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最初的大投機恐慌

  我們已舉出資本主義經營的前提條件，為企業家生產物質手段之專有、市場之自由、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自由勞動及經濟生活之商業化。除此等要素外，投機亦為一重要誘因。至財產可用能自由讓渡的有價證券來表現時，投機就有了重要的意義，最初發展的顯著標誌即它所招致的大經濟恐慌。

  雖然常把荷蘭1637年所發生的鬱金香狂潮視為大投機恐慌，但這並非此處的討論範疇。荷蘭因為殖民事業而變成富裕的貴族社會，以鬱金香為奢侈的需要，於是此物突然價格飛漲。民眾因陷於不勞而獲的迷妄中，乃發生了一切欺詐。最後，狂熱以同樣的速度驟然崩潰，影響了許多人的生存。但這一事件對於荷蘭人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實無多大的重要性；以玩物為投機對象，因此而引起恐慌的，各時期都有發生。但至於像約翰·勞（John Law）和同時期的法國大投機及英國對南海的投機，那就完全不同了。

  在此等大國的財政運用上，久已實行先發行證券預收其歲入、然後再償還的方法。因西班牙的繼承問題而引發的戰爭，英國與法國的財政需要皆異常增大。英格蘭銀行之成立極有助於英國的財政金融，而在法國，早已負有過重的國債，路易十四崩逝時，幾乎無人知道如何處置此過重的債務。在攝政時期，出現了蘇格蘭人約翰·勞，他自信對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極有研究，而且對貨幣制度懷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在其看來，通貨膨脹即儘量增加支付手段以助長生產。他的此項理論在英國並不能施用。1716年，約翰·勞曾成立一私立銀行，然而此銀行當時並無特別的性質。它只確定接受以國家信用債券繳納的資本，而該銀行所發行的銀行券，可作繳納租稅之用。但是此銀行以何種方法能得到穩定的收益，能確實動用其資本，則毫無計劃，此與英格蘭銀行完全不同。約翰·勞由此銀行進而創立密西西比公司。對路易斯安那（Lousiana）地域的財政，投資達一千萬法郎；公司承辦等於此項金額的國債證券，獲得開拓地域中的商業壟斷權作為代償。我們若檢視約翰·勞的計劃，則可知路易斯安那如欲以該地的收益償還資本，恐須一百年才行。最初約翰·勞想成立東印度公司那樣的企業，但忽略了路易斯安那與印度的不同，因為後者並非文化古國，而為印第安人所居住的森林荒地。1718年，約翰·勞發現有另一股份公司欲承辦間接稅並進行激烈競爭而對其產生威脅時，他便將密西西比公司合併於印度公司。新公司原為經營東印度與中國的商業組織，只不過亞洲商業已為英國所占，法國缺乏分得一份的政治力量。當時的攝政王又使約翰·勞一手承辦貨幣鑄造及租稅業務，即約翰·勞以三分利率借款給國家，攝政王以此貸款償還未清之債務，在此條件下，將國家之危急存亡交付給約翰·勞。於是民眾開始狂熱地投機。第一年時得到了兩倍的分紅，股票市價從五百暴漲至九千。此種市價之昂貴，因為當時尚無合理的交易所商業，無「賣空盤」的可能才可加以說明。1720年，約翰·勞被任命為財政總監，但他的整個企業不久均歸於崩潰。國家雖然將約翰·勞的票券規定為唯一法幣，但亦無效。為了維持約翰·勞的票券，乃極端限制貴金屬的流通，然而國家因為勢窮力竭，終歸失敗。無論是路易斯安那還是中國及東印度的商業，其所得的利潤皆不足以支付利息，甚至還不能償本，所以他的失敗勢不可免。銀行雖然曾收有存款，但無絲毫準備提款的預備金。結果導致了破產，紙幣價值等於零。因此，法國民眾在長時期內陷入失望迷惘之中。只不過能自由買賣且由所有者負擔的股票，成為民眾所熟知的東西。

  在此時期，英國亦發生了類似的現象，只是其過程不像法國那樣狂熱而已。英格蘭銀行成立後，設立一個同樣的機構與之競爭的思想便很流行（1696年）。這就是土地信用銀行之成立的計劃，一如之後德國農業家常主張的提案，欲用土地信用代替銀行證券作匯票之用。因為英國人深知此種企業一定缺乏清算的確定性，故計劃未能實現。然而1711年自由黨政府沒落後，保守黨政府竟先於約翰·勞而實行了此種方法。英國貴族與以清教徒為基礎的英格蘭銀行相對抗，欲自成權力中心，同時欲償還國債，因此設立了一個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預付巨金給國家，而獲得南海商業的壟斷權以作為代償。英格蘭銀行對此計劃不能賢明地處之，反而用高價收買創立者的股份，不過因為保守黨人的政治偏見反對它的參與，才拒絕了它的加入。南海公司進行的過程與約翰·勞的機構相同。結果英國因為南海商業亦不能避免破產，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支付預付金額的利息。而且與法國完全相同，在股票上實行投機，其結果亦損失了巨大的財產，許多騙子則笑而引退，但國家（雖然不能謂為公平正大的方法）幫助減輕了其利息的負擔。英格蘭銀行依然得以存在，因為它立於合理的兌換折扣之基礎上，乃唯一有正規且充分的清算確定性的財政金融機關。為此前提的，因為兌換所代表的為已經出售的貨物，故非有充分且正規的貨物流通不可，此種流通則只有當時的倫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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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投機恐慌，之後雖然亦常發生，但不及上述的那樣的規模。最初合理的投機恐慌發生於百年後「解放戰爭」終了之後，之後幾乎每隔十年，即1815年、1825年、1835年、1847年循環發生。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預言，資本主義崩潰時曾注意到此種恐慌。此種周期性恐慌最初是由於投機之可能性，無經營經驗者均得到加入大企業之可能性。爆發恐慌的原因是投機過度，生產手段（不是生產）較消費財產之需要更急速地增加。1815年，英國撤消對歐洲大陸的封鎖，表面上促進了創辦工廠熱，但戰爭已破壞了歐洲大陸方面的購買能力，故不能繼續銷售英國的產品。在此項恐慌尚未完全克服、歐洲大陸方面的購買能力開始發展時，1825年新的恐慌再次襲來，因為生產資料以從未有過的規模進行投機性生產，而且超出了需求水平。

  一般來講，之所以產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實因19世紀以來開始了鋼鐵時代。18世紀的機械尚為木製的，但自煉焦法、熔礦爐、起礦機、深入地底的採掘作業等出現後，鐵成為創造生產資料的基礎，因此生產從向來為自然所束縛的基本限制中解放了出來，然而同時恐慌乃成為經濟秩序中的固有成分。長期存在的失業、饑饉、供給過剩的市場以及一切擾亂盈利生活的政治事件，自古以來各處均有。只不過如中國與日本的農民，在窮困時認為時運不濟，上天不保佑，或者以為妖精作怪，造成水旱天災，與認為社會秩序應對即使最窮苦的勞動者負責的人們，其間大有差別。前者的結果系向宗教乞憐，後者則主張人為的社會制度應負責任。故勞動者因此得到「非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秩序不可」的結論。所以若無恐慌的襲來，恐難以產生合理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