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神秘的東方文學

  讓東方和西方的微弱光輝，

  如同生與死一般瞬間交融，

  擴展成無邊無際的白晝。

  ——丁尼生

  人類有超過五分之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亞洲，而且這個比例在古時候可能更高。亞洲擁有文獻記載中最古老但已經消亡的文明，當然還擁有占據大片領地並一直延續到今日的最古老文明。美國哲學家杜雷先生誇張地形容道：當中國人的祖先寫下後輩都能看懂的智慧箴言時，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裡互相扔石斧呢。

  毋庸置疑，這些可敬的民族有很多值得傳授給我們的知識。但是，古代亞洲的各大民族中，只有居住在西亞的人曾經深刻地影響過我們的思想。他們將《舊約全書》傳給我們的猶太人，居住在非常靠近歐洲的地區，幾乎可以算是歐洲人了。直到近代之前，東亞和南亞的民族在我們的認知中猶如另一個星球上的居民。18世紀前，旅行者和商人會將中國和印度的異域傳說帶到歐洲，但他們對布料、香料的興趣更大於對文學思想的興趣。至於日本，直到19世紀中期，它在西方人的眼中仍然是一本未被翻閱的書。

  遠東這本古老的典籍至今未向我們開啟，原因很簡單：我們看不懂啊。翻譯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我們更熱衷於派士兵過去劫掠城市，而不是派學者過去借鑑思想。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度苛求自己。事實證明，那些肩負「白種人的使命」——教化異教徒的傳教士們，隨身攜帶著筆記本和字典。東亞的人民也向我們派遣博學多才的使者——他們精通政治、宗教和文學，並且掌握我們的語言，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的民族。幾乎每一所歐洲和美國的大學裡都有東方語言學教授。近年來，我們的詩人和文學家興起一股潮流：到亞洲尋找靈感，通過翻譯和改編的方式豐富我們的文學。

  

  然而在這本書里，我們必須對一個荒唐的不公平現象感到愧疚：只用一個短短的篇章概括那四五個比我們更古老，可能也更睿智的民族。造成這種不公平的其中一個理由是缺乏了解，另一個理由則是，與我們骨血相連的文學作品實在太多了。西方世界的思想變化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無暇顧及永恆的東方世界。結果，我們只能懷著坦率的求學心和虔誠的好奇心，對中亞、南亞和東亞進行一次浮光掠影式的探訪，才不會違背中國古語中的一句教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9]

  這句古語出自中國的聖人孔子。他生活在一個比耶穌基督早五百多年的時代，留下許多智慧箴言。從很多方面來看，孔子與耶穌很相似。他是一位老師，向普羅大眾傳授知識。他用否定的句式陳述為人處世的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0]他崇尚中庸，信奉冷靜自省的力量，這兩點與蘇格拉底等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很相似。他為人謙虛，對自己倡導的謙遜之道身體力行，很少宣揚自己的功績。後世對他推崇備至，更將他推上神壇。很多歸在他名下的教化典籍都是他的學生和門徒寫的，裡面記錄的內容當然都源自他的思想。

  除了賢明溫和的個人影響力，孔子的主要貢獻還有收集和保存中國古代文獻，包括歷史傳說、詩歌和道德信條。孔子的道德格言非常實用，相對於老子宣揚的那種與無窮的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玄妙之「道」，是一種通俗常識上的補充。這兩位聖人及其弟子們，加上孔子的追隨者孟子和老子的追隨者莊子，主導了中國的教育，持續數千年之久。他們的思想至今仍然是無數人共同的思想核心。然而，除了孔子的少數格言，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很少被翻譯成西方語言。但最近這段時間，翻譯中國抒情詩詩人作品的熱情漸漸高漲。李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生活在8世紀。若要用西方熟悉的詩人與他類比，他似乎是弗朗索瓦·維庸、奧馬爾·海亞姆和海涅的合體：一位快樂而豪放的叛逆者。下面是小畑熏良翻譯的一首李白的詩作：

  A lovely woman rolls up

  The delicate bamboo blind.

  She sits deep within，

  Twitching her moth eyebrows.

  Who may it be

  That grieves her heart？

  On her face one sees

  Only the wet traces of tears.

