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與仰韶文化

  就在安陽小屯發現甲骨文，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由於成功的釋讀和研究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轟動之時，來自瑞典的一位地質學家、探險家也在中國四處打探「龍骨」的消息，這個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生於瑞典，1901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出任該校教授併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5月，受瑞典政府的派遣，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份來到中國，主要調查中國的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

  初來中國的安特生曾雄心勃勃，決心在中國這塊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大幹一番事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安特生通過與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士的接觸交談，發現許多問題和他想像的相差甚遠，尤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考古學在西方已經盛行了近一個世紀，可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對此卻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清楚地知道，田野考古學對古文明的發掘，有著無法估量的作用。早在1830年，法國史前考古學的創始人布歇·德·波爾特[1]就在索姆河畔開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類祖先製造業的遺蹟。這個舉動比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早了30年。此後不久，西方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也都紛紛離開書齋，奔向田野，其足跡幾乎散布世界各地。這一時期，世界最有影響的田野考古學家應首推德國的海因里希·謝里曼。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來探求鮮為人知的文明歷史的首創者之一。1858年，他和他的妻子思加斯·托米諾根據《荷馬史詩》透出的隱隱信息，在希臘和小亞細亞一帶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並於幾年後在小亞細亞希沙立克丘的地層下面發現了《荷馬史詩》中描繪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15年後，夫婦倆又發現了神話傳說中的特洛伊王后海倫的金冕。於是，謝里曼夫婦的名字響徹歐洲並震動世界！

  1871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莫赫在南非馬紹蘭納地區的維多利亞堡，通過田野考古手段發現了湮沒了幾千年的辛巴威文明遺址。[2]這一發現，在歐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轟動，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1882年美國學者唐納利在運用田野考古和語言、人種等綜合知識進行考察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理論：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以前，美洲與地處舊文明大陸的埃及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並由此提出了「兩種文化聯繫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一個大洲」的理論。他推斷這個大洲就是哲學家柏拉圖提到的阿特蘭提斯，當這個大洲沉落海底後，雙方中斷了交往，從而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個推斷得到了西方多數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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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閉塞，未能讓中國的學者們充分認識其價值和意義。而正是這個非凡的時期，不僅外國人，就是中國人自己，對恢宏、浩蕩的數千年中華文明的源頭依然感到茫然。因而當時的國際學術界認為，中國沒有明確的石器時代遺蹟。

  安特生在幫助中國政府尋找鐵礦和煤礦以及組建現代礦業的同時，還主動在北京當起先生來：他給中國的同行介紹西方有關的先進科學知識，講解西方田野考古的歷史和先進技術。當他協助完成了中國最早開發的現代化鐵礦之一——龍煙鐵礦的籌備工作後，又開始組織一幫人馬，走出書齋，走向田野，進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田野考古發掘。

  由於他的博學多才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在中國所倡導的田野考古工作漸漸得以開展起來。他到中國的第一年，便第一個發現了基質岩有機物的起源。同年，他又在中國北部發現了第一個海普隆田野。在他的指導下，各種不同的礦物標本和古生物化石源源不斷地被發現和開掘出來，驚喜交加的安特生將這些化石不斷地從北京運往瑞典的烏普薩拉大學，供維曼教授領導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鑑定。

  從1914年到1918年的4年間，正是由於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做出的具有真正科學意義和價值的田野考古示範，才喚醒了長期沉湎於古典書本中的中國同行學者，致使他們在新的學科面前做出了新的選擇，從而為中國田野考古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當然，就安特生而言，以上的工作成就僅僅是他整個人生輝煌篇章的序幕，更加偉大的成果還在後面。

  就在安特生做一系列田野考古示範的同時，他的目光也越來越集中在一樣十分奇特的東西上，這就是在中國民間流傳了多年的「龍骨」。

  1918年2月，安特生終於在北京大學化學系外籍學者吉布教授那裡見到了他尋覓日久的「龍骨」，並得知這「龍骨」就出土於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龍骨山。從此，他與周口店結下了不解之緣。1921年，安特生邀請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到周口店進行發掘，在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安特生曾用手掌敲著岩牆對師丹斯基做了如下天才的預言：「我有一種預感，人類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裡，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找到它。」正是得益於他的天才預見，才最終引發了1929年「北京人」第一個頭蓋骨的世紀大發現。

  眾所周知，「北京人」頭蓋骨是中國學者裴文中等人按照科學的田野考古方法歷盡艱辛而發現的，這項巨大榮耀安特生之所以失之交臂，其原因是安特生在周口店的發掘陷於短暫的迷茫之時，由他派往河南省考察的人發現了大批的三趾馬化石，安特生的興趣遂由周口店轉向河南。於是，剛剛來到中國祖先門前的安特生，探尋的腳步又向別處拐了彎，從而和「北京人」的發現失之交臂。令安特生感到欣慰的是，他這中途改弦易轍，又催生了20世紀另一項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發現。

  那是1920年秋天，安特生派他的中國助手劉長山去河南洛陽一帶調查「龍骨」的出土線索，並收集第三紀脊椎動物化石，同時讓他注意有無石器時代遺存。年底，劉長山在河南農民手中買了大量的三趾馬化石，連同600餘件石斧、石刀帶回了北京。「這些石器都是從一個村的農民那裡買來的，」劉長山對安特生說，「這個村叫仰韶村。在那裡，農民搜集了他們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遺物」。

