朱棣為了防止百官和朱高熾私下勾結，又特別規定但凡太子與大臣見面必須在公眾場合，而且大臣不能單獨與太子見面，必須結伴才行，並且這一切都需要有專門人員進行記錄，以方便朱棣隨時查閱。前內閣首輔解縉就是違反了這一條，被朱高煦趁機告發，最後被迫害致死，而解縉之死很難說沒有朱棣殺雞儆猴的成分在裡面。

  殺雞儆猴之後，就該敲山震虎了。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朱高熾因看不慣朱棣的寵臣——刑部尚書劉觀的貪贓枉法，便趁著朱棣在外出征的時候對劉觀加以訓斥，沒想到消息很快通過朱棣在南京的耳目傳到了朱棣耳中，因為這遠在漠北的朱棣派遣使者傳詔書回南京，嚴厲地批評了朱高熾：「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為好惡。」就是說所有的官員都是朱棣一手提拔的，即使他們有什麼過錯，朱高熾也沒有資格動他們。

  僅僅是幾句訓斥便受到指責，可想而知朱高熾的監國生涯有多艱難。而這樣的案例在朱高熾監國期間不勝枚舉，甚至早在靖難時期，朱高熾就差點因為朱棣的猜忌而橫死。靖難時期，當時留守北平的宦官黃儼支持朱棣第三子朱高燧，他多次指使黨羽在向朱棣匯報北平情況時趁機誣陷朱高熾，最後更是聲稱朱高熾已經投靠了建文帝，並且要占據北平來反抗朱棣。朱棣本身性格多疑，在這種情況下更是對朱高熾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因而他詢問朱高煦怎麼看這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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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煦的回答可謂殺人誅心，明面上他雖然說朱高熾這個人很仁孝，應該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但他又提醒朱棣，朱高熾和堂兄建文帝的關係很好，潛台詞便是朱高熾很有可能會投靠朝廷。正好這個時候建文帝也採用了方孝孺的離間之策，派遣使者給朱高熾送過去一封書信。黃儼一看覺得自己這次抓住朱高熾的把柄了，於是趕緊派人到前線去向朱棣匯報。眼看朱高熾就要玩完了，結果這個時候朱高熾的使者也來了，並且這名使者還帶來了建文帝的書信和使者，而且建文帝的書信還沒有啟封。最終朱棣看望信之後才大呼：「幾殺吾子」。「幾殺吾子」這幾個字表明當時朱棣真的對朱高熾動殺心了。在朱棣的嚴防死守下，朱高熾既要妥善地處理朝中的大小事務，又要給朱棣的親征做好後勤保障，還要時刻提防越權行為招致朱棣的不滿，長期下來本來身體就不好的朱高熾在朱棣的高壓下變得「憂懼成疾，面無人色」。

  朱棣明白朱高熾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文官集團，所以要想壓制朱高熾的勢力就必須分化他與文官集團之間的關係。但實話實說朱棣的手段並不怎麼樣，通過強制手段來限制朱高熾與文官的關係，表面上看雙方是得保持一定的距離了，然而既然朱高熾主要負責處理政務就必然要與大臣接觸，而且他又是未來的皇帝，不管朱棣再怎麼嚴防死守依然會有眾多的追隨者聚集到朱高熾身邊的。所以即便朱棣有意地清除一部分大臣，卻依然不能阻止朱高熾支持勢力的壯大，而朱高熾為了保護自己支持者的安全，有時也會被迫和朱棣槓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是朱棣的親信，都察院的主要職責是監察彈劾百官，因而凡是朱棣看不順眼的官員，就由陳瑛來上奏彈劾，而這期間不少忠於朱高熾的官員就是被其扳倒的，所以朱高熾對陳瑛極其厭惡。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一次朱高熾終於抓住了機會，向朱棣痛陳陳瑛的罪狀，並表示此人罪大惡極必須嚴懲，以儆效尤。或許是陳瑛公憤太大，也或許是要安撫朱高熾，朱棣最後放棄了陳瑛，陳瑛因罪下獄，最後被處死。

  朱高熾就是在這種與朱棣既有合作又有對抗的氛圍下走完了他的太子生涯，在這二十多年間，朱棣手握皇權居於最高位置，始終在為了找尋皇帝與太子之間的平衡而苦苦思索。而朱高熾雖然處於弱勢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地位越來越不可動搖，因而其也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反擊，文官集團對他的支持也越來越堅定。朱棣找不到合適的替代者，也只能在更加嚴密的監視中聽之任之。

  朱棣在位期間，為了證明繼位的合法性，也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不斷上馬大型工程，修《永樂大典》、營造北京、親征漠北、收復安南、下西洋等，要辦好這麼多事，就涉及大量的關於後勤、營建、漕運、水利、人員調配等方面的協調、管理和組織，但朱棣是個甩手掌柜，僅憑朱棣一個人是難以完成這些的，所以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執政班子。而朱高熾和文官集團的出現恰好滿足了這個需求。

  特別是在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後，朱棣看出來次子朱高煦難當大任，而三子朱高燧只擅長陰謀，連次子朱高煦都不如，朱棣要想打造盛世最合適的助手只有長子朱高熾，可他又擔心太子權力過大對自己產生威脅，因此，朱棣在位後期他一直處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知道太子羽翼已豐，自己應當要放權了，但另一方面皇權的特性使得他又要繼續打壓朱高熾。

  比如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曾經規定朱高熾監國時，朝中和地方各級別文武官員如果犯罪，朱高熾都可以過問。到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次子朱高煦被趕出京城後，沒有了牽制朱高熾的人選，朱棣馬上加大限制，改為大小文官但凡有罪，五品以下的官員，朱高熾才可以過問，四品以上的必須要請示朱棣後再做定奪。不但免去了朱高熾管轄武臣的權力，還限定了管轄文官的品級。並且，朱棣還安排最信任的密探胡濙（負責調查建文帝下落）調查朱高熾是否有不軌的行為，好在胡濙雖然是密探但也是文官集團的一員，在匯報朱高熾的情況時，只報告好的方面，朱棣這才逐漸對朱高熾放下心來。在不斷地監察、試探後，逐漸老去的朱棣開始放手給朱高熾權力。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曾向朱高熾表示，日後朝野大事朱高熾可以自行處理，不必什麼都向自己匯報，但轉頭又把朱高熾的主要支持者楊士奇、蹇義、呂震等高級官員下獄，雖然只關押了十天就釋放出來，可朱棣的矛盾心態也顯露無遺，國事已經離不開朱高熾，但皇帝的疑心病也還繼續存在。

  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2年），在第五次親征蒙古的歸途中，朱棣甚至表示朱高熾經過這麼多年的歷練，處理政務的水平已經足夠了，自己打算返回京城後將國事全部交給朱高熾，而自己安享晚年。可見到了這個時候朱高熾的儲君地位已經無可動搖，就連朱棣本人都樂於接受了。當然朱棣最後並沒有等到退休的那一天，他在北征歸途中病逝於榆木川（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西北），而朱高熾則順利繼位，成為明朝的第四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