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5.農民起義（1524—1525）

  

  一年多的時間剛剛過去，路德就再次陷入了麻煩。一些激進的改革者在布道時言辭過於激烈和暴力，路德不得不離開瓦爾特堡。他突然出現在維滕貝格，給當時騷動不安的德意志帶來暫時的克制。

  但過了兩三年，麻煩卻再次出現，而且更加複雜和嚴重。德意志士瓦本（Suabia）和法蘭哥尼亞（Franconia）的農民被封建領主的瘋狂壓迫所激怒，再加上宗教狂熱的刺激以及宣道者卡爾施塔特（Carlstadt）和閔採爾（Münzer）的鼓動，他們發動反抗貴族、教士等一切權威的起義。(18)城堡和修道院被搶掠和焚燒，並發生了可怕的騷亂。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是10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德國南部大部分地方遭受重創。很多人指責改革者，認為他們的布道才是這次狂熱的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19)

  26.教會財產世俗化

  儘管出現了這麼多的曲折，改革還是取得了迅猛的進步。對於世俗的王侯來說，路德認為教會應該受到限制，他們的財產應該被罰沒充公並應用到教堂、學校和慈善機構的維護方面，這樣的主張完全贏得了王公們的青睞和支持。(20)

  王公們很快採取了行動，並走得更遠。在路德發表對德意志貴族的演講和對隱修誓言的抨擊，並指出這樣的誓詞有違真正的基督教教義的數年之後，所有轉變為新教的德意志邦國的教會財產都被沒收。

  在瑞典，路德的信條很早就獲得了立足之地，幾乎所有老教會的財產都通過國家議會法案收繳到國王古斯塔斯·瓦薩（Gustavus Vasa）手中（1524）。這筆財富極大地提高了瑞典君主制的權力和威望。

  而在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鎮壓了修道院，並把修道院的大部分財富用於世俗的用途。

  然而，在這一時期，教會財產世俗化的經典案例則是條頓騎士團提供的。在新教徒起義的初期，這些修道士騎士統治著二三百萬人。當改革運動遍及整個德意志的時候，騎士團大團長(21)（Grand Master of the Order）成為了新教徒，並把原來兄弟會的領地變成名為「普魯士公國」（Duchy of Prussia）的世系君主國（1525）。騎士們可以結婚並變成貴族。從而在原來的天主教土地上誕生了重要的世俗國家。

  27.改革者被稱作新教徒

  革命的迅猛發展驚醒了古老教會的支持者。1529年，教會再次集會（第二次斯拜爾帝國議會，Second Diet of Spires）商討對策。議會中天主教占據多數席位，他們通過了法案，剝奪新教王公和城市決定自己的領地信奉何種宗教的權力，並且在議會授權之前禁止宣講新教教義。

  德意志的6位王公和許多帝國城市聯合發布對帝國議會法案的正式抗議，不承認在宗教和良知方面的多數約束少數的觀點。因為這樣的抗議，這些改革者從這時起就開始被稱為新教徒（抗議者，Protestants）。

  28.天主教反擊及其原因和動力

  在路德1546年去世前(22)，宗教改革運動在除西班牙和義大利外的大部分西方基督教國家都獲得了強有力的立足點；即使在西班牙和義大利，新教的傳播也取得一些進展。但是幾大因素的聯合作用抑制了新教的發展，使得天主教會得以收復大片失地。這些主要因素包括新教徒之間缺乏共識、天主教採取反改革措施、宗教裁判所的興盛、耶穌會的興起、西班牙對天主教的狂熱支持。

  29.新教徒的分裂

  在反抗羅馬教皇的開始階段，新教徒就分為三個相互敵對的教派——路德派（Lutherans）、茨溫利派（Zwinglians）和加爾文派（Calvinists）。

  路德派教義主要在德意志北部盛行，在丹麥、挪威和瑞典也被廣泛接受，也曾傳播到尼德蘭，但很快就被加爾文派取代。在所有新教教派中，路德派對羅馬天主教教義變更得最少。

  茨溫利派主要是烏爾里希·茨溫利（Huldreich Zwingli，1484—1531）的追隨者，他們和路德派主要在有關聖餐禮和教會組織上的觀點不同。他們的教義主要在德屬瑞士流行，並由此傳播到德意志南部。

  加爾文派是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追隨者。加爾文出生於法國，由於受到迫害，離開法國來到日內瓦避難(23)，並將這裡作為該派運動的中心。我們應該了解加爾文派傳播的地域之廣以及在十六七世紀的影響之大，法國的胡格諾派（Huguenots）、蘇格蘭的聖約派（Covenanters，盟約派）、荷蘭的尼德蘭人（Netherlanders）（大部分）、英國的清教徒（Puritans）和清教徒前輩移民都屬於加爾文派。(24)