  美人卷珠簾，

  深坐顰蛾眉。

  但見淚痕濕，

  不知心恨誰。[11]

  這首小詩僅僅表露了些許李白的仁愛與優雅風範。感興趣的讀者去看小畑薰良先生的譯本吧，那是一本精緻的小書，裡面有很多亞瑟·威利寫的註解，書名叫《寺廟》。任何人，只要去過博物館，只要看過東方商品專賣店的櫥窗，都會對中國的繪畫和雕刻略有了解。西方人完全能欣賞中國花瓶的美麗，這方面沒有語言的障礙，儘管可能會有其他難處。專家告訴我們，所有中國詩人所體現出來的精神，與那些精美絕倫的象牙雕刻、瓷器和絲綢非常相似（正如不同藝術之間的相連相通）。人與人之間心靈溝通的媒介有許多，文學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近代以來，日本比中國更親近西方世界。因此，我們如果非要不懂裝懂的話，那麼可以說對它的精神有所了解。但這種了解大部分通過精美的藝術品，而非文學。日本大量精緻的版畫、瓷器和屏風被出口到歐洲和美國，需求量大得迫使日本藝術家的追求向商業利益屈服。但日本的韻文沒有受到影響，因為西方市場不需要它們，而且大部分詩作是在很久以前寫下的。日本的古典文學是從中國借鑑而來的，就像現代歐洲的基本理念源自古希臘和古羅馬一樣。但日本的抒情詩，是根植於本土的原創。日本詩歌的黃金時代在8世紀，當時最重要的兩位詩人是阿倍仲麻呂和赤人。日本抒情詩短小而充滿隱喻，它對日本人以及學習日本文化的歐洲學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只好憑信念接受，因為我所見過的日本詩歌英語譯文，大多是瑣碎平常的內容。這一定是翻譯出了問題。此處，我們也許可以引用拉夫卡迪奧·赫恩[12]的一番話說明。他是最有切身體會、最能用英語來解釋日本人生活的權威。他的話不僅對我們了解日本詩歌非常重要，而且對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同樣重要。「在我看來，」他說，「日本詩歌就是日本彩色版畫的文字版，僅此而已。但是，那美妙的版畫或簡樸的小詩能在一瞬間勾起心靈與記憶中埋藏的感覺。」後來，他還在寫給一位日本學生的信中提出一個有爭議的觀點：「海涅、莎士比亞、卡爾德隆、彼特拉克、哈菲茲、薩迪，他們寫下的偉大詩歌即使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也依然是偉大的詩作，因為它們在任何語言中都能觸動情感、引發想像。但無法翻譯的詩歌在世界文學的範疇內沒有價值，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詩歌。」對於我們來說，了解日本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閱讀拉夫卡迪奧·赫恩的著作，尤其是《骨董》《日本雜錄》《日本神話集》這三本細膩優美的著作。此外，赫恩的翻譯詩集《日本抒情詩》里也有不少佳作。

  在我們看來，日本表面上已經變成一個半歐洲化的現代國家，似乎不算遙不可及。而印度，儘管屈服於歐洲的槍炮器械之下，但仍然慵懶地抗拒著歐洲思想的壓力。不過印度教徒是歐洲人最早的表親，是名叫「雅利安人」或「印歐人」的白種人的分支。他們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經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明，他們的宗教哲學比希臘古老得多，並且對希臘的思想貢獻頗多。早在加利利海[13]的岸邊響起溫柔的召喚聲之前，印度教的牧師就已經在宣揚凡人的兄弟之情和天神的父性了。

  印度並不覺得西方的兄弟非常友好，自己內部也因為嚴苛的種姓制度或貴族世襲制而分裂，這可以說是歷史的諷刺之一。印度教徒既未能將世界變成一個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世界，又未能在有生之年實現聖人們的崇高理想，但這種失敗只不過是貴族的夢想破碎罷了，在這方面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直到此刻都沒有成功過。不過，他們的思想、理念將會被保留下來，儘管可能不太流行。印度教徒是最早將自己的理念清楚而精彩地闡述出來的人，他們的文獻得到了精心保護。在同樣經歷了漫長歷史的民族中，印度教典籍遭到的改動和散失是最少的。印度教徒的思想通過一古一今兩條路徑流傳到我們這裡。所謂古路，就是印度教徒的思想通過希臘間接而模糊地影響、滲入我們的思想體系的路徑。早期的希臘哲學家（典型的代表是畢達哥拉斯）從印度哲學家那裡學到：智慧是靜心沉思的果實；物質的背後有其內涵，即理念。這些思想成為柏拉圖哲學的基礎，從而貫穿於所有現代哲學之中，滲透到我們的靈魂里——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它的來源。印度有句諺語：「聖靈寄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卻並非每一個人都能意識到他的存在。」

