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佛教流通01

  佛教流通，雖始漢世，然其漸盛，實在晉、南北朝之時。往史惟《魏書》特立《釋老志》，余皆附見他列傳中。《宋書》在《南夷西南夷傳》、《梁書》在《海南諸國傳》、《齊書》則見《高逸傳》中。凡厥所述，頗多迷信之談。惟《隋書·經籍志》所論，頗足見其教義流傳之跡耳。

  今節錄其辭如下：《隋志》曰：「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雲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佛教在西漢前傳入之說，昔人多不之信，以無信史可征也，然楚王英在後漢初即信之，則其流傳，似當在西漢以前。日本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緒論》云：「歐洲學者，謂西曆紀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至三百七十五年之間，自愛理諾亞海至山東、浙江緣海之貿易，曾為印度人所掌握。蓋經馬六甲海峽，遇蘇門答剌、爪哇之西，來中國東海岸。所販來者，為印度洋、波斯灣之珍珠等。《拾遺記》四，載西曆紀元前三百五年，有身毒術人來見燕昭王。朱士行《經錄》及《白馬寺記》，亦云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上齊下貝）梵本經典至咸陽，其事約在西曆紀元前二百四十三年至二百四十七年之間。其時正與阿育王相直。阿育王遣使傳布佛教，事見石刻，信而有徵，則《拾遺記》等之說，似亦非盡子虛也。」

  案西曆紀元前四百二十五年，為入戰國後五十六年。三百七十五年，為入戰國後百有六年。三百五年，為入戰國後百七十六年。二百四十三年，為入戰國後二百三十八年。二百四十七年，為秦始皇三十年。古代海外交通，雖乏信史，然如《呂覽》《淮南》等書，已多述海外情形，雖系傳聞不審之辭，必不能鄉壁虛造。古事之湮沒不彰者多矣，謂戰國、嬴秦之世，佛教必未至中國，亦無確證也。

  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即《魏略西戎傳》之秦景憲，見《秦漢史》第二十章第七節。下文又云：明帝使秦景使天竺，其名氏必附會不審諦可知。使當作受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象。並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台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台及顯節陵上。漢明帝迎佛之說，既不足信，建白馬寺等說舉不足信，不待論矣。

  《北齊書·韓賢傳》云：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樸，世以為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謂經函藏於白馬寺，與經緘於蘭台石室之說，又不相中，足見其皆傳聞不審之辭也。

  

  梁任公《翻譯事業研究》云：「佛典：印度境外之寫本，先於境內，大乘經典之寫本，先於小乘。自西曆第四世紀以前皆如此。故初期所譯，率無元本，但憑譯人背誦而已。」此說如確，則不徒白馬負經之說不可信，下文所云（上齊下貝）佛經而來，及西行求得佛經之說，不可信者正多也。西曆第四世紀，自晉惠帝永寧元年至安帝隆安四年。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上齊下貝）佛經而至者甚眾。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

  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上齊下貝）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末，大守竺融，亦崇佛法。此人疑即笮融，見《秦漢史》第二十章第七節。《困學紀聞·雜識》引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笮融疑學於天竺人而姓竺，笮、竺則同音字耳。

  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上齊下貝）佛經至吳譯之。吳王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梁任公佛教之初輸入》，據《歷代三寶記·年表》：「魏甘露五年，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謂朱士行為中國人出家最早者。石虎時，其臣王度言：漢、魏時，漢人皆不得出家，見後。二說與此皆異。要之其時漢人，即或出家，亦必不多也。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

  泰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1]，宣揚解釋。

  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緻之。什亦承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鳩摩羅姓，什名，諸書作羅什者？古人於外國人姓名，率截取其末二字以求簡，不計其義也。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

  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上齊下貝）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

  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游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魏書·釋老志》作跋陀羅。參共辨足，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

  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大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群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余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

  梁任公《翻譯事業研究》，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載歷代譯人及其所譯，分為四期：第一期起後漢明帝永平十年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譯人百七十六，所譯九百六十八部，四千五百七卷。自此至唐德宗貞元五年為第二期，譯人八，所譯百二十七部，二百四十二卷。下至宋仁宗景祐四年為第三期，譯人六，所譯二百二十部，五百三十二卷。下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為第四期，譯人四，所譯者二十部，百十五卷。

  又作《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云：出國求法者：西曆三世紀後半魏齊王芳嘉平三年至晉惠帝永康元年。二人，四世紀見前。五人，五世紀晉安帝隆安五年至齊東昏侯永元二年。六十一人，六世紀齊和帝中興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四人，七世紀隋文帝仁壽元年至唐武后久視元年。五十六人，八世紀前半唐武后長安元年至玄宗天寶九年。三十一人。五、七兩世紀最盛，六世紀中衰，蓋由佛經傳者已多，如食者之正圖消化，觀於此世紀為我國諸宗創建之時而可見也。佛教宗派，梁氏《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列舉之，凡得十三家。除俱舍、攝論二宗起於隋文帝之世，華嚴、法相、真言三宗起於唐世外，其成實、三論、涅槃、皆起晉安帝時。律、地論、淨土、禪、皆起梁武帝時。天台起陳、隋間。八宗，皆起於晉、南北朝之世雲。