  安特生（左）與助手在察看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安特生見到這些石器後，頓時兩眼放光，他對劉長山說：「我們已找到了亞洲大陸上第一個石器遺址，看來西方學者所說的中國沒有發現石器遺址的時代應該結束了！」第二年，安特生來到了河南澠池縣，隨後便前往離縣城6公里的仰韶村考察。在距仰韶村1公里的地方，橫亘著一條峽谷，這條無名的峽谷後來由於安特生的到來而被世人所注目。在這個峽谷的北面，安特生驚奇地發現谷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明顯地裸露著，並和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憑著這些特徵，他當即做出判斷，這就是石器時代的堆積。安特生對谷底做了進一步的搜索，很快便在堆積物的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色陶片，而且這塊陶片那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繪有一方黑色的花紋圖案！安特生幾乎不敢相信，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會在同一地點！

  仰韶村遺址出土的彩陶

  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難道昭示著一種尚不為人類所知的古代文明嗎？

  懷著深深的困惑和好奇的心情，安特生回到了北京，然後開始日夜琢磨和研究從仰韶村帶回的那些古老器物。有一天，他無意中發現了一份由美國地質學家龐帕萊於1903年和1904年在俄國安諾地區（現土庫曼斯坦安諾地區）所進行的那次著名的探索考察的報告，報告中所載的彩陶圖片，使他眼睛為之一亮，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竟出奇地相似！難道這兩者之間有一種神秘的內在聯繫？他強烈地預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於史前時代！

  1921年10月，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與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在仰韶村野外調查時所攝

  左起：袁復禮、安特生、老王、村長兼當地福音牧師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動的激情，在中國政府和地質調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偕同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等，組成一支訓練有素的發掘隊伍，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這次發掘，安特生專門作了著述。從著述中，可知他當時真實的心情——

  在中國助手的陪同下，我於1921年10月27日來到了仰韶村。這個地區不僅有如此豐富的地質遺蹟，而且早期歷史的遺蹟也讓人驚嘆不已，只要望上一眼，你就會在這兒看到漢代的墳墓和出土的青銅器，而晚些時期的建築和紀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隨處可見。更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兩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經歷了和平時期的安寧和戰亂時期的磨難。那一個個受尊敬的傳說人物，在村落旁路邊立著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清晰可見。我深深感受到了對這富饒、文明村落的虔誠和神聖崇拜。我很難想像石碑群下的早期偉人對我們努力探索這莊嚴神聖的史前遺蹟是什麼感受？在這裡，我驚喜地看到，石器時代的村落的發展和遙遠的地質堆積物的發現，都將與我們所知的這個地區早期人類的歷史活動，鏈條般地銜接在一起……

  安特生組織人員在仰韶村外發掘（引自安特生的《黃土的兒女》）

  仰韶史前遺蹟的發掘，儘管比法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幾乎晚了半個世紀，但它更具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中國的開始，而具有史前歷史的彩陶的發現，說明上古中國的盛世時代絕非主觀的推測和怪誕的想像。從仰韶遺址後來發掘的資料來看，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與傳說中的記載有關，而且與中亞的史前史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這些發現物打破了西方歷史學家一貫認為的東亞是印度—歐羅巴文明的邊沿的神話，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再次提醒西方的歷史學家，東西亞文明並非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是獨立分開的。

  仰韶文化的發現及其重要價值，使之很快聞名於世，安特生也因此獲得了非凡的聲譽。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學者，都公認仰韶遺址的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源頭，它不僅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誕生，而且還為中國的學者帶來了一套歐洲先進的田野發掘方法——這套方法在整個20世紀都被中國的考古學家們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發現使安特生驚喜異常，根據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製石器，未發現青銅製品和文字等特點，他認為其時代應當晚於打制石器的舊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是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相當於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一論斷徹底否定了一些外國學者聲稱中國沒有石器時代文化的觀點。至於這一文化的來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搖擺後，宣布贊同某些西方漢學家的「文化西來」的假設，即仰韶遺址所發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其發祥地可能在中亞，經新疆、甘肅一帶，最後傳到中原地區，並融入以陶鬲為代表的漢文化圈之中。1924年，安特生把這一觀點正式寫進他所著的《甘肅考古記》一書中，這一「文化西來說」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響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仰韶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這一觀點。一時間，「中國文明西來說」甚囂塵上，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當然，這個觀點隨著另外的考古文化遺址磁山遺址、老官台遺址等的發現，被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不過，這已是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仰韶村的民居（引自安特生的《黃土的兒女》）

  注釋：

  [1]布歇·德·波爾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1788—1868）：法國考古學家、作家，曾首先提出人類史前史可根據地質年代進行測算的概念。

  [2]辛巴威（Zimbabwe）為班圖語，意為「石房子」。非洲東南部一大片石頭建築的廢墟，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建於8世紀，但在那之前約600年，這裡已有人居住。1986年，這個遺址成為辛巴威的國家保護區，並被指定為世界遺產保護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