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羅馬戲劇、哲學和抒情詩

  這隻怪物之死，有何嚇人之處？

  ——盧克萊修

  羅馬思想對希臘的依賴性在所有類型的文學作品中都很明顯。在戲劇方面，這種依賴程度如此高，以至於大部分拉丁語戲劇都只是熟練的改編罷了。在拉丁語版本的戲劇中，場景和角色都是希臘的。這種情況類似於，在紐約上演的戲劇全部是從法國借鑑而來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法文名字和巴黎背景，只是添加了一些美式的風格和玩笑。劇作家從來都是最快樂的文學大盜，即使才高八斗也不例外。莫里哀、莎士比亞及其同時代的劇作家們都會借鑑古代戲劇，而現代各國的劇作家們則互相模仿。對於我們來說，很難分辨喜劇當中的笑料——不論是希臘的還是羅馬的——在他們的同胞觀眾眼中究竟有多搞笑、多貼近生活。幽默，尤其是帶有地方特色的那些，是一種時效性很強的東西。當時最傑出的兩位拉丁語喜劇作家是普勞圖斯和泰倫斯。可是面對他們的笑料，現代讀者，即使是最資深的古典名著學者，估計也不會笑到全身發抖。普勞圖斯大約生活在公元前2世紀，他的作品可以用來證明我們這本不完整文學史試圖指明的幾條原則之一：文學的延續。不論是小人物還是天賦異稟的大人物，都是代代相傳的。普勞圖斯從希臘喜劇中獲得了很多靈感，尤其是米南德的作品。米南德的喜劇很多已經失傳，我們要通過普勞圖斯才得以瞥見那些喜劇的模樣。而後世的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的劇作家又模仿普勞圖斯的戲劇的情節，因此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他自己。他大概留下了二十部喜劇，其中一部叫《孿生兄弟》，格外有意思，因為它是莎士比亞的《錯誤的喜劇》的基礎。

  泰倫斯是普勞圖斯的繼承者。他的喜劇風格更加完善，依然靠近希臘，依然帶有那種意味著藝術死亡的盲目模仿。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記住他在《自尋苦惱的人》中寫下的一句精彩台詞：

  我是一個人：人性的一切都與我相容。

  羅馬人既然在戲劇方面模仿希臘，那麼在其他類型的文學方面也是一樣的，而且確實模仿出了很有創意的新花樣。但是，他們在戲劇文學方面做得不好。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文學上的未解之謎正是研究文學的樂趣與收益之一）。也許是因為，他們太過喜歡角鬥士對決和其他娛樂活動，以至於沒什麼精力發展正統戲劇。這種情況，類似於現在棒球和電影也會威脅戲劇，但絕對毀不掉它。還有一個更加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麼一些二流、三流的作品，比如塞涅卡的悲劇，會受到現代詩人的如此尊重？它們是大師或者近似大師級別的人寫出來的最沉悶的作品。在莎士比亞時代，最博學的作家本·瓊森為莎士比亞第一部劇本集的出版序言寫了一首詩，提到塞涅卡是與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同級別的人物。但這話有可能是一個玩笑——我們必須睜大雙眼、豎起耳朵辨別文人們的玩笑。而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借可憐的老混蛋波洛尼厄斯的口對演員們建議說：「不怕塞涅卡的悲劇太沉重，也不怕普勞圖斯的喜劇太輕佻。」這話很明顯是在開玩笑。

  塞涅卡雖然是個糟糕的劇作家，但是一位斯多葛流派的重要哲學家，而且他非常需要哲學賦予他勇氣，因為他是脾氣古怪的羅馬皇帝尼祿的老師。他在皇帝的麾下崛起，獲得財富與地位，但最後被皇帝下令自殺。

