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資本主義發展的外部現實

  商業化的意義有：第一是企業股份證券之成立；第二是收益證券特別是國債券及抵押債務的證券之成立。

  此種發展，只見於近代的西方。在古代，羅馬納稅農民的股份合資公司亦可被視為其先驅，由他們與公眾共分所獲得的收益。但這是一種偶然現象，與羅馬的生活需求之供給無關；因此，即使此種現象完全不存在，羅馬經濟生活的景象亦不致發生其他的變化。

  在近代經濟生活中，有價證券之發行乃合理的獲得資本之手段，其最顯著的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有兩種不同的出發點：

  

  第一，可為預期收益之目的而將股份資本集中起來：政治權力欲控制一定的資本收益，因而由股份公司收買或承受此種收益。熱那亞的聖喬治銀行即為此種金融大規模運用的例證。與之相近者為德國諸城市之收益憑證及佛蘭德斯之國庫券。這種方法的意義在於將多數無利或不能償還、課於有產者的強制公債之原始方法，改為根據參加者之自由意志並有收益的公債。因此，國家所進行的戰爭變為有產階級的一門生意。在古代，高利率的戰時貸款是不為人所知的，在臣民不能提供必要的物資時，國家須依賴外國金融家提供的貸款，以戰利品之分配權作為擔保。如果戰爭失敗，貸出之款項即完全損失。為國家目的或戰爭目的向一般的經濟勢力籌集資金，乃中世紀之產物，特別是城市之產物。

  另一種在經濟上更重要的結合形式是商事企業與金融援助的結合。今日最盛行的為經濟盈利目的而進行的聯合形態——股份公司之發展，就是從此種商事金融結合逐漸發展而成的。這樣的組織有兩種形式：其一為超出單個商家之資源力量的跨地區性質的大企業；其二為國外的殖民企業。

  對於無法由個體企業者提供資金的國內企業，通過集體融資實為常例，特別是在15、16世紀時城市的經營中。有時，城市本身亦經營國內的商業，唯在經濟史上有更重要的意義者為另一事例，即城市依賴公眾，公眾參與由城市所組織的商業企業。它所實施的規模頗大，如城市訴之於公眾之前，同時強制因此而創立的公司容納任何市民。因此，股份資本額為無限制的。在今日，股份者之責任只限於其所有之股份，然而在當時，則一次性付出的資本常常不夠，而須再付。城市常規定參與股份的最高額，令一切市民均有參與機會。其方式便是將市民依財產稅或財產額分為若干階級，對各階級分配入股金額的一定部分，以規定股份的最高限度。其與現代股份公司不同的地方，即雖然可隨時請求付本，但個人之股份卻不能隨時自由讓渡。故整個企業僅代表一種在萌芽狀態中的股份公司。對於營業的經營，官廳實行監督。此種所謂「被管制的公司」的形式，特別在鐵商施泰爾（Steier）、布商伊格洛（Iglau）間最為常見。自此項公司之上述的結構視之，其實與礦工組織同樣缺乏固定資本。換言之，缺乏今日所謂的資本計算。股東不僅包括商人；凡諸侯、教授、宮廷之人亦有參與，正所謂一般意味的公眾，他們樂於參與，以取得厚利。利益之分配全用非合理的方法，只就毛收益計算，沒有注意到任何種類的儲備金。近代的股份公司只需廢止此種官廳之監督，即可成立。

  可視為近代股份公司的另一前身為大殖民公司，其最大者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它們尚非今日所謂的股份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募集資本時，因受全國各州市民的互相嫉妒，曾將其股份分給城市及各州，因此，不許一個城市壟斷或承受全部資本。政府即聯邦全體，參與業務之執行，尤其因為政府有使用公司之船舶與大炮的權利。在此公司中，亦無近代之資本計算與股份之自由讓渡，雖然後者不久就小規模地發生了。此種宏大而成功的公司，使一般人知道和熟悉了股份公司的形態；由此，歐洲大陸的一切國家均採用公司制度。由國家特許股份公司根據其所得之特權，管控其加入條件與業務經營，同時，國家為其監督者，連業務規程之極小事項亦加以干涉。至18世紀時，始製作每年的借貸對照表，但它被大眾普遍接受，仍須在發生了多次可怕的破產以後。

  除由股份公司對國家需要予以金融接濟外，同時由國家自身直接管理國家財政。此以預期的收入為抵押品及債權憑證開始作為強制的公債。在中世紀時，城市曾以收益證券籌集巨大的款項，以其不動產及財政能力為抵押。我們雖可視此為近代整理公債之先驅，但因為此與恩俸或與其他前提相關聯，故只在某種條件下能如此視之。除此種應急手段之外，至17世紀止，曾以種種形式來籌集貨幣。例如利奧波德（Leopold）一世，為了募集所謂的「騎士（義俠）公債」，曾遣其使者向各貴族募借，只不過大抵均得如下之答詞：「請君至富裕之家募借為便。」

  我們如欲理解何以至中世紀末期，德國城市尚實行此種方法及一般金融運營方法，則須知道當時尚無有秩序的預算制度。城市領主（與領地所有者相同）正如今日之私人小家庭，每周經營其經濟；因收入有所增減，故須隨時量入為出。為承收租稅制，幫助解除此種無預算之狀況，此種制度能保證政治權力預期每年所得金額之確定性，因而能預定經濟之支出。因此，承收租稅製成為財政合理化的重要手段，歐洲諸國最初出於偶然，後來便永久加以採用了。它也使預先自國家收入中扣除戰爭時所需之戰費成為可能，因此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合理的租稅制度，為義大利各城市失去自由以後的成就之一。義大利的貴族根據當時商人的記帳原理——雖然尚非複式簿記——管理其財政之最初的政治權力。此制度發祥於義大利，經由勃艮第、法國以及哈布斯堡諸邦而傳入德國各州，並普及各地。尤其喚起財政之整理者為納稅者。

  第二，為英國的財政審計制，「支票」一詞即其最後的遺留物，能使人憶起此制度。因為缺乏運算上所必要的練習，此制度根據棋盤樣的方式計算國家的應收款項。但通常並非設定總收入與總支出的預算，而系一種為特殊目的而設置的金庫制，即特定的收入確定為特定支出之用，且只確定為此特定支出之用，此種方法之根源實為諸侯與公民權力之鬥爭。後者不信任諸侯，認為這是保護自己、使自己所納稅款不至於為諸侯浪費於個人目的的唯一方法。

  16、17世紀時，使諸侯之財政政策合理化的另一種力量出現於諸侯的壟斷政策中。其中諸侯自行壟斷一部分商業，亦有用政治權力強制提供大量報償金的特許商業。例如奧地利卡爾尼奧拉省的伊德里亞水銀礦（汞化銀之製造上所必要的）之採掘，常為哈布斯堡兩派系間爭論的對象，供給德國王室與西班牙王室而產生巨額的收入。腓特烈二世求得對西西里糧食的壟斷，實為諸侯的壟斷特許之第一個例證；其在英國最為廣泛應用，且由斯圖亞特王朝以一種系統的方式使之發達。只不過因英國國會的反對，亦最早被廢止。斯圖亞特王朝的一切新工業及工廠皆與國王之特許相結合，從而獲得壟斷權。由此特權而國王獲得大量的收入，作為與國會鬥爭的資本。只是在國會得勝後，此等純為收入打算的工業壟斷被完全廢止。由此我們可知，以為由諸侯之壟斷政策生出近代西方所獨有的資本主義，實為大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