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19世紀的英國散文家和哲學家

  最健談的作家所剩無幾！

  ——查爾斯·蘭姆

  本章標題與其他章節一樣，只是為了方便閱讀罷了，不該受其所限，因為我們無法忽視其中兩三位散文家和哲學家在歷史或者科學方面的成就。

  做出這樣的分類只是為了引導我們，而不是將我們局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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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貼在查爾斯·蘭姆身上的所有標籤都清晰地表明了他是最老派的英國散文家，但他還是對此種分類嗤之以鼻。他豐富而獨特的寫作風格，有一部分借鑑了17世紀的散文作家，但他並沒有簡單地拼湊了事，而是創造了自己獨有的一套全新風格。《伊利亞隨筆》以及蘭姆的其他論文和個人書信，始於微妙的嘲弄和閒談，終於《夢幻中的小孩子》中溫柔的憂傷和細膩而具有啟發性的評論。他比任何人都要專注於研究老派詩人，他同樣欣賞一些新興詩人，包括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濟慈，當然這些人也是他的朋友。他對「溫和的伊利亞」的偏愛和他喜愛的書籍顯示出他的文學品位。

  利·亨特是一位在文學魅力和文學批評能力方面僅次於蘭姆的散文家。他的雜文在各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雖然地位不高，但在英國散文（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小品文）中卻是不容忽視的。這些雜文風格平常，容易讀懂，語言也很自然。亨特的隨筆極為珍貴，雖然無法撼動宇宙，卻能為文學界注入新鮮血液。

  五十年前的評論界會把騷塞歸入詩人之列。但是，從我們的角度出發，騷塞的詩已然失色，我們難以相信他曾與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一起被稱為「文壇三巨頭」，就像我們很難相信羅傑斯和坎貝爾曾經地位超然一樣，我們也沒辦法相信來自愛爾蘭的托馬斯·穆爾享有的名聲僅次於拜倫。騷塞的詩顯然沒能讓他達到不朽的高度。

  但他的散文具有不朽的價值。他的《納爾遜傳》具有歷史價值，寫得非常出色。在這部作品和其他風格嚴謹的著作中，他寫得很細緻，頗具艾迪生的風範。他的幽默感很強，在他鮮為人知的作品《醫生》中，他嘗試各種奇妙的傻事，這幾乎跟斯特恩的無稽之談沒什麼兩樣。

  騷塞是個勤奮好學又有學問的作家，在同輩人中很受尊敬。蘭姆性情古怪，異想天開，受人愛戴。亨特和藹可親。威廉·赫茲里特則是一個比他們更有權勢的評論家，他脾氣暴躁，總是激怒敵人，疏遠朋友。他和其他人的爭吵很好玩，因為通過爭吵，赫茲里特的寫作風格越來越受歡迎，也越來越給力。他是一位淵博而系統的英國文學研究者，也是我們最重要的藝術評論家（他曾試圖成為一名畫家，但沒有成功），他當年在評論家中的聲望遠不及今天。

  讀者不可能找得到比赫茲里特的《論英國詩人》《時代精神》和令人驚嘆的《席間閒談》更能激發自己對書籍的興趣並深入探索文學的作品了。他的演講稿《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和《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文學》在評論界和學術界熠熠生輝，其影響長達一個世紀。

  赫茲里特作品的主題大多與文學評論有關（儘管赫茲里特其他主題的作品也令人嘆服），只有那些熱愛此類文學的人才會喜歡，因為很少有人閱讀評論。不過每個人都喜歡人類的故事，特別是奇怪的故事。托馬斯·德·昆西以其學術論文著稱，而不是因為他的自傳體小說《癮君子自白》而聞名。在這部小說中，一個年輕人在倫敦遊蕩，和流浪的小女孩之間產生了友誼，這樣的片段簡單而感人。作者對鴉片效應的分析也很正確；小說中的夢境不僅是詩意的，而且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進行了剖析。像蘭姆的散文一樣，德·昆西的散文具有17世紀時華麗的修辭散文的特點。但是，德·昆西的散文波瀾起伏，好似大海里洶湧的波濤在岸上碎成泡沫，映射出一道道彩虹。這是他獨特的心理活動，對於那些重視節奏的讀者來說美不勝收，但對於那些思想平淡無奇的讀者來說，就不會那麼喜歡了。後一類的讀者更願意閱讀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的作品，他的作品清晰易懂，很難造成誤解。麥考萊甚至鼓勵讀者提出不同的見解，多麼貼心。他的不朽著作是《詹姆士二世登極後的英國史》，這部歷史作品相較於其他歷史作品，更受英美兩國人民的喜愛。這部作品闡述的中心思想很清晰，說明了歷史對人的戲劇性影響，這是公眾一眼就能發現的優點，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包括那些專家。他的文章也具備同樣的優點，尤其是那些與公眾人物打交道而不是與文人打交道的文章。能體現他力量的並不是使其揚名的《論彌爾頓》，而是像《柴塔姆》和《沃倫·哈斯丁斯》這樣的作品。