  印度教徒的思想傳入西方世界文學的今路，是現代的學術交流。在歐洲軍隊征服印度的同時，藝術研究者和愛好者們也在翻譯印度文學，而印度的學者則到英語世界的大學去學習，並且積極地向歐洲介紹他們的國家，補充了前者的翻譯成果。所以，現在的印度在西方人眼中幾乎是一本完全敞開的書，只不過，它是一本歷經千年而寫成的巨著，能夠將它看完、看懂的人很少。布萊恩·布朗編撰了一本名為《印度教徒的智慧》的選集，為我們提供了精彩的簡介。書中收錄了《黎俱吠陀[14]》的格言與聖詩，這是最古老的印度宗教思想，是數百萬印度教徒用來指導自己人生的信條，即使在並非信徒的西方人讀來，也充滿了美感與理智。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更有意思，字裡行間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和英勇的冒險。印度著名戲劇詩人迦梨陀娑的傑作《沙恭達羅》的英譯本入選大受歡迎的人人書庫[15]，說明人們對梵文[16]文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而亞瑟·萊德的譯文雅致而富有詩意，難怪歌德會如此喜愛這部詩劇。

  在諸多印度思想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是佛教的奠基者——喬達摩。他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的信徒最初只分布在印度（後來印度的佛教衰落了），後來遍布東亞和中亞，總數遠遠超過其他宗教。他是一位傳道士，而非作家。他出現在我們這本書里，只因為他的教義早已滲透在亞洲的思想中，他和他的理念是一個龐大的文學體系的主旨。英語讀者會發現，愛德溫·阿諾德有一首曾經十分流行的詩歌《亞洲之光》，對佛的生活和信仰進行了生動的描寫。西方學者還可以通過拉夫卡迪奧·赫恩的《佛家田園拾遺》的美妙文字，進一步感受佛教的精神。

  有一套名為《東方聖典》的書收集了一系列原始佛教典籍的英譯本。西方人對佛教的興趣僅限於叔本華等哲學家和學者的圈子。由於基督教已經在西方得以確立，而基督教教義中包含的東方元素已經是西式思維能夠吸收的極限，因此，佛教未能在西方民眾的思想中留下太多印象。對於我們來說，佛教過於東方化了，這也許是一種損失吧。它認為所有痛苦的根源在於欲望，因此，擺脫痛苦的方法就是斷絕所有欲望；還有，生命的終結是「Nirvana」，意思是遺忘或湮沒[17]。這些信念基本上要求我們放棄人生，與更為積極主動的歐洲文化相違，因此無法被我們接受，除非我們的文明遭遇無可挽回的挫敗——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但這些並不意味著佛教是怯懦的哲學，它同樣崇尚勇敢，欣賞與悲觀主義者叔本華、平靜的樂觀主義者愛默生截然不同的人，只可惜，那些接納佛教思想者的著作的文學魅力仍然不足以將佛教的理念傳入歐洲思想的深處。

  類似的，基督教世界對另一個亞洲的宗教——伊斯蘭教同樣無動於衷。確實，歐洲各國與先知的追隨者們出於宗教及其他原因一直在打仗，至今未消停。在7世紀初，穆罕默德及其後人率領阿拉伯軍隊橫掃亞洲和非洲，以劍刃和口舌改變了那裡的信仰。時至今日，伊斯蘭教的教徒已經超過兩億。伊斯蘭教的聖經叫《古蘭經》，裡面記錄著穆罕默德的教導，以及他一生中受到的啟示。所有伊斯蘭教徒都必須學習《古蘭經》，這使《古蘭經》成為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典籍。卡萊爾對早期的《古蘭經》英譯本產生誤解，認為它是一本乏味雜亂的語錄……任何歐洲人若不是出於職責的要求，根本看不下去。但他認可書中的生活氣息和誠實。「在我看來，」卡萊爾說，「無論任何時候都誠實相待，就是《古蘭經》的美德。」卡萊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為穆罕默德寫過一篇論文，以雄辯的事實公正地——或許有點兒過度地——評價了他的偉大功績。在英語讀者看來，這篇論文足以證明卡萊爾胸懷寬廣，沒有狹隘的地域偏見。後來，一個名叫J. M. 羅德維爾的人重新翻譯了《古蘭經》，應該比以前的英譯本更準確。只不過，我們很多人連自己的《聖經》也沒怎麼刻苦學習過，所以不大可能花費太多時間讀《古蘭經》。無論如何，一本從十二個世紀前就開始指引無數人的典籍，在世界書籍里是重要的一員。

