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政治

  從德國的外交政策和公眾輿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躁動和不安，廣大人民對政府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不滿和批評。1895年至1903年的這些年裡，德國的情況與1860年至1869年間的法國非常相似。整個國家期望並要求得到巨大的成功，政府也要證明它的能力和權力，但政府拒絕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這讓沙文主義者感到惱火，而且政府也沒有解決人民對經濟和社會狀況的不滿。社會民主黨發展迅速，正如法蘭西第二帝國第二階段的法國人一樣，德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鄰國一樣感到憤怒。

  

  接替俾斯麥出任帝國宰相的卡普里維在1894年被免職，因為他既沒有讓皇帝滿意，也沒有讓保守黨、神職人員、激進黨、波蘭人以及社會民主黨滿意，同時他還是俾斯麥批評的對象。政府與保守黨中的農業黨、社會民主黨公開宣戰；農業黨的利益和工業黨的利益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有些人出於政治原因希望保持德俄友誼，有些人出於經濟原因要求對俄國和羅馬尼亞玉米進口徵收禁止性關稅，這兩種人之間的矛盾也不小。貿易條約只有在波蘭人、激進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下才得以實施。從此以後，德國政府不得不通過與政治團體討價還價來換取多數人的支持，還不得不組成聯盟或集團對抗其他黨派。德國政治已經退化為單純的經濟利益衝突。

  這已不再是1862年至1899年那樣偉大的憲法和政治原則之間的衝突。帝國議會失去了昔日的地位，人民越來越不關注利益集團的鬥爭，而是更加重視經濟擴張和財富的增加——他們要在德國的國民生活中，在混戰、喧囂和集團鬥爭或反集團鬥爭之外實現國家理想。很多德國權威人士表示極度失望，前首相比洛親王在他寫的《德意志帝國》中表示，德國未能發展良好的政治能力和維持正常的議會活動，都要歸咎於自私、陰謀、派系、怨恨、黨派的狹隘性，以及德意志人天生的性格。他在書中寫道：「我們的內政政策史是一部政治錯誤史……德意志人沒有政治才能。」蒙姆森則宣稱社會民主黨是唯一有權獲得尊重的政黨。

  德意志批評家沒有做到公平，雖然他們揭露了國家的錯誤和缺陷，但透過他們的原因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十分盲目，失之偏頗。從理論上講，帝國承認相當程度的自治。帝國議會是由成年男子普選產生的，但是議會被剝奪了正常和自由政治生活所需的所有條件。它不是一個可以決定政府、部長或政策的機構。帝國首相下台往往不是因為他們失去了對帝國議會的信任，也不是因為皇帝身邊的一個或多個團體（不管理由是好是壞，也不管是出於個人還是現實的原因）決定需要改變。帝國議會無法控制行政機關，它不能強迫部長們執行它想要的提案。七年軍事預算、固定周期的海軍計劃、基於條約的帝國關稅、與農業黨或工業黨談判後制定的帝國關稅、各國對帝國財政的複雜貢獻，以及聯邦參議院的否決權，這些都使得帝國議會對財政的控制成為空中樓閣和天方夜譚。帝國議會最多只能拒絕通過財政議案或立法提案。出現這種拒絕投票的情況，僅僅意味著政府要等到它已經「擺平」了足夠多的反對意見，然後才能重新進行投票並通過提案。

