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19世紀的俄國文學

  我們將所有的事情變成了故事——這是最瑣碎、最無關緊要的文學形式——兩種結果：要麼是垃圾，要麼享譽整個歐洲。

  ——德魯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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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不懂俄語的西方讀者來說，俄國文學是指19世紀和今天的俄國小說。這個觀點太過狹隘，對俄國詩歌和其他表現形式的文學視而不見。但這種狹隘又似乎有理可尋。小說具有廣泛的感染力，比其他跨越國境的作品更容易讓人接受。俄國小說很強大。它不僅僅是故事，正如上文引用的評論，其發出的聲音衝出國境，響徹歐洲。因此，正是俄國小說的豐富性，使我們有理由忽視俄國文學的其他部分——儘管我們對其他文學形式了解得也很多。此外，在偉大的小說家時代之前，俄國人借鑑了很多西歐文學的內容，在他們創造出新事物反向提供給西歐借鑑之前，文學影響自東向西。他們的靈感來自法國、義大利和英國，卻忽略了他們本土的歌曲和故事來源。

  雖然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小說，但俄國現代文學的創始人是兩位詩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他們也寫散文。他們兩人都生活在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時期，深受拜倫和歐洲半數年輕作家的影響。

  普希金幾乎擁有所有的文學天賦：他是一個抒情詩人，一個戲劇詩人，也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充滿爆發力和美感的戲劇家。俄國作曲家們為了自己的創作主題曾多次拜訪他。以他的故事和詩歌為基礎的、最著名的歌劇是《葉甫蓋尼·奧涅金》《鮑里斯·戈東諾夫》《水仙女》《黑桃皇后》。他對隨後的俄國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正面的影響，因為他發展出或者說生而帶有簡約風格。

  萊蒙托夫和普希金一樣，具有拜倫式的風格，但他還具有一點雪萊的氣質。他是一個有遠見的人，對俄國神秘的靈魂和精神特質感興趣，這種興趣在隨後的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很盛行，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小說，更具有俄國本土特色。萊蒙托夫的主要小說是《當代英雄》，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包括英語在內的多種語言。故事發生於高加索地區，揭示了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不滿現實，渴望有所作為，又無能為力的生活。

  第一個拋開浪漫主義傳統並為了尋找寫作主題而生活的小說大師是果戈理。他的《死魂靈》比標題所暗示的要活潑得多，描繪了農奴制度下俄國停滯落後的社會生活，充滿了對普通人幽默的同情和對虛偽諷刺的蔑視。據說這部作品的很多幽默在翻譯過程中丟失了，這有可能是真的。但在英譯本中，大量人性光芒四射，讓我們意識到了這本書的偉大。除了具有諷刺意味的觀察能力，果戈理還有一種更令人興奮的戲劇性天賦。小說《塔拉斯·布爾巴》講述了哥薩克人和波蘭人之間鬥爭的故事。果戈理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人之一，而後來的俄國小說家都承認他的地位，儘管他們後來者居上。俄國學者、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認為，俄國後來的小說家們的作品中體現更多的是普希金的痕跡，而不是果戈理的風格。儘管如此，果戈理的作品曾經並且現在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讀者依然在閱讀他的作品。從他對俄國文學所做的貢獻方面來說，他將小說從浪漫主義拉回到了現實中。

  屠格涅夫實現了第一次大飛躍。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是統領俄國小說的三位巨匠。屠格涅夫的第一部大作《獵人筆記》描述了農奴的悲慘生活。這本書闡述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俄國小說不僅僅是閒來無聊的解悶讀物，還可以對社會生活產生實際影響。在《父與子》中，屠格涅夫描述了冉冉升起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之間、擁有抱負的平民知識分子與貴族之間的衝突。屠格涅夫在這部小說中用了「虛無主義」這個詞，而這個詞常常被政府用來唾棄自由思想，結果使屠格涅夫一度失去了他同情的這部分人的好感。數年前他抨擊過農奴制度，惹惱了政府，因此被判處了短期監禁甚至流放。這位俄國作家的生活充滿了驚險與刺激。然而，屠格涅夫並非政治宣傳家。他是一個藝術家，一個有個性的學生，一個美麗事物的熱愛者，有著法國人的格調。他既簡單又深刻。有人說，除了屠格涅夫，沒有人寫得出完美的小說。這雖然有點兒誇張，但他的大部分小說確實趨於完美。他在《前夜》和《春潮》中描繪了年輕女性的悽美。他覺得俄國人總是徒勞掙扎，顯得很殘酷。他能夠理解俄國人的濃郁的憂愁，因為他同樣能夠切身體會到。他的不快樂不是病態的，而是勇敢而溫柔的。他的分析清晰，敘述簡單易懂，他可能是最能夠直白地向世界描繪俄國的人。他的作品很容易讀懂。只有俄國人知道他是否比同時代的作家們更真實。他的小說更多以歐洲為背景，而不是以廣闊的俄國為背景。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都認為他被法國化了，或者至少有這種可能，但他經常回到俄國去尋找新的素材。他的自我放逐，加深了他對俄國語言的熱愛，俄國人覺得他的語言近乎完美。他下筆時深思熟慮，這也許是他被法國化的一個例證。當然，法國化對藝術家本人沒多大影響，雖然可能或多或少傷害了俄國人。

