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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戊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愈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跡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玩培（左土右婁）者識嵩、岱之崇峻，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觀此，知帝於佛道，特惡其煩費而欲絕之，是以與淫祀並禁。至於教義，原欲存之，且欲匯三為一，以息紛爭也。

  然此豈人力所可強為乎？宜其徒有此詔，終無所就也。此事《隋志》謂由衛元嵩上書而起，已見前。元嵩見《周書·藝術傳》，云：「好言將來，蓋江左寶志之流。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為傳。」然此特會逢其適耳，周武之斷道、釋，初不由此。

  觀元嵩所攻專在釋，而周武所斷兼及道可知也。《記》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天下之至言也。

  《紀》又載建德五年，九月，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六年，五月，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其事豈能無所勞費？躬道之而躬自蹈之，何以使民從其令乎？宣帝甫立，即復佛像及天尊像，與二像俱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見第十五章第一節。亦武帝有以啟之矣？其明年，六月，庚申，遂復佛道二教。

  教士之信教，必不如教民之篤也，同為教會中人，執掌事權者之信教，又必不如不執事權者之篤。不然，則基督教不因馬丁路德之崛起而分張，而第巴桑結，亦不至挾達賴喇嘛為傀儡矣。此凡教皆然，佛教亦莫能外也。《晉書·藝術傳》云：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

  羅什年七歲，母與俱出家。年十二，攜到沙勒國，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呂光獲羅什，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姚興破呂隆，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

  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魏書·釋老志》：大和二十一年，詔曰：「羅什法師，見逼昏虐，為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救恤。」則是時於高僧，亦頗重其胤嗣，其視戒律，尚不如後世之重也。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缽，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夫以學識論，什誠為大乘之光矣，以戒律論，炎與什，得不謂世濟其凶乎？以是推之，佛狸之殺曇無讖，雖雲別有其由，謂讖必無誨淫之事，亦不可得也。見第八章第五節。

  此或西域沙門，自率其俗。然生共其樂，則死共其哀，無中外一也。龜茲王之待什，不為不厚，乃乘其敗亡之際，倚敵帥而奸其子，誰知為呂光之逼之，抑什之求之邪？得非凡夫之所羞乎？擁伎十人，別立廨舍，至於諸僧皆效，佛狸之殺道人雖虐，道人之非法，又豈虛也哉？武成後曇獻是通；見第十四章第四節。蔡興宗娶尼為妾，見第九章第三節。其小焉者矣。許榮上書晉孝武，病「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誡，尚不能守」。聞人奭亦病「尼姏屬類，傾動亂時。」

  

  皆見《晉書·簡文三王傳》。

  柳元景罪狀臧質曰：「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宋書·質傳》。郭祖深欲罷僧尼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惟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見《南史·循吏傳》烏乎!當時僧尼之戒律，為何如哉？迷信者或將為之曲辯。然僧尼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人民且依託之以避賦役，《宋書·劉粹傳》：遷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大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魏書·李孝伯傳》：兄孫瑒，民多絕戶而為沙門，瑒上言：「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皆可見藉出家以避役者之眾，而其建寺、造像，所費尤巨，終必有不能坐視者。

  此所以一時之君若臣，信佛者雖多，亦卒不能不加以限制也。《顏氏家訓·歸心篇》云：「俗之謗佛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奸慝也。其四以靡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為異人也。」一、二、五並關教理，非政事所當過問，亦非其所能過問，三、四兩端，固不可無以治之也。

  龜茲區區，而《晉書·西戎傳》謂其國有佛塔廟千所，況中國乎？蕭惠開為父起四寺，國秩不下均兄弟，悉供僧眾。賀革瑒子，事見《南史·瑒傳》。恨祿不及養，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並建立塔寺。至敬容，舍宅東為伽藍。趨權者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輕薄呼為眾造寺。及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其佞媚至於如此，威權在手者，安得不竭民力以自為功？宋明帝起湘宮寺，虞願譏其所用皆百姓賣兒帖婦錢，見第十八章第四節。此真宜戰慄矣。

  前廢帝時，百姓欲為孝武帝立寺，疑其名。巢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南史·恩幸傳》。吾誰欺，欺天乎？然王恭，史言其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則勞民者又豈特人君為然哉？唐牡牧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緬想其時，江東風物，美則美矣，民脂民膏，竭於此者何限？若北朝則尤甚。

  《魏書·釋老志》言：顯祖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禪坐，禪僧居其中焉。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大社西起永寧寺。靈大後親率百寮，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此佛圖後毀於火，事在出帝永熙三年，即孝靜帝天平元年，見《魏書·靈征志》及《北齊書·神武帝紀》。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此皆虜主所為，此特其最大者。此外，高祖又嘗為文明大後起報德佛寺，大後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見《後傳》。靈後所起，在京城者又有大上公等寺。於外州，亦各造五級浮圖。見《任城王澄傳》。其造永寧寺，至減食祿十分之一焉，見《周書·寇俊傳》。北齊後主造大寶林寺，已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其貴戚、大臣、州郡牧守所營者，尚不在此數。貴戚造構者如馮熙，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宋明帝用百姓賣兒帖婦錢，猶可委為不知，此則知之而猶為之，愚也而近於悖矣。大臣為之者如齊高隆之，以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為高祖所責。而州郡為之者尤多。魏城陽王長壽次子鸞為定州，繕起佛寺，公私費擾，世宗聞而奪祿一周。

  安同在冀州，大興寺塔，為百姓所苦。楊椿為定州，因修黑山道余工，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為御史所劾，除名為庶人。皆是物也。陸俟子馛為相州，征為散騎常侍，吏民大斂布帛以遺，馥一皆不受，民亦不敢，以造寺，名長廣公寺。此雖非其所為，其勞民則無以異也，且安知民非承馛意而為之邪？

