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骨泄露的天機

2024-10-06 05:17:59 作者: 岳南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種古文字,它們的作用就像遠古的先民們「結繩記事」一樣,是一種「記錄文字」。當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未被認出之前,它們只是被當作不值錢的藥材出現在藥店。而一旦這些古文字被確認之後,天下震驚,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紀元由此開始。

  關於誰是甲骨文發現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說法,但學術界公認王懿榮是最早鑑別和認識甲骨文的人。

  王懿榮,山東福山人,字正儒,號廉生,生於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個官宦世家。他的父親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鄉辦團練,受到皇帝的嘉獎,賞戴藍翎,加員外郎銜。王懿榮長大成人後,曾先後出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等職。其人「嗜古,凡書籍字畫,三代以來之銅器、印章、泉貨、殘石、片瓦,無不珍藏而秘玩之」。因為收集和研究了許多古代文物,又曾與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陳介祺、潘祖蔭、翁同龢、吳大瀓等人一起切磋學術,在金石文字方面有深邃的造詣,這才奠定了他後來看似偶然實為必然的對甲骨文劃時代的偉大發現。

  據說,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時任國子監祭酒(皇家大學校長)的王懿榮得了瘧疾,用了許多藥仍不見好,京城裡有一位深諳醫理藥性的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裡面有一味中藥叫「龍骨」,王懿榮派家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藥店達仁堂按方購藥。藥買回來之後,王懿榮親自打開藥包驗看,忽然發現龍骨上刻有一種類似篆文的刻痕,憑著金石學家對古物鑑定的敏銳直覺,他立刻意識到這頗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種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寫的時間要早於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銅器上的文字。這個意外發現使他興趣大增,於是又派人將達仁堂中帶有文字的龍骨購買回來,加以鑑別研究,同時注意在京城收購。不久,山東濰縣的古董商范維卿又攜帶這種刻有文字的甲骨十二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一見視若珍寶,將此物全部收購下來。此後,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趙執齋也攜甲骨數百片來京,被王懿榮認購。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裡,王懿榮就收購了有字甲骨約一千五百片。

  王懿榮畫像

  王懿榮因病購藥而發現甲骨文的故事在社會上傳開後,出現了多種說法,也產生了多種疑問。有人認為,按一般的常識,像龍骨這樣的中藥,是要被搗碎煎服的,因而當它出藥店的時候已化為碎粉了,如何能辨認其上有字?而有的人則著文說:「光緒年間北京並無『達仁堂』藥店,王懿榮因病到達仁堂買藥一說僅系傳聞。」另外還有人談到是天津的兩位學者王襄和孟定生首先從濰縣商人范維卿處購得龜甲骨並定為「商簡」等真可謂眾說紛紜,撲朔迷離,形成了甲骨文發現史上的一段疑案。事情真相到底是什麼樣子,有證據可考的是,王懿榮的兒子王崇煥在所撰《王文敏公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小商屯地方,發現殷代卜骨龜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攜至京師,公審定為殷商古物,購得數千片。是為吾國研究殷墟甲骨文開創之始。事在是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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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憾的是,這段記載並沒有什麼因病買藥之事,只是說甲骨從商人手中購得。雖然當時王崇煥只有8歲,但主要情節應該是記得的。不過王懿榮本人確曾說過甲骨與藥店有關的話:「言河南湯陰、安陽居民掘地得之。輦載炫鬻,取價至廉,以其無用,鮮過問者,惟藥肆買之云云。」可惜的是,這段文字仍未說明是不是自己因病而去藥店買龍骨之事。但不管怎麼說,王懿榮最早從古董商人范維卿處得到了成片的有文字的甲骨應是事實。

  王崇煥在《王文敏公年譜》中所說的「小商屯」,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安陽小屯村。居住在小屯村附近的農民祖祖輩輩耕田掘地,經常發現有龜甲獸骨碎片從田間出現,但農民們卻不知是何物,便把它們當成碎石瓦塊一樣扔到河邊或用來填坑。