  羅馬的思想在希臘的影響下，充滿哲學意味。有一位羅馬人，將哲學與拉丁語詩歌融會貫通，寫成一部傳世之作。這個羅馬人叫盧克萊修，他的作品叫《物性論》。這是一首宏偉的長詩，深入探究生命的實質，簡直像是預言。哲學思想最天然的載體是散文，但早期的希臘哲學是用韻文形式表達的。不過，能夠成功地將哲學寫成韻文，不僅擁有韻律，還擁有詩歌的魔力，這樣的詩人從古到今只有幾個，盧克萊修就是其中之一。在那個比現代科學確立還早數個世紀的時代，他已經預示了原子理論和人類那不可思議的起源與進化。幸運的是，他的詩完整地流傳到了我們手裡，那真是一篇僅次於維吉爾的最莊嚴、最雄辯的拉丁語韻文。盧克萊修的作品有一個優秀的英譯本，是美國詩人兼學者威廉·埃勒里·倫納德翻譯的。盧克萊修總結了伊壁鳩魯流派的哲學，補充了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那些認為古代哲學枯燥、冷漠的讀者會覺得，盧克萊修的作品驚人地活潑。若想學習他，並且由此學習希臘和羅馬思想精華，可以試讀一下現代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的論文《三位哲學詩人》，會比較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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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盧克萊修同時代的卡圖盧斯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詩人。他是那時候的濟慈或雪萊，但很不幸三十歲就去世了。他對「萬物的本性」不感興趣，只對自己的本性與感情——愛情、友誼、憎恨——感興趣。他崇拜，他辱罵。他愛慕的女子勒斯比婭因他而名留史冊。他將心靈與藝術交融在一起。他的情感真摯、深刻、豐富，他以優美的韻文抒發著人性的呼喊。

  我們也許可以把卡圖盧斯視為伊莉莎白時代的詩人，他的詩有點兒像菲利普·錫德尼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者更晚一些的彭斯的那種活力四射的抒情詩，又或者雪萊那種同樣充滿活力但更加可愛的抒情詩。在他之後的拉丁語讀者們——不論是羅馬的還是現代的——都能從他的詩句中感受到那種刺痛、愛意、完美、自然與技巧。如果你向丁尼生和史文朋一類的詩人詢問：「誰是拉丁語詩人中的第一名？」他們可能會回答，要說名氣，是維吉爾；可是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卡圖盧斯。

  賀拉斯生活在卡圖盧斯之後，但仍然屬於公元前最後一個燦爛的世紀。他是所有拉丁語詩人中最睿智、讀者最廣泛、詩句被引用和翻譯最多的一位。賀拉斯缺少卡圖盧斯的那種熱情，現實中和文學上都是如此。他內心冷靜、沉穩、理智、嚴肅，但嘴上毫不客氣，詞句與尺度的把握仔細而又嚴謹。他的哲學是接受命運，泰然處之。難怪詩人們都喜歡他，甚至18世紀時英國議會中那些喜歡彬彬有禮地冷嘲熱諷的紳士也用他的詩句給自己的辯論增色。性格莊重的政治家格萊斯頓、擅長擺弄打油詩的尤金·菲爾德及其從事新聞業的後裔，都是賀拉斯的崇拜者和翻譯者。我們也許可以通過某位現代匿名詩人翻譯的一節詩感受一下他的風格，出自賀拉斯寫給他的贊助人梅塞納斯的頌詩：

  安寧之中，不再悲傷，

  他說：「不枉今日！」

  不論明天是晴是雨，

  也無法偷走過去。

  沒有力量的一切都可腐壞。

  命運隨意玩弄著人們，

  左手右手之間鮮有公平，

  她的嬉鬧從不疲倦，

  一時扶你，一時攔你。

  賀拉斯不只是聰明的詩人，還是一位優雅的紳士，喜歡和贊助人一起喝酒。他是一個十分嚴肅的詩人，情感豐富，諷刺的、反思的、悲憫的，不管哪一種，都能輕鬆地用他那充滿韻律和想像力的簡練風格表達出來，幾乎從不失手。英語讀者可以通過彌爾頓翻譯的優美頌詩《致琵拉》感受一下他巔峰時的抒情詩。賀拉斯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個理論大師。他的《詩藝》雖然很短（顯然只是一封隨意的書信），但是通過義大利詩人韋達、法國詩人兼批評家布瓦洛以及模仿布瓦洛並創新的英國人蒲柏，對現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許，隨著19世紀橫掃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更多豪放、更少戒律的理念盛行，蒲柏那篇精彩的《論批評》不再像以往那麼權威，賀拉斯精神的影響力也不如過去的兩千多年那麼強大，但是，說到獻身藝術的理想，無論我們的品位與詩歌的理論如何變化，我們都只能在賀拉斯那裡找到對忠實於藝術的理想的最好表達。賀拉斯的為人也像他的藝術一樣偉大。他通過詩句透露出來的性格令人愉快，既莊重又詼諧。他的力量、見地和智慧在掌握完美的寫作技巧上，都有長足的進步。拉丁語抒情詩並未隨著賀拉斯的去世而衰落，而是繼續繁盛了好幾百年，然而，再也沒有詩人能夠像賀拉斯那麼多變、那麼充滿活力了。

  大概在與賀拉斯（比他年輕一些）差不多的時代，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詩人群體——輓歌詩人。前文簡單介紹過希臘的輓歌詩人，這個詞原本跟詩歌的主題無關，只不過是一種特定的格式。詩歌的格式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雖然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話題，但我們沒有篇幅給它。不過，因為輓歌能用簡短的篇幅說明很多問題，所以我想以柯勒律治的輓歌對句為例：

