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商城的發現

  同世界上許多偉大發現一樣，鄭州商城的最初發現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1950年，剛剛從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擺脫出來的鄭州人民，又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家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叫韓維周的教師，於教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工地邊轉悠，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的古物。當然，他尋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為了收藏和研究。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自幼對古器物頗感興趣，早年曾作為一名技工參加過安陽殷墟的發掘，並隨考古人員學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期間在村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縣政府任參議，後到鄭州南小街小學任教。他一度出任過河南省古蹟研究會會員、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等，對文物有一定的鑑賞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和職責，他下課之後，總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也就在這段時間裡，他發現了許多以前未曾見過的陶片，尤其在鄭州煙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經初步分析研究，他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點可能是一個商代的遺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遺存，那就非同一般，說不定會產生第二個安陽殷墟。想到這裡，韓維周便向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時在開封）做了書面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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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維周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報告後，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等三位專職文物幹部赴鄭州調查。當三人來到韓維周的住室時，只見滿屋都擺著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韓維周的見識和對文物保護事業的責任感，一時讓三人大為感動。

  調查結果表明，鄭州二里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河南省文管會得到此消息，高興之餘又多了一份謹慎，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們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前來複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後，先後派專家到鄭州做了實地考察，進一步證明二里崗一帶的遺蹟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並認為這是河南甚至是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商代遺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遺址。由此，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很快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全國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經過在北京大學進行考古知識學習之後，即到鄭州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實習。在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等人的帶領下，訓練班學員以二里崗為重點，拉開了對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為配合鄭州城市基本建設，做好文物保護、考古發掘工作，河南省文管會於1953年成立了鄭州市文物工作組，由安金槐任組長，具體負責管理、組織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事宜。

  安金槐，1921年9月生於河南登封，1948年河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任某中學教師。1950年3月被選送到省會開封學習編寫史志，同年9月調入河南省文管會，成為一名專職文物幹部，從此開始了他五十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據安金槐回憶，他剛調入文管會時，很為自己的幸運而得意了一番，因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畢業生，想留在省府機關，只能是夢想，何況他學的又是歷史專業。進入文管會之後，他感到自己如魚得水。所以，安金槐到文管會剛放下背包行李，就隨隊趕赴治淮工地泌陽的板橋水庫進行發掘。那時的他對考古發掘尚是外行，沒有區分地層的知識，只是挖東西而已。後來，他參加了當時在中國文物考古界頗為著名的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郭沫若、鄭振鐸、夏鼐、王冶秋、裴文中、賈蘭坡等著名學者都親自為他們授課。當時的安金槐除了刻苦好學外，又系統地學習過歷史，同時還有一點治淮工地板橋水庫的發掘實踐，很快就成為學員中的佼佼者。當1952年10月訓練班結束室內學習後，開赴鄭州二里崗發掘商代遺址時，安金槐便是其中的一員。當然，這時的安金槐只是一名普通的實習學員，他事業的輝煌以及他的成名還要在幾年之後。

  安金槐在工作室對鄭州商城出土器物進行比較研究

  由安金槐率領的文物工作組，通過1953年至1954年對鄭州二里崗一帶商代遺址的發掘，根據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徵，清楚地判斷出鄭州二里崗的商代陶器稍早於河南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為了便於把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與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進行區別，考古人員即把鄭州商代遺址的時代以最早發現地與發掘地的二里崗命名為「鄭州商代二里崗期」，並依據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上下地層疊壓關係和上下層內包含主要陶器特徵的明顯變化，在時代上又將其區分為上、下兩大層，即「商代二里崗期下層」和「商代二里崗期上層」兩期，從而使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成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標尺，並為此後在全國各地商代考古學所應用。

  鄭州市在新中國成立前原是一個普通的舊城所在地，即鄭縣，城市規模很小，沒有人想到它竟會是歷史上的帝都。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河南省省會由開封遷往鄭州，加之京廣和隴海兩大鐵路幹線在這裡交會，鄭州市的城市建設規模日益擴大。隨著鄭州市城市基本建設的相繼展開，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任務也日漸加大。為適應工作的需要，1954年，省文管會決定，將鄭州市文物工作組擴大為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由安金槐任第一隊業務副隊長，繼續主持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調查、保護與發掘工作。1954年至1955年春，文物工作隊在鄭州舊城內外相繼發現了大面積的商代二里崗期遺址，並有一部分相當於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階段的鄭州洛達廟類型遺址（相當於後來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和相當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的鄭州商代人民公園期遺址。通過發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層次相疊壓的地層關係，從而為證明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早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而又略晚於洛達廟文化遺址提供了地層學依據。

