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長步兵作戰的歐洲人,為何在中世紀變成騎兵專精?
2024-10-08 17:03:05
作者: 冷兵器研究所
步兵方陣是古羅馬軍隊最典型也最具標誌性的特徵,對於一些人來說,與羅馬的步兵傳統相比,中世紀時期歐洲騎兵當道的狀態顯然是一種叛逆。不過,存在即合理,騎士制度的興盛和發展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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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點認為,歐洲中世紀騎兵的強盛與硬質馬鐙、馬鞍以及包括鎧甲在內的騎兵用具的傳播發展有關。但從時間線來看,歐洲騎兵的興盛基礎,也就是各種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早在這些騎兵裝備出現前就已經到來了。那麼,到底是什麼讓一直以步兵為主的歐洲突然之間變成了騎士的國度呢?
早在公元3世紀初,羅馬就已經開始逐漸減少或者說弱化軍團的軍事作用。有人甚至認為,公元450年時,「軍團」之名就已經為人們所遺忘。
這並非因為羅馬軍團的作戰效能降低,事實恰恰相反,羅馬軍團這種均衡性、適應性極強的軍事組織,即使是到數世紀後,面對重裝騎兵這種戰場霸主,也依舊有著較強的威脅性。通過嚴明的紀律整訓和默契的配合掩護,羅馬軍團甚至可以在極端劣勢的情況下防禦敵方騎兵發動的側翼突襲,並依靠士氣的優勢挫敗敵人的攻勢。
雖然我們經常用「逐漸崩壞」來形容公元3—5世紀羅馬軍團的衰落過程,但在羅馬帝國晚期的征戰史上,羅馬軍團同樣不缺少高光時刻。
公元357年,羅馬皇帝尤里安曾經依靠其麾下的軍團部隊擊敗了日耳曼蠻族部隊。雖然此時的羅馬軍團有「蠻族化」的趨勢,但尤里安所率領的這支部隊,無疑依舊保持了他們前輩的特色。戰場上,在羅馬騎兵們被日耳曼騎兵追得疲於奔命時,步兵隊伍依靠預備隊頂住壓力,抵擋住了對面那些「頭髮飄舞,毛髮倒立」的日耳曼騎兵。羅馬軍團能夠施展這樣的戰鬥力和機動性,得益於「背教者」尤里安效仿愷撒預設的分遣隊。這場戰鬥,步兵雖然未能幫羅馬直接取得最終勝利,但依靠頑強的抵抗,他們為騎兵的回歸贏得了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即使是在騎兵盛行的中世紀時期,羅馬軍團的戰術依舊不算過時。以東羅馬帝國為例,東羅馬雖然以騎兵見長,但是其戰術體系中依舊依賴步兵充當騎兵的屏障,幫助後者重整隊形並提供掩護。
羅馬軍團的問題在於,當時的羅馬帝國,已經難以像原先一樣持續提供優質的兵源作為軍隊的補充了。
雖然史學界對羅馬軍隊的補充困難給出了諸多解釋,例如上層貴族的饕餮和腐敗,卡拉卡拉普發公民權的後遺症,乃至銀幣外流導致的貨幣貿易衰退等,但有一點是始終無法被忽略的:羅馬城、義大利地區及其他羅馬行省對參軍的熱情,的確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在逐漸降低。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羅馬帝國只好雇用和招募蠻族進入軍隊。和傳統意義上的羅馬士兵相比,日耳曼蠻族無疑有著更為強健的體魄和更為悍勇的性格。但是,對於軍隊尤其是羅馬軍隊而言,戰鬥力的來源並非這些,而是系統性的訓練和默契的配合。
日耳曼蠻族由于氏族生活的影響,如果有同一氏族長老的帶領,能發揮出絲毫不遜色於羅馬軍團的默契。但可惜的是,當這些蠻族以更小的群落進入到羅馬世界後,這種默契往往會被打散。