  19世紀中葉約四十年的時間裡，有一位英語文學（包括小說領域和詩歌領域）的領軍人物，這個人就是托馬斯·卡萊爾。

  卡萊爾起步比較慢。他試圖用《舊衣新裁》吸引英格蘭讀者的注意力。他將德國哲學和蘇格蘭哲學結合起來，還使用了自勞倫斯·斯特恩以來最離奇的風格來寫作。當時英格蘭人對德國哲學不感興趣，儘管柯勒律治聰明地將知識點拆成碎片，向英國人傳授了一些知識。卡萊爾的書在大多數人眼中並沒有那麼偉大，包括美國的愛默生。然而，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講述了一個人與自我的精神鬥爭以及他為了理解社會意義所做出的努力。整個故事描述的是人類荒誕的自負，當時的人類還以服飾來區分階級。如果斯威夫特能夠理解這一德國化的風格，那麼這本書既會令他皺眉，也會令他高興。然而，這本書的主題不是斯威夫特式的，而屬於卡萊爾成長的那個充滿困惑的懷疑時期。這一階段尚未結束，可能融入了新的力量，正席捲而來。

  卡萊爾發出的信息是靈魂從悲觀的否定中成長為冷漠，繼而又演變為確定無疑的大無畏的勇氣。四十年來，他一直在鼓吹這些特點的各種形式。雖然很少有人從傳教士的言論中得益，但世人開始將卡萊爾視作一股滋補和激勵的力量。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法國革命史》，這不是一部批判或紀實性的歷史書，而是一部散文史詩，生動而充滿戲劇性。持久不衰的想像力使他的《過去與現在》充滿生氣，這是一本研究中世紀的書。卡萊爾相信英雄，相信偉人（就像他想強調的那樣），在他的作品《論英雄與英雄崇拜》和《奧利弗·克倫威爾書信演說集》中，他教我們，如果要獲得救贖，就要向這些偉人和高貴的強者臣服。他有一些思想很糟糕，怪誕而混亂，並被一種卡萊爾式的語言所主導，這幾乎和他所譴責的偽善言辭一樣糟糕。在他的鼎盛時期，他是一位偉大的希伯來先知。他嚴峻而認真的外表下，閃爍著精明的幽默。

  約翰·羅斯金繼承了卡萊爾的許多思想，他對道德的嚴肅看法以及憎恨政治和經濟世界普遍存在的虛偽和殘酷與他所追隨的大師相一致。羅斯金和卡萊爾一樣，有蘇格蘭血統。卡萊爾出身於農民家庭，一生窮困潦倒。羅斯金是一個富商的兒子，享受旅行和早期音樂藝術訓練帶給他的一切。他是一位專業的繪圖員，也是繼赫茲里特之後的第一位英國藝術作家，他寫作的雙手執過鉛筆，也執過畫筆。在他的《現代畫家》《建築的七盞明燈》和《威尼斯之石》中，他的視覺美感被轉化為色彩斑斕的散文，充滿詩意，而這些美好的事物幾乎被枯燥乏味的道德主義所扼殺。他說，藝術和建築是宗教和社會習俗的一種表現，藝術必須是純潔的、忠誠的和嚴肅的。

  作為歷史，作為對藝術家工作方式的一種敘述，這是完全真實的，而羅斯金原則的呈現卻是倫理美學。雖然羅斯金熱愛所有可愛之物，但這一美學大大地減少了我們對藝術的享受；我們猜測，本維努托·切里尼會笑話它，米開朗琪羅因為太忙也不會去聽它，那些羅斯金所鍾愛的、在威尼斯建造了聖馬可大教堂和多吉宮的人，會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這個北方人正嚴肅地說些什麼。羅斯金對社會問題越來越感興趣，《給這最後來的》和《芝麻與百合》能夠很好地表達他的觀點。

  羅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都是英國社會主義藝術的奠基人。他的理想是打造一個人人都能接觸藝術的社會，醜陋的城市和建築不應該存在。他是一個和雪萊一樣的詩人，是一個被現實生活所擊敗的夢想家。他的父親很節儉，他把父親留給他的大量財產都捐了出去。他總是那麼和藹可親，不自私，也不自負，他只是一個希望將自己的想法傳播出去的人。羅斯金早年學習寫作的藝術，五十年來，他儘管有時在眾多風格中迷失了自己，但從未失去自己的風格，或者他的兩種風格，一種是對思想的清晰而簡單的闡述，包括道德的、經濟的、社會的，另一種是他對藝術的熱情和精妙的表達。在用詞上，他從不像卡萊爾那樣怪誕，也不像薩克雷那樣粗放。批評家們對他的藝術觀點提出質疑，經濟學家們對他的社會理論進行了反駁。但沒有人質疑過他的文風，更沒有人否定過他在散文中的地位。