  另據傳聞,最早把這種甲骨當作藥材送進藥鋪的,是一位叫李成的剃頭匠。不知是某年某月,這個在小屯村土生土長的李成,剃頭的生意沒有紅火起來,身上的疥瘡卻日漸瘋長,這疥瘡雖不算大病,但又痛又癢,痛苦難當。由於無錢尋醫買藥,李成便在走街串坊的空隙,把那些扔在河邊地頭的甲骨撿起來用石頭砸碎,碾成粉末,塗在身上疥瘡處以止膿水。出乎意料的是,這甲骨的粉末不但止住了流淌的膿水,而且這疥瘡也一天天結痂、消退了。這個意外的收穫使李成大為驚喜,既然這骨粉能治疥瘡,何不再進一步做些試驗呢?於是他取出剃頭刀將自己的手劃破,再把事先碾碎的骨粉敷到流血的傷口上。很快,血被止住了,傷口也慢慢地癒合起來。

  有了這般奇效,頭腦並不愚笨的李成便打起了這些碎骨的主意。他將剃頭挑子放在家中,找了個破籃子到河邊地頭將農民們拋棄的碎骨片一點點撿起來,然後送到縣城的中藥店去賣。開始藥店掌柜的不知這碎骨是何物,無意收購,李成便當場表演止血的功能。藥店掌柜見確有些功效,便以六文錢一斤的價格收購了碎骨片。待李成滿意地走後,藥店掌柜找來藥書對照查看,終於明白了,這就是中藥里說的「龍骨」。

  龍,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物,很早很早以前,中國就有了關於龍的傳說和神話。龍,是中國人的圖騰象徵,數千年歷史賦予了它至高無上的威嚴。中國的皇帝們都喜歡把自己比作龍的化身,中國人把自己稱為龍的傳人。對「龍骨」這個名詞,早在中國的古籍《山海經》一書中便有了記載。中草藥里的「龍骨」其實大都是些古生物化石或上古時期的獸骨。很早的時候,民間就有「山野之間龍有蛻骨,可以入藥」的說法。而明代大醫藥學家李時珍在其所著的藥學巨著《本草綱目》中就有「龍骨味甘平,能生肌防腐」的記載。直到今天,許多中藥店仍然把它當作藥材出售。

  自從李成撿拾龍骨從藥店裡換回錢之後,消息很快在小屯村傳開,既然有這樣的好事,焉能放過,於是村民們紛紛出動,開始在田野里撿拾和挖掘起來。村民們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引起了古董商的警覺,而捷足先登的古董商當屬濰縣的范維卿。

  范維卿本是一位農民,在山東濰縣浮煙山北麓一個丘陵小莊居住,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人稱二哥。因為家中幾乎無地可種,兄弟們以推磨、做挑夫為生,唯有他入了古玩行當。當時濰縣城內收藏之風大熾,古玩商業興旺發達。清末時期,濰縣城裡有數十家古董店鋪,周圍十幾個州縣跑單幫的古玩販夫也雲集濰城,以此為據點週遊四方。范維卿的經營方式是:四處週遊,搜求古物,邊收邊賣。後來漸漸蹚出了自己的路子,將收到的古物主要販賣給天津、北京的達官貴人和文人世家,尤以端方和王懿榮為主。由於河南安陽、湯陰一帶經常有青銅器出土,范維卿便經常到此地收購。1899年,范維卿再次來到安陽尋找「獵物」,由於久收不到青銅器,在閒轉中聞知龍骨能入藥,便順手收購了一批龍骨,送到了北京的藥鋪賣掉。接下來便有了王懿榮因病到藥鋪抓藥並發現甲骨文的故事。

