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門大劫與地宮事變

  在關於佛教在東土發展並逐漸走向繁榮的章節中，我們已經論述過北魏政權分裂後，東、西兩魏佛教的發展狀況，以及西魏文皇后失寵後，出走麥積山並削髮為尼的故事，想來讀者不會忘記。

  556年，西魏的實權人物宇文泰死去，其三子宇文覺接受西魏恭帝的禪讓，創建北周政權。這個政權剛一建立，免不了又是一場相互殺戮的殘酷爭鬥。宇文泰的侄子和一幫親信在經過一番密謀後，先後毒殺了孝閔帝宇文覺和明帝宇文毓，最後擁立十八歲的宇文邕，是為北周武帝。

  這位北周武帝登位之初，也像他的先輩那樣，對佛教表示了崇敬之情。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尊崇儒術，並憑著他那不算太淺的儒學功底，經常召集群臣到正武殿聽講《禮記》，而講解者正是北周武帝自己。

  善於察言觀色、揣摩上意的臣僚，看到這位新皇帝那越來越不同於尋常的舉動，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了。為了迎接這個新時代，天和二年（567年），最善投機鑽營的還俗沙門衛元嵩上書北周武帝，大事渲染寺院僧尼過多泛濫，常常滋是生非，國庫收入因此驟減的事實，並提出治理國家並不在於佛教而在儒教，堯舜時代沒有佛教，可國家安定強盛；相反，南朝齊梁寺舍遍布，卻導致亡國失祚……武帝看到衛元嵩的上疏深表讚賞，由此暗下了禁佛的決心。

  

  北周武帝的禁佛不像北魏太武帝那樣莽撞和生硬，而是採取慢慢降低佛教的地位和削弱佛教影響的方法，為禁佛的目的一步步做著準備。他先後八次召集百官、沙門、道士等，就儒、釋、道三教進行辯論。

  辯論的第一次是在天和四年（569年）二月初八日，武帝親臨大德殿，召請僧道名儒及文武百官兩千餘人，就儒、佛、道三教誰優誰劣的問題展開舌戰，皇帝本人則是這場舌戰的評判官。辯論開始後，各派高手互不相讓，使出全身的本領想打垮對方，獨領風騷。一時大殿之上眾說紛紜，各執己見，爭吵不休。接著，三月十五日、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十五日，武帝又親自主持了三場辯論會，三教高手依然難分勝負。

  天和五年（570年）五月初十日，北周武帝又主持了第五個回合的辯論。在此之前，有一個叫甄鸞的僧人曾上呈《笑道論》三卷，對道教的三洞說[1]給予猛烈抨擊和嘲諷，武帝就以《笑道論》為主題，主持辯論。經過一番面紅耳赤的吵鬧之後，結果認定《笑道論》言辭偏激，中傷道士，當場被焚燒。這次大辯論，武帝排斥佛教的目的已表露出來。

  建德元年（572年）正月，武帝行幸玄都觀，親升法座講說，並與公卿、僧道相問難，這是第六個回合的論戰。此時明眼人已經清楚，武帝借用道教的道觀來舉辦三教辯論，這本身就表明了他重道貶佛的意圖。接下來的建德二年（573年）十二月，第七個回合的辯論再次展開。武帝自登高座，命題讓群臣及沙門、道士等辯論三教的先後次序。結果是爭來爭去，最後由武帝親自敲定：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居後，這個次序的排定，在標誌著佛教不再受崇的同時，還預示著更大的厄運即將到來。

  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六日，北周武帝舉行了第八個回合、也是最後一個回合的三教論戰。這次武帝先讓道士張賓與僧人智炫對論，張賓雖有辯才，卻不是智炫的對手，不長的工夫便汗流滿面，難以應付。武帝看張賓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口之力，潰敗在即，便以皇帝的權威，出面斥責佛教之不淨。智炫明知武帝偏心，但還是據理力爭。此時的武帝有些惱羞成怒，決定不再做這無休止的辯論，於第二天便頒發了禁佛詔令。《周書》載道：