  羅斯金希望通過學習藝術、宗教和文學，使所有人都能變得文明。他的同代人馬修·阿諾德（他們大約在同一時期從牛津大學畢業）對民主的熱忱遠不及羅斯金，但提出了文化救世思想。他的人生觀幾乎被勢利的文化定義所限制，但他的文學觀是寬廣、寧靜、文雅和幽默的。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和其他隨筆中，他為理想的「希臘主義」辯護，並反對當時過於狹隘的、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希伯來理想。

  在《文學與教條》中，他從神學家和腓力斯人手中救出《聖經》。如果說阿諾德那些較有爭議的文章已經稍顯遜色，那是因為有教養的人無視他那些機智的想法。

  無論文學批評如何發展，也不能奪去《論凱爾特文學》《論荷馬史詩譯本》以及關於濟慈和華茲華斯的文章的光彩。雖然阿諾德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至少他本人是個詩人。他真正的興趣在美麗的文字上，而不在社會問題上。

  阿諾德沒辦法過多地討論文化，不然他就沒辦法預見在我們的時代，文化會變成一個令人生厭的名詞，因為這個詞的曝光度實在太高了。當然他有權這麼做，因為在那個時代，他的作品比其他英國文人的作品更有文化。

  19世紀充滿了關於經濟、宗教和科學問題的爭論，卡萊爾、羅斯金、阿諾德，甚至連小說家在內的領軍人物都參與了衝突，或者感受到了衝突。有一些不是文人的爭論者或者解釋者，創作出了很不錯的英國文學作品，文體和主題都不限。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過時了，近期發生的一些事件使19世紀的許多經濟理論成為廢紙。但穆勒的書可以作為說明文的典範。考慮到最近的婦女解放，他那本《女性的屈從地位》已經不合時宜了。不過他的關於「自由」的文章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當今社會顯得尤為新鮮和中肯。

  約翰·亨利·紐曼是天主教會中新教徒和羅馬教會爭論中的主要人物，這一爭論在19世紀中葉活躍了英國所有知識分子的生活，具有歷史意義。紐曼的著述，即使對他的見解漠不關心或者敵視的人來說，也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他的《生命之歌》是一部充滿魅力的知識分子自傳，文風完美無瑕，既簡單又微妙。儘管他精力充沛的頭腦主要是為了滿足實踐需求，但他還是一個藝術家。他也是一位教師，寫過《大學的理念》，其中那篇略帶幽默的章節討論的主題是英語作文應該掌握在每一位教師和每一個試圖學習寫作的人手中。

  另一位思想家從實踐出發，使文學為己所用，他就是查爾斯·達爾文。評論《物種起源》和《人類起源及性選擇》的科學價值並不是我們的職責，我們把這個問題留給生物學家。我們知道達爾文選擇了一種完全適合他的風格，而且無論進化論在未來的走向如何，他的文學力量都賦予了他的作品不朽的魔力。

  另外，達爾文的朋友、進化論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因為不懂寫作的藝術，而在文學中面臨著被讀者遺忘的危險。如果沒有確切的定義，我們只是儘可能地去理解或者推測，那麼，這兩位有權勢的朋友觀點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一位會寫作，另一位不會寫作。我們由此進一步了解了文學到底是什麼。

  在19世紀的所有科學家中，最能為自己代言的是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他是一位專業的生物學家，是該領域公認的領軍人物。他的雜文和演講使他在文學中立足，不過他的靈感來自科學自由和正統權威不斷的辯論。他的作品不僅是技術性的討論，而且是對自由調查權和自在追求真理的辯解。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天演論》都是同類典範，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讀者也能夠清楚這一點，而且這些書對公眾輿論有著巨大的影響。赫胥黎唯一缺乏的是馬修·阿諾德和紐曼的優雅風度。在赫胥黎的著作中，缺少這種特點也許是一種不足，但並不能表明他不公正和不講禮儀。他面向聽眾，講述自己的論題時，有一種直接而強烈的活力和把握主題的清醒，這是科學和文學的完美結合。

  散文領域迎來了非常優秀的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我們談過他的小說），還有沃爾特·佩特。佩特的作品並不多，但很精緻，每一部作品都值得細細品味。他的《欣賞集》是一部優美的散文集，尤其那幾篇關於蘭姆、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文章。在他去世後，英國那些試圖寫批評文章的年輕人中，有一半立場鮮明地成了佩特的追隨者，而不是阿諾德的追隨者。對於那些年輕人和其他人來說，未來如何，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