  與此同時，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還相繼發現了商代二里崗期的鑄造青銅器、燒制陶器和製作骨器的各種作坊遺址。從遺址出土的陶製品種來看，這兩處鑄銅作坊之間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還出土了一片類似安陽殷墟甲骨文的所謂「習刻文字」。這些商代二里崗期遺蹟與遺物的發現，為研究鄭州商代遺址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955年，一場政治審干運動把時任文物工作隊副隊長的安金槐拉下了馬。他出身不是貧農，又當過一段時期的「南逃學生」，這些「罪狀」使他被迫停職，每天所做的就是政治學習、反省、向組織做檢討，他的政治和學術生涯陷入了低谷。也就在這年秋天，鄭州市城市建設局在鄭州商代遺址東北部的白家莊一帶挖掘壕溝、鋪設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發現了一片堅硬的夯土層和許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得知後，因無人可派，便讓正在向組織上寫檢討書的安金槐暫時前往進行考古調查，想不到這一查又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

  鄭州花園新村T3內商代夯土牆基夯層及夯窩

  在人類沒有發明燒制磚瓦之前，中國建築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稱「版築」。墓葬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實。所以，有經驗的考古人員凡一見夯土，就知道不是夯土牆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至於陶片，則是歷史的腳印，有了它們，考古學家們就可以依據其器形、紋飾等種種工藝特點，把大約一萬年以來的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區分開來，並確認某一文化層屬於哪一歷史時期。所以，當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後，就地開挖了10平方米的探溝，以考察遺址的布局。出乎意料的是，只見層層堅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窩，卻未見夯土的邊緣。為查清情況，安金槐又向東、西、南、北四面開出了探溝，並在南邊找到了夯土的盡頭，但東、西、北三面的夯土仍然不見邊緣。這時，卻發現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小墓壓在夯土層上。通過發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許多商代二里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遺物。由此可見，這裡發現的夯土時代不會晚於商代二里崗期。從夯土層內包含的陶片等遺物來看，沒有發現比商代二里崗期時代再晚的遺物。以此證明，這裡發現的夯土層應是屬於商代二里崗期的。

  鄭州商城石板水池及遺蹟平面分布圖（黃河醫院段，局部）

  這一商代夯土層的發現，引起了文物工作隊的高度重視。這大片夯土層是做什麼用的？專家們曾做過數次推論，開始認為這一夯土遺存有可能是一座商代大墓坑中填打的夯土，因為在安陽殷墟的商代晚期大墓中就曾發現填打的夯土，並且在鄭州已發掘的商代隨葬有銅器的墓中也曾發現填打的夯土，以此推論，這一帶發現的商代夯土有可能就是一座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墓。為了尋找商代大墓內填打夯土的分布範圍，文物工作隊的考古人員開始根據商代夯土的邊沿繼續向夯土周圍進行地下考古鑽探。通過鑽探得知，這一商代夯土層，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邊沿，寬20多米；而夯土層的東、西兩側則一直延伸著，始終找不到邊緣。繼續鑽探至1955年冬，已鑽探出商代夯土東西長100多米，其東、西兩端仍繼續在延伸著。這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才意識到這裡發現的延續如此之長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那麼這裡的夯土究竟是做什麼用的呢？當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根據已發現的商代夯土東、西延伸的情況，並結合夯土附近的地理環境——南側是一片地勢較高的地帶，北側則是一片比較平坦而低洼的地帶，該低洼地帶向北延伸20餘公里，直至黃河南岸——推測，這條夯土堆積層有可能是為了防止北面黃河泛濫而作為防護堤使用的。為了繼續了解所謂「商代夯土堤壩」的東西延續情況，從1956年春開始，安金槐等人繼續進行地下考古鑽探調查。通過近半年的追蹤鑽探，他們驚奇地發現，這裡的商代夯土東端在向東延伸到白家莊之後，又拐角向南延伸，直到和鄭州舊城的東城牆下面疊壓的商代夯土相接；當商代夯土延伸到鄭州舊城東南角下部時，則又向西拐，和鄭州舊城南牆下面的商代夯土相重疊。而在白家莊西已發現的商代夯土層西端，又發現商代夯土穿過金水洞繼續向西延伸，經杜嶺村北又拐角向南伸展，直到和鄭州舊城的西城牆下相疊壓的商代夯土層相接連。當商代夯土繼續向南延伸到鄭州舊城的西南城角下面時，則又向東拐，也和鄭州舊城的南城牆下面相疊壓的商代夯土相連。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安金槐與他的同事們才恍然大悟：在鄭州發現的由商代夯土層構成的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1700米、略呈南北縱長方形的夯土遺址，原來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為了進一步證明鄭州商代夯土城垣的地層疊壓關係，安金槐等人在對商代夯土城牆鑽探的基礎上，於1956年秋，又在四面城牆上選擇適當地段的各兩三條探溝進行發掘。通過發掘獲知，鄭州商代夯土城垣時代的上限，也不會晚於商代二里崗期。

