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證人的可信度

  刑事法官的一項重大失職，就是僅僅向證人提出問題，然後讓證人隨意作出回答。如果他選擇這樣做，就無異於讓證人憑良心陳述事實真相。在這種情況下，證人當然要對其不真實和有保留的陳述承擔責任，但更大的責任在於法官，因為法官未能儘可能地挖掘證人證言的全部價值，並對被告人的罪責問題漠不關心。基於這種考慮開展的法律教育，並不是為了把所有公民都培養成適格的證人，而是讓那些需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成為適格、可靠的證人，因為證人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出庭作證的機會。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這種證人訓練都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讓證人希望陳述事實真相；二是讓證人能夠陳述事實真相。第一個要求不僅是為了防止證人說謊，還要培養證人的司法良知。通過訓練很難讓證人理性地對待謊言，但卻可以讓證人在接受詢問時作出認真負責的回答。我們並不認為出庭作證的證人會完全抹殺真相，或者是徹頭徹尾的說謊者，或者天生喜歡造謠誹謗。我們所考慮的僅僅是，證人並不知道如何全面客觀地陳述事實真相，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習慣於含糊其辭的表述，從未有機會認識到準確陳述的重要性。不容否認，絕大多數人在談論或者回憶過去發生的事件時都會感到有些迷茫。他們往往不會直截了當地解決問題，而是選擇迂迴戰術：「如果我不能走捷徑，就可以繞彎路；如果今天不行，就可以選擇明天；如果我確實無法到達那裡，我可以選擇去別處。」這些人並沒有真正定居的住所，只有隨遇而安的旅店——如果他們不在某處，就會在其他地方。

  當這些人如此這般地作出陳述後，一旦某人對他們的含糊其辭表示不滿，他們就會感到慌張，或者毫不在意地說：「哦，我想這可能並不十分準確。」這種良知的匱乏，這種對真相的漠視，給司法職業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我認為，這種做法的嚴重危害甚至大於明目張胆的謊言，因為與混淆視聽的虛妄相比，不加掩飾的謊言更加容易識別。同時，當證人對某些事情說謊時，我們往往會因各種原因引起警惕，然而，那些含糊其辭的證人看起來並不值得懷疑。[11]這種良知的匱乏，在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行業的人群中都十分常見。

  

  但是，在那些沒有實業的群體中，這種現象更為常見、更為典型。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偏於虛幻的人們，在應當保持絕對誠實的場合仍然會偏於虛幻。其中最為危險的群體，無疑是以表演和展示為生的人們。他們之所以缺乏良知，是由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實際價值；他們的所作所為之所以沒有實際價值，是因為他們缺乏良知。這些群體包括流動小販、街頭商販、旅店老闆、某些商店老闆、馬車車夫、藝術家等，特別是妓女（參見龍勃羅梭等人的著作）。所有這些人從事的都是有些棘手的職業，但是他們並沒有實業，也不願從事有規律的實際工作。他們擁有較多的空閒時間，即便是在工作時間，他們或者講些閒言碎語，或者到處閒逛，或者遊手好閒。簡言之，由於他們四處遊蕩並以此謀生，所以當人們發現他們在作證時言語不著邊際，說話含糊其辭，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很難在上層社會的群體中發現類似的人員。

  最可恨也是最危險的群體，當屬那些無業游民，他們不願從事工作，並且醉心於無所事事的生活。如果一個人不能認識到這個世界上並沒有懶漢的位置，在上帝的土地謀生必須要付出勞動，那麼，他就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從這些人身上，我們很難期望獲得有良知的證言。基於長期的司法實踐，刑事學家能夠得出這樣一條確定的規則：真正的無業游民，無論是何種性別、何種職業，都不可能秉承良知而出庭作證——羅馬人，這個傢伙心腸很黑，一定要小心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