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層疊的歷史畫卷

  就在李濟率考古隊於1929年10月7日再次來到安陽殷墟開始第三次發掘，考古人員躊躇滿志，熱情高漲，渴望一舉揭開商王朝的隱秘之時，卻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導致發掘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發掘時，史語所「四巨頭」在發掘工地留影。

  左起：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李光謨提供）

  事件的大致起因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發掘之初，曾與河南省政府商定，所獲甲骨器物暫存安陽中學。但考古隊為研究方便，於第二次發掘之後，將部分甲骨和器物從安陽中學取出運回了北京。這個消息很快被安陽中學校長報告給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長何日章，深受舊的挖寶傳統思想影響的何日章聽罷大怒，立即將此事呈報給河南省督軍韓復榘，並添油加醋地說了一番不利於李濟等考古人員的壞話。韓復榘本是個粗人，一聽說河南地盤的寶貝被北京方面的來人拿走了，當場下令：「河南是咱們的地盤，要挖寶，不用他們，咱自己來。」有了韓督軍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寶劍，很快率領一干人馬殺奔安陽小屯開始挖掘起來，同時勒令李濟等外省人「立即收攤回京，不准在此隨便盜搶寶物」。如此一來，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員成了盜寶者，而河南省博物館的一干人馬卻成了捍衛真理的衛士。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雙方劍拔弩張，各不相讓，在僵持不下之時，爭執雙方各給自己的上司拍發電報，尋找支持。李濟宣布發掘暫停，考古人員就地待命，自己與董作賓匆匆趕回北京，將發生的具體情況向傅斯年做了匯報。

  鑑於已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爭協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最後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出面呈請國民政府，打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請其繼續保護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工作，並讓何日章無條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壞。經過反覆協商，雙方終於達成了幾條協議，大致內容是中央研究院在發掘的同時，應注意維護地方政府的利益，所獲古物雙方共同擁有等，一場衝突遂告平息。

  就在這段糾紛突起，中央和地方反覆交涉的不短的時間內，李濟見安陽殷墟無法正常工作，便移師山東濟南，開始展開對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

  城子崖遺址的最早發現者叫吳金鼎，時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追隨李濟攻讀人類學。吳金鼎來自齊魯大地，雖客居京城，但對自己的故鄉仍一往情深，很想找機會尋求故鄉文明之根。就在1928年的時候，機會悄悄地向他走來了。

  這年的暑假，吳金鼎回到故鄉度假，為了實現夢中的理想，他利用閒暇，在山東平陵故城和歷城縣龍山鎮一帶做考古調查。當他來到一個叫城子崖的地方時，發現河邊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邊與南邊高出地面3—5米，遠遠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殘廢的城垣，經仔細觀察，他發現斷崖上有殘存的灰土和陶片。這個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隨即開始沿著西、南兩面的斷崖進行多次調查，並在城子崖下層發現一種非瓷非釉、光潔美麗的黑色陶片。頗有意味的是，這種陶片總是與石器、骨器一同出土。這個現象無疑向吳金鼎昭示，這是一處極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很快，吳金鼎將這一調查情況向他的老師李濟做了匯報。恰在這時，安陽殷墟的發掘由於河南省政府特別是何日章等人的攪和而無法進行下去，當李濟和董作賓從安陽返北京向傅斯年報告情況，途經濟南時，順便到龍山鎮城子崖做了複查，並認為吳金鼎所言極是，如果實施發掘，收穫一定不小。在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和支持之後，李濟迅速調集安陽殷墟大部分人馬，揮師城子崖，開始了中國考古學史上又一個極具學術意義的重大遺址發掘。

  城子崖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鬹

  當然，李濟此時揮師城子崖，其情感和動機是複雜的，除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慮尋找處女地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此前安特生在黃河中上游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那麼黃河下游出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著什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道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懷著對「中國文明西來說」不服氣的心理，李濟才毅然做出了這個決定。

  由於有了安陽的教訓，這次史語所採取了與當地合作的方式共同發掘，於是得到了山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親自為考古發掘隊籌集發掘經費，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遺址於同年11月開始首次發掘。1931年，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與此同時，殷墟方面的第五次發掘也大規模地展開，中國的田野考古學事業在20世紀上半葉迎來了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

