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閣老的鬱悶：怎麼漢唐都比我大明有錢呢？

  明朝萬曆年間，退休回家的明朝內閣大學士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筆麈》里，寫下了自己的重大疑惑：都說唐朝安史之亂後元氣大傷，可唐朝皇帝單是給郭子儀賜宴，就花了十多萬兩白銀；中晚唐的藩鎮犒賞兵士，更是動輒砸百萬兩白銀；再往前看，漢朝漢武帝討伐外敵，也是動不動幾十萬人規模，看著都燒錢。回過頭來看看「我大明」，于慎行嘆息說：別說日常的動兵調糧，就說萬曆朝鮮戰爭，不過派了四萬人過去，為了軍糧軍費，就恨不得把國庫掏空，勒緊褲腰帶都湊不齊。這如天上地下般的對比，簡直是「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怎麼「我大明」還沒有漢朝唐朝有錢呢？

  其實，于慎行發這段感慨的時候，還是明王朝財政比較穩定的「萬曆中興」時代。如果再看看17世紀上半葉風雨飄搖的明王朝，在缺糧缺餉的困境裡，皇帝都活活窮到上吊的慘狀，就知道于慎行這聲嘆息何止是痛苦的領悟，更是句虐心的神預言。

  1.明王朝的經濟真的「不如漢唐」嗎？

  那麼，明朝的經濟水平真的像于慎行疑惑的那樣「不如漢唐」嗎？事實並不是。北宋的社會經濟水平就已遠遠甩開了唐朝。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的耕地面積已達八百五十萬頃，比兩宋最高值還多三百萬頃，洪武二十六年的稅糧收入更是突破了三千二百萬石，是宋元兩朝最高數值的一倍多。

  而到了于慎行生活的年代，明初洪武年間的這點產值更是不在話下。《明實錄》記載，明朝天順年間，山西陽城一地每年的鐵產量是明初洪武年間山西全省鐵產量的七倍。于慎行擔任大明「閣老」的萬曆年間，同是其著作《谷山筆麈》里吐槽的北京城裡賣醬油的小販都「有千萬之資」。看著一身樸素衣著沿街叫賣，其實都是「土豪滿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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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這個時代也是明王朝奢靡風氣大起的時代。賣醬油的「有千萬之資」算啥？利瑪竇筆下的明朝官僚飲宴，吃一個通宵都是常事，每頓都充斥著新奇食材。《五雜俎》等史料里的明代市集，每逢年節就無比熱鬧，各種寶貨吸引眼球，簡直是「人煙湊集……總四方土產奇珍」。士大夫們的生活極度考究，即使是官員家的女眷，戴的珠冠造價也通常值千兩白銀。年輕的讀書人也以追求奢靡為榮，比如昂貴的湖羅衫就在讀書人之間十分風靡。

  可以說，無論是社會經濟水平還是城市商品經濟水平，于慎行生活的大明朝都不知甩開漢唐幾條街。可為何大明國庫會落到「不如漢唐」有錢的窘境呢？

  2.銀子都去哪了？

  是因為明朝收的稅太少嗎？在萬曆皇帝眼皮兒底下的盧溝橋，四十里的路程上，老百姓要繳納「炭稅」「煤稅」「草稅」等各種名目，還有「橋有稅」「口有稅」「門有稅」。走這麼一小段路，就是「重疊如之」。每一份稅，都是重複徵收。

  這一套「層層扒皮」式操作，普通百姓是苦不堪言。賣醬油的「有千萬之資」不假，但這只是個別行業。用另一位明朝內閣大學士朱賡的嘆息說，更多的京城商戶是「十室九空」，受不了盤剝的都跑了，頑強堅挺下來的，也是「猶滿路哀告」，日子苦不堪言。

  而跟此時的明朝農民們比起來，這一點苦更不算啥。明朝農民承擔的賦稅說是「稅輕」，但明王朝的慣用套路是「加派」，可不只是明末「加派」遼餉。比如「養活藩王」這事，「加派」就是常見操作。單是在陝西白水縣，為養活當地藩王，萬曆年間每年就加派白銀七百五十兩。至於萬曆年間「賜瑞王田」「福王就藩」等家務事，也全靠「加派」來買單。據《白水縣誌》形容：具系宗室日繁，剜肉醫瘡。

  也就是說，大明朝只要多一個藩王，甚至藩王家多生了個孩子，大明朝的苦農民們就要被「剜肉醫瘡」般割一遍。參考下明末宗室藩王們呈幾何級數般的增長速度，就知道晚明的農民們究竟被割了多少刀。而且這「割」出來的錢，並沒有幾個銅板進入國庫。

  當然，如果有人一定要說大明「稅輕」，那麼最心知肚明的，還是于慎行所處的士大夫階層了。按明初的制度，明朝的士大夫們基本沒有多少特權，特別是地方官，也只是可以減免部分賦稅勞役，該扛的丁點兒不能少。但經過一代代大明官員的精準鑽空子，到了萬曆三十八年（1610），明朝士大夫們享受的賦稅勞役「優免」數額，竟比張居正改革時暴漲了十倍。這「優免」出來的錢糧，當然就甩鍋在苦農民頭上。

  所以，也就有了《西園聞見錄》等史料里明朝社會的咄咄怪事：「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有錢人一分錢稅不交，窮農民什麼稅都得交。一旦交不起，只能舉家逃亡，待到逃都沒地方逃，反抗的烈火自然說燒就燒。至於大明的國庫，自然也就「燒」沒了錢。

  於是，于慎行大惑不解的「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後來打進北京城的李自成用帳單寫出了答案。《後鑒錄》里統計，李自成從北京掠得的七千萬兩白銀里「侯家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大明朝的銀子，原來都跑到這群蛀蟲家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