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對戰羅馬：沒訓練、沒裝備也能以弱勝強

  古羅馬軍團是精銳的代名詞，依靠整肅的訓練、充足的後勤補給和嚴明的紀律，羅馬人建立了足以匹敵任何一支部隊的龐大軍團。但羅馬人的擴張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在面對北部的日耳曼人時，羅馬軍團經常處於一種極為被動的地位。

  日耳曼人是如何在組織、武備以及文化全面落後於羅馬的情況下，還能做到跟羅馬軍團抗衡的呢？

  01

  在與馬其頓、迦太基等勢力的交鋒中，羅馬軍團無疑展現出了它應有的威力。與馬其頓爆發了4次大規模戰爭後，羅馬最終控制了曾輝煌一時的馬其頓王國，這也經常被認為是馬其頓方陣不敵羅馬軍團的證明。這話多少有些片面，因為馬其頓戰爭的勝負最根本是取決於兩國國力的差距，不過羅馬軍團在對抗馬其頓方陣時顯現出的靈活、機動優勢確實不可忽略。

  羅馬軍團自馬略軍事改革後幾乎成了職業軍隊的標杆。與改革前相比，新的羅馬軍團廢棄了源自王政時期的徵召兵制，原先的財產資格限制被取消——沒錯，在此之前窮人連當兵的資格都沒有。自此，包括無產者在內的所有羅馬公民都可以應募入伍，士兵的武器裝備由國家統一調配，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羅馬軍隊中除了少數輔助性質的輕裝部隊外，都整合成了更加精銳的重裝步兵。

  改制之後的羅馬士兵不再像先前那樣只在戰時進行臨時性的徵召，而是變成了常備軍，在入伍後至少要服役16年。長期服役年限的存在讓軍事訓練的價值可以保存下來，畢竟如果士兵只能臨時應召，無法確定服役年限和從軍時間，那麼再多的訓練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對於冷兵器時代的軍隊而言，軍事訓練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此。訓練還會在潛移默化中強化紀律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早期的雅典人不如斯巴達人，斯巴達人不如色諾芬時代的希臘僱傭軍，而僱傭軍又難以與羅馬軍團相匹敵。

  

  按照《通史》的作者波利比烏斯的說法，「希臘人從來沒有學會真正的服從」。作為一個希臘人，波利比烏斯的這句話可不是在誇耀希臘公民對抗暴政的不屈，相反，這可能是他眼中希臘軍隊的癥結之一。即使是軍事化程度最深的斯巴達人，面對權威也經常展現出不羈之心。軍隊不同於他處，令行禁止極為重要。希波戰爭後期的普拉提亞之戰中，希臘聯軍因斷糧不得不後撤，結果一位斯巴達將領卻臨陣抗命，導致後撤行動延期，斯巴達與其他希臘軍隊之間出現巨大空當。雖然這個軍事失誤並沒有導致戰爭的失敗，但斯巴達軍人的固執可見一斑。

  類似的事件在斯巴達發生過不止一次。公元前418年，斯巴達國王阿吉斯率軍入侵阿提卡，他本已經隨親衛出擊，結果一名監軍（或者說顧問）卻在戰場上高聲反對他的出擊決定，不得已之下，他又灰溜溜地後撤回來。阿吉斯的尷尬處境遠沒有結束，同年的曼提尼亞又有兩位斯巴達將領在戰鬥中公然反對其決定。斯巴達國王對此類事件沒有絲毫辦法，只能等到戰爭結束後在公民大會上指控抗命者犯下瀆職罪行。

  斯巴達的老對手雅典在軍事紀律方面的表現也沒有多好。色諾芬曾經在《回憶蘇格拉底》中借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之口抱怨：「雅典人很聽健身教練和合唱指揮的話，雅典的騎士和重裝步兵卻總與長官發生爭執。」

  羅馬軍隊中的情況就全然不同了，即使不提那令人駭然的「十一抽殺律」，森嚴的軍事紀律依舊足以震懾士兵乃至軍官們。軍營之中，不僅抗命、畏戰要被處以極刑，就連巡邏時忘記佩帶標準武器也有可能會被當作典型處置。羅馬執政官的身邊往往跟隨著6名手持束棒的扈從，這種名為「法西斯」的信物在幾千年後演變為強權、暴力的恐怖烙印，至於更基層的百夫長，則是以木棒充作刑罰之具。值得一提的是，威嚴的軍法不僅針對普通士兵，貴族、軍官同樣受其限制。執政官曼利烏斯之子在作戰時違抗軍令，拋棄將領職責與羞辱他的敵人決鬥，結果被其父大義滅親，當著全營士兵的面斬首。可以說，羅馬軍團戰鬥力的提升，與其良好的訓練、充足的武器裝備以及嚴整的紀律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02

  和羅馬人的正統方式相比，日耳曼人的軍事素養無疑存在明顯差距。

  日耳曼人的冶鐵技術十分低下，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即使是日耳曼貴族都沒有多少鎧甲進行武裝。萊茵河、易北河等地富含鐵礦石資源，但這兩地的日耳曼人都不善於利用鐵礦製作兵器。和鄰居羅馬人、馬其頓人乃至凱爾特部落不同，他們還沒有熟練掌握延展胚料的技術，因此武器製品相對簡陋，而鎧甲之類的製品更是少之又少，最普遍使用的防具是木質的覆革大盾以及由生皮和皮革製成的皮甲。在作戰時，日耳曼人的步兵戰術也相當原始，由於護具較少，他們往往只能讓裝備較好的精銳勇士在前排打頭陣，以此來減少遠程武器對無防護步兵們的殺傷。