  銀色噴泉水柱從六步格詩中升起，

  又從五步格詩的永恆旋律中回落。

  至於「輓歌」這個詞為什麼產生了我們現在使用的意思，也就是，用於讚美離世好友優點的悼詞（丁尼生的《懷念》就是我們理解的那種「輓歌」），顯然是因為輓歌的作者湊巧用死亡作為主題罷了，並非所有輓歌都是如此。最早、最先開始將希臘語作品移植到拉丁語中的人叫加盧斯，他就沒有用死亡作為主題，他寫的是愛情。他的成功引發了一股風潮，一時間輓歌詩人的數目超過了其他所有文學作者的總和。最成功的輓歌詩人有三位：普羅佩提烏斯、提布魯斯、奧維德。

  普羅佩提烏斯是一個早熟的詩人，他把希臘詩歌掌握得滾瓜爛熟，以至於二十歲時就開始自行創作詩歌，但是沒過幾年就去世了。他的詩歌的主題是愛情，他的辛西婭成為詩歌史上最著名的女主角之一。而熱戀中的他本人，正如麥凱爾指出的，就是19世紀浪漫詩歌與浪漫小說中經常見到的那種多愁善感、自憐自愛、有點兒神經質的男孩形象的先驅。英語文學的學者會有興趣看看格雷模仿普羅佩提烏斯所作的詩歌。

  普羅佩提烏斯除了擁有年輕人的充沛精力，似乎也有缺點，而且羅馬人的評判標準越來越趨向於希臘化，因此他們對於普羅佩提烏斯那些似乎由匆忙和衝動而導致的缺陷很有意見。可是現存的手稿殘缺不全，我們已無法判斷。標準嚴格的羅馬人欣賞的是另一位年輕的輓歌詩人：提布魯斯。他的作品明晰、精美，與他那柔和、美好的思想完美貼合。他的詩句力度不及普羅佩提烏斯的一半，然而對於抒情詩來說，力量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提布魯斯也是一個仰慕愛情的年輕人，動不動就為愛人的無情落淚。不過，那都是真誠的淚水，而那位狠心的迪莉婭也是一位真實可信的詩人的情人。我們閱讀愛情詩的時候，需要記住一條基本規則（免責條款）：詩人所歌頌的，並非特定的個體，不是西麗婭、辛西婭、茱莉婭或者珍妮，儘管他也許確實跟某位有血有肉的女子有過悲傷或快樂的經歷，但他歌頌的是熱烈的愛情，是他心目中想像的女子或女神。瑪麗、梅布爾、簡可能存在過，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背後也許確實有過一位黑皮膚女子，但是，真正的瑪麗、梅布爾、黑皮膚女子只存在於詩人的腦海中。

  當時最受歡迎的輓歌詩人是奧維德，當然，他也是現代最知名的一位。他寫道：「提布魯斯是加盧斯的繼承者，普羅佩提烏斯是提布魯斯的繼承者，而我，按時間來說，是第四代。」

  奧維德本來是貴族，是環繞著皇朝的那個光輝燦爛的社交圈中的一員，後來出於某種原因，招惹了皇帝，被逐出羅馬。也許是因為他的詩作《愛的藝術》得罪了皇帝，不過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這首詩幽默而愉快，雖然不適合納入主日學校的圖書館，但也不至于震動一個憤世嫉俗、文化成熟、能夠產生像奧維德這類詩人的國家。《愛的藝術》是一部真誠坦率的作品，不加修飾卻光彩奪目，抹掉了大多數愛情詩歌中那些精神上的浪漫描寫，因此可能不太受軟弱、無知的人歡迎。但專業的文學家一直都喜愛奧維德的真實、活力和想像力。他的想像力在《變形記》中發揮到了極致，將眾多希臘神話以及受希臘影響的羅馬神話融合在一起。對於現代詩人、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莎士比亞及其同時代的作家們，以及十八九世紀的英國詩人來說，這部作品是一個巨大的古代傳說資源庫。他如果能預見自己死後享受到的榮光，也許在被流放的過程中就不會那麼難過了。奧維德可能從來沒有寫過驚世駭俗的詩句——許多比我更優秀的拉丁語學者都沒有找到——但他天生就是一位技藝超群的故事家和詩人。他的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對現代各國的文化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在這方面，即使是維吉爾也無法超越他。從馬洛到德萊頓，以及更後期的英國詩人的作品裡，都充斥著奧維德的影子，不僅因為他將古代流傳下來的故事講得如此清晰（其他詩人也經常涉及那些故事），還因為他在《愛的藝術》中，以學者、詩人和紳士——而非道德家——的態度對待那些略顯禁忌的話題。

