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的發掘

  正當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縱橫馳騁，憑藉田野考古手段和赫赫戰果在學術界呼風喚雨之時，安陽小屯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繼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之後，隨著國內外收藏家、金石學者以及達官顯貴、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安陽小屯有字甲骨價格暴漲，一路狂升，竟達到了一個字二兩銀子的價格。由此，盜掘掠取甲骨，便成為當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發家致富的重要途徑。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安陽小屯等地的甲骨被從地下一批又一批地掘出，又一批又一批地流散於民間和市場。盜掘的狂潮使價值連城的甲骨遭到極大的破壞，安陽殷墟遺址也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不僅許多具有科學考察價值的遺存被破壞，與甲骨共出的大量殷代遺物也同樣遭到了毀壞和流失的厄運。更令人扼腕的是，由於外國人的染指，許多有字甲骨和文物流失海外，難以回歸。

  

  就在這緊要關頭，隨著與地質學、生物學密切相關的西方田野考古學經安特生等人在中國的示範和傳播，一批思想敏銳的中國學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並成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和實踐者。

  洹水之濱的殷墟。三千多年來，甲骨就埋藏在安陽縣小屯村這個小村落四周（董敏提供）

  為了獲得更多的研究商代歷史的文字資料和其他實物資料，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商都城以及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並進而研究整個殷商的歷史進程，同時也為了儘快制止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到破壞、流失和劫掠，對安陽殷墟整體上的保護和以現代科學考古手段進行發掘已成為學術界的當務之急。

  1928年5月，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出任該所代理所長。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出身儒學世家，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年輕時便被學界譽為黃河流域第一才子。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就讀，在校期間，作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扛著大旗，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五四運動後，他赴英國和德國留學7年，主攻心理學，兼涉哲學、歷史、政治、文學，其間，德國史學大師郎克的重史料、重考據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想給了他很大影響。1927年歸國後，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史學兩系主任。當時的中山大學是以新思想吸引所有青年人的學習中心，傅斯年就是從這個中心走出，開始了他更廣闊的學術和組織管理生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剛一創立，傅斯年立即網羅人才，成立考古組，並以機智敏捷的頭腦提出了一個被同代和後代經常引用的口號：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後來的實踐證明，傅斯年的這句口號或者說是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針，在史語所起了巨大的作用。或許正因為傅斯年除了有淵博的古籍知識外，還了解西方的科學方法，這就註定了他在同時代的學者中，成為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當史語所尚處於籌備階段時，傅斯年就決定派董作賓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進行實地調查。當時，這個決定遭到了不少學者的反對，尤其是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30年對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再進一步搜集是徒勞無益的。傅斯年與羅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並堅持己見。在這樣的情形下，董作賓按預定行期趕赴安陽。

  董作賓，原名守仁，字彥堂，號平廬，河南南陽市人。自幼家境貧寒，曾輟學經商，但仍堅持自學。1922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師從著名學者王國維。1925年到福州協和大學任教。次年回河南中州大學任文學院講師，講授語言學、史學課程。後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講師、中山大學副教授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後，被聘為通訊員。正在這個時候，他奉所長傅斯年之命赴安陽開始調查工作。

  據李濟回憶，1928年董作賓才30歲剛出頭，是五四運動天然的追隨者，富有新思想並急於為自己的研究搜集資料。而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賓而不是派其他的學者赴安陽進行調查有兩個簡單的原因：其一，董作賓是河南人，這在許多方面都將有利於他的工作。其二，董作賓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石學家或古物學家，但他頭腦靈活，在學問的研究中富有熱情而又有理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董作賓於1928年8月12日到達安陽。

  到達安陽後的董作賓首先訪問了當地不少紳士，他們之中有彰德府中學的校長，幾個古玩店的老闆，以偽造甲骨但不認識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藍葆光。通過訪問，他獲得了大量關於甲骨盜掘、販賣及販賣渠道等情報。之後，董作賓由一個嚮導帶領來到了城西北的花園莊和小屯訪問，據董作賓在報告中稱：「花園莊有一私塾，塾師閻君金聲，招待余等入舍，頗客氣。……余則私詢兒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見，不敢言。繼有一兒，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殘字，予給以當百銅元一枚。他生皆竊出，歸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閻君歸，亦取來二三片，雲是小兒撿得者，與錢二百，小兒歡躍以去。由學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尋求甲骨出土地點。經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婦，詢曰：『汝村中小兒女，曾有撿得田中龜版龍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將來，予買少許。』婦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盤，中有碎片數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贗品，付洋五毫。頃刻間，男婦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環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時常來收買，能出高價，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塊，蓋土人發掘時所棄，而為小兒女拾得者也，故貶價售之。……以銅元十枚之酬金，請霍氏之子女為嚮導，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為一沙丘，與羅氏（振玉）所謂之棉田，張君所謂有禾稼之土迥異。豈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證據者，一為新近土人所發掘之坑十，一為予在坑邊撿得一無字之骨版也。」