基於這個原因,羅馬軍團依仗的重裝步兵效能開始下降,但同時,騎兵的威力卻漸漸顯露出來。就像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阿徹·瓊斯在《西方戰爭藝術》中說的,和重裝步兵相比,騎兵並不那麼依賴整體的凝聚力和相互協同的作戰方式。在羅馬帝國後期,騎兵的地位漸漸提高。原本在羅馬軍隊中,騎兵只占1/12~1/10的比例,但到了公元5世紀,騎兵在羅馬軍中的比重就已經多達1/4。
02
羅馬帝國解體後,在其廢墟之上誕生了諸多蠻族國家。和失去了訓練、裝備以及紀律優勢的羅馬人不同,日耳曼蠻族依靠的是氏族的凝聚力和個人的勇武。即使難以和最精銳的羅馬軍團匹敵,這些蠻族勇士在當時依舊是極為強大的戰力。
對於日耳曼人而言,他們顯然更願意通過血水而非汗水獲得財物和地位,這種風氣甚至可以從語言學中得到印證。日耳曼語中,「自由民」又可以被翻譯為「buccellarii(扈從)」。起先,人們以為這個詞語起源於戰爭,但最終發現其詞根竟然源於「bucella(麵包、條塊)」,羅馬人有時也會用這個詞語專門指代日耳曼僱傭兵。
事實上,在日耳曼族群中,除了社會底層的奴隸、農奴以及地位在扈從之上的長老、酋長乃至國王,任何一個適齡的日耳曼男青年,都可以被稱為「扈從」。可以說,全民皆兵正是日耳曼族裔的特徵之一。
日耳曼民族對軍事戰爭的重視還體現在方方面面。哥特人是東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分支,在這個部族建立的王國中,國王中目不識丁者屢見不鮮。素以賢明著稱的東哥特狄奧多里克國王(不是戰死於沙隆會戰的那位)不僅本人是個文盲,甚至還想讓後代繼承這一「傳統」。他曾因外孫的教育問題訓斥過自己的女兒,原因是她竟然讓未來國君去讀書習字。
不過,這種對於知識的成見,終歸因為哥特王國日趨穩定而消解。當哥特人在色雷斯地區安定下來後,原先全民皆兵的習慣就開始顯得不合時宜了。無論是哥特人還是法蘭克人,在政權建立後,都沒有再選擇繼續維繫龐大的氏族武裝。而在獲得了更加肥沃的土地後,哥特人將原先的氏族百戶細分為「十戶」。和原先的百戶制度不同,十戶們組成了更小的社會單元。這可不是簡單的「逐級管理」,它的影響極其深遠:當聚居特性消失後,日耳曼戰士們以氏族為紐帶的凝聚力和配合度也一同消失了。
雖然氏族紐帶消失,但日耳曼人在表面上依舊保持著所謂的全民皆兵特性。在諸如《尤里克法典》的日耳曼法典中,王國的全體臣民依舊有著響應國王徵召抵抗外敵的責任。可實際上,原先被稱為「扈從」的自由民群體,卻已經不大可能維持原有的軍事素養了,分得土地之後的日耳曼人與其說是戰士,不如說是農夫。
《中世紀戰爭藝術史》援引了查理曼時期制定的數條敕令,如《米諾拉敕令》、《亞琛敕令》以及《博洛尼亞敕令》等文件。作者查爾斯·歐曼認為,在當時的法蘭克王國內,包括日耳曼人和原先的羅馬人在內多個民族的自由民,都需要響應徵召,按照分得土地的多寡出兵出糧。舉個例子,擁有4海得(1)以上土地的人要親自上戰場;2個各有2海得土地的人,則只需要出1個人作戰,另外的人承擔大部分的輜重、裝備費用;至於只有1海得甚至半個海得土地的自由民,則是數家湊足4海得後,選1人從軍,其餘人負責費用。
按照這種標準,當時的法蘭克王國除了由公爵、伯爵徵召的精銳家臣部隊外,還可以動員一支數量極其可觀的步兵部隊。但實際上,這種推理可能並不正確。德國戰略思想家漢斯·德爾布呂克針對查理曼大帝這幾條敕令的可行性,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認為,即使是擁有4海得單位田產的日耳曼自由民,在當時也並非家底殷實的富戶。按照敕令的要求,這些響應徵召的戰士不僅要準備武器、裝備,甚至還要帶上行軍3個月所需的口糧和其他補給品。在當時那種極其匱乏的經濟條件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些敕令與其說是徵兵法令,不如說是一種「隱性徵收代役稅」的憑證。被徵召到戰場上的,並非這些已經逐漸適應農耕生活的前自由民,而是各地領主麾下尚未拋棄職業士兵特徵的扈從們。