  屠格涅夫的小說是完整而克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更有激情或者說激情難以控制的人。他的小說沒有固定的模板，更傾向於對事實進行自由的描述。他年輕時因從事革命活動（雖然這些活動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而被捕，在西伯利亞被關了四年。他在《死屋手記》中描述了這一段慘痛的經歷。他的靈魂被刻上了烙印，餘生沉浸在悲傷中不可自拔。不過，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對所有受苦受難的人、對罪犯和被放逐的人、對受傷者和受侮辱者都心懷同情，正如他的作品描述的那樣。他膾炙人口的作品《罪與罰》，故事可怕卻動人。一個可憐的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犯了謀殺罪，犯罪動機並不是常見的嫉妒、報復和掠奪，而是一種病態的自我主義和對生活的怨恨，頗具複雜性。他向他的愛人索尼婭懺悔。索尼婭是一個貧窮的街頭女孩，說服他為自己的罪行贖罪。而後他向警察自首，並被送往西伯利亞，索尼婭隨後在那裡與他相見。索尼婭的忠誠是他的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作這部小說時將視野拓展至整個俄國，夢想著愛能夠拯救俄國和全世界，他不相信以暴制暴。在《群魔》中，他描述了革命陰謀的愚蠢和悲劇。他認為農民是俄國的希望，這些人讓他看到了很多美德。高爾基認為，這只是那個時代的文學和政治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對生命悲哀的描寫有時被西方讀者誤認為是病態的。人類產生不健康動機時總是病態的，但小說家不應該因此受到指責，他們的病態程度比很多人輕得多，比如報紙編輯在頭版刊登謀殺、火災和綁架的新聞，比如逃向北極的航班，比如為了拯救同胞的生命而犧牲的外科醫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從報紙上取材，而是從宇宙生命中取材。他最偉大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闡述了對善惡問題的處理。小說中的主人公很平凡，生活很艱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都沒有「英雄」。而女英雄們的出現也不是為了感人。這些故事悲慘而真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賦中唯一缺少的是幽默感。屠格涅夫的幽默相當蒼白，卻富於哲理。托爾斯泰的幽默嚴肅而扭曲，他最多只會微笑，大笑是不存在的。對於果戈理和契訶夫來說，俄國文學中沒什麼好玩的。

  俄國人有時讓人很難理解，但比我們自己要好懂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說《窮人》看起來很有狄更斯的風格，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怎麼讀過狄更斯的作品。這個世界很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奇特評論，彰顯了它和歐洲其他文學作品的差異之處。小說可以闡明相關現象，但沒辦法解決問題。細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俄國，我們會發現他具有喚起和溝通情感的能力，以及對瑣碎的細節和相對死板的素材產生興趣的力量，比如《卡拉馬佐夫兄弟》。在英國和美國，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廣為人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沒那麼出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強烈的民族主義使他的作品和名聲在跨境傳播上受到了阻礙，但至少在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中，他最終靠人性取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被公認為19世紀的傳世大師之一。