  奧古斯都時代之後（讓我們省略掉具體的日期吧，心裡想著公元之初的那段時期就好），拉丁語詩歌從優秀退步到平庸，又從平庸退步到末流。但這個過程並不是持續發生的，而且毫無邏輯性。文學可不是工程師或者地理學家畫在圖紙上的線條，它的演變是無法繪製成曲線的。而人生，作為文學的題材，也是如此。拉丁語詩歌衰落了，但這個過程與帝國的衰敗一樣，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在這期間，雖然沒有出現偉大的天才，但優秀的詩人還是有的。

  塞涅卡的侄子盧坎就是1世紀時的詩人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傑出的年輕演講家，他的詩歌編年史《內戰記》在當時被廣泛傳閱，一直流傳到中世紀，並且通過高乃依持續影響著法國的古典詩歌。而且，馬洛為《內戰記》的第一卷做了非常出色的翻譯，所以英國讀者也特別關注他。1世紀時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斯塔提烏斯，他創作了大量史詩，在很多人眼裡他比維吉爾更出色。他的《底比斯戰紀》受到英國詩人蒲柏和格雷的高度讚譽，並且被翻譯了部分篇章。譯文讀起來有一種溫和的典雅氣質，但似乎缺少天才之火。

  在1世紀的白銀時代中，還有兩位詩人，在其領域中不但沒有比前人退步，反而成為卓越的大師。他們是諷刺詩人馬提雅爾和尤維納利斯。羅馬人好諷刺，甚至發明了一種表達這種情感的詩歌類型。賀拉斯寫過一些文學水平高超的諷刺詩作，諷刺只是他的天賦的一部分，而且他的措辭溫文爾雅。但馬提雅爾和尤維納利斯，尤其是尤維納利斯，攻擊起來更為猛烈，當時的各種腐敗和醜聞也給他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能為諷刺詩人提供充足的題材，但諷刺是一門精巧的藝術，並非每一位詩人都能擁有。在這方面，英語世界真是人才輩出，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時代的詩人們將這門藝術打造成了一柄威力無比的大刀，德萊頓為它加上鋒利的刀尖，蒲柏又把它做成了柔韌的細劍。所有這些英國諷刺詩作，都直接或間接地師承羅馬的拉丁語詩人，尤其是尤維納利斯。

  馬提雅爾的《警句詩集》雖然水平不太穩定，但有一個不變的優點：描繪了他眼中的羅馬生活，誠摯而忠實地記錄下他看到的各種顯而易見的缺陷。雖然他的詩歌形式比較樸素，但簡潔且富有表現力。在他之後真正的諷刺短詩都打上了他的精神烙印。尤維納利斯的性格比馬提雅爾更加尖刻，他那無情的現實主義態度、對虛偽和偽善的憎恨、對暴政和自以為是的特權的厭惡，表現得像一個老牌諷刺家。他說自己的作品是「怒火鑄成的詩句」。他真正的，或者說所謂的粗糙只是生活的粗糙，誠實的人不必為這種粗糙負責。他憑藉對文字的掌控，他的暗喻、對具體畫面進行兩層和三層引經據典的能力，無人能出其右。德萊頓翻譯了尤維納利斯的作品《諷刺詩集》當中的五篇，並且雇用助手翻譯了其餘部分。詹森博士的兩篇仿寫作品也許比較符合尤維納利斯的精神，因為詹森雖然不是天生的詩人，卻是一位偉大的學者。

  我們無法沿著拉丁語詩歌的演變路線一直走到中世紀的黃昏，但它那優雅衰落的趨勢可以從拉丁語詩選中看得出來。它與希臘語詩選一樣，並不是由本國的詩人隨著詩歌的自然成長而收集起來的選集，而是某位現代詩歌學者從更早期的詩集或者從恩尼烏斯開始到公元1000年之間的各個詩人的作品中挑選的。拉丁語詩選中最可愛的詩歌是《維納斯節守夜》，一首寫給春天的慶賀維納斯母神[55]節的詩歌。作者的名字已經失傳，創作的日期也只能推測。我們只知道，它所讚頌的節日表達了羅馬人從希臘人那裡借鑑的最美好的想像，它的作者是一位真正的歌手。它是羅馬詩人留下的最後一個美麗的音符。拉丁語詩歌已死，但拉丁語散文在文壇上活躍了許多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