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節 因果關係[4]

  如果我們理解「原因」的含義，並知曉任何變化都有因可循，就會認識到，任何事件都與一系列的條件緊密相關。具體言之，一旦缺乏相應的條件，特定的事件就不會發生；反之，一旦具備相應的條件，就會出現特定的事件。鑒此，刑事學家的職責就是研究事件的原因。他不僅需要研究犯罪與罪犯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也要研究犯罪的條件之間及其與罪犯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聯；此外，還要研究罪犯的哪些個性特徵導致其實施犯罪行為。關於因果關係的研究，促使我們關注其他具有相同研究旨趣的科學領域，這是刑事學家需要關注其他科學領域的重要原因。當然，刑事學家因時間精力所限，不會專注其他領域的研究，但是，他必須要研究其他科學領域使用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其他科學領域的方法，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全部。我們也注意到，有關方法的所有問題都要立足於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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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經驗還是先驗的角度看，我們所關注的只是因果關係。

  在某些方面，我們的工作與歷史學家類似，就是將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納入特定的因果鏈條之中。毫無疑問，因果定律是歷史編撰領域最合適並富有啟發性的一種方法，類似地，也是法庭舉證領域非常有效的一種方法。例如：「這就是整個因果鏈條，最後一個鏈條就是A 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現在，我來呈現犯罪事實，並且僅僅納入那些能夠證明A 的犯罪行為的事件，此時，犯罪事實是顯而易見的。接下來，我依然呈現犯罪事實，這次去掉所有只有當A 不是罪犯時才予以關注的事件，此時，犯罪事實也就不復存在了。」[5]相應地，談及因果關係的調查，因案件複雜程度不同，通常會涉及不同數量的具體事項，每個事項的完成又涉及其所涉及的特定事件，因為每個懷疑、每個陳述都需要審查核實。這項工作非常龐雜，但卻是成功查明因果關係的唯一途徑，其前提是準確梳理所有相關的事件。誠如謝爾所言：「在所有自然現象的表象背後，唯有因果定律才具有數學法則的全部力量。萬事萬物只要有開端，就有因果關係，這是一條與人類實踐一樣古老的法則。」如果將這一命題運用於司法領域，就意味著只要我們確信任何現象都有其原因，就無須再做不必要的無用功。相反，我們要致力於揭示事物的成因，並據此解決證人證言提出的有關問題。在許多案件中，這項工作通常包含兩個層面（儘管不是嚴格的劃分），其成效取決於辦案之初是否已經確定罪犯的身份。如果辦案之初僅僅知曉犯罪行為，並且法官希望通過自身的調查得出客觀的結論，這種二元模式就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最為持久的。

  如果對犯罪的客觀情況作出了愚蠢和倉促的推斷，就很可能在審判環節犯下嚴重的錯誤；反之，如果對有關情況作出準確和審慎的推斷，就會取得顯著的成功。不過，這種準確的推斷並不神秘，只不過是系統地應用因果定律而已。假定某地發生一起嚴重的犯罪，基於犯罪性質，無法推斷罪犯的個體特徵。此類案件中，常見的錯誤就是對罪犯的個體特徵倉促作出判斷，實際上，規範的做法應當是認真研究犯罪的因果關係。從因果定律的視角看，並不是每件事情（無論是整體還是組成部分）都有特定的原因。因果定律實際上所要求的，是一種有效和令人滿意的原因。這不僅是從整體上對特定行為的要求，也是對每個細節的要求。