  據當代青年學者鄧華考證,王懿榮在發現甲骨文後,曾親自到藥鋪問過貨源來路,並叮囑藥鋪掌柜:「若濰縣古董商范某再來,必為引見。」按鄧華的說法,1899年夏天,范維卿又去北京送龍骨,遂被藥材掌柜引薦到王府,范氏與王懿榮的相識或許緣始於此。當王懿榮看到范維卿帶來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後,興奮異常,當場指認上面一些近似鐘鼎文的字體給范氏看,范維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順手搞來的破爛骨頭竟是很有價值的古董。王懿榮興奮之中設宴款待范維卿,時值盛夏酷暑,在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後,王懿榮不再顧及官體,脫掉上衣,讓范維卿磨墨,在院中的樹蔭下赤膊揮毫,為范氏寫了一副對聯:「農事漸興人滿野,霜寒初重雁橫空。」後來范維卿將這副對聯帶回家中,視為珍寶,代代相傳,逢年過節必掛在堂屋裡進香供奉,可惜此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四舊」焚毀。或許,這副對聯尚可證實當年的王懿榮因病服藥而發現了甲骨文之事確為信史。但後來也有人從他寫給范維卿的對聯中,感到范、王相見應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否則,在酷暑當頭、蛙叫蟬鳴之時,王懿榮怎會產生「霜寒初重雁橫空」這不合時宜的奇想。看來王懿榮的兒子王崇煥的記述更合乎情理一些,這具體的時間應為「事在是年秋」。事實上,也只有秋天才可能出現「霜寒初重」和大雁橫空南飛的場景。

  王懿榮在得到甲骨並發現了上面的文字後,是如何鑑別「審定為殷商古物」的,後人難以知曉。有人撰文說王懿榮是受《尚書·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冊」的啟示並結合對周代青銅器上的篆籀文字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這個說法是否符合事實尚難確定,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那就是王懿榮以及後來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即對中國古文獻的博學和在音韻訓詁等方面有精深造詣,而這些正是甲骨文學者們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後來所說:「在智力的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階段,並遵循著某種規律性。19世紀末,甲骨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還不如說是學者們不斷努力的結果。1899年發生的事是有長期的學術準備的。」斯言甚是。

  王懿榮書寫的便箋

  甲骨文被確認之後,震驚了國內外學術界,王懿榮不僅是確認甲骨文的學術價值,並將其定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開了商代歷史研究、確認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發現的第二年,王懿榮搜求千餘片甲骨,準備著手深入研究之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為國子監祭酒兼京師團練大臣的王懿榮面對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自感無力回天,憤而投井自盡。

  王懿榮與他剛剛開始的新事業訣別了,甲骨文研究的命運也面臨著是生還是滅的又一輪抉擇。所幸的是,由於劉鶚的及時出現,甲骨文研究的歷史按照王懿榮的願望走了下去。

  劉鶚(1857—1909),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殘遊記》聞名於世。早年的劉鶚精算學、水利,又懂醫術,性嗜金石、碑帖、字畫及善本書籍。曾在上海行醫,後棄醫經商,但盡蝕其本。光緒十四年(1888年)黃河於鄭州決口,著名金石學家、河督吳大瀓率民眾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劉鶚投效於吳大瀓的門下,決心以己之長治理黃河。劉鶚的積極參與,使泛濫成災的黃河鄭州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劉鶚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為山東黃河下游提調,相當於知府的官銜,從此聲譽大起。

  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時候,劉鶚正在北京候補知府。他是吳大瀓的學生,也涉獵於金石學,與王懿榮經常往來,後來成為至交密友。王懿榮殉難後,他極為悲傷。當時王家為了還債,就把王懿榮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價轉讓給了劉鶚。

  劉鐵雲畫像與《鐵雲藏龜》書影

  得到王懿榮遺留的甲骨之後,劉鶚開始廣泛搜求甲骨,他委託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齊魯、趙魏之鄉」,用了約一年的時間,收集到約3000片甲骨,另外又派自己的兒子到河南一帶去收購甲骨,不長的時間就總共收集了近5000片。

  劉鶚收購甲骨,當然不是為了單純的收藏和把玩,根本目的是學術研究。1903年,他將自己收集到的甲骨進行整理分類,拓印了1058片,分成6冊,以「抱殘守缺齋」的名義石印,從而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甲骨文的書籍——《鐵雲藏龜》。從後來的情況看,此書雖然印刷不夠精細,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畢竟為中國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書面資料,更重要的是為甲骨文研究者開闊了視野,開創了奠基性的學術道路。同時,也標誌著甲骨文研究從以收藏為主的書齋走向更加廣闊的社會。