  從鑽探的整個情況看，鄭州商代夯土城垣遺址圍鄭州一圈，全長6960米，包含範圍比鄭州舊城還大三分之一。這個發現立即引起了國內考古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它是當時中國考古工作中發現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遺址。由於已被國內外考古界與歷史界所公認為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的安陽殷墟一直沒有發現夯土城垣遺址，這次突然在比安陽殷墟還要早的鄭州商代前期的遺址中發現了一座規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遺址，讓人感到大為驚訝的同時，也為之大惑不解。於是，學術界特別是考古界對鄭州商代夯土城垣到底是不是商城的問題引爆了一場大爭論，而主流觀點則是持否定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河南省文物隊不敢以集體的名義提出商城的定論性意見向權威和主流觀點挑戰，只有安金槐在反覆斟酌後，以個人的名義寫了論文《試論鄭州商城遺址——隞都》寄往北京，但北京的文博刊物鑑於各種不同意見，遲遲不敢刊發此文。1959年，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到鄭州視察工作，聽了安金槐關於商城的匯報後反問道：「你到底拿準拿不準？」安金槐果斷地說：「作為商城沒問題，我拿得准。」王冶秋點了點頭，表示默認了這個結論。在王冶秋的關照下，1961年，安金槐的論文終於在《文物》月刊上得以發表，但緊接著又是一連串的反擊和爭論。就在這個爭論尚無結果之時，「文化大革命」爆發，爭論雙方一同被打翻在地，在知識分子各自性命難保、生死未卜的境況下，誰也不再管有城還是無城了。直到1972年政治形勢稍有好轉，安金槐根據王冶秋的指示，對鄭州商代夯土城垣遺址的東、西、南三面城牆進一步開挖探溝解剖發掘，並邀請有關考古專家到鄭州商城遺址現場考古勘察和論證，加上後來《鄭州商代城遺址發掘報告》的發表，才使鄭州商城遺址逐步被國內外文物考古界所公認，並成為中國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之一。

  鄭州商城宮殿平面圖（上）和復原圖（下）

  鄭州商城水井示意圖

  當鄭州商城被發現和證實之後，以安金槐為首的河南省文物隊考古人員，才聯想起既然鄭州商代遺址中部有規模如此之大的一座商城遺址，那麼城內也應該有商代奴隸主貴族的宮殿建築區或宮殿基址等遺蹟。於是，從1973年春季起，他們開始在商城內進行全面的考古鑽探調查與試掘，以尋找商代宮殿建築基址。

  在考古鑽探調查中，考古人員於商城內東北部一帶發現了地下埋藏有商代二里崗期的宮殿夯土基址的跡象。通過兩年多的地下考古鑽探與試掘，在這東西長800餘米、南北寬500餘米、面積約40萬平方米的範圍內，較普遍地發現了範圍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築遺存。稍後，在配合鄭州商城內東北部基建工程的考古發掘中，又發掘出許多座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型宮殿夯土基址。如在商代宮殿區內偏西部發掘出的一處保存較完好的商代大型宮殿建築基址，東西長約65米（東端尚未到頭），南北寬13.6米，夯土基址下面的基礎槽深約1米。在夯土基礎面上的靠近南、北兩邊沿處，各有一排東西成行和南北相應的柱礎槽坑。經科學計算，這應是一座東西長60餘米、南北寬約13米，豎有南北兩排木立柱的大型宮殿建築夯土基址。

  鄭州商城窖藏出土的青銅鼎（左）和青銅鬲（右）

  類似的宮殿建築夯土基址，在商代宮殿區內陸續鑽探發現和發掘數十處，特別是在宮殿區周圍已發現有部分宮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設施。因此考古人員認為，在鄭州商代城內東北部所發現的商代夯土基址的密集分布區，應是商代二里崗期奴隸主貴族的宮殿區或宮城區遺存。除此之外，在鄭州商城內外的發掘中，還發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場地和祭祀後的窖藏禮器坑，並在窖藏坑內出土了許多珍貴的青銅禮器。

  通過這些考古發掘獲知，鄭州商代遺址應是一處商代前期的重要城址。鑑於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的規模宏大，各種遺蹟與遺物的內涵豐富，多數學者認為，鄭州商城遺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遺址。至於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遺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為代表的考古學家認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遷於隞（或囂）」的隞都遺址，而以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為代表的考古學家則認為是商代第一個王「商湯建都於亳」的亳都遺址。但無論爭論雙方孰是孰非，就鄭州商城的發現而言，無疑是新中國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發現之一。由於這個發現第一次找到了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補了商代中期文化的歷史空白，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開拓了視野和思路，也為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誠如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所言：「它的發現的重要意義，是為我們提供了一把鑰匙，來打開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歷史文化的大門，開拓了我們的眼界。在這個意義上，它比安陽殷墟的發現是更上一層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