  城子崖發掘的結果證明，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的特點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形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具特徵的「蛋殼陶」，通體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頂峰，並作為一種文化——黑陶文化——的標誌，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響。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與殷墟文化有著某種關聯的卜骨和長450米、寬390米、基址10米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為學者們尋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強了信心。後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公之於世，並認定疊壓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隨後將這一文化命名為龍山文化。

  城子崖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時期高柄蛋殼陶

  《城子崖》發掘報告書影

  當然，就龍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為特徵的史前文化，但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這一命名已不適應考古學的發展要求，因而許多以黑陶為特徵的遺存，只要在陶器質地、形制、花紋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風格，其他方面也與龍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劃分出來，重新進行命名，如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等。當然，這都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家梁思永於1931年春天在殷墟後崗主持發掘時，首次在中國運用標準的考古學手段，依照後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色，對地層進行劃分，以超凡卓絕的天才，發現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很明顯，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那麼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帶著這個疑問，梁思永在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發掘時，將殷墟和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做了比較，發現兩者基本相同。他回到安陽殷墟後，在以後的幾次發掘中，於同樂寨又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了在後崗村發掘中關於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文化三疊層按先後存在的時間順序劃分的科學依據。後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框架，並使乾涸的歷史長河重新流動起來。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而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龍山文化高足杯（諸城呈子出土）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受當時條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龍山—商文化的承接性歷史框架，在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這三個獨立的文化系統中間尚有大的缺環和空隙，而什麼樣的文化又能連接和填補這些缺環與空隙呢？

  在1932年春進行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個發現無疑較單純地發現甲骨更具科學考古的價值。因為有了宮殿就進一步證明殷墟作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從這次發掘開始，工作的重點由單純地尋求甲骨和器物漸漸轉變到揭示和研究這些宮殿基址上來。由於這些宮殿是在很長時期內陸續建造而成的，舊的毀棄後新的又重建，前後交疊，已看不清原來布局。隨著發掘探溝與探方的展開，殷墟的神秘面紗才被一層層揭開。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郭寶鈞等學者，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發掘，這時考古學家的目光轉向洹河北岸侯家莊的西北崗，終於在這一帶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王陵之所在從未見諸記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於抗戰前發掘安陽殷墟王陵區M1002大墓形制（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這時胸有成竹的考古學家們已經不再是局部的試探，而是擁有了大面積揭露的膽魄，每天用工有500多人。他們一連發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這些大墓規模宏偉，雖經盜掘，但豐富的出土文物仍舉世震驚。

  殷墟王陵區M1004大墓出土的鹿鼎與牛鼎（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1936年，繼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後，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著名的編號為127號的商代灰坑中，共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片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不僅因為發現的帶字甲骨數量驚人，更重要的在於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組卜辭，這對研究各組卜辭之間的區別與聯繫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聯繫，比起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在學術價值上顯然更高一籌。1937年春，考古學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發掘。到夏季，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發掘共獲得甲骨24,794片，雖然數量仍然和殷墟發掘前期流散於社會的不能匹敵，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與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價值。安陽殷墟所經歷的10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的。當時社會環境極不安定，土匪肆虐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裝士兵的保護。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殷墟發掘仍然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中國古史上偉大的商代文明由此顯耀於世，並為世人所廣泛矚目。

  殷墟王陵區文物遺址分布圖（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殷墟前15次發掘的資料於1949年大都運到了台灣，從此殷墟的資料和研究人員天各一方，難以團聚。後來在台灣的資料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主持整理，先後出版了《小屯》《侯家莊》等多卷本考古報告集。

  從1950年開始，殷墟重新恢復了系統的科學發掘，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發掘了王陵區內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隨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後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安陽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千米的殷墟保護區範圍內，田野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一直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每隔幾年，就會有新的成果出現。

  殷墟從發掘之初，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商代社會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誠如李濟所言：「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歷史學家對大量的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復了信心。在滿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前，恢復這種對歷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許，正是懷有這樣一種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才能又一次浮出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