  劉鶚《鐵雲藏龜》一書的首頁

  劉鶚《鐵雲藏龜》中刊出的幾片甲骨文

  在開始搜求甲骨時,劉鶚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點,因為只有搞清楚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終揭開甲骨文字的奧秘。但收購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圖,唯恐將甲骨的出土地泄露後斷了自己的財路,便將甲骨的出土地點謊稱為河南湯陰或汲縣,對真正的產地安陽守口如瓶,從不泄露半字。在當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的情況下,古董商的謊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為真,王懿榮至死也沒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點,並有「河南湯陰、安陽,不甚具體」的感慨。而天資聰穎過人的劉鶚也對古董商人的謊言深信不疑,在其發表的專著中稱甲骨的出土地為「河南湯陰縣之牖里城」。由於這部書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反響,流風所及,劉鶚的「湯陰說」成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據,這個說法不僅誤導了中國人,就連日本人也受到了蒙蔽。但假的畢竟是假的,偽裝總要剝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編織的謊言最終被戳穿,而戳穿這個謊言的不是別人,正是商人們自己。在著名金石學家羅振玉的勸誘下,古董商人終於吐露了真言。

  羅振玉,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他自幼以收藏金石銘刻為癖嗜,曾做過清朝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官。他精通國學,後來與日本和歐美的漢學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這使他在金石學、文字學、文獻學等方面都成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對中國近代學術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者之一。當然,一般人對他的認識,更多的是從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從他為清王室復辟忠誠而執著的努力中得知的。

  羅振玉年輕時在劉鶚家當過家庭教師,因此後來他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鶚的兒子劉大紳。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關係,羅振玉才得以於1902年某日在劉鶚家中見到了從王懿榮府中轉購來的甲骨。出於學術上的遠見卓識和超前的思想意識,羅振玉極力慫恿劉鶚將其所藏甲骨拓印出版,並親自為其所藏甲骨文進行墨拓。他曾滿懷感慨地說:「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在羅振玉的鼓動和親自示範下,劉鶚的《鐵雲藏龜》才得以石印出版。付印之時,羅振玉還專門寫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說:「金石之學自本朝而極盛。成同以降山川所出瑰寶日益眾,如古陶器、古金版、古封泥之類,為從來考古家所未見。至光緒己亥而古龜古骨乃出焉,此物唐宋以來載籍之所未道,不僅其文字有裨六書,且可考證歷史……古卜筮之制,故書散失,其儀式多不可考……」羅振玉認為,甲骨上的文字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字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鐵雲藏龜》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一躍而變為可資研究的重要歷史資料。

  可以說,劉鶚在甲骨學研究史上的功績,與羅振玉的提示及幫助是分不開的。遺憾的是,劉鶚雖亦為忠義之士,卻因後來擅開皇倉賑濟百姓而被清政府流放新疆,以致客死他鄉。

  接觸到甲骨文後,羅振玉憑藉自己較豐厚的家資和卓越的學識,全力以赴投入甲骨的搜集和研究之中。同先前的王懿榮、劉鶚等人一樣,對甲骨的出土地點,羅振玉也輕信了古董商的謊言,認為地點在河南衛輝和湯陰一帶,由於沒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並出現指導思想上的某些混亂。羅振玉在1903年還認為甲骨文是「夏殷之龜」,把此種文字的時代確定為夏、商兩代。直到1908年,羅振玉經多方探尋,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陽的小屯村,正如他在後來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圖錄》的序言中所說:「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為洹濱之小屯。」1910年,羅振玉再次詢問來自河南的古董商,進一步證實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陽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

  殷墟所在位置圖示

  殷墟出土的卜骨。刻辭內容是商王命令官員認真教育王族成員:「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

  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一般多為卜辭,單純記事者很少見。宰豐骨匕所刻乃是記載帝乙或帝辛時,宰豐受到商王賞賜的事情。這塊牛骨所刻文字,已有精妙的間架結構,熔奇變的章法、布局於一爐,顯示出卜辭的書法在結構上重心安穩、錯落有致,有疏密得當、蹙展分明的藝術效果