  當所有這些事項的原因都已查清，就應當將它們匯總起來，並與指控的犯罪進行關聯分析，隨後與所有相關的事件進行整合分析。

  當某人的行為被視為犯罪的原因時，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審查該人的犯罪嫌疑。在特定情況下，有必要分析犯罪對罪犯的影響，包括經濟狀況、身體損傷與精神狀態等。不過，只有當犯罪被準確而明確地界定為被告人行為的必然結果，並且僅僅是被告人行為的結果時，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所涉行為通常包含許多細節，對這些細節所作的系統觀察和分析，既富有啟發性，也是成功的基礎。立足實踐，正是被告人的行為促使我們關注人的感知及其結論。「所有關於事實的推論，看起來都取決於事物的因果關係；正是基於這種因果關係，我們可以依賴於記憶和感官的證據。」[6] 對此，休謨舉出了一個形象的例證：如果在荒島上發現一個鐘錶或者其他機器，就可以據此推斷，現在或者曾經有人在這個島上出沒。這種推理過程非常簡單。我們通過感官可以發現鐘錶的存在，也可以觀察到被害人身上的三角形傷口，據此可以推斷，有人在當地出沒，被害人的傷口是特定的兇器所形成，這就是一種因果關係推論。儘管休謨的推論模式非常簡單，但在法律領域卻至關重要，因為司法實踐始終要面對以下問題：案件的結果是什麼？導致結果的原因是什麼？它們具有因果關係嗎？需要銘記的是，這些問題就是我們的職責，審慎地對待這些問題，有助於避免我們犯下嚴重的錯誤。

  休謨還非常關注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他的學生邁農對此作出了解釋。這個問題就是，如果不藉助此前的經驗，就無法通過觀察發現因果關聯，也無法識別具體個案中因果關聯的存在。換言之，此種情況下只能對因果關聯作出推測。實際上，原因是一個複雜的網絡，其中每個要素都具有獨特的價值。這一現象比它看起來還要複雜，因為只有通過反思才能區分，究竟僅有一次觀察還是進行了多次觀察。關於究竟進行了多少次觀察，以及是否需要開展進一步的觀察等問題，通過嚴格自律、準確描述和監督，就能夠達至正確的結論。

  這項工作涉及諸多重要的條件。首先必須要考慮人們思考不同事物之間因果關係的具體方式。誠如施瓦茨[7] 所言，普通人並不熟悉因果關係的理念。他主要遵循的方法是比較自然因果定律與人類的作為（積極性）和不作為（消極性），例如，火與水相比更為活躍（積極），但最終要歸於熄滅（消極）。這種觀察方法無疑是正確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認為，施瓦茨不應將研究對象限定於普通人，因為該結論也適用於非常複雜的自然界。一般認為，我們應當結合本我對外界現象作出類比判斷，因為本我通常展現為積極的面相，而自然現象也往往展現為積極的面相。

  此外，我們經常要接觸外部世界的一些事物，並發現這些事物具有重要價值，實際上，這些事物往往展現出積極的面相，例如太陽、光亮、溫暖、寒冷、天氣等，可見，我們僅僅是根據這些事物的外在價值，賦予它們積極或者消極的屬性。基於這種思維方式，我們很容易忽視積極性與消極性之間的轉換，或者說沒有對這種轉換進行專門研究。不過，準確界定積極性與消極性，對我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此，人們經常提出一個明知故問的問題，即兩個事物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聯？之所以說這是個明知故問的問題，因為答案總是肯定的。但從科學和實踐的角度看，問題在於兩個事物之間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關聯。談及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涉及類似的關係。例如，沒有人會說，某個事件與太陽存在相互影響，不過，除了這些個別情形之外，我們通常不會認為，A 是B（結果）的原因，同時，B 也反過來對A 產生影響。準確認識這種關係，可以避免我們犯許多錯誤。

  談及與因果關係相關的錯誤，一個重要根源就是通行的觀念，即原因一定與結果具有類似之處。密爾指出，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奧維德讓美狄亞烹製了一鍋長壽動物的肉湯，各種流行的迷信充滿了這種教條。人們通常用狐狸的肺來治療哮喘，用蓍草來治療黃疸，用姬松茸來治療水皰，用馬兜鈴（果實的形狀類似子宮）來治療生育疼痛，用蕁麻茶來治療蕁麻疹。如果加上基督教的守護神們，這個清單可能會不斷加長。這些聖靈都與特定事物存在某種關聯，因而被視為扶危濟困的守護神。例如，聖奧蒂莉亞被視為眼睛的守護神，這不是由於她知曉如何治療眼疾，而是由於她被針挑去了雙眼。竊賊迪斯馬被視為死亡的守護神，我們對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與聖芭芭拉一同死去；有關聖芭芭拉的圖片顯示，她被關押在一個塔中，這個塔據稱是一個火藥庫，聖芭芭拉由此被視為火器的守護神。類似地，西姆洛克指出，聖尼古拉斯是水手的守護神，因為他的姓名與尼克斯、尼克、尼科爾類似，後者是德國著名海神的名字。

