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毒藥戰

  小說里常會出現各種致命毒藥，如見血封喉的鶴頂紅、飲之必死的鴆酒等，從史書里看，一部分毒藥是真實存在的。但根據歷史記載，毒藥被用於政治鬥爭要遠多於戰爭中。那麼，這是因為毒藥真的不適合大規模用於戰爭嗎？

  有據可查的是，漢代之時，似乎已經出現了一些烈性毒藥，並被用於政治鬥爭中。如漢宣帝的許皇后便是遭到霍光之妻的毒殺，其時宣帝的寵臣張彭祖也遭到其小妾毒害。到了兩漢之交，這種事例便越來越多。西漢末年，王莽毒害大司空王崇，其後甚至因被指控「毒殺平帝」而遭討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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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毒藥常常被用於政治謀殺中，僅史書有載的便達58起，其中甚至包括董卓毒害何太后、劉裕毒害晉安帝與晉恭帝以及馮太后毒害獻文帝等影響較大的事件。

  毒藥似乎也早早應用於戰爭之中了。時值公元前667年，當時齊軍占領遂地，「遂人共以藥投其飲水中，多殺之」，這是我國最早的在戰爭中使用毒藥的記載。《左傳·襄公十四年》還載有：「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晉）師人多死。」

  根據上面的記載，毒藥似乎在春秋時期已經被應用於戰爭之中，但我們無法考證他們到底用了什麼毒。在兩晉南北朝時，這種記載也變得頻繁起來。北魏時，庫莫奚侵擾，濟陰王拓跋小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長孫晟在出征突厥達頭部族時也曾使用毒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南朝也有類似的事例。南朝宋人在宋魏大戰期間欲毒魏軍，「募人齎冶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侯景之亂時，侯景為謀取建康城，「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

  這些記載都是戰爭中大規模投毒的案例，一般均是在上游地區投入毒藥。大致來說，古代的毒藥可以分成三種：動物性毒藥、植物性毒藥以及礦物性毒藥。但由於記載不詳，他們具體使用何種毒藥我們依然不得而知。曾一度被傳為最毒的鴆酒以及鶴頂紅，似乎並不是動物性毒藥。傳聞中，「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然而鴆鳥在生物學上卻並不存在。見血封喉的鶴頂紅，也疑似為紅信石（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粉末。而動物性毒藥用得較多的還是蛇毒與蠍毒，但由於毒液獲取困難，一般來說很少用於戰爭之中。

  非工業化時代，很難獲得大量的礦物毒藥去大規模應用於戰爭，起碼污染水源這事很難實現。但在古代，戰鬥結束以後，人們往往會清理戰場，以避免疫病暴發。因此，總有人試圖通過人為引發疫病來達到其目的。比如曾有人通過在上游投入動物屍體的方式來污染水源。由於毒藥的煉製、提純相對困難，通過腐爛的動物屍體來污染水源反而更有可能。從侯景謀取建康的事例來看，建康城中「疫死者太半」，很有可能採取的是這種方式。

  除了動物屍體外，古代也有在箭矢上塗抹糞便以致敵方中箭士兵患破傷風而死的方法。相較於提煉相對困難的礦物性毒藥及動物性毒藥而言，這種可行性更高的「土辦法」在戰爭之中反而更加常見。這樣看來，史書中的「毒」並不完全等同於「毒藥」，而毒藥往往被用於一些相對特殊的場景之中——如政治謀殺里或是要投入飲食之中的毒。由於需要毒物本身相對隱蔽，往往都是投入真正意義上的「毒藥」。比如砒霜（三氧化二砷）、硃砂（硫化汞、鉛等）等都是相對常用的礦物性毒藥，而由於提煉困難，很少用於戰爭之中。

  真正意義上更為常用的，其實是植物性毒藥。早在公元前3000年，便已經有將烏頭（附子）搗汁塗抹在箭與矛之上用於狩獵的事情。實際上，真正被命名為「見血封喉」的便是一種植物性毒藥。在雲南及東南亞地區有一種植物為桑科、見血封喉屬、見血封喉落葉喬木（又稱為箭毒木），被稱為世界上最毒的樹木。

  除了以上兩種外，在古代常被用於製作箭毒的還有夾竹桃、番木鱉、相思子等有毒植物。但事實上，上述這些有毒植物並非在全國各地均勻分布，如見血封喉一般分布在我國雲南地區，很難出現在北方戰場之上。而現可查毒性最強的是明代《武備火攻》中所記載的一種毒箭，「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即斃矣」，具有很強的毒性。

  毒藥的進階應用是與火藥相結合。宋代兵書《武經總要》曾記載一種「毒藥煙球」，除了火藥之外，其中還大量加入了草烏頭、狼毒、巴豆、砒霜等烈性毒藥，「若其氣熏人，則口鼻血出」。為了防止大規模中毒事件，古代軍隊也有一定的防毒措施與防毒規定。《武經總要》在《防毒法》一條中開篇便言：「軍行近敵地，則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書中除要求慎重採購物資以及對環境進行勘探外，還特地總結出四條水源安全性的鑑定方法，可見在宋代時軍隊已經有防毒意識了。

  總的來說，早在春秋時期，毒藥便已被應用於戰爭之中，其應用手段也逐漸多樣化。但涉及毒性，不談劑量都是耍賴。制約古代戰爭大量使用毒藥的關鍵因素其實主要就是一點：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