  國家政治的衰落並不是因為德意志民族缺乏政治才能。一個能夠產生像本尼格森、溫特霍斯特、拉斯克、里希特、倍倍爾這種政治領袖的民族，並不缺少政治天賦高的人才。但是政府不需要對代議制機構負責任，代議制機構給予政治團體批評的自由，卻不需要他們對自己的批評負責任；所有的政黨都知道無論他們有多麼強大，他們永遠都不需要擔負執政的責任，政黨成員也無法積累工作經驗，從政客轉變為政治家，這種政治環境必然會產生兩種有害的結果。其一，政黨退化成了各種政治團體，純粹為了實現支持者的物質利益而鬥爭，這無可避免地貶低和物化了所有的政治價值。其二，有能之士得不到任何真正權力和影響力，於是他們會拋棄政壇，轉而投身那些能夠讓他們得到權力、承擔責任、施展才能和實現抱負的地方。如果選擇成為帝國議會成員，那也許只能用這個身份做做宣傳，在當地贏得一些好處和支持（反對者稱之為「爭取工作」），但如果可以控制一個大財團，在一個擁有全球經濟利益的大公司擔任董事，那不僅意味著財富，還有真正的權力。如果有好事之徒在威廉街上發表演講或者提出反對聲音，政府職員可以選擇忽視，如果有必要還能找人堵住他們的嘴巴。但如果能控制一個壟斷組織，或者上百萬噸的航運貿易，或者掌控所有的鋼鐵或煤炭生產，或者擁有一百家銀行，或者在征服需要的時候通過電報向巴黎、紐約、倫敦和墨爾本施加經濟壓力，這就是一種真正的力量，這是一個大家公認的、比威廉街的政府更高一級的領域。當時的憲政讓政客們感到無能為力，正因為他們無能為力，政治生活必然要自發地調整它的立場。簡而言之，在1890年後帝國議會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制定德意志政策。在這樣一個專制政體裡，議會被剝奪了自由，在各個重要領域都無法履行職能，所以正常的政治活動和代議制自治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普魯士對德意志帝國的控制，這是一種冷酷無情而又實實在在的控制——「普魯士雄鷹的一隻翅膀浸在尼曼河，另一隻翅膀浸在萊茵河」。普魯士統治階級控制了帝國的行政部門，形成了真正的秘密政府。馮·比洛親王直截了當地指出，「普魯士過去是，現在也是一個由軍人和官僚組成的國家」，而且「沒有保守黨的支持，統治者不可能在普魯士實行統治，哪怕是一小段時間都不行」。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很簡單，只是被馮·比洛忽略了——普魯士的選舉權和1852年的憲法都設計得十分巧妙，它們讓一小部分軍人、官員和土地所有者（「正是他們用鮮血鞏固了普魯士的君主制」）可以要求在普魯士下議院占多數席位，而且保證在上議院也能長期占據多數席位。

  不管是改變選舉權，還是重新分配議院席位，都會粉碎統治階級的權力，所以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結果：通過成年男子選舉出來的帝國議會代表，與普魯士議會選舉出來的普魯士代表有著根本的不同，在普魯士議會贏得多數席位的首相兼議會主席可以無視帝國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且他還控制著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中所有的普魯士選票。帝國政府可以違抗帝國議會，但絕不可能違抗普魯士。沒有普魯士的帝國只是三兩個南方國家，因為巴登實際上也是普魯士；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如果沒了普魯士，只能受法國和奧地利支配，但普魯士如果沒了它們，仍然是一個擁有4000多萬人口和300萬軍隊的強國。普魯士對帝國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普魯士的憲法規定了它是一個由士兵和官僚組成的國家，所以自由主義和議會政府對它來說就像是巫術一樣邪惡。在制定政策原則和建立政策環境的過程中，普魯士強行加入了自己的意志，但普魯士的意志不是普魯士人民的意志，而是普魯士統治階級的意志。他們的統治只在一個方面合乎憲法——它建立在憲法和選舉權的基礎之上，這一點即使是俾斯麥也認為十分荒謬。

  馮·比洛總結得很好：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北方和南方之間有可能（雖然很難）在帝國議會上達成妥協，但絕不可能在普魯士達成妥協。因為自由主義——更不用說社會民主主義——「是普魯士國家的對立面」，而普魯士國家指的是普魯士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不管是在普魯士國王和德意志皇帝身邊，還是在他的軍事內閣里，普魯士地主和軍人都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軍人在皇宮裡遇見了工業領袖會對其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心裡清楚，一旦出現任何政治危機，一切都要由軍事首腦說了算。只有俾斯麥可以和那些軍事首腦說，軍隊交給他們負責，俾斯麥自己負責外交和內政。無論是卡普里維還是他的繼任者霍恩洛厄親王（1894—1900年在任），無論是馮·比洛親王（1900—1909年在任）還是馮·貝特曼·霍爾維格（1909年上任）都沒有俾斯麥的威望、權力和才能。他們並非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皇室喜歡或者容克貴族有所圖謀，隨時可以讓他們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