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伊莉莎白時代之前的英國文學
2024-10-08 20:54:51
作者: 約翰·梅西
喬叟是第一個認為今天與昨天一樣美好的偉大詩人。
——洛厄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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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叟之前的大部分英語文學作品,其創作動機也許是為了藝術,結果更像是歷史書,而不是藝術作品。其中不乏有趣之作,但大多數都比較乏味。突然間——無法解釋——一位討人喜歡的傑出詩人喬叟橫空出世。他如同沙漠中的棕櫚樹,或者更貼切地說,一叢灌木中高高佇立的松樹。喬叟和所有14世紀的英國紳士一樣,受到法國文化的薰陶。他的國王理察二世的宮廷說法語,而且對英語有幾分歧視。喬叟翻譯法語作品,並且大量借鑑義大利語,但他使用英語寫作。當時的英語與現代英語略有不同,我們必須稍加學習才能讀懂他的詞彙的含義、韻律的輕重以及元音的豐富味道。所有使用現代英語的俗語去修改喬叟作品的嘗試都失敗了,即使像德萊頓那樣聰明的人物也不例外。喬叟的傑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從眾多來源收集的故事,整合在統一的場景中。講故事的人是前往坎特伯雷朝聖的旅人,他們更像是假期出遊,而不是虔誠朝拜。故事都很精彩,但是描述這些人的序言比任何一個故事都更出色,寥寥幾筆,就把騎士、牧師、女修道院院長和其他人寫得栩栩如生。在所有文學作品中,再沒有比它更簡潔、更清晰的性格總結了。講故事者來自各行各業,組成了14世紀的英國縮影。他們所講的故事,流露出各種情緒,從沉痛的悲劇冒險到歡樂的喜劇都有。
假如喬叟沒有寫《坎特伯雷故事集》,他將會憑著其他詩作在英語詩壇上占據一個崇高的地位。他的《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也是莎士比亞的一部劇作的主題,雖然很有趣,但是不論是喬叟版,還是莎士比亞版,抑或喬叟所借鑑的薄伽丘的《菲拉斯特拉托》,都不算太激動人心。喬叟最出色的「小」詩集是《公爵夫人之書》,是一本可愛的雜錄,從各種來源以及他的所讀所夢中選取材料,組成一個鬆散但條理清晰的集子。喬叟的所有詩歌都值得一讀,大部分都令人愉快。而他的散文至少在考古方面是有趣的,尤其是他翻譯的哲學家波伊提烏的作品。喬叟那時候以及喬叟之前一千年內的思想家都比我們更敬重波伊提烏,因為我們沒有機會讀他的著作。
喬叟在一個貧瘠的時期如此出色,以至於他令我們一時忘記,隨後才想起,還有兩個與他同時代、在思想和語言上迥異的人:高爾和蘭格倫。
高爾是一個傳統而優秀的將散文改寫成詩歌的詩人。他懂法語、拉丁語和英語,在他的時代備受敬重。他的《情人的懺悔》有一些妙句,但拘謹沉悶,除了學者,沒人會去讀。喬叟在《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的結尾處對他有一句比較可靠的評價:「噢,德高望重的高爾!我將這本書獻給你。」
喬叟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他了解自己的同行,因此,我們接受他的判斷。但是,時光褪去了高爾作品的色彩,他的作品在我看來,既不精彩,又不優美。不過,高爾的詩句經過沃德或者其他選集主編精選後,值得大多數在英語詩歌領域閒逛的讀者一讀。
蘭格倫又叫蘭利,是一位古怪的詩人,但比起高爾有活力得多。他創作了《農夫皮爾斯》。我們對這位作者一無所知,他能寫出這麼獨一無二的原創詩歌,必定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這首詩歌結構鬆散,是關於天堂、地獄和基督一生的夢境寓言。詩歌的格式大體上是頭韻詩,風格更偏向於傳統而非新潮,缺乏喬叟作品的那種雅致和魅力,但仍然是一首出色的詩歌,富有想像力、高貴、誠懇。