  拋開這些毫無根據的關聯，即便是那些所謂專業和熟練的因果認定，也並不一定具有可靠性。基於這種類似性觀念的潛在影響，人們在認定因果關係時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當然，這個問題的危險係數較低，因為人們很容易糾正此類錯誤，並注意到此類因果關係的缺陷；不過，人們很少關注此類關聯的成因。這可能是由於人們不願正視該問題，因為他們直覺上認為，這種因果認定並不具有客觀基礎。人們也可能無法對此作出解釋，因為這種因果關聯只是潛意識的判斷，他們並不知曉具體的原因，只是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例如，一個人告訴我，他懷疑某人實施了謀殺行為，因為該人的母親死於謀殺。這名證人這樣說道：「如果一個人曾經與殺人行為有關，就一定與此次殺人行為有關。」類似地，整個村子的村民都懷疑某人實施了縱火行為，因為在他出生當晚，鄰村發生了火災。不過，沒有人認為他的母親也受到火的影響，因為她是在生下孩子之後才被告知鄰村發生了火災。在這個案件中，「他曾經與火災有關」，儼然成了判決的基礎。

  實踐中還有許多類似的案例，涉及大量習慣性的主觀臆斷，最終導致虛假的因果認定。珍珠代表著眼淚，因為它們具有類似的外形；由於布穀鳥在某個時刻啼叫兩聲，卻在另一時刻啼叫很多聲，這應該不是沒有緣由，因此，啼叫次數一定意味著死亡的年限，或者結婚的年限，或者金錢的數量，或者其他可以計量的事物。這些觀念在農民群體乃至所有人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有意無意地影響著我們的判斷，其實際影響程度遠遠大於我們的預想。一旦有人斷言，他對某事有絕對的確信，但卻不能達至證明，這種確信的根基就可能莫衷一是，並且很有可能只是虛假的因果關聯。叔本華曾經指出：「動機就是因果關係的內在體現。」我們也可以說，因果關係就是動機的外在體現。人所斷言的事情一定出自特定的動機，這種斷言往往是通過因果關係進行的；如果沒有發現真正的動因，就會認同那些虛假的、表面的和不可靠的原因，因為我們始終致力於確定事物的因果關係，否則，整個世界就將處於一種雜亂無章的狀態。斯特里克指出：「我們都知道，如果一個人不能正確總結自己的人生經驗，就很難適應所在的環境；這種藝術家的作品不會受到歡迎，這種工人的工作不會成功；商人將會賠掉本錢，將軍將會輸掉戰爭。」我們還要強調，「刑事學家將會搞砸案件」。只要認真思考案件失誤的原因，就會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忽視真正的事實，以及錯誤地認定因果關係。關於因果關係的認定，最大的難題不是基於自身對事件鏈條的認識來審視因果關係，而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當事人的觀察視角和思維習慣。否則，我們就無法像他人那樣了解事物的因果關係，或者說，我們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諸如此類的錯誤頻繁出現，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拉羅希福可就此指出，那些被政治家們標榜為深謀遠慮之下的光輝業績，實際上不過是個人意願和一時衝動的結果而已。這一論斷也適用於法律人的工作，因為法律人總是試圖發現犯罪的所謂周密計劃，同時，為了證實自己的推斷，他們往往傾向於構建一個複雜的理論模型，而不願假定犯罪行為壓根沒有任何計劃，只不過是偶然事件、個人傾向和一時衝動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那些極富邏輯、思維縝密的法律人往往會誤入歧途。他們通常認為，「我不可能會這樣做」，但卻忘記了罪犯並不是那種富有邏輯、思維縝密的人，並且根本不會按照計劃行事，只不過是率性而為罷了。

