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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種差異外，在古代與中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尚有身份階級上的差異。

  

  中世紀行會城市內之典型的市民為商人或手工業者。如果其是一位住宅的所有者，則為完全的市民。反之，在古代，則地主為典型的完全市民。因此，在行會城市中是先有身份上的不平等。非土地所有者如欲獲得土地，土地所有者必須為自己的管理人。而且他們在訴訟上多處於不利的地位，此種不利地位漸漸趨於平等，但並非到處都已做到。不過中世紀城市的市民，個人有人身自由。根據「城市空氣使一切自由」之原則，在農奴逃跑一年零一天後，領主便無權將其召回。此種原則雖不適用於各處，且因霍亨斯陶芬王朝之立法而受限制，但它與城市市民階級之法律觀念相適應，軍事及稅賦利益使其強制實行此原則。因此，階級之平等化與自由束縛之消失成為中世紀城市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反之，在古代的初期，則有與中世紀同樣的階級差別。在古代，不僅貴族與繼武士後成為鄉紳的平民間的差別得到承認，而且奴隸制隸屬關係也得到承認。隨著城市權力與民主政治的發展，身份階級的差別亦日益增大。因為大規模購入奴隸或秘密輸入奴隸，大城市形成日益膨大的下層階級，而那些被解放的奴隸也屬於下層階級。故古代的城市與中世紀的城市相反，身份階級的不平等有漸增的趨勢。此外，古代城市毫無中世紀行會壟斷之痕跡。在雅典的民主政治支配之下，從關於製作雅典鎮守神廟廟柱的文獻中，發現雅典自由人與奴隸在同一自發性團體中一起工作，而且做工頭的奴隸比雅典自由人的位置更高。此種狀態在中世紀因有一個強大的自由工業階級之存在，實為不可思議之事。

  總括以上所述，可作如下的結論：古代的城市民主政治實為一種政治的行會。它有一定的被壟斷了的經濟利益，但它受軍事利益所支配；如納貢、戰利品、同盟城市的入會費等只分配於市民之間。故與中世紀末期的手工業者行會完全相同，古代民主的市民行會亦對吸納太多人加入不感興趣。由此出現了對市民人數的限制，實為希臘城邦沒落的原因之一。將所征服的土地及戰利品分配給公民的制度包含在政治行會的壟斷權之內，而糧食配額、劇場費、陪審費及參加宗教儀式之費用均由政治利得進行支付。故自希臘正式市民看來，恆久的戰爭是一種常態。如克里昂（Cleon）那樣蠱惑民心的政治家，也意識到要有理由地煽動戰爭，戰爭能使城市富饒，長時期的和平為市民所不能容忍。凡以和平方法追逐利益者，均得不到此等機會，他們包括被解放的奴隸與外國僑民等。他們雖然沒有土地，但在他們之間，我們首先找到了與近代資產階級相類似的模型。軍事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古代城市只要保持其慣常形式，便不能產生手工業者行會或與之類似的組織；反之，只有由市民階級形成政治軍事的壟斷，才能發展為一個軍人的行會。古代城市代表當時戰術的最高發展水平，無論何種武力，均不能對抗重甲兵隊或羅馬的步兵騎兵團。這解釋了古代工業形式及其發展趨勢與通過戰爭所得利益或其他以純粹政治方法所獲得利益之間的關係。與市民對立的為賤民；凡今日所謂的和平盈利者一概被列為賤民。但在中世紀初期，戰術之重心移至城市外部的騎士當中。披戴甲冑的騎士軍隊所向披靡，因此，市民行會的軍隊通常只取守勢，而從不敢主動出擊，1302年庫爾特雷（Courtray）戰役為唯一的例外。故中世紀的市民軍隊，不能如古代的重甲兵或步騎兵那樣發揮行會的機能。

  在中世紀時，南部城市與北部城市間亦有顯著的差異。在南部，騎士階級大抵居於城市內部；在北部，則情形與此相反，騎士階級只能居住於市外，甚至是被逐到市外的。北部城市的特權階層有拒絕政府官員或騎士長居城市內的規定；同時，北方的騎士階級排斥並輕視城市貴族。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城市之成立因地域不同且時期有異。義大利的地方自治團體開始興起時，騎士戰術正達於頂峰，故城市不得不僱傭騎士或與騎士結盟。因此，城市堅決主張騎士移居城內，令其在嚴格管理之下；但不願騎士離開城郭而影響街市安全，希望他們能夠保障城市市民的生活。與此種狀況極端對立的為英國的城市，它們與德國或義大利的城市不同，尚未形成城邦，且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從未試圖控制附近村落或將其支配權擴張至農村。它們缺乏取得這類成就的軍事實力，也沒有這樣的想法。英國城市的獨立性基於城市向國王承收租稅，只有負擔城市的租稅者得以成為市民。造成英國城市之特殊地位的原因有二：第一，因自征服者威廉以來，英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第二，因13世紀以來，英國的地方自治團體已參加國會。貴族如欲行反對國王之事，金錢上須依賴地方自治團體，此正如城市須依賴其軍事支持一樣。自城市派代表參與國會以來，消除了城市方面實行政治獨立政策的動機與可能。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早已消失，還接納了很多擁有土地的中小地主為其市民。至最近為止，貴族雖然在形式上掌握領導權，但實際上城市的市民階級已經獲得控制權。