  俄國小說家扛起了全世界的重擔，而這是否能夠提升他們作為藝術家的地位，我們不得而知。他們足夠強大，他們的藝術創造力驚人，他們為人正直，這就夠了。托爾斯泰於1910年去世時已經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文人了。他如果只是一個小說家，就不會受到這麼多人的尊敬；如果他不是小說家，僅僅是改革家和自由鬥士，他的地位也不會如此崇高。有許多文人在非文學的衝突中，勇敢地使用他們手中的筆以及他們的男子漢氣概，例如彌爾頓和雨果。有的人為了「事業」犧牲了精力或將藝術置於事業之後；有的人選擇了棄筆從戎，比如拜倫。托爾斯泰可能是唯一擁有一流創造力的藝術家，然而他試圖否認並且壓制他的藝術創造力，因為他將其視作與自己崇高的目標對立或者無關的東西。幸運的是，他在小說和故事中恣意揮灑自己的才華之後，這些崇高目標才占據了他的生活。他年輕時是個傳統貴族和軍人，至少外在是傳統的，而本質上並非如此。他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經歷為他提供了《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和其他軍事故事的素材，這些故事使他一舉成名，並使他在文學界站穩了腳跟。正如他所說，這些英雄都是真實的，沒有絲毫英雄主義或者感傷的榮光。他看到了戰爭的本來面目：恐怖而無用，雖然普通人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勇氣單純而盲目。他當時並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或政治作家，事實上，沙皇命令他離開危險地帶。即使在他聲名顯赫的時候，相較於文字，他仍然對人和事更感興趣——這是他力量的源泉。他待在鄉下的莊園中，試圖教育鄉村的孩子，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他寫了兩部偉大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戰爭與和平》不僅僅是小說，它是描繪拿破崙戰爭時期俄國社會生活和歷史的詩歌。這本書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很多普普通通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流動於一個龐大的歷史背景下，彼此間相互獨立。在這部作品中，來自四個家族的每一位成員都是主要角色，彼此間相互獨立。托爾斯泰具有非凡的人物塑造才能，刻畫出來的人物栩栩如生。他的描述能力很強，場景感也很強，無論描述的是戰爭全景，還是莫斯科一幢房子內的場景。他的敘述緊湊而複雜，所有的故事交織在一起。他本能地遵循一種方法或者說一種原則，絕不強行終結一個故事，而是讓故事自由發展。他的「自然主義」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他的天性和思維習慣的一種表現；他以文學的眼光看待事物，也以想像的眼光看待事物。

  《戰爭與和平》唯一的不足之處是布局太宏大，此等布局使其格式無跡可尋。《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視野並不廣闊，情節更加集中。安娜的故事必然走向悲劇，難以避免。她的性格和她所處的環境使她走向滅亡，就像一條流向瀑布的河流最終會墜落一樣。一個罪孽的女性為了才華橫溢又虛榮的情人，離開了她正直的丈夫，拋棄了這個社會，而後被情人厭倦，遭到了情人和社會的拋棄。懲罰她的準則不是善惡好壞，而是無情的道德。她沒有辦法活下去了，只能選擇自殺。

  與安娜及其情人之間的激烈情感相比，列文和吉提的故事要平靜許多。這本書的部分內容講述了另一個悲劇，雖然零零散散，但非常重要，因為列文是托爾斯泰自我掙扎的縮影，他試圖在宗教神秘主義中尋求和平。托爾斯泰的餘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展並闡述他對倫理、宗教、政府和藝術的觀點。屠格涅夫說：「在當代歐洲文學中，他是無與倫比的。」他認為托爾斯泰背離文學簡直罪不可恕。但對托爾斯泰來說，沉溺於文學才是真的罪不可恕——文學大師已然不復存在。什麼是藝術呢？我們視若珍寶的作品被他扔進了垃圾堆，連同他自己的小說。他七十歲的時候回歸創作，寫下了《復活》。然而，他的創作動機並非藝術，而是為被迫害的基督教籌款。托爾斯泰放棄金錢，但願意為別人賺錢。

  這本書道德性很強，依然表現出了對場景強有力的展現。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狠狠地報復了一把教會。托爾斯泰的宗教信仰很簡單，通過靈魂上的劇痛來實現：耶穌的教義——通過他對這些教義的解讀——從教會權威和神學詭辯中解放出來。東正教會害怕他的影響，開除了他，還審查他的書，卻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影響。他的宗教思想導致了不抵抗與和平主義。如果他是一個貧窮且默默無聞的人，他就會被關進監獄，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他穩坐文學寶座，比世俗主義更有力量。如果政府對他動手，整個歐洲就會掀起抗議的風暴。因此，當局對他那些默默無聞的追隨者出手了，托爾斯泰因此悲慟不已，飽受折磨。隨後，他於1910年年底去世了。

