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7 想像 第45節 概述

  證人陳述的證言，此前已經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之中，而證言的這種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證人證言的內在屬性。因此，想像的本質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同時，考慮到我們無須關注存在與想像之間的關係，所以這種關注顯得尤為重要。這也許是因為，事物可能會以一種與我們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可能會以某種不可知的形式存在。根據一些權威人士的說法，理想主義者已將這種可能性放在一邊，並對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提供了科學答覆。

  對法律人而言，「科學答覆」並不重要。我們感興趣的是想像的可靠性，及其與我們認為當前存在和即將發生的事物的同一性。一些作者認為，在外部和內部的感官感知領域都存在感覺對象，外部感知涉及感覺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內部感知涉及與意識的關係。需要注意的是，圖像和對象之間的區別，並不是感知行為的組成部分。但是，那些關注這一事實的人認為，行為確實包含著圖像。在聖奧古斯丁看來，圖像可以被視為關於對象的知識；在埃爾德曼看來，對象是圖像的客觀化。

  圖像具有充分的替代功能，這一點非常重要。舉個例子，我可以想像我的那隻丟失的狗，以及只在照片上見過的俾斯麥所養的狗，然後是阿爾西比亞德所養的狗，我們只有通過它很好看，以及他的主人切斷了它的尾巴等事實，才能確認它的存在。此種情況下，這些圖像的指向物將是確定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可以非常準確地想像我養的狗，俾斯麥所養的狗的圖像也比較容易識別，因為它的圖像經常公之於眾，然而，阿爾西比亞德所養的狗的形象，則很難確定其可靠性，儘管我從少年時代就已想像這個歷史悠久的動物。因此，當我談到這三個動物中的任何一個時，每個人都能正確地評估我所談到的圖像的準確性，因為人們知道這三個動物的狀況。然而，當我們與證人交談時，我們卻很少知道證人獲取自己圖像的條件，唯一的途徑就是詢問證人。有時，在證人提供的描述之外，還可能增加了另一個圖像，例如我們對事件形成的圖像，此時這個圖像和證人的圖像就應當被置於特定的關係之中。在所有相關的個體圖像之中，最應提供的就是表明所陳述事件的圖像。圖像只能與圖像進行比較，或者說圖像僅僅是圖像的影像。[9]

  這種嬗變的困難，主要在於描述的性質。描述永遠不能與其對象保持同一。

  亥姆霍茲明確指出：「我們的願景和描述都是結果，我們看到和描述的對象，已經對我們的神經系統和意識產生影響。每種結果的性質必然取決於原因的性質，以及原因產生作用的個體的品性。要求一個圖像完全複製它的對象，進而具有絕對的準確性，實際上就是要求結果完全獨立於對象的性質，而該對象就是產生結果的載體。這本身就是明顯的矛盾。」

  圖像和對象之間究竟包含哪些區別，這種區別究竟僅僅是形式上的，還是實質上的，這種區別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尚未得到科學證明，也可能無法得到科學證明。我們不得不假設，這種區別的有效性已經眾所周知，同時，每個人在為圖像和對象分配適當的位置時，都具有內在的矯正能力，即每個人都大致知道兩者的區別。問題在於，並非所有人都堅持相同的標準，並且在選擇標準時，幾乎所有人的品性都會產生影響。標準的多樣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取決於圖像和對象的本質；另一方面，它取決於圖像在感知過程中以及隨後的時間內所經歷的變化。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區別。無論任何人，只要其在特定情況下，或在其生命的某個時期內，曾經看到過任何東西，就有可能經常會產生各種差異性的圖像，但圖像的一般特徵始終是不變的。如果隨後這個人在不同條件下，在不同年齡段，再次看到此前看到的事物，由於記憶和想像力會產生各自不同的影響，圖像和對象就無法在各個方面形成對應關係。關於那些從未見過的事物和事件，相應的圖像就更為複雜。我可以想像特洛伊戰爭、龍、極夜和亞歷山大大帝，但是，這些圖像與對象本身將會存在多大的差異啊！

