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巔峰「三蘇」的軍事頭腦如何

  「紙上談兵」的典故，可以說大家耳熟能詳，畢竟趙括一口氣坑掉幾十萬趙軍的事太有轟動效果了。軍事事務需要極高的專業素養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甚至還需要相當的天分和運氣，不是讀了幾本書就能上手的。

  而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文官領兵的情況，很多文人也都有著「書生拜大將」的夢想，但一般的書生文人，甚至連趙括的家學和理論基礎都不具備。所以，雖然偶然會有如明代王越那種直搗紅鹽池的文官領兵典範，但大多數情況下，書生談兵往往會出現很多異想天開的觀點。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號稱「一門三學士」的蘇洵、蘇軾、蘇轍「三蘇」父子。

  「三蘇」父子可以算得上中國文人的頂峰級別了，而另一方面，這三人也都是軍事發燒友，對行軍作戰、扭轉頹敗國勢等方面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只不過，他們很多觀點都明顯是文人的異想天開。

  先從老爺子開始說起吧。蘇洵的軍事觀點主要體現在其《權書》一書和《幾策》《六國論》等文章中。要說蘇洵真不愧是鷹派，他對當時看重防守的主流軍事觀點不以為然，主張必須主動展開進攻，奪取戰略要地，為此即便付出一些犧牲也在所不惜。他在《權書·項籍》中舉了項羽和諸葛亮未能統一天下的反面例證，認為項羽巨鹿之戰後應該用圍魏救趙的計謀直取咸陽，不僅可解趙國之圍，而且也不會將勝利果實白白送給劉邦；而諸葛亮一生謹慎，選了易守難攻的巴蜀作為根據地，反而成了最後失敗的根源。

  

  此外，蘇洵還提出了一些軍事原則。比如在進攻時要注意避實擊虛，集中優勢力量殲滅敵人，避免損失太大的攻堅戰；同時，作戰不能貪小利，要時刻提防敵方的伏擊和偷襲。他在《權書·法制》中提出「以眾入險阻，必分兵而疏行」的辦法，要使敵人想偷襲都不知道偷襲誰；在《幾策》一文中又提出「審勢」和「審敵」的主張，簡單地說，「審勢」就是分析敵我雙方態勢，以用權謀，「審敵」則是審察敵情和邊情，提出禦敵之策。

  拋開蘇洵對項羽和諸葛亮的看法不談，其軍事原則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其軍事思想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他反對用間！

  蘇洵在《權書·用間》中寫道：「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其核心意思就是，不要用間諜，那是詐術，你詐別人，別人也會來詐你，只要堅持正道，打勝仗就是振臂一呼的事。至於不用間諜，如何得知敵人的虛實，又如何分析敵情，蘇老爺子是不考慮的。

  相對而言，歷史上契丹人可是相當重視情報工作的，甚至在對抗宋朝時占據優勢。

  蘇軾也繼承了蘇洵的這一觀點。他在《孫武論》上、下兩篇中也批評孫子「兵以詐立，以利動」的觀點，認為這樣會使將領容易貪小利誤大局，而且還容易破壞和諧美滿的社會、政治風氣。因此應該堅持「廉、靜、信」三原則。

  其實，孫子講利是以一種辯證的思路來講的。《孫子·作戰篇》中就有「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之言。此處的「利」是指對作戰全局而言的大利，是最終的勝利，為此小利就得果斷放棄，《九變篇》中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可見蘇軾對孫子的指責是不對的。而他認為戰爭用詐會敗壞風氣這種觀點，真是讓人咋舌了。

  其實，蘇洵、蘇軾批評軍事作戰「不正當」謀略，與當時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宋代對武人防備最嚴，大部分學者也都跟風批評兵學思想，其中最容易受抨擊的自然就是「詐」和「利」這種容易被誤會的字眼。可以設想，一位將領費盡心機得勝凱旋，結果回朝就被文官參一本，說他用詐趨利，贏了也不光彩，這會對指揮作戰造成多惡劣的影響？顯然，這會致使將領在作戰時更加極端化，要麼無腦衝鋒，要麼乾脆避而不戰。

  公平地說，與父兄相比，蘇轍的觀點相對務實得多。在《上皇帝書》中，他列舉了宋朝初年宋太祖的用人方略，稱其對北方邊防將領「皆厚之以關市之徵，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於是「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可以看出，趙匡胤厚待軍人，使其樂於效命、積極刺探敵情的做法深得蘇轍讚賞。契丹、西夏和羌等民族作戰善於突襲，目的主要在於劫掠，結果由於宋軍情報工作做得好，在敵人來前就能動員起來堅壁清野，敵人撈不到半點便宜，邊疆自然穩定。

  蘇轍還主張邊防事務應該重用土兵，削減禁軍。宋朝的土兵指地方士兵，這些人生於邊疆，捨得拼命守土，又熟悉地形，戰鬥力往往高于禁軍，兵餉相對還低，重用土兵不僅可以節省開支，還能增強軍隊戰鬥力，鞏固邊防。蘇轍這一觀點可以說與范仲淹、韓琦不謀而合，還是很有實踐意義的。

  儘管如此，蘇轍也曾認為，既然在當時，士兵從訓練中所獲得的賞賜比宋神宗時期有所降低，那就應該降低禁軍日訓練強度，讓士兵更有積極性。這一建議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三蘇」父子為國家的前途踴躍建言獻策，其精神是可嘉的，但涉及軍事問題，稍有不慎，滿盤皆輸，不能輕率對待，更不能因盲目追求「仁義道德」而束縛了手腳，不然就會陷入曹操所說的「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險境地，於國於民皆是不利。哪怕是有家學和理論基礎的趙括，也鬧了紙上談兵的笑話，更何況一般文人書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