  《肅宗紀》：正光三年，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見劾，牧守輒興寺塔，為其一條，可見此風之盛。馮亮為魏所獲，不肯仕，隱居嵩高，宣武乃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形勝之處造閒居佛寺，曲盡山居之妙。輕用民力如此，民不將以佛為災邪？讀《洛陽伽藍記》一書，猶可想見其時民力之竭為何如也。

  與寺塔同其靡費者，時為造像。時雖亦有泥像，而用銅者殊多。晉恭帝造丈六金像，已見前。宋文帝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於千人，鑄丈六金像，事見《魏書·胡叟傳》。《釋老志》：高宗興光元年，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郡用赤金二萬五千斤。顯祖於天官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其靡金之多，殊可驚駭。又有玉、石像。齊武帝有顯陽殿玉像，已見前。

  《釋老志》：高宗復佛法之歲，詔有司鑄石像，令如帝身。又嘗於恆農荊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世宗迎置洛濱之報德寺，躬觀致敬。其尤侈者則為石窟。高宗以曇曜言，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准代京靈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在後營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即今所謂雲岡、伊闕石窟也。雲岡，在今大同、左雲之間。伊闕，俗名龍門，在洛陽南。石窟雕像，本仿印度，尚有在他處者。如敦煌之莫高窟，亦其一也，特皆不如此之弘麗耳。南朝亦有石窟，在今首都東北攝山，俗稱棲霞山，為齊、梁兩朝所造。鄭鶴聲、向達有《攝山佛教石刻小紀》，見《東方雜誌》二十三卷八期。云：佛龕凡二百九十四，佛像凡五百十五，即有遺誤，相去當不甚遠。論者徒美其雕飾之奇偉，誰復念其所費民力之多邪？

  《魏書·靈征志》：大和十九年，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晉恭帝法成所造金像，皆長丈六，魏珉玉像亦然。《魏書·崔挺傳》云：光州故吏聞其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此蓋減其長之半？然則當時佛像，殆有定製，袁宏《漢紀》雲佛長丈六尺，蓋即因其造像而附會也。然則此丈八或丈六之訛。袁宏《漢紀》引見《秦漢史》第二十章第七節。《北齊書·循吏·蘇瓊傳》：徐州城中五級寺被盜銅像一百軀。可見地方佛像，亦多而且大。

  《靈征志》又云：永安三年，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余，一頭上生白豪四，一頰旁生黑豪一，此像較小，然可見民家亦有銅像也。《南史·梁本紀》：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三年，五月，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則又有以金銀為之者。

  造像、建寺而外，靡財之事如設齋會等尚多。如胡國珍之死，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其所費必甚巨。梁武以賀琛陳事，盛氣口授敕責之，曰：「功德之事，亦無多費。」吾誰欺，欺天乎？不特朝廷，即民間為齋會者，合聚飲食，所費亦必不少也。參看下引鄭子饒事。當時之人，有極儉嗇，而於奉佛則無所吝者。

  《晉書·何充傳》云：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靡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匱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

  《宋書·宗室傳》云：臨川王義慶，性簡素，寡嗜欲，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遇，惟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有是蔽者蓋甚多。此猶靡財而已，甚有因奉佛而壞法亂紀者。如張暢子淹，為東陽大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張彝除秦州刺史，為國造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為治如此，尚復成何事體邪？

  百姓之苦如此，而僧尼則有甚富者。宋文北討，換取僧尼資財，見第八章第七節。穎胄起兵，亦資下方黃鐵，見第二十章第五節。侯景兵至，梁攝諸寺藏錢，見《魏書·島夷傳》。皆可見其儲藏之富。平時既資借貸，凶飢或助振施，見第十九章第五節。佞佛者或且以為有益於民，然觀僧祇、佛圖戶粟之所為，不亦所與者少，所取者多，藉振貸之名，行誅求之實乎？見第二十一章第二節。王僧達劫竺法瑤，得數百萬，《宋書》本傳。亦所謂多藏者必厚亡邪？

  佛事之有害於民如此，故其限制，乃隨其興盛以俱來。《晉書·藝術傳》言：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石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百辟卿士，逮於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

  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2]，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此所謂兔死狐悲，惡傷其類，非必為佛圖澄也。南朝論此者，以宋周朗、梁郭祖琛為最切。朗欲申嚴佛律，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余則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祖琛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其論亡失戶口，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矣。又齊明帝即位，張欣泰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見《齊書》本傳。其禁令，亦宋文帝時即有之。

  《宋書·夷蠻傳》云：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台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塔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

  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律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後，此制竟不能行。齊武帝臨終顧命，於佛可謂惓惓，然亦云：「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蓋誠有所不得已也。

  北朝禁令，具見《魏書·釋老志》。云：世祖以沙門眾多，詔罷年五十已下者。高宗復佛法詔云：「今制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台者十人。」自正光至大和，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大和十年，冬，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為行凡粗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為常准。著於令。」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

  興平二年，春，靈大後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采。若取非人，刺史為首，以達旨論。大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為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為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疑當作二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時法禁寬弛，不能改肅也。

  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此出家之限制也。其僧尼自外國來者，世宗永平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求精檢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任。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其造寺者，惠深言：限僧五十以上，啟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敕之罪。其僧寺僧眾，擯出外州，詔從之。

  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都城制》云：城內惟擬一永寧寺地，郭內惟擬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

  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雲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爾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剎，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

  自遷都已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亦然。如巨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粗工，事可改立者，請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敕，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准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閒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他買還，一如上式。

  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

  元象元年，秋，詔曰：「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居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為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舍舊城所居之宅，擅立為寺。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並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此造寺之制限也。然亦成具文，略計魏末之寺，凡三萬有餘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