  通過調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並不像羅振玉等人所說的那樣已被挖盡，而從當地農民盜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規模龐大，地下遺物十分豐富，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是必要的，且意義十分重大。鑑於此情，董作賓立即向歷史語言所寫了報告，並擬定了初步發掘計劃。

  接到董作賓的報告後，極大膽且富創新精神的傅斯年非常驚喜，立即決定開始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經與中央研究院總部多次磋商，成功地得到了1000塊銀元的經費，這筆經費在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已是個相當可觀的數目。正是憑著這筆經費，由董作賓組織的6名考古隊員攜帶購買的測量、攝影及其他必需的物品，於1928年10月7日到達安陽，開始了對小屯的發掘。這是繼安特生將田野考古學在中國成功示範14年之後，由中國學術機關第一次獨立進行的田野發掘。這次發掘不僅是殷墟科學發掘的開端，也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起點。

  這次以尋找甲骨文為主要目的的殷墟考古史上的首次發掘，前後進行了24天，共發掘40個坑，揭露了280多平方米的面積，掘獲石、蚌、龜、玉、銅、陶等器物近3000件，獲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董作賓作為這次發掘的負責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並做了不少考釋，這個成果與他前期的調查報告共同在後來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的《安陽發掘報告》上作為第一篇文章刊載。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物愛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地發掘著名的殷墟遺址鋪平了道路。

  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聘請李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

  李濟，字濟之，比董作賓小一歲，1896年生於湖北鍾祥縣，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堂，隨即赴美留學。他先在麻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和社會學，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漸漸對民族學和人類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又轉入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專業，並於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

  1929年春，安陽殷墟第二次發掘（小屯）出土器物初步分類情形，此次發掘發現了聞名於世的大龜四版。蹲在地上工作者為李濟

  最初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後入清華大學任講師，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並列為清華大學五大導師。作為中國最早獨立進行田野考古的學者，1926年，李濟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主持發掘了山西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從而揭開了中國現代田野考古的序幕。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後，李濟立即赴開封和正在那裡的董作賓見面協商發掘事宜，並預測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閱讀了董作賓撰寫的報告，相互接觸交流的基礎上，李濟對殷墟遺址有了進一步認識，並做了三個方面的設定：

  一、小屯遺址明顯是殷商時代的最後一個首都。

  二、雖遺址的範圍未確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遺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積中與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還有其他類遺物，這些遺物的時代可能與有字甲骨同時，或早或晚，當然要依據埋藏處多種因素而定。

  根據以上三個設定，李濟制訂了第二次小屯發掘的計劃並很快付諸實施。在董作賓的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3000餘片，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

  1931年，殷墟開始進行第四次和第五次發掘。此時的發掘隊員增加了不少朝氣蓬勃的年輕學者，他們帶著一些新觀點和對殷墟遺址更多的了解走向田野。在李濟的具體指導下，有計劃地將殷墟分為五個區，每區由一位受過訓練且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指導發掘。就在這兩次發掘中，考古人員從實踐中摸索出辨認版築夯土的規律，這一點對古代建築多是夯土結構而不是磚石結構的中國考古極其重要，它對後來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和對中華文明的認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9年春，安陽殷墟第二次發掘開工現場。後排為李濟等發掘人員與馮玉祥派來保護出土文物與發掘人員安全的官兵

  在發掘的五個區中，最令人矚目也最讓後代考古學者稱道的是後崗村的發掘。這個工地的主持者是傑出的考古學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雲人物梁啓超的次子，1904年生於澳門，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然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在美就讀期間，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對東亞考古學問題做過特別的研究。為了解國內考古的具體情況，曾一度回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助教，同時整理清華大學所藏的由李濟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出土的陶片並寫成專刊發表。1930年夏季於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後歸國，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並於同年秋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其間，轉道通遼入熱河進行考古調查。1931年春將黑龍江昂昂溪發掘報告寫成後，便赴安陽殷墟主持後崗區的發掘。

  由於梁思永是真正受過考古學訓練的學者，所以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技術上都比其他學者更勝一籌。在發掘中，梁思永採用了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按照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劃分文化層，成功地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這便是中國考古史上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即「小屯、龍山和仰韶三種文化的堆積關係」。這個方法一直被後來的考古學者當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義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發掘本身，它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又邁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就中國的田野考古發掘而言，梁思永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