  此外，人們可能對因果關係作出準確的認定，但卻忽視了許多重要因素，或者在探究過程中戛然而止，或者對因果鏈條作出過度解釋。密爾對此作出了精闢的解釋，並且指出，那種直接與結果相連的先前條件從來都不是原因。當我們將一塊石頭拋入水中，我們會將重力視為石頭下沉的原因，而不會將石頭被拋入水中視為原因。類似地，當某人從樓梯上摔落，扭傷了雙腳，我們在探討摔跤這件事時並不會談到重力法則，因為這已經是基本常識。不過，如果某些事情並不像這些例證那樣明晰，就通常會導致對原因的重大誤解。首先，如果直接與結果相連的先前條件未被提及，就應當歸咎於事件表述的不準確性，因為我們都知道，至少從科學的外在形式上看，有效的原因通常都是直接與結果相連的先前條件。

  所以，醫生們常說：「死亡原因是血液溢出導致顱內高壓所形成的大腦充血。」他隨後才從側面提到，頭部血液溢出是被害人頭部遭到重擊所致。類似地，物理學家會說，這塊木板之所以彈開，是因為表面纖維受力不均所致；他隨後才提到，受力不均是受熱所致，而受熱則是陽光直射木板所致。在上述兩個例證中，如果非專業人士忽視了近因，就會在第一個例證中指出：「被害人之所以死亡，是因為他頭部遭到重擊。」並會在第二個例證中指出：「木板之所以彈開，是因為它受到陽光直射。」鑒此，我們禁不住會慨嘆，與專業人士相比，非專業人士忽略了重要的中間因素，而這僅僅是由於他們不了解介入條件，或者有意忽視了這些條件。如此一來，非專業人士就更容易因忽視有關因素而犯下錯誤。

  上述討論僅僅涉及有關近因的準確知識，法律人要想避免此類錯誤，就必須進行精心的自我訓練，並對自己的思維保持足夠的審慎。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該問題在司法領域的重要性，因為當我們聽取證人證言時，證人通常僅僅向法庭表達最初和最終的推理而已。如果我們不注意審查證人證言所涉的中間鏈條及其推理過程，就可能聽到一些不實之詞，更有甚者，我們還可能將之作為進一步推理的基礎。一旦錯已鑄成，就很難發現錯誤的根源。

  如果省略推理過程，認為推理結論不言自明（例如，前述樓梯摔落事件所涉的重力法則），由此導致的錯誤根源之所以難以識別，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一方面，並不是所有事情都如同想像的那樣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很難對同一事情形成不言自明的判斷，換言之，對某個人不言自明的事情，對其他人而言可能遠非不言自明。當法律人詢問專業人士時，因為他們能夠設想許多對普通人而言並非不言自明的事情，所以，關於何為不言自明，這種認識差異就顯得非常明顯。我也有過這種親身經歷，有一次，著名物理學家玻爾茲曼聽到有人建議，他的課堂展示對非專業人士而言不夠具體詳盡，以至於聽眾無法聽懂他的講解。鑒此，他在黑板上詳細羅列了各種算式或者插補文字，但同時在自己的頭腦中將它們整合起來，世界上可能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就是少數天才不假思索的做法，然而大多數人都只能望塵莫及。

  該問題在刑事案件中也有相應的體現，只不過需要將專業人士替換為證人。

  假定一個獵人出庭作證，他省略了整個事件所涉及的一系列因果關聯，僅僅對其所關注的事情提供相應的結論。此時，我們就將陷入一個怪圈，即證人假定我們能夠跟上他的思路和推理，並且能夠促使他關注任何明顯的錯誤，但實際上，我們需要依賴他的專業知識，適應那種思維跳躍的推理，並且不加批判地接受最終的結論。