  ［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從這道詔令可以看出，當時的北周武帝是把佛、道二教一併禁止了，兩教的經典、造像全部毀掉，並令沙門、道士還俗，那些被視為淫亂行為的奉祀和崇拜，凡是儒家禮典上沒有提倡和記載的，一律廢除。北周武帝經過八個回合遮遮蓋蓋的辯論，終於露出了他的真實面目——一場足以載於史冊的禁佛行動。

  當北周武帝禁佛、道二教的詔令發布後，在一個月內，全國上下，不論是官立寺院還是民間寺觀，一律砸毀佛像、焚燒經典，強令僧人、道士還俗，或為民，或充作軍士，寺院的財貨全部歸於官府，寺院則賜給王公大臣做宅第，數以百萬的僧眾還俗後，多數應徵入伍，成了職業軍人。

  對於北周武帝的禁佛，多數佛教史家認為與這位皇帝崇信儒家學說有關，但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是，此時的武帝正欲大規模地攻取從東魏脫胎而來的北齊政權，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相當的財力和軍卒，而在當時已占相當分量和比例的寺院、道觀，以及僧眾、道士，正是強化國力、增加軍卒的最佳選擇場所和人選。由此可以看出，北周武帝的禁佛，與其說是獨尊儒術的結果，不如說是他為了富國強兵所採取的措施更具真實。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果然發動了對北齊的戰爭，同時也頒布了在北齊境內大規模毀佛的詔令。在原北齊所轄地區的一切佛像、經典全部盪盡，所有僧尼一律勒令還俗，或為民，或充軍，使「北地佛教，一時絕其聲跡」。整個佛教遭受了一場滅頂之災。

  洛陽永寧寺塔基出土的供養人頭像。北魏，泥塑，高7.8厘米，出土時供養人身體部位已失，僅剩頭部

  山東青州龍興寺基址出土的菩薩立像。東魏，石質，高70厘米，出土時四肢已被砸斷並遺失

  北周武帝死後，宣帝、靜帝先後繼位，隨著新皇帝的登位和復佛的詔令，佛教又如野火燒過的冬草，很快從根部生出新芽並迅速成長起來，直至迎來了隋唐佛教的鼎盛和繁榮。

  隋朝佛教的繁榮，在楊氏父子兩朝始終沒有衰落。大唐佛教最鼎盛的，當屬武則天一朝，其後的中唐時期，也就是自「安史之亂」的肅宗開始到憲宗，對佛教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這個高潮隨著韓愈的「諫佛公案」而漸漸沉寂，使佛門遭到了歷史上最為沉重的打擊，法門寺地宮及佛骨舍利也經歷了從未有過的浩劫。

  讓我們拋卻北魏和北周兩位武帝的毀佛經過，接著唐憲宗一朝和韓愈的「諫佛公案」往下敘述。隨著憲宗的死去和其子穆宗的即位，韓愈雖已平反昭雪重新回朝為官，但他的反佛言論並未得到執政者的響應，如果有什麼不同，那便是朝廷為避免佛門僧尼的魚目混珠和濫竽充數，而進行了一次有效的整頓。

  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年），敕令京師兩街各建方等戒壇，命左右街功德使選擇有戒行者為大德主持考試，凡童子能背誦佛經一百五十頁者、女童能背一百頁者，方能准許剃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佛門的混亂，同時也使僧尼在入寺前就掌握了部分佛教知識，為以後的繼續度化打下了基礎。