  當我們感知一些看起來並不完全正確的事物時，這一點會變得尤為明顯。我們試圖去改進事物，例如，我們研究如何使事物變得更好，然後，我們將事物已經改進的樣子記憶下來；此種情況下，這個想像的對象反覆出現的頻率越高，它的形式就越固定，但這並不是它的實際形式，只是它的改進形式。對於那些在某些方面令我們不快的圖畫，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假設我不喜歡某個圖片中女人所穿的紅色連衣裙，因為我更喜歡棕色，那麼，如果以後我回想起這張照片，這張照片中紅色的部分就會逐漸變得更加接近棕色，最後我就會認為這張照片的顏色是棕色的，於是當我看到真實的照片時，我就會對紅色的連衣裙感到疑惑。[10]

  每當我們聽到犯罪的消息時，都會產生這種感覺，儘管新聞報導非常空洞，只是一些編排的文字。當然，所涉的犯罪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嚴重性，如果我只是聽到有一隻銀色手錶被盜，我就不會去想像現場情況。然而，如果我聽到在X 地點附近的一家旅館，一個農民被兩個學徒搶劫，我立即就可以形成一個圖像，其中不僅包含陌生的犯罪現場，還包括搶劫事件本身，甚至還可能想到涉案人員的長相。即使這個圖像中的每個細節都完全錯誤，實際上也無關緊要，因為在許多案件下，這些錯誤都會被糾正過來。真正的危險在於，許多案件很難糾正此類錯誤，或者說根本無法予以糾正，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最先形成的圖像凸現出來，始終成為最深刻的印象。[11] 這種印象之所以更加深刻，是由於我們經常對那些真實或者近似真實的事物添加想像空間，以至於這些事物要麼真正曾經看過，要麼至少成為繪聲繪色的想像，如此這般，最先的圖像就獲得了新的力量。利普斯指出：「再現的圖像預設了一種傾向，傾向催生了預期的感知；此外還存在一些並不預設先前感知的衍生圖像和空想圖景。當這種傾向同時存在於其他事物中時，這種矛盾就解決了。通過這種方式，有限的傾向就可能成為無限的可能……傾向本身成為改變圖像的力量，這種改變圖像的力量，能夠對內在的刺激作出積極的回應。」

  這一過程與在談話期間的圖像再現非常類似。但是實際上，這種再現並不是直接進行，而是取決於圖像的順序，由此導致兒童、老人和未開化的人囉里囉唆，因為他們試圖按照既定圖像呈現整個複雜的關係。但是，這種整體性的回憶會讓法官變得非常絕望，這不僅是因為浪費時間，還涉及將注意力從重要事物轉移到次要事物的風險。在司法文件中，也會記載同樣的事情，決策者經常被經驗不足的證人帶偏方向，或者輕信那些模稜兩可、迂迴失真的記憶。真正的思想家總是舌燦蓮花，因為他從與他的觀念相關的無數圖像中，僅僅保留了與他的直接目的最密切相關的圖像。因此，好的協議幾乎總是簡明扼要。從這個角度看，審查各種協議，弄清楚哪些內容應該省略，哪些應該直接表述，即那些與闡明問題真正相關的內容，有時是一件既有啟發性又有趣味性的事情。令人震驚的是，協議中很少記載實質內容，許多內容都漫無目的，這主要是由於人們總是遺忘和疏忽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表述的本質涉及許多困難的問題。通過舉例方式，我們可以將普通情形視為第三維度。我們相信，基於其內在性質，它遠比看起來要複雜得多。我們不得不相信，距離不是感覺問題，而是需要加以解釋。[12]心理學家指出，如果沒有經驗的幫助，對第三維度的表述將變得非常困難。

  但經驗是相對的，我們並不知道某個人究竟擁有多少經驗，也無法確定經驗的性質。因此，如果我們沒有其他驗證手段，就永遠無法準確衡量一個人的感覺視野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在設想第四維度的理念時究竟需要哪些條件。自亨利·莫爾提出該理念以來，這個理念顯著改變了我們對空間的概念。但是，我們並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潛意識中堅持這種理念，如果我們說，沒有人知道他的鄰居如何看待太空，這種主張並不會犯錯誤。[13]動作是另一件難以表述或想像的事情。你可以捫心自問，自己能否想像一個稍微複雜的動作。我可以想像一個接一個連續的獨立動作，但我無法想像運動的順序。正如赫爾巴特所說的那樣，連續的一系列圖像並不是一個可以表述的連續體。但是，如果我們無法想像後者，我們所想像的就不是它應該的狀態。斯特里克認為，[14] 關於動作的表述，是一種無法用其他感官呈現的特質，如果沒有大腦激活肌肉運動，就無法記住任何動作，這一理論得到了經驗的證實。每當想到動作時，肌肉感覺的覺醒通常變得顯而易見，然後我們可以感知到，在關於動作的解釋或描述中，那些伴隨爭議圖像的神經支配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種神經支配永遠是真實的，它至少與證人曾經感知的以及現在試圖回憶的事情保持一致。