  托爾斯泰的主要著作已經被翻譯成英文，最好的譯本是艾爾默·莫德翻譯的。他翻譯了幾卷托爾斯泰的作品，包括最出名的幾卷，這些譯本早已被列入了世界經典著作的行列。莫德先生是《托爾斯泰傳》一書的作者，此書分為兩卷。通過這本書，讀者會發現托爾斯泰擁有有趣的靈魂，連他對一件事情的興趣持續過長都能讓讀者覺得甚是有趣。他驚人的活力使他較少流傳的作品都顯得活靈活現。

  俄國批評家們似乎認為，老一輩人的衣缽，或者說一部分衣缽落在了契訶夫的肩上。契訶夫是一個寫短篇小說和戲劇的作家，也是一個鄉村醫生，至少在他相對短暫的一生中，文學只是一種消遣，是生活的調味品。托爾斯泰越來越嚴肅，他認為契訶夫不懂哲學，但他喜歡契訶夫這個人以及他的故事和戲劇。契訶夫以一種十分天真和巧妙的方式，用一種令人愉快而奇異的幽默來描繪故事。他的方式很簡單。故事自己會說話。故事往往不重要。當然了，契訶夫把俄國人常見的想法糅合在了一起。比如他的作品《寶貝兒》中對女性的溫和諷刺，其中展現的幽默無懈可擊。

  在他的劇作中，最精彩的是《櫻桃園》，這部戲劇很特別，幽默和痛苦交融。悲情幽默是文學作品中一種難得的情感。契訶夫的作品富含這種情感。他的作品簡單直接得異常出彩，一些熱情的評論家將他與莫泊桑相提並論，這是不對的。當一個人的影響力從一個國家流傳到另一個國家的時候，跟隨這樣的流向很有趣，同樣有趣的是，人們常常會在互不相識的作家中找出相似之處。但是，將一個人與另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相提並論，沒什麼意義。契訶夫和莫泊桑唯一的共同點在於：寫得一手好文章。

  高爾基在俄國現代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一些貴族，比如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視農民為朋友，同時有不少出身名門的俄國人到西伯利亞從事工人運動事業。高爾基（他給自己取了這個筆名，因為高爾基在俄語中表示「苦」）出身於農民和工人之家。他是自己的英雄，無論在他的小說中，還是在他公開的自傳中，總會塑造一個出生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人物形象。高爾基的每本書都是一場鬥爭。他算不上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用力過猛了，試圖在作品的每一頁中進行政治宣傳。儘管如此，但要找到一本比《母親》更動人、更令人哀傷的書，還是比較困難的。由於某些不可說的原因，他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像力，而對於英語世界來說，他可能是俄國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位。

  與高爾基相比，安德列耶夫是個非常理性的懷疑論者，他試著理解生活，而不是與其抗爭。他越了解生活，就越感到幻滅，對生活充滿懷疑。他的小說《七個被絞死的人》和《紅笑》尖銳地揭露了戰爭與社會現實，而他的戲劇《人的一生》和《吃耳光的人》則充滿了悲觀主義（措辭非常消極）。即便對俄國人來說，他的這兩部戲劇也太過悲觀。據說，陰鬱沉悶的《人的一生》一開演，就有很多彼得格勒[6]的學生選擇了自殺。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齣戲比我們想像的要壓抑得多，也可能這些學生本身就比較脆弱。

  還有一些曾經鮮活卻在近期沉寂的俄國作家也屬於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但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這樣的俄國作家。人們將庫普林與契訶夫相提並論，他擅長寫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他的作品《決鬥》有一版不錯的英文譯本，讀者較為熟悉。阿爾志跋綏夫是一個奇怪的天才，在我看來，他的作品《薩寧》看起來不真實，但他至少描述了一個好人在不符合基督教教義的世界中失敗的故事——《蘭德之死》。柯羅連科有一本為讀者所知的書，即《林嘯》。這本書情感豐富，對盲人的描述與其他作家相比毫不遜色。不過我們接觸不到這些依然鮮活、前途可期的作家。我們的篇幅有限，還有十幾位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的作家，我們沒有辦法全部講述到。當然，可能一個世紀後，還是會有人記住他們。俄國情況較為複雜，一個多世紀以來，政治和經濟生活（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讓所有莫斯科以西的經濟學家都覺得困惑不已。這本書出版以後，政府似乎不知道如何歸類俄國人了，他們到底是文明人還是野蠻人呢？與此同時，俄國文學、俄國音樂、俄國的舞台藝術征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