  青州龍興寺出土的脅侍菩薩像，出土時周身多處毀損遺失

  中唐以後，由於連年的戰亂和政治上的腐敗，各地寺院也漸漸變成了娛樂場所，原有的那種神聖、肅穆、威嚴已不復存在。僧尼們為招引庶民百姓、達官貴人，往往賣法阿俗，也就是將佛教的講說世俗化，這種「俗講」逐漸受到公眾的青睞，甚至出現了由皇帝本人敕命而進行的俗講，有的俗講僧還被賜予「賜紫」「引駕[2]」「大德」一類古怪的官名。朝野內外，上自天子妃嬪，下到刁民蕩婦，都爭相擁入寺院，迷戀於說法、譬喻及刺激感官的音樂和唱詞。

  在這股悄然興起的俗講狂潮中，有一位叫文淑的僧人脫穎而出，大有鶴立雞群之感，連敬宗皇帝都因他的盛名而親臨寺院聆聽。而這位文淑所講的正如《因話錄》所載，「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想不到堂堂大唐皇帝也混同於「愚夫冶婦」以此為樂了。

  一件神聖的事物，如果被它的操作者變得低級下流、淫穢不堪，便註定潛藏著巨大的危險和厄運。唐敬宗一朝將本來神聖、肅潔的佛教變成了淫穢的性感官刺激物，這無疑將招致佛門和僧民們的厄運浩劫。

  繼唐敬宗之後，即位的唐文宗已經覺察到父皇給佛門帶來的巨大危險和潛在災難。於是他果斷採取措施，詔敕天下僧尼一個不漏地試考經文，如不及格，勒令還俗，試圖使佛教發展正常化。遺憾的是，這位慧眼大智的皇帝，在整肅僧尼隊伍過程中，又感到力不從心，已成氣候的「俗講」派僧尼和它的擁護者，對這道詔令進行了強硬的抵抗和機智的周旋，文宗的整肅計劃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增加了各派之間的矛盾甚至仇視，當這個無法控制的矛盾激化到頂點時，佛門和僧尼的滅頂之災也算是正式到來了——這便是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會昌法難」。

  隨著文宗皇帝的死亡和其子武宗李炎的繼位，中唐時期結束了。作為晚唐的第一個皇帝，武宗在執政期間做的最為重大的事，恐怕就是對佛門的盪滅。

  在敘述武宗對佛門盪滅過程之前，不妨先看一看這場法難的真正內幕。

  唐武宗本人素來偏好道術，排斥佛教。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唐武宗登基，這年秋天，他即召請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宮，在三大殿修金籙道場。第二年，即改元後的會昌元年（841年）正月初四國忌日，唐武宗按照慣例敕命行香[3]設千僧齋；到了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於宮內集兩街大德及道士四人談經對論，結果兩名道士被賜紫，釋門大德卻什麼也沒得到。當時，在中國傳法的南天竺沙門寶月聞此極為不滿，於是不經同意，便擅自入宮，從懷中抽出表進呈武宗，請求回歸本國。見其驕狂的模樣和舉動，武宗大怒，當即詔令將寶月收禁五日，不放其歸國，並把他率領的三個弟子與通事僧等人各打七棒和十棒。寶月的逞驕犯顏，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終滅佛的種子。

  武宗與道士趙歸真過從甚密，趙歸真和其弟子不時地為盪滅佛教煽風點火，並以「李氏十八子運盡」、由「黑衣天子」理國，附會為唐第十八代皇帝武宗將被僧人奪位篡權，挑撥武宗與僧尼的關係。趙歸真曾在禁中設壇，要「練身登霞，逍遙九天，康福長壽，永保長生之樂」，當他的作法最終失敗後，便藉口釋教黑氣「礙於仙道」，唆使武宗滅絕佛教，以便升天成仙。正是在這些挑撥、唆使下，武宗加緊了排佛的行動。

  當然，會昌法難得以付諸實施，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據粗略統計，截至武宗一朝，唐朝和尚被朝廷封官的達30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國公等一類的顯官貴爵，甚至有的被封為將軍而參與軍機事務，涉及國家軍事機密。至於那些雖無官爵，但與權貴交往密切，因而氣焰囂張的僧人，更是屢見不鮮。由於僧眾日漸形成的政治勢力，衝擊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就不能不引起臣僚的憎惡和皇帝的擔憂，這種擔憂最終促使武宗走向滅佛道路。

