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

  軍隊是腓特烈大帝心中的頭等大事。如果說「永遠保持高調」是他的外交箴言，那麼「隨時準備戰鬥」則是他的軍事箴言。兩次西里西亞戰爭暴露出普魯士很多方面的不足，包括軍官、士兵、裝備、人數，以及作為統帥的他自己。腓特烈大帝花了十一年時間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和平時期的士兵人數上升到13.5萬，必要時可擴充到20萬。士兵訓練持續進行，且越來越嚴格；各項改革一直在向前推進，包括訓練所、軍官的軍事教育、技術裝備、騎兵和炮兵、戰略戰術等。最重要的是，腓特烈大帝把他的軍事教育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他早就明白，所有的士兵都屬於第一階層的一部分，一支軍隊必須有一個可發布更高級指令的大腦。如果說軍官、軍銜、文件這些東西不能臨時拼湊的話，統帥的大腦也絕不可能旦夕造就。在這十一年中，其他地方的人僅僅看到腓特烈大帝騎在馬背上指揮軍事演習，但卻沒看到他廢寢忘食、刻苦學習軍事歷史和軍事思想，殫精竭慮地解決難題，潛心專研戰爭藝術，這些戰爭藝術同樣造就了毛奇和馮·布盧門塔爾。

  18世紀中期的歐洲各國同樣忽略了一點：腓特烈大帝的軍事頭腦也用來處理外交和行政問題，同時還處理清苦生活背後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不但腦力得到了提升，精神也得到了錘鍊。對腓特烈大帝來說，戰爭是生活服務的一部分，也是國家服務的一部分，兩者是緊密關聯的；掌握了他的這些原則，也就掌握了他對生活理解的精髓。

  所有這些都體現出腓特烈大帝身上所具有的、受啟蒙思想影響的人類理性，隨時準備付出代價並服從理性的結果——科學所要求的服務。軍隊就是普魯士王國，普魯士王國也意味著它的軍隊。如果理性要求霍亨索倫家族成員和普魯士國王負起責任，很顯然，腓特烈大帝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這一要求。「我是國家的第一公僕」，他曾這樣說道。從他把自己的責任詮釋為「國家的第一公僕」的那一刻開始，他便沒有了痛苦和快樂，忘掉了疲乏和歡愉，無視宗教和批評，忽略讚揚和責備，放棄了升入天堂的希望，擺脫了墮入地獄的恐懼。為國家服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為他的俗世權謀提供了合法性，也是他個人的行為準則。對他來說，他所服務的就是普魯士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