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段子看元朝是怎樣一個朝代

  1.元朝儒生受歧視？

  元朝有一樁常讓後世讀書人淚奔的槽點，就是「儒生受歧視」。元代南宋遺民謝枋得形容為「九儒十丐」，「元朝讀書人堪比乞丐」的說法也從此流傳。可要細看元朝歷史，這話卻叫人哭笑不得：有這麼滋潤的乞丐？

  在元朝的社會階層劃分里，儒生其實也被單獨開列，劃分為儒戶。元朝滅南宋前，中國北方的儒戶只有三千八百九十戶，待到南宋亡國後，中國南方的儒戶數量卻一口氣突破十萬戶。

  

  比起元朝其他戶籍來說，儒戶簡直特權多多：身份世襲，每戶都至少要派一名子弟去儒學讀書，在學生員每天享受兩餐供應；免稅特權更叫人羨慕，哪怕平民身份的儒戶，除了繳納地稅等基本賦稅外，就不需要承擔任何徭役。而那些家產豐厚的「書香門第」，更趁機一代代兼併土地，鑽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亂，各方餓殍遍野，江南有著儒戶身份的文人們，依然各種酒會詩會不斷，生活瀟灑自在。

  當然，被後人較真的「元朝儒生受歧視」的說法，還是因為元朝不靠譜的科舉制度。元朝科舉廢廢停停，總共維持了四十一年。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朝官僚體系里原本就是「非主流」。而且就這「非主流」的錄取名額，每次會試錄取百名學子，「漢人」和「南人」都只有二十五名。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想進仕途？要麼花錢買官，要麼老老實實地從小吏做起。

  不過即使有這麼苛刻的「歧視」規定，元朝的進士們忠誠度也不低。從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戰爭起，為元王朝「殉節」的元朝進士竟有四十二名之多。甚至在明王朝建國後，大批元朝貴族要麼撒腿跑路，要麼毫無壓力拍拍屁股投降時，反而是諸多曾在元朝有「功名」的前朝士大夫依然各種寧死不屈。

  雖然比起元末農民戰爭的滾滾洪流，這些「寧死不屈」的橋段知名度並不高，卻也足以說明元朝式的「養士」，還真換來不少死心塌地的忠臣。

  2.大元「最牛黑社會」

  元朝紙幣流通天下，紙幣的設計也十分科學，除了有充足的準備金，更為嚴打假幣制定了完備法律。但在一個江西鉛山的「黑社會組織」——青蚨盟會面前，元朝這完美的「防假幣措施」，竟一度變得不堪一擊。

  青蚨盟會，是江西鉛山人吳友文創立的一家「假幣窩點」。比起之前其他的小打小鬧，青蚨盟會有著嚴密的組織形式，從製造假幣到發行假幣，甚至拉攏勾結官員，樣樣都有明確分工，竟還有專門的武裝打手。其成員數量在巔峰時期發展到數百人，「出品」的假幣除了在內地流通外，甚至還跨過長城界限，一路「暢銷」到嶺北（蒙古）地區，上當者不計其數。

  如此操作，「青蚨盟會」當然賺得腰包發鼓。財大氣粗的他們，日常搶男霸女的壞事也不少做，如頭目吳友文的十多個小妾全是他從別人家強搶來的。就沒人反抗？鉛山州的大小吏員全被他拉下水，就連衙差也基本由他家的狗腿子「兼職」。告狀？你前腳去衙門喊冤，後腳狀紙就落到他手裡，後果可想而知。

  這麼一個厲害的團伙，竟就這樣在元朝橫行了十年，直到清官林興祖擔任鉛山知州後才終於被重拳剷除，但有多少假幣流入市場，早已是筆糊塗帳。

  吳友文這樣的操作比起元朝的高官們，還是小巫見大巫。元朝宰相綽斯戩也瞅准了假鈔的油水，人家連「盟會」都懶得辦，直接把朝廷印鈔的雕版搬自己家去，想要多少錢就嘩啦啦開印，然後再換成金銀儲存——比起這樣的碩鼠，所謂「青蚨盟會」，不過是只小老鼠罷了。

  版圖空前的大元王朝，何嘗不是被這些大大小小的老鼠活活啃光？

  3.元朝賦稅很輕？

  元朝有一道常被後人唱「讚歌」的榮耀光環，就是「賦稅輕」。

  明朝剛建國時，大批士大夫身份的「元朝遺民」們就曾不停地給元朝唱讚歌。明朝三個世紀裡，不少明代的「名流」們也紛紛跟風。比如明朝學者朱國楨就說元朝「賦稅甚輕，徭役極省」，萬曆年間的明朝政治家于慎行更大讚元朝「賦稅簡寬」。似乎這個國祚沒撐過一個世紀的大元朝，反倒成了愛惜民力的人間樂土。

  從帳面上看，元朝的賦稅也似乎不重。元朝滅南宋時，將南宋時代的一切徭役雜稅全數廢除，商稅也減成三十取一。南北統一後，元朝北方徵收丁稅與地稅，南方征夏秋兩稅。

  帳面是一回事，實際情況，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元朝「迄無田制」——作為中國歷史上版圖空前大的王朝，卻連土地清丈都沒做過。全國的耕地總數有多少？官府可以徵稅的土地有多少？歷代元朝君臣都是一代比一代糊塗。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倒是曾經大規模地清丈過土地，但元朝各級官吏層層隱瞞，折騰到最後，還是雷聲大雨點小，然後就繼續糊塗。如此糊塗下去，後果也十分嚴重，元朝土地兼併成了常事，「私田跨縣邑皆無算」。

  這樣一來，兼併的土地越多，國家用來收稅的土地就越少，收不上來的稅，當然就落到了窮苦老百姓頭上。特別是在出了名的「稅輕」的江南地區，那些享受特權的儒戶大量兼併土地，以至於「吳人兼併武斷……而小民皆無蓋藏」。

  除此以外，元朝的各種「加稅」也是多如牛毛，理論上「三十取一」的商稅，從元世祖晚年起就屢屢加征，到了元朝中期已經暴漲百倍。14世紀初葉時，元朝的「茶課」賦稅也暴漲了六十倍。另外還有「河流」「山場」等「額外課」，幾乎是每年想起什麼加什麼，獅子大開口要錢，以至於「國之經用，亦有賴焉」，國家財政就靠這種「亂收費」。而且所有的「亂收費」都是「鑿空取之於民間」，也就是說都由苦老百姓買單。

  更有多如牛毛的徭役差役，開國時廢了宋代舊制，但隨後又巧立名目，新增各種新徭役。哪怕在「稅輕」的江南地區，都是「浙右病於徭役」。且分布十分不均，「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所以單是元統二年（1334）的一場災害，浙江一地的災民，就多達五十七萬戶。

  這才是元朝「賦稅輕」的真相，一個表面繁榮的歷史畫卷下，管理卻十分低效，百姓苦不堪言。這樣的時代，為何還會被人念念不忘「稅輕」？因為對於那些士大夫來說，這樣的苦痛，他們是無感的——板子沒打到自己肉上，當然不知痛。

  但對於幾百年後的讀史者來說，這樣的痛，不但痛徹心扉，更痛到值得深深思考，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