  促使武宗滅佛的直接原因，應算是寺院經濟的極端膨脹和僧尼的淫亂放縱。由於中唐時期特別是唐憲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勢力和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罕見的極盛時期。到唐武宗時，全國大中型寺院近5000座，小型廟宇多達4萬餘座，僧尼近30萬人，寺院奴隸達15萬人。全國寺院共占有良田數千畝，形成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寺院內部的經濟大權掌握在住持僧手中，僧尼們極少下田勞動，而是靠農民耕種，寺院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迅速膨脹起來，以至達到「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由於佛門僧尼憑藉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奪，不僅觸犯了地主和貴族的利益，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寺院經濟逐漸與皇權利益嚴重對峙。在這種可怕局面下，佛門僧尼又不廉潔自律、謹慎行事、一心事佛，而是迷戀咒術、燒煉、鳥文等邪術，有的僧尼犯淫養妻，不守戒行，甚至搶劫婦女，打砸燒掠，流氓成性，犯罪不止……這些自毀形象的表現和龐大的經濟勢力，在使朝廷和貴族階級感到不安和憎惡的同時，也到了非徹底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會昌二年（842年）三月初三日，在當朝宰相李德裕的奏請下，唐武宗敕命發遣保外無名僧，諭令不許置童子沙彌。

  五月二十日，武宗將大內、兩街供奉的大德裁撤20人。

  六月十一日，武宗壽誕，按慣例僧道各2人入宮御前論議。同去年一樣，道士得紫，僧人空手而歸。

  十月九日，唐武宗再度敕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煉、咒術、禁氣，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勒令還俗。若僧尼有錢穀田地，應收納入官。如惜錢財，情願還俗，亦令其還俗，充入兩稅戶[4]。

  敕令下達後，有左街功德使奏報說，所屬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確者外，其愛惜資財還俗者達1232人。右街功德使奏報稱，還俗者達2259人。唐武宗聽罷再次敕令：寺院所蓄奴婢，僧人許留奴1人，女尼許留婢2人，其餘一併放歸本家，無家者由官方賃賣。

  應該說，此時的武宗在反佛的問題上只是牛刀小試，並未大動干戈。從敕令的內容來看，對佛門以及僧尼的處理並不算過分，即使在這個時候，一些僧尼還可以帶著大筆的錢財還俗度日，而寺院中的僧尼還有奴婢專門為其服務，可謂待遇不薄。可惜的是，驕橫慣了的僧尼並不領武宗的情，他們想方設法給予對抗和蒙蔽，大有和武宗以及朝廷決一雌雄之勢，並期冀換來像文宗一朝那樣的結果。遺憾的是，這種錯誤的判斷和各種對抗措施，只能加劇僧尼們自身的悲劇，加快毀滅的步伐，因為此時畢竟不是文宗而是武宗一朝了。

  牛刀小試後的武宗，對佛門開始步步緊逼、大動干戈了。

  會昌三年（843年）二月，唐武宗通過功德使頒令，僧尼業已還俗者，不得再行入寺。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派人查問京城各佛寺外國僧人的來由。六月十一日唐武宗壽誕，召僧道入內論議，依然是只賜紫給道士。當時，有太子詹事韋宗卿向唐武宗進獻《涅槃經疏》二十卷、《大圓伊字鏡略》二十卷。唐武宗連看都沒看一眼，當即命人將兩部佛書焚毀，並頒布了令佛門弟子絕望的敕令：

  韋宗卿參列崇班，合遵儒業，溺於邪說，是扇妖風。既開眩惑之端，全戾典墳[5]之旨。簪纓[6]之內，頹靡何深。況非聖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傳。