  佛教漸興，蓋始漢末？《梁書·海南諸國傳》述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事云：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四萬八千塔，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

  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阿，遇疾暴亡，經十日更蘇。雲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陽、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發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為三層塔。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舍金銀鐶釵鑷等諸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發爪。爪有四枚，並沈香色。此事雖近怪迂，然梁武掘地，曾得諸物，不容虛誣。晉世營構，前有所承，則孫吳之世，丹陽即有塔及精舍，亦非虛構。漢、魏未許漢人出家，而吳已有尼，是南方佛教，更較北方為盛也。

  《隋書》言吳大帝深信佛教。蓋有由矣。《魏書·釋老志》云：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雲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明帝立白馬寺之說，既不足信，佛圖營構，疑必始於桓帝之時。董卓西遷，洛下悉成煨燼，則其修復，又當在黃初已後也。《宋書·五行志》云：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大子小名也。以佛語為名，可見其時洛中佛教，業已盛行矣。

  佛教與火祆、天方、基督等，同自外來，而其流通獨盛者，以上之人信向者多，故其推行無阻，且有風行草偃之效也。東晉帝、後，信佛者多，孝武及恭帝尤甚。明帝嘗手畫佛像，見《晉書·蔡謨傳》。桓溫廢海西公，康獻褚皇后方在佛屋燒香，見本傳。

  《孝武帝紀》：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恭帝紀》：帝深信浮屠法。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帝之見弒也，兵人進藥。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見《宋書·褚叔度傳》。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事見第十八章第四節。王奐嘗請幸其府，以不欲殺牲卻之。見《齊書·奐傳》。大漸時，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見《南史·循吏虞願傳》。頗類信淨土宗者所為。

  齊武帝立禪靈寺。見《齊書·五行志》。大漸時，命靈上慎勿以牲為祭，未山陵前，朔望只設菜食，而極惓惓於顯陽殿玉像，亦可見其皈依之篤。豫章王嶷臨終顧命，亦與武帝遺命相類，見《齊書》本傳。文惠大子、竟陵王子良信佛，已見第十九章第五節。竟陵尤篤。嘗於雞籠山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眾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焉。

  梁武帝屢幸同泰寺捨身，郊廟牲牷，皆代之以面。宗廟用蔬果，事在天監十六年，見《梁書·本紀》。後依劉勰議，二郊亦不用牲，見《勰傳》。會同用菜蔬，已見第二十一章第一節。帝幸同泰寺捨身，前後凡四：一在大通元年三月，一在中大通元年九月，一在中大同元年三月，一在大清元年三月。中大同元年幸寺，《梁書·本紀》不言捨身，而《南史》言之。

  據《陳書·文學杜之偉傳》：是年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徐勉撰定儀注，勉以台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則《梁紀》失書也。中大通元年六月，以都下疫甚，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亦見《南史·本紀》。其幸寺設會、講義，則自大通元年至侯景叛前皆有之。昭明大子亦於宮內別立慧義殿，為法集之所。侯景之立簡文帝也，升重雲殿，禮佛為盟，見《南史·賊臣傳》。《周書·蕭詧傳》云：尤長佛義。《隋書·蕭巋傳》云：兼好內典。詧之殘賊，可謂甚矣。而《周書·甄玄成傳》云：玄成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有得其書者，進之於詧。詧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遂以獲免。家國梟獍，乃思徼福於異域之神，豈不悖哉？

  其敬信，尤為前古所未聞。陳武英略，今古無儔，豈其溺於虛寂？而亦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本紀》永定元年十月。又幸大莊嚴寺講經，捨身及乘輿法物。二年，一時風氣所趨，誠不易自拔哉？陳諸主亦皆信佛。《世祖紀》：天嘉四年，四月，設無礙大會於大極前殿。《南史》雲捨身。宣帝大建十四年，兩設無礙大會，後一會並捨身及乘輿御服。《南史·後主紀》云：前後災異甚多，以為妖，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禳之。

  五胡之主，亦多信佛者。石勒、石虎，皆頗信佛圖澄，事見《晉書·澄傳》。慕容皝謂見二龍，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慕容寶參合之役，沙門支曇猛勸其戒備，而寶弗聽。慕容熙寵妾苻氏死，見第六章第八節。令沙門為之素服。苻堅謀南犯，群臣使道安諫。既敗，猶召安於外殿，動靜咨問。苻朗臨刑，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姚襄之敗，史載沙門智通勸其勿戰。然則班朝、治軍，沙門靡不與焉。諸胡中姚興頗知教義，故大乘之教，隆於其時，而其流通亦最盛。《載記》述其情形，謂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焉。