喬叟之後的一個世紀裡,英語詩歌都很平庸,一部分原因是詩人當中缺少一流天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不得不與一種不再是喬叟式,卻尚未演變成莎士比亞式的語言角力,被迫重新學習詩律的藝術。當時最迷人的抒情詩作品來自北方的蘇格蘭,來自亨利森、鄧巴、道格拉斯和詹姆斯國王(儘管歸在他名下的詩歌的作者存疑)。他們全都是喬叟的追隨者,但並非模仿者,他們的作品因一直包含著清新自然、有活力的蘇格蘭詞彙而更加豐富多彩。
15世紀,高雅詩歌並不繁盛,通俗民謠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大多數流傳至今的英格蘭民謠和蘇格蘭民謠的最優秀版本,都明顯是用15世紀的語言寫成的,儘管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確定準確的日期,儘管很多民謠可能也有更古老的版本。我們對它們的作者一無所知。詩歌不會自己成型,可能任何一個版本的民謠的最終形態都是某一個人的作品,但它們的來源就像童話故事的來源一樣不明確。當時有職業的民謠歌手或者朗誦者,他們也許會根據自己的需要改動熟悉的詩歌。即使後來開始出現將單首民謠印刷出來沿街叫賣的現象,也不能保證民謠的形態永久不變。民謠的主題都是簡單的愛情故事,多少帶點兒虛構的冒險,如著名的羅賓漢主題傳奇,或者為了慶祝某個真實事件,或者為了謳歌某位英雄的戰鬥或死亡,如《派屈克·斯賓斯爵士》。
民謠與中世紀興盛的史詩和傳奇密切相關,但是會用更短的形式處理大致相同的題材。18世紀時,托馬斯·沛西編輯的《英詩輯古》成了民謠的主要手稿來源,對浪漫主義的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學者柴爾德教授的選集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收集的民謠最多。除了自發形成的通俗民謠,還有刻意仿寫的民謠,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奧斯卡·王爾德的《里丁監獄之歌》以及史文朋對這種優美文學形式的許多實驗之作。但是像《古舟子詠》這樣的文學傑作的風情,與傳統民謠是不一樣的,如同香檳與蘇格蘭啤酒之間的差異。就連瓦爾特·司各特,心中可能記下了數十首民謠,也無法在自己的詩歌中重現那種韻味。無論如何,民謠對正統詩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每一位真正的詩人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16世紀早期的詩人,因預示著伊莉莎白一世的偉大時代的開端而備受關注。在那之前最重要的兩位詩人分別是托馬斯·懷亞特和薩里伯爵亨利·霍華德。懷亞特模仿並翻譯了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詩,此後這種詩一直是英國詩人最喜歡的格式之一。他還嘗試過其他詩歌格式。薩里伯爵比懷亞特年輕,他的詩歌更加流暢,他翻譯的《埃涅阿斯紀》向英國文壇展示了最早的無韻詩。先鋒和探索者總是值得敬佩的,但薩里伯爵並非卓越的詩人。(喬叟之後)偉大的詩人尚未出現。
雖然懷亞特和薩里伯爵都不是出色的詩人,但他們給英國詩歌引入義大利的清新韻調。那時候,年輕的英國大學畢業生都會到義大利訪問,我們只需要想想彌爾頓、雪萊、濟慈和白朗寧夫婦,就能記起,數個世紀以來,義大利一直都貼近英語詩歌的核心。除了懷亞特和薩里伯爵,其他有作品被收錄在《托特爾雜集》里的小詩人,都受到了義大利的影響。這本雜集是英國詩歌史上的里程碑。在那個年代,紳士們將寫詩歌視為禮儀技能,朋友之間會傳閱作品手稿的抄本。有心的出版社會收集這些手稿並集合出版,但不太在意寫作順序或者作者是誰。我們要感謝托特爾和其他雜集編者,要不是他們,很多詩歌可能會失傳,而且毫無疑問,有很多詩歌確實已經失傳。