  若我們欲知這種關係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何影響，則須觀察古代及中世紀工業上的差異，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同類別。

  無論任何地方、任何時代，我們常遇到各種不合理的資本主義。例如承辦租稅的資本主義企業（西方、中國及西亞）；為戰爭籌資的資本主義企業（如戰國時代的中國及印度），以及與商人投機有關的資本主義，無論何時均存在商人；再則為乘他人之窮困而貸款以榨取高額利潤的高利貸資本主義。所有這些資本主義形式均以戰利品、租稅、以權謀私、官廳高利貸等為目的（如愷撒向克拉蘇借款，以後通過濫用職權來籌還此金額）或以進貢及現實需求為目標。然而所有這些形式均帶有非合理性而出於偶然的經濟活動之性質，勞動體制之合理制度無法由此發展而來。反之，合理的資本主義則以市場機會，即狹義的經濟機會為目標而進行。資本主義癒合理，它同大量需要的供給關係愈密切。自中世紀末期以來，組織此項資本主義生產活動實為近代西方之事。在古代，唯一的資產階級只有羅馬的騎士階級，他們的理性主義堪與近代資本主義相比擬。當一個希臘城市需要貸款或租賃公有地時，它必須使各地方的資本家相互競爭。反之，羅馬自敘拉古時代以來，即有一個理性的資本家階級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此階級之資本主義完全以國家及政治機會為目標，換言之，即以公地或征服地及領地之賃租，以及對政治家及戰爭之融資活動為目標。儘管它必須考慮官僚貴族的持續反抗，但有時對羅馬之政治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古代及中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間的差異——後者已開始以市場機會為目標——對城市失去自由權後的發展亦有影響。於此，古代的發展與中世紀及近代的發展之間亦有根本性的差異。在古代，城市的自由因官僚組織之世界帝國的形成而被徹底清除，在新國家內已無政治資本主義立足之地。最初國王曾依賴騎士階級的金融資本，但我們看到他逐漸把騎士階級排除在承辦租稅之外，把他們排除在有利的財源之外，使得國王逐漸脫離依賴的關係，這正與埃及國王使國家的政治與軍事需要脫離資本權力而獨立、使租稅承收人變為收稅官吏如出一轍。在羅馬帝國時代，各處均因世襲繼承的專有領地之借貸而日益衰頹。基於國家經濟的需要，競爭性契約制漸為貢獻制度與臣民徭役所代替。居民按職業分成各階層，國家需要此等新成立的職業階級承擔連帶責任。此種發展導致古代資本主義的滅亡。徵募的軍隊取代了僱傭軍，而船舶由強制服役所供給。任何有剩餘糧食的地區均將所有收成視各城市的需要而分配，不得進行私人貿易。道路建設的義務及一切比較重要的負擔，大抵由世襲的被拘束於土地或職業的特定階層來負擔。最後，羅馬的城市團體以財產的理由向市長要求富裕的市議員回饋城市，正如村落團體向村落會議要求在外的富裕村民回饋村落一樣，因為住民對國家之納貢及服役負有連帶責任。這種服役遵循著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原籍制而建立，即臣民強制的義務，只在原籍共同體內實行。此種制度形成以後，資本主義獲取政治利益的機會便斷絕了。在以強制納稅為基礎的羅馬帝國末期，資本主義已毫無容身之處，像以強制勞役為基礎的埃及一樣。

  近代城市的命運與此完全不同，它的自治權也逐漸被剝奪。17、18世紀的英國城市是只有金融及社會階級意義的行會集團。同時代的德國城市，除皇家城市外，均為地方城市，不過是一種地理單位而已，一切權利皆由上級賦予。此種發展在法國城市中亦早已出現。西班牙城市被查理五世在公社起義中破壞。義大利城市則落於貴族之手。俄國城市普遍尚未獲得西歐城市所具有的自由。每個城市的軍事權、司法權、工業權都被剝奪。在此情形中，形式上原來的權力雖無變化，但近代城市與古代羅馬統治權的確立完全一樣，徹底奪走了現代城市的自由，所不同的是近代城市常落入在戰爭中取得權力的民族國家的掌握中。此種競爭為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創造了極大的機會。各國均須為流通自由的資本而競爭，而此資本則為國家獲得權力的前提。國家迫於需要與資本結合，乃產生現代意義上資產階級的民族市民階級。因此，狹隘的民族國家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機會。只要此種民族國家未讓位於世界帝國，資本主義亦將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