  唐武宗在這道敕令中把佛教視作「邪說」，認為「外方之教，安可流傳」。他斥責佛本是西戎人，其經疏為胡書，說韋宗卿不知共遏迷聾，反而收集妖妄，摶惑愚人。可憐可嘆的是這個韋宗卿不知出於何種心理，在這個不恰當的時候做出這種不恰當的事情，他當場被貶為成都府尹，離開了京師長安。隨著韋宗卿的被貶謫，唐武宗又補發敕令，將宮內佛經、佛像一律焚毀。

  就在這年四月，昭儀節度使劉從諫死，三軍以從諫之侄劉稹為兵馬留後，上表請授節鉞，但朝廷沒有批准三軍的請求，反而令劉稹護送劉從諫之喪前往洛陽。劉稹見朝廷不給面子，又故意要挾，於是在盛怒之下抗旨作亂。唐武宗下令出兵平叛，雙方經過一年多的廝殺，於會昌四年（844年）七月才平息此亂。在此期間，劉稹府的部分兵丁、家人見大勢已去，便紛紛潛逃至佛教寺院避難。唐武宗得知這件事後，立即敕令兩街功德使查禁城中僧人，凡是朝廷「公案」上無名者盡行勒令還俗，遣送回原籍。各道、州、府也一同行動，清洗僧尼，對來由不明的僧人，一律捉拿問罪。從這一年起，兩街慣例的佛法講說被廢止了。

  位於陝西周至縣的仙遊寺。隋開皇十八年（598年）立為行宮仙遊宮。後變為寺，仍因其名。1998年因建水庫，在寺內塔下地宮發掘出佛骨舍利十枚

  自會昌四年（844年）開始，唐武宗進一步加快了毀佛的步伐，法難之中，法門寺的厄運也隨之降臨了。

  這年三月，唐武宗在敕令「焚燒經教，毀拆佛像，起出僧眾，各歸本寺」的同時，又敕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寺中原有佛指節，皆不許置供及巡禮等，如有人送一錢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述處受一錢者，脊杖二十。諸道州縣如有送供者，當處捉獲，脊杖二十。於是，四處靈境，絕人往來，無人敢再送供。准敕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並當處煞，具姓名聞奏。

  唐武宗對法門寺等靈境採取的措施，與已提到的平定潞府劉稹之亂有極大的關聯，即使進行「戡亂」，也只有在「敕准」的情況下才能入寺勘驗僧人，這一點，說明法門寺作為一所宮牆外的內道場，依然具有皇家寺院的資格與名分。既然是皇家寺院，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因公擾僧的，但在「會昌法難」中，法門寺的這種特權被取消了。特權一旦被取消，它的厄運和其他寺院一樣，在一年之後將全面降臨。

  以往的唐代都城長安長生殿設有內道場，專門安置佛像佛經，並抽調兩街諸寺高僧37人，輪流入內持念。而這次武宗竟下令焚燒全部經教，拆毀佛像，並將在大內的僧人驅逐回本寺，道場之內改放道教始祖老子之像。

  這年六月的壽誕日，唐武宗只召道士而不再召僧人入內論議，並敕令僧尼不許街里行、犯鐘聲，如有外出者，需於鐘聲未動前返回。各處僧尼不得在別處寺院留宿，違者治罪。

  同年七月，唐武宗頒發敕令，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及不入寺額者，其僧尼均勒令還俗。按照有唐一代的稱謂，凡由官府所批並賜僧眾名額者為寺，由私人或民眾共同建造的佛廟稱為招提、蘭若、野邑、山房等等。此敕令頒發後，僅長安城內就毀掉私人佛堂300餘所，四方之內毀掉的就無法計算了。

  同年十月，唐武宗又詔令，拆毀天下小型佛寺，經文佛像移於大寺，各寺大鐘轉送道觀。其被拆佛寺的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論老少一律還俗，遣回本籍。對於年老且精於戒行者，分配到各大寺，雖有戒行而年少者，也一併還俗回籍。這一次，長安城又拆小寺33所，其他城鄉拆毀廟宇更是不計其數。