  這些新教教派最後分化成諸多的宗派，每個宗派都固守著不被其他宗派認可的教義的某些次要點或堅持某些禮拜儀式，然而所有宗派都信奉宗教改革運動的核心教義——「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現在，這些教派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現在有機會去哀嘆基督教早期困擾使徒保羅的同樣的狀況。一個說我是路德派，一個說我是加爾文派，另一個說我是茨溫利派。甚至路德自己都稱茨溫利為異端，而加爾文派則不願和路德派有任何瓜葛。

  這些宗派之間的鬥爭和分歧給改革運動帶了相當災難性的影響。面對團結一致而又虎視眈眈的敵人，這些紛爭大大削弱了新教的實力。他們的不和與紛爭給了天主教強大有力的證據來反對整個改革運動。

  30.天主教反改革；特倫托會議（1545—1563）；卡羅·巴羅梅奧

  天主教會過去的邪惡和醜聞大大削弱了它的權威性以及對人們敬畏和良知的掌控。而對這些邪惡的糾正和醜聞的消除又使它重新恢復了失去的影響力和權威性。

  這種改革早在新教運動興起之前就已經在羅馬天主教中開始，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值得紀念的特倫托會議展開。特倫托會議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亞會議以來最重要的宗教集會，會議上討論了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觀點。會議宣布天主教的經外傳說在權威性上等同於《聖經》；它再次強調了教皇權力神授的觀點；譴責路德派提出的因信稱義的教義。它讓一切都變得那麼清晰，甚至連徒步旅行者都不會對教義產生誤解。它還要求所有的牧師和主教的生活都應該是基督教的純潔和美德的典範。

  會議的這些舉措極大推動了對新教運動的抵制。對濫用職權這個引起教會大分裂行為的糾正也為成千上萬「迷途羔羊」回歸天主教會鋪平了道路，並擺脫了過去教會傳統信仰和權威鬆散化的危險。

  特倫托會議精神在義大利改革者卡羅·巴羅梅奧（Carlo Borromeo，1538—1584）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會議的改革精神在他那裡得以實體化。巴羅梅奧成為米蘭的大主教，他把12個世紀前羅馬帝國衰退時期的聖·安布羅斯作為自己的偶像，並且也獲得了聖徒的地位。巴羅梅奧革新並恢復了已經四分五裂的教會，改革了牧師們渙散放蕩的生活方式，重新在教會中恢復了嚴明的教規，建立了一批教會學校和大學。正是因為他的辛勤工作和言傳身教使得米蘭城和周邊地區誕生了新的精神生活，過去對羅馬教會的普遍敬重重新被喚起，新教在義大利前進的步伐被遏制，而對羅馬教皇的膜拜由搖擺不定再次虔誠堅定起來，很多被新教「異端邪說」帶走的教徒重新皈依到天主教門下。

  31.宗教裁判所

  經過重新淨化自身和清晰定義自己教義信仰，羅馬天主教要求所有信徒從今以後絕對的服從。宗教裁判所開展了新的活動，異端邪說受到嚴酷的鎮壓。在所有拉丁國家，宗教裁判所裁判的決定都得到了世俗王公的支持，而在這些地方之外，當時的王公並不認可這樣的宗教裁判，儘管荷蘭和德國的一些地方在一定時期內也建立了這樣的宗教裁判所。對頑固的異端分子，死亡——燒死和剝奪財產是最常用的懲罰方式。毫無疑問，宗教裁判所對在歐洲南部遏制宗教改革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幫助義大利和西班牙保持了對古老教會的忠誠。

  在此，關於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我們不應忘記，在16世紀，拒絕服從既定的信仰會被大多數新教徒及天主教看作是反社會的行為，並因此受到懲罰。在日內瓦，我們發現加爾文不遺餘力地對塞爾維特（Servetus）進行審判並將其燒死，因為他發表了一些加爾文派認為屬於異端邪說的思想；在羅馬，我們看到布魯諾（Giordano Bruno）因為不信仰天主教的教義而被燒死在火刑柱上；在英格蘭，我們看到英國國教教徒（Anglican Protestants）不僅對天主教教徒，而且對所有拒絕遵從英國國教的新教徒，發動了最為殘忍、激烈而又持續的迫害。

  32.耶穌會；伊格納修·羅耀拉；聖方濟各·沙勿略

  耶穌會（Society of the Jesuits）是另一個強大的重建教皇權威的附屬機構。其創始人為西班牙人伊格納修·羅耀拉。伊格納修是西班牙宗教狂熱的化身。他的目的是成立一個宗教團體，團體的成員無比忠誠且精力充沛，足以應對改革者的熱情。1540年，教皇頒布詔令建立耶穌會。

  在成為牧師之前，伊格納修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賦予耶穌會以軍事色彩。實際上，耶穌會的軍事特徵非常明顯，以至於被稱作是「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軍事機構」。我們在研究耶穌會士的性格及其行動時，應特別牢記軍事原則在其中所占的主導地位。耶穌會的每個成員都被要求像士兵順從上級的意志，並被教育自我犧牲和絕對服從是他們的基本美德。