在這個時代的眾多小詩人中,有一些人作為先驅和前鋒而名留青史,蓋斯科因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鋼玻璃》是英國詩歌中第一部諷刺作品,是不可小覷的開山之作。另一位更出色的詩人薩克維爾參與了《法官之鏡》的創作,他寫的部分是詩中真正有詩意的地方,描述了諸王之死的悲傷故事,是喬叟和斯賓塞之間韻律最佳的詩作。
15世紀和16世紀早期的很多英國散文,甚至比詩歌更顯老舊。真正的詩歌似乎不會受到時光流逝的影響,而散文似乎會漸漸變得陳腐、過時。不過,在這個時期,仍有幾位散文作家能夠克服那個時代與後世之間的差異,繼續煥發生命力。15世紀末期,有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托馬斯·馬洛禮。我們前面已經提過他的《亞瑟王之死》。這部作品是把法國傳奇故事的翻譯鬆散地組織在一起而成的,但是有幾個情節相當精彩,其寫作風格也很完善,只是略顯古老而已。
早期的英語文學是通過自由的翻譯以及接納外國的語言豐富自身的。最早、最勤勉的翻譯家之一,是既有學問又有品位的英國出版業之父卡克斯頓。他意識到,喬叟「潤色美化」了英語,於是他研究喬叟的法國原著並且模仿大師的手筆,同樣對英語進行了修飾,對我們的散文影響至今。他翻譯了二十本書,在自己的出版社印刷發行。這是英國第一批自費出版的書籍,後面至少還有五十批。他出版並贊助的其中一本書,就是馬洛禮的《亞瑟王之死》。
大約在馬洛禮從事翻譯期間,英國史上最高尚的人之一,「受祝福的」托馬斯·莫爾出生了。莫爾的傑作《烏托邦》在英國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最初是用拉丁語寫的,一直到莫爾去世後都未能被翻譯成英語。後來,它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言,它的書名成為世界通用的名詞,用來指代任何理想的社會狀態。在描述一個完美共和國的各項優點的同時,莫爾也抨擊了他所處時代的弊端,而那些弊端顯然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非常相似。如果說,莫爾筆下國家的各項原則未能被付諸實踐,那麼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任何哲學政治家的最出色的想法同樣未能獲得推行。而莫爾——擁有亨利八世時代最高尚的靈魂,僅僅因為過於正直、誠實,就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這就是歷史的諷刺之一,並不算異乎尋常。他的重要性遠不只是作家那麼簡單。他與荷蘭的伊拉斯謨是朋友,因此成為英國最早的人文主義者之一,提倡教育平等和地位平等。從文學成就上來說,他不算天賦異稟,但人文主義者的職責並非成為其母語文壇上的藝術家,而是播撒經典作品的種子。
一般讀者對宗教爭論和說教沒有興趣。而克蘭默作為坎特伯雷第一位新教大主教,其作品風格優美,因此將一些因文字功力不夠就會早早消亡的內容保存了下來,這是他天才一面的一個證明。他的作品的韻律風格相當現代,仿佛他本來應該比他生活的年代至少晚一百年出生。他除了是歷史上重要的宗教改革家,也是伊莉莎白時代之前英語散文界最重要的藝術家。
另一位主教拉蒂默雖然不如克蘭默那麼雄辯,但同樣有力、誠摯。他也是宗教改革史上的重要人物,這也許是他的說教辭能流傳下來的主要原因。不過,他的作品風格直率,擺脫了「牧師」的條框,使用源自生活而非其他書籍的插圖而充滿感染力,因此值得一讀。
這一章也許可以用一段對阿謝姆的點評結束。從實際角度來說,他確實是伊莉莎白時代的開創者,因為他是伊莉莎白一世的老師。他最著名的作品《校長》是英語文壇上第一部討論教育的重要專著。雖然其中的問題已經被推敲過許多遍,但有些內容至今未過時。阿謝姆有點兒學究氣,是個學者而非文學家。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他的價值觀:從《亞瑟王之死》中獲得純粹快樂的人比當時的任何一部散文著作的讀者都多,但阿謝姆認為這部作品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