  與這次毀佛相反的是，道士趙歸真對武宗說：「佛生西戎，教說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趙歸真見皇帝對自己的言辭頗有好感，並進一步迷惑鼓動皇帝說，倘煉丹服食，可求長生……武宗終於被他的話所打動，即令趙歸真於大內築造仙台，以煉製丹藥。至此，唐武宗對佛道兩家惡好的巨大反差，一覽無餘地顯露出來。

  長安大明宮遺址出土的唐代密宗菩薩像，應是宮中供奉的佛主。該像由一整塊漢白玉雕刻而成，出土時已無頭斷臂，但從殘存的S型身條和呈流線狀的服飾中，透出大唐盛世女性的神韻風采

  唐武宗和佛教的短兵相接，並對佛教施以最為嚴厲的屠滅，在會昌五年（845年）全面展開了。

  這年三月，唐武宗敕令天下寺院不得設置莊園，並令盤查清點天下寺舍的奴婢和財物，京城諸寺由兩軍中尉勘檢，諸州府寺舍委令中書門下檢查，同時將城中寺舍的奴婢分為三等，分別收遣。自四月一日起，年齡在40歲以下的僧尼，盡行勒令還俗，返還原籍。於是，長安城每天約有300多名僧尼還俗，直到十五日才暫告一段落。自十六日起，令50歲以下的僧尼還俗，至五月十日方止。自五月十一日起，令無度牒者還俗，最後勒令有度牒者亦須還俗。到五月底，長安城內的僧尼已是一掃而光了。本土的佛僧不再存在，對於外國來的胡僧，唐武宗同樣做了驅逐的詔令，凡無祠部牒者，亦須還俗，送歸本國。如有不服還俗敕令者，朝廷在各佛寺大門上張貼的牒文是：「科違敕罪，當時決殺。」

  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詔，對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的佛門子弟給予最為致命的打擊。詔敕中稱：

  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力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殿。……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唐武宗認為，由於全國的和尚數量越來越多，寺院遍布，不僅在修建中要耗費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大量金銀財寶都流入寺院。與此同時，僧徒們又與官府勾結，害人壞法，威脅國家安全，不予以打擊，大唐王朝就難以穩定和鞏固。唐武宗的這道敕令，也許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毀佛的初衷。既然佛教勢力發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為朝廷的執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閒視之，滅佛已成為國家所需和時代的必然。

  在武宗發動的一系列滅佛運動中，全國共有4600座佛寺被毀，其他有關佛教建築被毀4萬餘座，勒令還俗的僧尼達26萬之多，沒收寺院土地數千畝、財產無以計數，收寺院奴婢為兩稅戶達15萬人。

  關於「會昌法難」的具體情況，當時正在大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圓仁，以其耳聞目睹的事實，曾做了翔實的記述。圓仁於開成三年自日本西渡大唐求法，可惜他生不逢時，來到中國後正遇上「會昌法難」，並於會昌五年五月底，被大唐朝廷以無祠部牒為名，勒令還俗回國。回國後的他，根據自己在大唐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寫成了在佛教史上極具重要意義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部著作的產生，為後來者研究「會昌法難」的細節，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

  「會昌法難」給佛教帶來的毀滅性打擊遠不止這些。考古人員在法門寺地宮中發現的《咸通啟送真身志文》碑則進一步說明，這次法難其驚心動魄是難以想像的。其碑文載：

  洎武皇帝盪滅真教，坑焚具多，銜天憲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蓋君子從權之道也。緣謝而隱，感兆斯來。乃有九隴山禪僧師益貢章聞於先朝，乞結壇於塔下，果獲金骨，潛符聖心，以成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於舊隧道之西北角。

  這段碑文的大意是，「會昌法難」中，唐武宗曾敕令毀碎佛指骨舍利，但受命者卻只是毀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製品），搪塞過去。而那真正的佛骨卻被秘藏起來，至咸通年間才在舊隧道的西北角處找到。