這些前自由民在戰爭開始時,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提供扈從們的種種作戰物資,一張皮革、一塊布匹,或者是一塊火腿、一塊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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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繼承了西羅馬帝國大部分領土的法蘭克王國而言,它所面對的衝突頻率,一點不低於自己的前任。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間,帝國只有1年處於完全的和平狀態,為了應對周遭的敵人,他顯然需要一支強力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尤其是對抗撒克遜人的戰爭,更對這個王國的軍事實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當年,羅馬人於國力騰升的擴張時期在條頓堡森林折戟沉沙,而實力遠不如羅馬的法蘭克王國,在面對相同地域的居民時,無疑需要更加慎重。不過,和當年的羅馬人不同,此時的法蘭克人已經逐漸建立了一支以精銳騎兵為核心的軍事力量。
說來有趣,日耳曼民族的數個分支中,相比於哥特和倫巴第,法蘭克人才是最晚掌握騎兵戰術的部族,而且直到公元5世紀,其部隊也鮮有鎧甲存在的記錄。然而,到了查理曼在位時,情況發生了改變。從國王到公爵、伯爵,再到他們麾下的扈從,逐漸開始以騎兵方式作戰,鎧甲也從無到有,從薄到厚。到了公元6世紀中葉,甚至就連主教們也摒棄了長袍和十字架,頂盔摜鎧地進入世俗的戰場。
與步兵軍團相比,騎兵部隊的優勢極其明顯,除了更強的機動性和衝擊力,在補給和後勤方面騎兵同樣顯現出了優越性。
昔日,羅馬人為了迫使萊茵河到易北河之間的日耳曼部落臣服屢次出兵,但因為軍隊的人數眾多,後勤補給的消耗巨大,即使以當時的動員力,羅馬也只能依靠與西面萊茵河交匯的利珀河作為水路通道,在前哨建立永備據點。水路運輸造成一個問題:一旦利珀河進入枯水期或者因寒冷而封凍,得不到補給的羅馬人就只能撤兵返回了。相反,自帶軍需的法蘭克部隊由於以騎兵為主要力量,在數量較少的情況下無須補給線的維持依舊可以保持足夠的戰鬥力,隨時利用圖林或者黑森地區作為跳板,直達撒克遜人的腹地,這使得查理曼在戰略上有了更多的選擇權。
當然了,以精銳騎兵為核心建立軍隊也有著一定的弊端。由於這些軍隊的基礎源於分封制或者說封土製,騎兵們最直接的效忠對象往往是自己的領主,而非國王,這直接導致查理曼的子孫後代很快就被各懷異心的領主們架空,我們熟悉的那個中世紀歐洲就此出現。
法蘭克的國王們並非沒有看到這個問題,但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出現這種軍事制度純屬無奈。直到法蘭克王國解體,統治者們都沒有找到恢復羅馬時代強大軍隊動員力的方法,不是「鐵錘」查理、查理曼等君王的能力不足,關鍵在於,法蘭克王國基層統治的節點已經不再是原先的羅馬官員了。
日耳曼大遷徙後,以市政官職、財富和教育為基礎的羅馬貴族被目不識丁、以徹頭徹尾的戰時體制為依託的日耳曼貴族取代。對於當時的日耳曼人和羅馬原住民而言,在缺乏統計、計劃和協調的情況下,任何試圖動員他們的規劃都會因為過於精細而失敗。相反,分封制度下,國王、貴族、扈從們彼此間的聯繫和溝通並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武裝這些訓練有素、勇於作戰的戰士顯然更加經濟和高效。
(1) 日耳曼土地面積單位,據傳,1塊獸皮切成條後所能圍繞的土地為1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