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字獄與禁書：這就是傳說中文人最幸福的時代？

  風花雪月的宋詞詠嘆，歐陽修、宋祁等人不停寫詞作文「曬幸福」的篇章，宋朝文人、文官極高的社會地位，悠閒舒適的日常生活。這些煌煌史冊里記載的宋代文人生活，常常引得歷史愛好者們「身不能至，心嚮往之」。在某些「你願意穿越到哪個朝代」的話題調查里，很多被這種生活激出無數文藝情懷的朋友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大宋。

  於是，風雅的宋朝也博得了一個響亮的名號：讀書人的幸福時代。

  可這個「讀書人的幸福時代」，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幸福？不妨瞧瞧下面這幾樁事。

  1.看上去很美的官員俸祿

  宋朝讀書人有一樁出了名的幸福事，就是優厚的文官待遇，類似「包青天年薪數百萬」之類的說法就流傳了好多年，宋朝四品以上高官豐厚的「職田」「料錢」「職錢」補貼，寇準、宋祁等北宋名臣夜夜飲宴的瀟灑，更是常叫讀史者連呼眼熱。似乎在宋朝讀書登第後，過的一定就是這種躺著也有錢花的舒服日子。但他們的生活真是都這麼舒服嗎？

  其實，人們說宋朝的生活富庶，也是相對而言的。一方面，比起漢唐時代，宋代的社會生產力確實上了一個檔次，城市經濟文化也更加發達，所以就有了後人大書特書的「城市官民富庶生活」。但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與鄉村生活差距依然很大，不同級別官員的待遇差別也很大。就算是在宋朝官場上，這傳說中「躺著有錢花，奢靡無尺度」的生活也只屬於極少數人。

  比如宋朝最基層的知縣崗位，雖然也和高官們一樣有「職田」等各種名目的補貼，但事實上，大多數的知縣，所謂「職田」就是空話，縣裡的職田收入十分有限，攤上邊遠地區，更是連「職田」都沒有。大部分的縣令只能指望著12-15貫的月俸過日子。說句寒磣話，宋朝基層縣令一個月的生活費，還不夠京城高官晚上喝頓酒的呢。

  基層的縣令如此，更高一些級別的官員有時也好不到哪去。比如南宋官員潘良貴，一生宦海浮沉，曾經官至中書舍人，但由於為官清廉，一輩子也沒攢下幾個錢。《朱文公集》記載，他簡直是「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日子相當清苦。

  這樣的清苦，其實是當時宋朝大多數地方官生活的寫照。學者沈括的科技寶典《夢溪筆談》里也曾記錄了宋朝基層官員的慘狀。有個窮書生找一位縣尉大人求接濟，縣尉一聽就哭笑不得，當場作詩回答：「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找我求助？我們家也就夠餬口的。所以說，想要在宋朝過上諸如詩文里那樣悠閒的生活，就算科場登第，也得這樣苦哈哈熬出頭才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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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問題是，兩宋王朝最窮最苦的崗位，卻基本都是知縣這類最親民且最需要實幹能力的崗位。拿著微薄的俸祿，幹著最苦最累的活，這才是多數宋朝讀書人的真實寫照。

  2.嚴厲的兩宋文化專制

  當然，比起優厚的俸祿，宋朝另一個惹人羨慕的地方就是百花齊放的文化氛圍。宋朝讀書人自由的創作風氣，爭奇鬥豔的作品，千年來也常被人津津樂道。但比起後世，兩宋的文化也同樣有異常嚴厲的一面。尤其讓很多宋朝文豪感同身受的，就是同樣嚴厲的文字獄。比如曾矢志變法圖強的宋朝政治家蔡確，就是因為在流放路上發牢騷寫了幾首哀怨詩，立刻被舊黨政敵們抓住把柄，緊接著就是一頓窮追猛打。不但諸多蔡確的好友同僚被株連，蔡確本人也再次被流放，最終含恨死於嶺南，這就是北宋政壇上著名的悲劇「車蓋亭詩案」。所以說，在宋朝寫詩作詞，風險也不小。

  如果說這類悲劇還可以歸咎於宋朝新舊黨爭時的特殊情況，那麼整個兩宋年間，大宋也常做另一個匪夷所思的事情：禁書。

  宋朝文化發達，書卻不是隨便就能出版的。特別是每當有權臣當家時，毀書禁書就成了日常操作。典型的如南宋秦檜為相時，在製造了岳飛冤案以後，為了掩人耳目，他的魔爪竟也伸向了圖書文化：各類關於南宋抗金的史料，特別是關於南宋軍隊痛擊金兵的第一手資料，全數被焚毀，甚至就連宋金戰爭時的官方檔案文件也經一一甄別後，大肆焚燒。文化損失可謂觸目驚心。

  這樣掩人耳目的毀書行為，也並非秦檜一人的專利。北宋末年時，蔡京當權的年月里，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著作就險些被全數焚燒。為了一己私利，大肆毀壞文化，無論放在之前的唐代，還是之後的明代，都堪稱匪夷所思。

  比起這類因為政爭引發的毀書事件，宋朝官方對圖書內容的管理也十分嚴格。特別是宋徽宗在位時，這位有著驚人文藝才華的帝王對圖書抓得也很嚴。他曾在大觀二年（1108）的詔書中說，諸子百家的圖書，一律都要被禁止。甚至在北宋末年，連陶淵明還有李白、杜甫的詩都在被禁之列。而且「傳習詩賦要杖一百」，讀詩寫詩，在那年頭都是玩命的事。

  就在北宋被金軍包圍，靖康之恥爆發的前夕，宋朝的國子監里還在大肆怒罵、批判改革家王安石，以至於落下了一句民謠：不管炮石，卻管安石——國家都到最危險的時候了，還在忙這事。

  3.要命的幸福

  當然，說了宋朝這麼多不幸福的事，也得說些幸福的。宋朝的讀書人里，有一群人確實一直很幸福，那就是享受著優厚待遇的高官們。宋朝四品以上的高官，絕大多數人的待遇都很好：一品宰相料錢三百貫，外加比基本工資還要高的「職田」等補貼，朝中各級高官也是家家都有高工資。但大宋毀也是毀在這個幸福上。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說：「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無一正官，莫安其職。」也就是說，比起基層那些拿著低工資埋頭苦幹的官員，朝堂上這些待遇優厚的崗位基本都是四五個人干一個人的活，而且誰該幹什麼基本沒有明確分工。所以大家全做甩手掌柜，拿著高工資混日子。

  比混日子更可怕的是宋朝臃腫的官僚體制和龐大的財政支出，在北宋真宗年間，就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以至於宋真宗下決心裁一次員，他一口氣就裁了十九萬人。可裁完後，官員數量很快還是滾雪球般暴增。南宋也是如此，洪邁記載，南宋國土比北宋小得多，但官員數量遠遠超過北宋。甚至慶元年間，每四年就要暴漲一萬多官員。漲幅之快，簡直是「可不為之寒心哉」。

  哪怕在官員人數比南宋還少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間，淮南轉運使張根也在叫苦，淮南二十個州的賦稅只夠養活洛陽城裡幾個退休的高官。與此同時，抗擊金軍入侵的戰場上，河北邊境的宋軍，這些保家衛國的將士們卻到了冬天都沒有衣服穿，出現了赤膊上陣的窘境。如此這般，北宋靖康之恥的發生也顯得理所當然。

  所以，可以說，宋朝惹人羨慕的幸福，最有價值的，恐怕就是這過度的「幸福」帶來的亡國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