  這裡所謂的「專家」或者「專業人士」，並不僅指具有特定領域專業知識的人士，也包括那些碰巧了解某些專門知識的人，包括知道犯罪行為發生地點的證人。那些了解此類知識的人，往往將這些知識視為不言自明，但是，對於那些並不了解此類知識的人，情況卻並非如此。因此，當路人向當地農民問路時，農民們非常熟悉家鄉的道路，通常會回答說，「就在前面呢，不會迷路的」，即便實際上這條道路需要轉上十道彎。

  人類的估算只有經過審查和檢驗，才能認定估算結論具有可靠性；複雜的推理也是如此，只有當所有的推理鏈條都已經過檢驗，才能認定推理結論具有可靠性。因此，法律人必須嚴格審查推理的每個步驟，基於這種審查要求，可以減少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有條件通過實驗的方式檢驗推理鏈條，就能夠顯著降低工作的難度。誠如伯納德[8] 所言：「關於自然現象的存在條件，存在一種絕對的決定論，無論生命體還是非生命體都是如此。如果認識並滿足任何現象的存在條件，這一現象就會出現，並不以實驗者的意志為轉移。」不過，只有在極少數案件中，法律人才能達到這種絕對確定的效果，目前，只有少數刑事學家能夠通過審查證人、被告人或者專家來檢驗已有的假說。在許多案件中，我們都不得不依賴於自身的經驗，如果我們不能深刻反思自身的經驗，就很容易陷入困境。就像休謨所說的那樣，即便是普遍的因果定律，俗稱有果必有因，也只不過是一種思維習慣。我們不能在外部世界觀察因果關係，休謨的這一重大發現僅僅指出了因果關係解釋面臨的困難。這種觀點的缺陷在於，休謨斷言，我們可以通過習慣獲得有關因果關係的知識，因為我們能夠觀察到類似事物的關聯，基於經由習慣獲得的理解，我們能夠通過觀察某個事物推知其他類似的事物。作為偉大的思想家，休謨的這些斷言當然是正確的，不過，他並不知道如何論證這些斷言的基礎。休謨提出了以下原則：

  我們不是通過理解，而是通過經驗來認識因果關係，如果我們想到此類事情時，感覺像是回憶不熟悉的事物，就很容易認同這一論斷。假定某人並不了解物理學知識，即便我們交給他兩塊光滑的大理石板，他也不會發現，兩塊大理石板摞在一起後就很難分開。由此可見，只有通過經驗才能發現事物的這些屬性。沒有人會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能夠通過推理來發現火藥的威力或者磁場效應。但是，對於我們平時觀察到的事物，這一論斷可能並不完全適用。對於這些日常事物，無須藉助於經驗，僅僅通過理解就能發現其內在的因果關聯。通俗地講，即便某人突然來到這個世界，也能立即發現，撞球被擊打後會帶動其他撞球。

  但是，關於我們無法得出先驗判斷這一論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例如彈性並非一種可以觀察的屬性，因此，我們可以主張，除非曾有至少一次經歷，否則就無法發現因果關聯。我們無法先驗地認為，與水接觸就會導致身上弄濕，或者手中持有的物體會受到重力影響，或者手指放入火中會感受到疼痛。這些事實總要先有直接經驗或者間接經驗。休謨指出，每個原因都與其結果不同，因此無法從結果之中推導出來，每當發現或者陳述某個原因，都與先驗判斷沒有必然聯繫。理解的全部功能，在於簡化自然現象的內在原因，並從多個原因中推斷具體的結果，這些活動都只能在類比、經驗和觀察的輔助之下得以完成。