  隨著甲骨出土地點被確認,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對甲骨文所在時代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了。羅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認為甲骨是「夏殷之龜」的觀點,而確認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這一年,羅振玉應日本學者答林泰輔的約請,寫出了著名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此時的他已釋讀出一定數量的甲骨文單字,並「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在這部著作的「序」中,羅振玉進一步考證小屯村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羅振玉委託他的弟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求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望,在安陽小屯逗留了50天,不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萬多片,分兩次通過火車運往北京。1914年,羅振玉通過對大量甲骨的進一步研究,從《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中得到啟示,認為此地為「武乙之都」,並在新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又確定了小屯為「洹水故墟,舊稱宣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個考釋,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都被學術界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具有開創性的重大學術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從日本歸國的羅振玉由上海趕赴安陽做實地考察,從其後來的著作《五十日夢痕錄》中可以看到,羅振玉上午9點左右到達安陽並住進人和客棧,吃完飯,立即找了一輛車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做了實地考察後,還順手揀了一塊古獸骨和一捧無字甲骨——這是甲骨學者第一次將足跡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羅振玉不僅是早期著名的甲骨文資料收集者,也是最早探知和考察甲骨文出土地的學者,甲骨文的釋讀自他開始有了突破性進展。從此之後,學者們不僅通過古董商,而且派人直接去安陽小屯收集甲骨,從而減少了甲骨資料的損失,並擴大了對甲骨的搜求範圍。羅振玉除了考證其地為殷代晚期都城外,還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名做比較,發現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發表、1927年增訂的《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中,總共釋讀了561個甲骨文單字,指出商王名號22個,外加示壬、示癸兩個先公名號,並發現了王亥之名,這項成果成為他對甲骨學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貢獻之一。在此基礎上,羅振玉還開始注意對整條甲骨文卜辭的通讀,並提出了著名的「由許書(指許慎的《說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治學方法。這個方法成為後來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寶。羅振玉從1906年開始廣泛地購藏甲骨,直到1940年去世,先後收藏甲骨達30,000多片,並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編著的《殷墟書契前編》以及後來的《殷墟書契後編》《殷墟書契續編》《殷墟書契菁華》,是殷墟正式發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錄。正如甲骨學者王宇信所言,羅振玉的研究成果,「為有清一代『小學』之一總結,它標誌著以《說文》為中心的『小學』的結束,代表著一個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為研究中心的新學科正在升起,並為後來甲骨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起著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

  如果說羅振玉通過對甲骨文的釋讀和研究使殷商的歷史之門顯出了一道縫隙,讓學界同仁得以窺視廟堂之間的些許影像,那麼,王國維則把這扇封閉了三千年的殷商王朝的歷史之門徹底撞開了。

  王國維,字靜安,號禮堂,又號觀堂。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他7歲入私塾就讀,16歲考取秀才。1898年2月,他離開家鄉來到上海,在《時務報》謀求了一份司書、校對的差事。在上海期間,王國維結識了羅振玉,不久即到羅振玉所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日文,並於1900年去日本留學,由此擴大了他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眼界,羅、王的師生加兄弟之誼因此建立。1906年,羅振玉奉學部之命北調京師,王國維與之同行,其後的八年之間,羅、王兩人幾乎形影不離。在此期間,王國維曾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身邊的「南書房行走」等職。

  王國維(左)與甲骨學家羅振玉1919年於日本京都合影

  王國維早年對學術研究的興趣相當廣泛,自1902年在南洋公學虹口分校任職時起,便開始研究西方哲學,主攻康德、叔本華等德國哲學,並努力將學到的新思想用以總結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從王國維留給後人的《觀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僅對哲學,而且對文學、詩詞、戲曲等等都做過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他撰寫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都是盛極一時、頗有影響的學術著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宣告滅亡。不久,王國維隨羅振玉攜家眷東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間,王國維開始了他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學術生涯。憑藉深厚的國學根基和本身的勤奮學習,以及縝密嚴謹的邏輯思維和論證方法,加上羅振玉有針對性地給予指導,同時又有羅振玉所藏的大量圖書資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在京都的幾年間,王國維在古文字特別是甲骨文的研究上突飛猛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他日後的頂峰之作鋪平了道路。