  屈丐至粗暴也，然《魏書·釋老志》云：義真之去長安，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眾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則其殺戮，特行軍時玉石不分，平時亦未嘗不信沙門也。十六國中，涼州當西域交通之沖，佛法尤盛，已見第八章第五節。其餘波，遂及於拓跋氏焉。

  魏之信佛，蓋起於拓跋珪入中原之時。《釋老志》云：天興元年，詔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鄉之徒，有所居止，此蓋代京有佛寺之始？又云：大宗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則踵事而增矣。然其興盛，要當待諸涼州既平，沙門、佛事東來之後，已見第八章第五節。未幾而有佛狸滅佛之禍，此事實因其疑沙門與蓋吳通謀而起，亦見第八章第五節矣。

  《釋老志》云：世祖得寇謙之道，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嘗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

  時恭宗為大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

  自此已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雲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四方沙門，多亡匿得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本紀》載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此與《志》所載大武前詔，明系一事。《志》不及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者，以專志釋老，故不及。

  《紀》又於七年三月，書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於京師，明系承此詔而來。然則五年正月戊申之詔，實七年二月中事，而《紀》誤系諸五年也。與師巫及讖記並禁，明系懲於義民光復之謀。其並及技巧者？夷性貪冒，欲徙諸其所居，正猶蒙古陷城，不殺工匠耳。大武信道，尚在真君以前，至七年乃有此禍，可見其別有原因，崔浩特迎機而導之耳。浩義士，寇謙之亦有心人，說見第八章第六節。其欲去佛，未知何故，或誠以其為世費害，而假手於虜以除之邪？佛狸則安足語此？觀其詔言天罰亟行，浩蓋以此恐動之也。此舉在當時，自為拂逆人心之事，故必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自解也。

  《釋老志》云：謙之與浩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此乃佞佛者怨毒之辭耳。又云：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佛淪廢終帝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惟不得顯行於京都矣。然則外州仍有之也，亦猶清禁基督教，而人民仍密奉事之歟？

  《齊書·魏虜傳》云：宋元嘉中，偽大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大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大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參看第十一章第一節。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殺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始終不離乎迷信，佛狸之毀佛而又漸弛其禁，此或其真相邪？文成立，復佛法。事在興安元年十二月，見《魏書·本紀》。

  魏自文成而後，獻文、孝文皆信佛。事皆見《釋老志》。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又集沙門講佛經，見《韋閬》及《裴駿傳》。《齊書·宗室傳》：建武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眾僧絹五百匹。出帝亦頗知教義。《魏書·李同軌傳》：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論難。宣武於此尤篤，然佛事之勞費，亦至斯而益甚，導孝明世靈後奢縱之先路矣。參看第十二章第一節。《魏書·陽尼傳》：世宗廣訪得失，尼從弟固上言：「請絕虛談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又《張普惠傳》：普惠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言之，則奢費雖由胡後，肅宗亦未嘗不溺於佛也。

  北齊文宣昏暴，武成、後主皆荒淫，於佛亦甚敬信。據《高元海傳》，則皆元海所教也。《北齊書·文宣紀》：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八年，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惟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八月，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祠，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

  九年，二月，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十年，正月，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於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事奏聞。《武成帝紀》：河清元年，正月，詔斷屠殺，以順春令。《後主紀》：天統五年，二月，乙丑，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其去殺，幾與梁武帝無異，《元海傳》云：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征複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云：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啖肉。

  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清，故終至覆敗。案元海勸武成奉濟南，未為非義。後與祖珽共執朝政，依違陸大姬間，蓋亦勢不得已。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誅，尤可見其心存家國。既雲縱酒肆情，又雲不飲酒啖肉，未免自相矛盾。果其饕餮自恣，豈能說文宣、後主以斷殺，即言之，文宣、後主，又寧聽之邪？

  周文帝亦頗能談義，且有信心。《周書·薛善傳》云：大祖雅好談論。並簡名僧深識玄宗者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善弟慎等十二人兼講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為大乘之學。《儒林傳》：盧光，嘗從大祖狩於檀台山。獵闈既合，大祖遙指山上，謂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光獨曰：「見一桑門。」大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缽，錫杖各一。大祖稱嘆，因立寺焉。至武帝，乃又有廢佛之舉。

  中國人之於佛，流俗雖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識者，固多能知其教義。既能知其教義，自知其理與儒、道無二，而建寺、造像等，徒為煩費矣。此周武之所以廢佛也。《周書·武帝紀》：天和三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坐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二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象悉毀。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