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羅賽塔碑之謎

  就在羅賽塔碑被發現不久後，《埃及信使報》曾發表了關於這塊石碑的評論文章，或許是上帝的有意安排，這份埃及報紙被一個法軍上尉傳到了他僅有12歲的表弟手中。這位12歲的少年在20年後寫出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他竟然破譯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從而解開了千古之謎。這位天才少年就是後來被稱為埃及學之父的商博良。

  商博良，1790年出生於法國洛特省省會菲熱克，自幼天資聰穎，5歲就開始翻譯古文，11歲時在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上又表現出罕見的天資。少年商博良成長在一個經常聽人談論埃及的環境中，所以當他12歲從報紙上看到有關羅賽塔碑的消息後，便立志要做一個破譯象形文字的人。或許有了這樣的人生之夢，商博良從13歲起，開始學習阿拉伯語、敘利亞語、迦勒底語、波斯語和科普特語。由於他確信科普特語就是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古埃及語，所以他對這門語言的學習格外用心，並將平時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譯成科普特語記在日記本上。他如此煞費苦心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掌握這種埃及語言，它會是我將來研究埃及紙莎草紙文獻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商博良還涉獵中國古文，為的是考察中國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間有無內在的聯繫。

  商博良1831年的畫像

  1809年，即著名的羅賽塔碑發現後的第十年，年僅19歲的商博良受聘擔任了巴黎格勒諾布爾公學歷史學教授，但天才常被庸人排擠和暗算，年輕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倖免，他被一群庸才擠掉了教授的職位，以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窮困潦倒。

  儘管商博良命運多舛，舉步維艱，但他仍潛心學問，把破譯羅賽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當作最大的夙願和崇高的理想。

  就當時的情形而言，試圖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學者不計其數，大家或明或暗地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這場競爭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對手，他們分別是英國人楊格[1]、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國人薩西。

  

  當時，楊格、阿克布拉德、薩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擁有一份羅賽塔碑的複本，研究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既然有了一段已經破譯釋讀的希臘文版本，那麼，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體文字的版本里找到相應的詞，並確定這些詞的詞性，謎就可以解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羅賽塔碑被發現的近二十年裡，四人中竟沒有一個能理出任何頭緒。1802年，阿克布拉德辨認出世俗體版本中的一些詞，薩西亦然，到1819年，楊格才破譯了十來個單詞，卻又誤解了其他一些詞。

  商博良始終密切注視著競爭者的研究動態，擔心他們超前，但又不把別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楊格的發現是「可笑的吹牛」，說阿克布拉德「連三個字都讀不出來」。

  商博良雖然在譏諷別人，可他自己直到1820年都毫無任何突破性成果。所以如此，乃是由於他和其他的競爭對手都未能解答一個問題，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個符號表示一種意思，還是屬於一種表音文字，每個符號代表一個發音？此時，學者們已經知道，碑文中在國王名字的周圍加一圈邊飾，乃是古埃及人的習慣。根據羅賽塔碑已成功釋讀的希臘文的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漸辨認出相對應的象形文字。1822年，他在尼羅河上菲萊島嶼的方尖碑上，又發現了跟羅賽塔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臘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邊另一圈邊飾里的名字則是埃及豔后克麗歐佩脫拉。比較這兩個名字，商博良發現了4個符號的語音，並且把其他字母也排出了順序。石碑銘文中象形符號共有1419個，而希臘文的字是486個，由此商博良發現了其中暗含的秘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表音作用，而且有些符號發音，有些則不發音。在托勒密和克麗歐佩脫拉這兩個名字的邊飾里，共有12個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據這些符號，研究羅賽塔碑和其他石碑上有邊飾的84個名字，接連認出了「亞歷山大」「貝雷尼斯」「尼祿」「韋斯巴薌」和「圖拉真」等名字。發現了這一破譯方法之後，激動萬分的商博良想儘快將這一原則應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獻之中。於是，他到義大利都靈博物館詳細察看了德羅韋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認薩利埃購入的紙莎草紙文獻，並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薩爾特購買的收藏品，商博良發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國碑文與純文學學院」提交了一篇論文《致達西埃的信：論埃及人在紀念碑上刻希臘羅馬君主姓名時使用的表音象形文字字母表》。這篇論文的問世，在標誌著商博良對象形文字天才破譯的同時，也標誌著一門新的學科——埃及學的誕生。

  寫在底比斯卡納克神廟牆上的象形文字。這些象形文字不僅是有意義的符號，而且為牆上的人物圖像烘托出一種美感

  對東方宗教素有研究的巴泰米神父，曾提出橢圓邊飾內為神名或王名的假設。商博良則參照同篇文字的希臘文版本，發現橢圓邊飾內的象形文字其實是一種表音符號，讀作「PTOLMYS」

  此後的商博良幾乎將所有的精力投入辨認更多的用象形文字書寫的名字之中，並期望確定他發現的字母表完全適用於法老時代的所有文獻。從一些自埃及寄來的碑文抄本中，他讀到了「圖特摩斯」「拉美西斯」等一些名字。同時，商博良還證實羅賽塔碑上刻的那段象形文字的碑文是譯自希臘文，而不是像過去所認為的希臘文是譯文。由於他的成功釋讀，原本「死的」文物一變而為「活的」嚮導，並引領人們進入數千年前的文明世界。此後的埃及考古學研究呈現出一片生機。

  從象形文字的釋讀這門科學來看，商博良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但天才在其生前常常要受到眾人特別是庸才的輕視與不屑。當42歲的商博良心血耗盡、英年早逝時，許多庸才學者居然還在指責他的方法和成果是「幻想的產物」。然而到了1866年，又一種用世俗體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臘文兩種文字寫成的古文獻被發現，後人釋讀的結果全面證實了商博良的理論和成果是正確的。此時，天才商博良已死去數十年了。

  埃及學自創建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比之商博良的時代又有了很大發展，大批古埃及的典籍及其他文字資料的內容被公布出來，其中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戰報、宗教和醫學文獻，以及教諭詩、史詩、散文和故事等。大批學者長年潛心研究這些極其珍貴的文獻資料，不斷地開拓和深化埃及學的研究領域，豐富了人們對古代埃及文明的認識。

  此外，埃及學學者與史前史學者一起工作，逐漸採用了新考古學的嚴謹方法。他們不再僅僅研究文獻或漂亮的文物，而開始對發掘的地層做專業考察。他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地層分析所獲得的信息，絕不亞於石碑或神廟牆壁上的銘文。借著現代的科學方法和實驗室的研究，埃及學已大幅度地擴展了它的研究範圍。1976年，第一屆國際埃及學會議在開羅舉行，此後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使全世界埃及學學者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隨著埃及學的發展，與此相關聯的亞述學和西臺學等學科也相繼誕生，整個兩河流域的年代學以及西方古典年代學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世界古老的文明再次以特有的魅力和輝煌展現於世人的面前。

  象形文字與拉丁文字對照

  注釋：

  [1]楊格（Thomas Young，1773—1829）：英國醫師和物理學家，確證了光的干涉原理，從而復活了古老的光波動說。他也是埃及學家，參與釋譯羅賽塔石碑碑文。描述彈性的數學方程式中的常數「楊氏模量」就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