  然而，相信他人的推理究竟意味著什麼？他人的陳述中有哪些內容無須進行推理？所謂相信他人的推理，是指確信他人作出了正確的類比，正確地運用了經驗，毫無偏見地觀察到了特定的事件。這就涉及大量的假定，如果你投入精力認真地審查證人的陳述，哪怕是一個簡短的陳述，分析其中涉及的類比、經驗和觀察結論，你就會吃驚地發現，我們曾經是多麼盲目地相信證人的推理。如果你相信先驗知識，工作就變得非常簡單：「這個人親身感知了事件經過，並且複述了事件情況；他的理解力十分健全，對此沒有任何異議；因此，我們可以依據他的證言認定有關事實。」不過，如果你保持更加挑剔也更為審慎的懷疑態度，至少要具備足夠的理由才能說服自己相信證人的智商。同時，你也不能逃避對證人的類比、經驗和觀察結論進行審查的職責。

  究竟是堅持先驗論還是懷疑論，這決定了對證人所持的完全不同的態度。無論持有上述哪種觀念，都應當審查證人說謊的動機，不過，只有基於懷疑論，才需要審查證人陳述真相的能力，以及證人是否具備準確複述事實的理解能力，同時還要嚴格審查證人基於類比、經驗和觀察所作出的大量推理結論。只有當懷疑論者得到認可時，人們才會知道，哪些人已經注意到不同的人為何會對類比產生分歧，個體的經驗為何（在觀察和解釋層面）存在顯著差異。毫無疑問，準確辨析這些差異，是調查工作的主要任務。

  這裡需要注意兩種情形。一是因果關聯與偶然關聯之間的差異。如果認識到這種差異，就會發現經驗經常具有誤導性，因為兩個現象可能同時發生，但卻沒有因果關係。例如，有個人已經年近90 歲，根據他每周進行的觀察，當地每周二都會降雨，這個觀察結論的數據很多，並且經常得到驗證。不過，沒有人會認為周二與下雨之間存在因果關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認識是愚蠢的。不過，如果事物之間的巧合關係很難識別，就很容易被認定為因果關聯，例如在萬聖節或者新月期下雨等。如果上述關聯的偶然性很不明顯，這時的觀察結論就成為更加可信和科學的氣象規則。這種現象在各個領域都普遍存在，不論是證人還是我們自己，通常都會感覺很難區分因果關係和偶然關聯。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假定這是一種偶然關聯，只要其並非不容置疑，然後仔細審查其中是否可能包含因果關聯。「對於任何觀察所包含的事項，都應當根據因果法則加以整合，然而，總有很多事項並不存在任何因果關聯。」

  關於另外一個重要的情形，叔本華[9] 強調指出：「對於任何影響因素，只要我們認定其具有因果效力，並據此認定其有效性，那麼，這種效力在面臨反對意見時，就會隨著反對意見的強化而得以強化，由此產生適當的因果效力。如果一個人拒絕10 美元的賄賂，但表現出動搖的態度，就可能會接受25 美元或者50美元的賄賂。」

  基於這個簡單的例證，可以歸納出法律界的黃金法則；法律人應當審查有關因素對被告人早期生活的影響，或者在其他案件中的影響，換言之，被告人的早期生活從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在特定的案件中，當被告人的早期生活成為影響罪責的決定因素時，對該問題的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們需要審查被告人是否具有犯罪動機，或者說被告人是否能從犯罪中受益。這種審查需要關注的不是影響的強度問題，只是需要確定影響是否存在。這種影響通常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因為個人的傾向、品性和情感極少消失；如果缺乏機會和刺激，這些個體因素並不會顯而易見，它們可能得到適當抑制，但只要像叔本華所講的那樣，一旦出現25 美元或者50 美元的誘惑，它們就會顯現出來。一旦需要對特定的品性進行轉換分析，上述問題就將變得非常複雜。例如，所涉問題是懷疑某人有謀殺的傾向，但審查其過去的生活經歷，唯一值得關注的不良品性就是虐待動物。又如，在努力尋找殘忍的表徵時，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非常好色。還如，當存在殘忍的傾向時，所涉的問題是貪得無厭的品性。這些品性的轉換問題並不十分複雜，但是，當我們需要解釋此類品性，例如極端自我、公然嫉妒、極度追求冗餘、過度自負和極其懶惰等，可能會導致哪些後果，就需要對此類問題保持足夠的審慎，並開展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