  如果只是武器和裝備上的劣勢，還能以訓練進行彌補，例如馬其頓方陣戰術。早期，馬其頓方陣減少鎧甲的裝配數量不完全是出於機動性考慮，衰落的國力無疑也是促使腓力二世為重步兵「減負」的重要原因，只不過，憑藉著良好的軍事訓練和令行禁止的嚴明紀律，馬其頓長槍兵依然能夠操作長槍對抗傳統的希臘重步兵方陣。

  職業部隊脫產後可以將大量精力用於軍事訓練，以彌補裝備水平的不足，但對於非職業軍隊而言，訓練次數和頻率往往要受限於成員的經濟狀況。這就是為什麼雖然「訓練到位」是部隊提升戰鬥力的關鍵因素，但對於日耳曼人來說也依然是一件難事。

  由於生產力發展緩慢，日耳曼人維繫著以數百人為單位的氏族聚落模式，這種模式使得日耳曼部落的人口密度存在明顯的上限。一塊占地幾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多存在一兩個聚落，若是人員過多，這片土地就很難養活多餘的族屬。因此，日耳曼人很難形成更為強大的王國或者說族群，而各氏族間的聯繫也很難得到進一步的增強。在這種條件下，無論是酋長還是所謂的「國王」，既沒有資源也沒有動力去培養專業但耗費更高的職業士兵，對於他們這些實力明顯不足的小勢力而言，依靠族內勇士已經足以應對大多數衝突和紛爭了。

  日耳曼部落里全民皆兵，換句話說，部落里的成年男子既是獵人又是戰士，有時，一些善於耕作的部落也會遷居於合適耕作的地方以耕種為生，這就意味著壯勞力們同時還要充當農夫的角色。沒有穩定的的職業兵體系也就意味著很難有穩定和持久的軍事訓練，士兵們的軍事素養多半源於戰爭的淬鍊。

  03

  和「科班出身」的羅馬士兵相比，日耳曼部隊的短板極為明顯，武器、訓練、紀律的全方位落後讓他們在會戰中似乎很容易就能被秩序井然的羅馬方陣擊潰。不過，在實際的戰場上，日耳曼人的表現卻絲毫不遜於羅馬步兵們。例如條頓堡森林之戰，安東尼之孫普布里烏斯·奎因克提里烏斯·瓦盧斯率領的羅馬軍隊就被日耳曼人擊敗，除少數人僥倖逃離戰場外，瓦盧斯及其屬下2萬名羅馬士兵均戰死沙場。這是自卡萊戰役之後羅馬經歷的最慘痛失敗，直接打斷了羅馬的擴張勢頭，自此，羅馬北部的邊界基本形成。

  羅馬人早期的軍事單元是「百人隊」，而日耳曼人的最小軍事單元被稱為「百戶」，形式相近，但兩者只在人數上有相似之處。

  羅馬的百人隊源於共和國時期開始的「政治選舉實體」，並不具備真正的戰術單元意義，也就是說，它們在作戰時並不能被用作獨立作戰。日耳曼人的百戶則形成於各氏族本身，作戰時，同一氏族的日耳曼人會結成同一隊列，其領隊就是氏族的長老，被稱為「百戶長」。和羅馬的百人長依靠軍法威權管理麾下士兵的方式不同，日耳曼的百戶長或者說長老們並沒有遠超平民的特權，他們依靠的是平日裡處理冗雜事務時積累的威信。

  按照《高盧戰記》的說法，此時的日耳曼人還沒有形成明確的階級分化，愷撒在書中只提到「領袖」和「有勢力的人」，這樣的社會顯然不同於羅馬。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在軍事上，日耳曼百戶長顯得不夠強勢，以至於在同時期的羅馬人眼中，日耳曼部隊就是毫無秩序可言的奇葩。羅馬人鄙視這些烏合之眾，說他們「撤退起來毫無羞恥之心，也不聽長官號令」。

  不過，羅馬人顯然過於傲慢了，在衝突中他們經常驚訝地發現，這些對手遠比看上去的難對付。

  在各個氏族長老的帶領下，日耳曼人組成了更大規模的楔形陣，這種陣形在陣容的嚴整性上雖然無法與馬其頓、羅馬方陣相提並論，卻極大地利用了自身靈活、機動的特點。而且，雖然日耳曼人無法在衝擊中占據上風，但由于氏族部眾彼此間的親緣和血緣關係，他們不必在作戰時擔心周遭的戰友或者說親友拋棄自己潰逃而去，甚至由於狩獵活動時形成的默契，即使在毫無秩序的撤退後，他們依舊可以迅速結陣，再次發動衝擊。《戰爭藝術史》的作者德國古典軍事史家漢斯·德爾布呂克對這些士兵極為推崇，他稱：「不論平時還是戰時，百戶長統率的日耳曼百戶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讓紀律最嚴格的羅馬軍團望塵莫及。」

  如果說羅馬軍隊是通過訓練、裝備獲得良好的士氣和配合，那麼日耳曼人就是通過天生的血緣關係獲得不亞於前者的默契程度。不過，這種默契度顯然有著一系列的潛在條件作為限制。

  對於日耳曼人來說，驍勇善戰、配合默契的勇士們可以抵消訓練、裝備上的不足，卻難以彌補經濟水平差距帶來的動員、後勤上的劣勢。前文提到，日耳曼人的氏族往往只能在幾十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個，最多兩個，規模也不會很大，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導致日耳曼人能夠聚集的部隊極為有限，羅馬人往往可以依靠強悍的軍事動員和後勤補給能力碾壓他們。正因如此，在羅馬帝國真正建立後，日耳曼人就只能依託森林、山谷等地形優勢抵抗羅馬人的擴張，卻再也無法像幾百年前那樣攻擊後者的腹心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