  1916年,王國維從日本京都歸國,受聘為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編《學術叢編》,並繼續從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韻、訓詁等方面的研究。1917年2月,王國維撰成蓋世名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此之前,儘管羅振玉於1915年刊行的《殷墟書契考釋》中,已指出了卜辭中商王名號22個並發現了王亥之名,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對整個商王室世系從整體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資料加以論證從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確認下來。這個遺憾和空白最終由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中予以填補並發揚光大。王國維首先突破了羅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將卜辭對照的文獻範圍,由《史記》一書擴大到《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呂氏春秋》等古代文獻,並擴大到銅器銘文的範圍之中。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發現了《史記》中誤記或以通假字記載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號。在這兩篇論文中,王國維從卜辭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嚳、相土、季、王亥、王恆、上甲、報丁、報丙、報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後順序,證實了歷史記載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正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當《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稿初成之後,王國維即寄給羅振玉,請其斧正。羅振玉讀罷,神情為之大振,驚為曠世之作。他在給王國維的回信中寫道:「昨日下午郵局送到大稿,燈下讀一過,忻快無似。弟自去冬病胃,悶損已數月,披覽來編,積疴若失。憶自卜辭初出洹陰,弟一見以為奇寶,而考釋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貫通,往者寫定考釋,尚未能自慊,固知繼我者必在先生,不謂捷悟遂至此也……」從信中可見,羅振玉驚喜之情溢於言表,而王國維得到覆信後,同樣是「開緘狂喜」。

  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系經過王國維的考訂,基本上得到了確認,並在整體上建立了殷商歷史的體系。為此,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其所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被譽為自甲骨文發現19年來最具重大價值的學術論文,為甲骨學的研究和發展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甲骨文的研究雖不是自王國維肇始,在他之前,劉鶚、羅振玉、孫詒讓等人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利用考古學上的新材料與舊文獻的記載進行比較研究,相互驗證,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獻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闡明殷商歷史的真相,走上科學治史的道路,則由王國維啟之。正是有了王國維這位曠世奇才的開創性功績,甲骨學的研究才有了其後的輝煌成就,殷商歷史的大門才轟然洞開,湮沒三千年的秘密得以揭開,從而直接引發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的突破。當年王國維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棄疾等人的詞句,來表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的三種境界,即「『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從王國維所分列的三種境界,可以看出他自己在學術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或許正是由於他對學術和人生奧秘的深刻洞悟與不懈努力,才在學術上構建起了自己的名山大業。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續考》中論證商先公先王譜系所利用的由三個斷片綴合的甲骨摹本(《殷契粹編》第112片)

  其釋文是:乙未,上甲十,報乙三,報丙三,報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小甲三,□三,且乙十。

  關於王國維的功績,正如另一位甲骨學研究大師郭沫若所評價的那樣:「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紀》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它們的訛傳。」從而「抉發了三千年來久被埋沒的秘密。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樣評價是不算過分的」。更為重要的是,在疑古風潮大行其道的當時,王國維能以充分的證據證明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確是一部信史,這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正如著名甲骨學者董作賓在其所著《甲骨學五十年》中所言:王國維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上,能夠把王亥二字看作一個人名,把孫詒讓認為立字者,斷定為王字,這已是不容易了。王氏更把《殷本紀》訛為振字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驚奇……這算是王國維氏在甲骨學研究的征途中,最為驚人的表現……可見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的,並不是絕無根據,這足以喚醒一般極端疑古人士好以神話解說古史者的迷夢了」。

  1925年冬,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濟、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後排左起:章昭煌、趙萬里、梁廷燦。時陳寅恪尚未到校。(引自《清華年刊》1925年26期。南按:原載後排左二為陸維釗有誤)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確定,無疑為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學者從傳統古典經籍考訂的書齋里走了出來,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密切注視著新出土的資料,以新的學術指導思想和方法,開始穿越歷史的迷霧,漸漸邁上了「信古」「釋古」的道路。

  遺憾的是,王國維,這位學術界罕見的曠世天才,甲骨學研究領域的一代宗師,於1927年6月2日,在他50周歲的鼎盛英年,竟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感慨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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