  耶穌會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教育上。他們的目的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學校和大學，就像征服一個國家首先要派駐軍隊一樣。伊格納修生前成立了100多所教會大學和神學院；在他死後150年的時間裡，耶穌會建立了超過700所神學院。

  新教曾經紀律嚴明、時刻警覺並毫不妥協，現在卻分裂成相互敵對的派系，耶穌會在對新教的反擊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麥考萊（Macaulay）曾經宣稱：「耶穌會的歷史就是天主教反擊新教的歷史。」正是因為他們在匈牙利、波蘭、波希米亞和德意志南部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曾經被新教侵襲並或多或少地遠離舊信仰的地區再次回歸羅馬天主教的懷抱，比在教皇的統治下更為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到16世紀末，天主教收復失地的工作已大體完成。在這些曾經的天主教國家重新恢復天主教構成了歐洲宗教史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

  耶穌會的努力不僅促成了天主教在歐洲的恢復，而且把天主教的教義和權威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在異教徒的土地上建立的所有神學院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聖方濟各·沙勿略（Saintly Francis Xavier，1506—1552），人稱「印度使徒」。沙勿略在印度、日本和遠東其他地區的活動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效果。

  33.西班牙對天主教的狂熱支持

  正如英格蘭成為新教的捍衛者和堡壘一樣，西班牙也成為天主教在歐洲的堅固堡壘。西班牙的君主們將自己看作是天主教正統信仰的守護者，不僅在自己的領土上盡其所能地根除新教的影響，並且還將這樣的舉措推廣到其他地區。他們重建天主教的統一的努力，讓他們成為天主教收復失地的最重要的工具。

  34.百年宗教戰爭

  特倫托會議通過的法案使得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雙方的爭論在16世紀中葉上升到武力層面，隨後爆發了百年宗教戰爭。在此期間，雙方誰都不想退讓半步。新教為了生存而竭力死戰；而天主教會為了消弭分裂力量，讓脫離而去的國家重新回到教會帝國的懷抱，修復基督教世界受損的統一，也是全力以赴。

  在接下來的章節里，我們會粗略地追尋敵對的教義在主要歐洲國家的命運變遷。而作為本章的結束，我們簡要地談一下宗教改革運動所造成的影響。

  35.宗教改革運動的政治影響：脫離羅馬及其意義

  新教革命作為一場革命，廣而言之，其後果就是德意志北部、丹麥、挪威、瑞典、英格蘭、蘇格蘭，以及瑞士和尼德蘭的部分地區，脫離了羅馬天主教——基本上都是日耳曼種族或語言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而主要的拉丁國家，即法國、西班牙、義大利，連同德意志南部、波蘭、波希米亞、匈牙利和愛爾蘭等，還是信奉古老的天主教，即使在某個時期曾經有過動搖，但最終還是返回到天主教陣營中來。(25)

  脫離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在歷史學家澤博姆（Seebohm）的闡述中可見一斑：「曾經教皇作為宗教帝國的首領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被各國君主奪走。牧師和修道士們作為教皇的信徒被看作外來分子——因為他們是教皇教會帝國的臣民。凡是反抗教皇統治的地方，向教皇效忠的思想都被廢除，而君主們則取得了絕對的統治權。有關婚姻和遺囑的事宜主要還是由教會管轄，但是宗教法庭已經成為國家法庭而不再向教皇負責，所有這些事務都已由各國君主掌控。」

  總之，教政分離意味著國家已經完全從羅馬教皇的統治中脫離出來，並取得了完全的獨立。這時的國家政府已經在宗教和政治事務上實現以自我為中心自我管理的政體，這在中世紀時期是從來沒有過的。

  36.宗教改革運動的宗教和道德影響

  從宗教和道德的角度來看，北歐國家脫離教皇統治意味著這些國家從向教會效忠轉向《聖經》。教皇法令和教會決定不再被看作是神授和具有約束力的；而《聖經》則被看作是神聖的並擁有無上的權威。從理論上來講，每個人都可以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擁有自己的解釋。

  宗教改革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讓這個世界走向了宗教寬容。改革者雖然堅稱自己有權對宗教事務做出自己的判斷，但在實際上，他們卻不容許別人擁有這樣的權力。當他們擁有了這種權力之後，他們又前後矛盾地成為了瘋狂的迫害者。他們認可天主教教義中的異端思想應該受到懲罰，只不過他們對異端有著不同的定義。在整個16世紀，宗教的不容異己的原則，用歷史學家林加德（Lingard）的話來說，是「基督教世界國家公法的一部分」。不過，宗教事務的自我判斷思想從邏輯必要性上給宗教寬容帶來了有利的影響；因為你無法授予個人宗教事務權力的同時又對其宗教結論給予懲罰。因此，近代科學的發展、世界思想總體的進步、國家之間聯繫的緊密等，都在過去3個世紀裡給宗教寬容帶來了有益的影響，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必須要在宗教寬容史上給予一個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