  從文學和審美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開心地放棄整本《古蘭經》，改而閱讀收集了數十個精彩故事的《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譚》）。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可能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價值觀。《一千零一夜》最早是在18世紀被翻譯成法語傳入歐洲的，隨後大受歡迎，從一個國家流傳到另一個國家。

  在歐洲，阿拉丁與神燈、水手辛巴達、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和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話一樣，是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們耳熟能詳的故事。還有，巴格達的善良教主哈倫賴世德——無論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如何——是小說中的偉大君主之一。毫無疑問，充滿神話和魔法的故事擁有迷倒全世界的魔力。書里還收集了其他角色的多種多樣的故事，儘管它們不一定都符合現代的審美，但仍然充滿了樸實而巧妙的趣味。那些古代故事家們更喜歡奇談和冒險，而不是角色本身，但他們也塑造過一些幽默的角色，比如嘮叨的剃頭匠艾爾·薩梅特，就足以在任何喜劇小說里獨挑大樑。在西方讀者眼中——阿拉伯文學研究者也是這麼認為的——《一千零一夜》中的許多故事匯聚在一起，成為波斯、埃及、印度等東方民族日常生活的寫照。

  在西方留下最廣泛、最強烈印象的東方詩歌來自波斯。這也正常，因為，就連東亞的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其他民族也認可波斯詩歌的霸主地位，它對歐洲從事翻譯的藝術家和學者都具有吸引力。在繁多的東方詩歌中，英語讀者最熟悉的波斯詩歌也許是奧馬爾·海亞姆的《魯拜集》，而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的譯本是一本英語經典——關於這一點我們暫且留到後面介紹19世紀英國詩歌的時候再說。10世紀，波斯有一位卓越的史詩詩人，他名叫費爾杜西。他創作了《王書》，意思是「諸王之書」，從波斯最早的歷史一直記錄到當時。那可真是一部鴻篇巨製，據說其中有很多精彩情節和奇文瑰句，可惜沒有現成易讀的英譯本。《王書》有一點與世界上的其他英雄史詩不同：是唯一——除了葡萄牙詩人賈梅士的《葡國魂》——在作者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民族史詩的作品。馬修·阿諾德以這部詩作——是原文而非英譯文——其中的一個篇章為主題，創作了詩歌《蘇赫拉布與魯斯塔姆》，其中流露更多的是理性思考，而不是感情抒發。史詩的價值在於記錄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傳說，不一定要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但必須擁有世界級的水平，才能夠既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經典，又能突破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而成為全人類的財富。相比史詩，詩歌的結構更加輕巧靈動，更容易被引用，因此流傳得更廣。在波斯詩人當中，除了已經被全部翻譯和整理過的奧馬爾的作品，還有兩位詩人的作品是我們比較熟悉的：薩迪和哈菲茲。薩迪最著名的詩集是《果園》和《玫瑰園》，均有英譯本。它們的主題是對哲學和道德的討論與諫言，不會深奧到乏味的程度，但足夠尖銳，透過英譯本都能感受到其鋒芒。愛德溫·阿諾德深厚的文學功底使他翻譯的部分《玫瑰園》大放光彩，使薩迪成為英語讀者熟悉的詩人。

  哈菲茲是薩迪的女婿。他不像岳父那麼品德高尚，風格更偏向於奧馬爾，甚至更活潑。他熱愛酒、女人、詩歌和大自然，也不像奧馬爾那樣略帶憂鬱和悲觀，更能享受人生的樂趣——至少有時候是的。

  在本章結束前，我再說一次：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已經建立至少三千年[18]、高度發展的文明來說，只花三分鐘草草瀏覽，是一種違背時代精神的荒唐行為。赫伯特·翟理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國文學史》中，把我們的猜測繼續往前推演，一直回到比公元前550年左右出生的孔子還要早許多個世紀的古代。可惜，那時候的古人寫下的作品，無論多麼睿智和優美，都未能對歐洲的思想產生多少影響。事實上，歐洲一直對它們毫不知情，直到現代學者開始去調查、翻譯。中國的思想當中，無疑會有很多能與我們產生共鳴的精髓，但我們未能進一步去了解它。這也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北京的市民啊，請微笑著容忍我們的無知吧，也許，你還可以用翟理斯教授那本著作的結語教導我們：「沒有錯誤，何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