  當我們讓證人解釋某個人究竟如何窒息，我們就可能會看到證人手部的動作，無論這種動作多麼輕微和模糊，都能清晰地表明他正在試圖回憶曾經看見的事物，而這與他陳述的內容並無關聯。這使得個體的圖像變化變得可以觀察，這種變化總是在圖像與動作存在關聯時出現。

  進一步講，由於動作很難予以表述，因此不應期望證人準確地回憶這些動作。斯特里克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無法想像一場降雪，只有在表述一次下雪的場景時才取得成功。鑑於那些無法表述的事物，通常也難以準確地回憶，因此我們發現，即便要求證人按照簡單的順序逐點描述，也只會帶來麻煩。證人頭腦中只有連續的圖像，即使特定的圖像是準確的，他對連續動作本身也沒有客觀的記憶，在這種順序中也不包含任何東西，他只能通過事件的邏輯和自己的記憶尋求幫助。如果這些都很匱乏，那麼，圖像的連續性就會很少，對事件的再現也將是不充分的。因此，由於事件順序是主觀的，與由此導致的不同證人陳述的多樣性一樣，這種匱乏在實踐中也並不少見。

  繪圖的存在表明，我們僅僅能夠表述單個運動瞬間，因為一張圖片不能表述一個動作，而只能表述該動作的單個狀態。與此同時，即使我們的圖像僅僅包含這個簡單的運動瞬間，我們也滿足於該圖像呈現的內容。「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事物，從確定性角度看，都是意識的內容」（舒佩），但它的運動狀態並非如此。

  時間會對圖像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需要區分構建圖像需要的時間，以及該圖像的生動外觀持續存在的時間。莫茲利認為第一個問題很難回答。他的觀點與達爾文一致，後者認為，音樂家能夠基於他們對音符的理解快速演奏出音樂。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法律人產生影響，因為法律人必須要確定，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某一事件的圖像是否能夠出現，然後據此評估證人觀察的獨特性。此處沒有可以援引的案例，因為圍繞圖像是否出現這一問題，即使是多數現代心理物理學領域的規則，也都莫衷一是。

  第二個問題更有意義。關於該問題的解決方案能否在實踐中派上用場，我並不能確定，但這一點亟待認真研究。埃克斯納發現，圖像的生動外觀很難持續一秒鐘以上。該圖像不會在此時整個消失，不過，其內容在此期間能夠保持不變，然後則逐步淡化消逝。任何人都可以驗證以上描述是否正確，但我想在此補充，根據我對圖像的觀察，我發現在不斷重複回憶一個圖像的過程中，其內容是無法同等再現的。進一步講，我認為當某個觀點的內容發生改變時，並沒有明顯的思維跳躍，但是，這種改變總是朝著特定的方向進行的。然後，如果我陸續回憶關於某個事物的觀點，那麼我在回憶這些圖像時不會一時放大，一時縮小，然後再予放大等等；相反，一系列圖像在連續出現時，每個新的圖像都會持續放大或者持續縮小。

  如果我的觀察是正確的，並且該現象並不純粹是個人經驗，那麼埃克斯納的描述就在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價值，因為審判通常持續較長時間，在此過程中，要求訴訟參與人不斷回憶標準化的圖案，這反過來就會造成觀點內容的改變。我們經常看到，證人總會在接受詢問過程中說服自己相信特定的觀點，因為有些事情說得越多，與早期階段相比，證人最終形成的確信度就越高。這也許是因頻繁回憶某種觀點所導致的改變。我們在重述某種觀點的過程中，通過某種方法進行提示，從而避免不斷重複已經作出解釋的內容。

  關於其他人如何構建自己的觀點，我們不得而知。不過，許多權威人士明確指出，理解他人的想法或圖像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