  這看似簡短、平淡的文字，若細一琢磨，便不難發現其中暗含的一幕幕驚心動魄、刀光劍影的故事。一個個懸念促使我們去做一番尋根問底。首先是唐武宗對誰下達了要毀滅佛骨的命令？受命者是怎樣來到法門寺的？法門寺僧眾又如何得知了這個消息？這影骨是以前製造的，還是地宮被打開後現場製造的？「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的主謀者，是朝廷派來的官員，還是法門寺僧人？或者雙方共同密謀？不管怎樣，法門寺地宮發生的事變，主謀者和參與者是冒著殺身的危險而發動的，倘有半點閃失，無數人的頭顱將要落地，真身佛骨也將毀於一旦。儘管從後來的發掘中可以看出，當時法門寺地宮的大多器物——甚至包括地宮石門都遭到了大劫，但那枚釋氏的真身佛骨卻安然無恙，這不能不說是世界佛教的幸事。1987年4月28日深夜，當考古人員韓金科呼叫打開照明燈，從地宮的西北角一個隱秘的地方搬出一個寶函時，那枚在「會昌法難」中劫後餘存的釋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就躺在裡面，《志文》碑記載的內容被現實所驗證。當然，那時的韓金科和考古人員還不知道這個重大發現，要等謎底揭開，還需一些時日。

  「會昌法難」使法門寺同全國各地的寺院一樣，遭到了殿宇被拆、地宮被毀、僧尼還俗、佛教經典湮滅散失的厄運——這是唐代乃至整個中國佛教發展史中所受到的最為嚴重的一次打擊。這場「法難」，從表面看來是由於武宗信仰道教，加之道士趙歸真等人趁機慫恿鼓動所造成，但實際上則是佛教勢力和大唐朝廷勢力之利益矛盾衝突的總爆發。任何事物，超過一定限度，即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佛教勢力的過分膨脹，導致了滅門之災，而朝廷勢力過分地打擊佛教，對大唐的統治也極為不利。雙方在衝突中的過分行動，則又預示著必然要有一個大的反覆和重新解決矛盾的開端。

  會昌六年（846年）三月，當毀佛行動還在進行之時，唐武宗便因服食趙歸真等人供奉的仙藥暴疾而死，其叔父李忱繼位，是為唐宣宗。唐宣宗即位後，立即誅殺鼓動武宗滅佛的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人，並於當年五月下令恢復京都寺宇。

  大中元年（847年）閏三月，唐宣宗再次下詔：「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敕令頒布之後，各地方寺宇開始全面恢復。由於佛教的復興，其他各個方面都一反常態，朝著有悖於會昌一朝的方向發展，並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一反覆，使國家本來處於虛弱之態的財政蒙受了巨大損失，整個大唐王朝也被折騰得步入衰途。

  注釋：

  [2]引駕：唐代僧職。源起於貞觀中，太宗封天台宗六祖為引駕大師。引駕大師其員有四，故又稱四大師。

  [3]行香：禮佛儀式，起於南北朝時。其方法是主齋者執香爐繞行道場中，或散撒香末，或自炷香為禮，或手取香分授眾僧，故亦稱傳香。帝王行香則自乘輦繞行佛壇，令他人執爐隨後，代行上述之動作。

  [4]唐初實行「均田制」，並搭配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課徵賦役。到武周時期，土地兼併嚴重，失去田產而流亡的農民眾多，均田制與租庸調製逐漸破壞。安史之亂後，戶口削減，按丁收稅已不可能。大曆四年（769年），開始按畝定稅，為兩稅法預做準備。德宗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於建中元年（780年）頒行兩稅令，其主要內容是各州縣不分主戶、客戶，都按現住地立戶籍；不分中男、丁男，都按貧富定等級。民在夏、秋兩季納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都按錢計算。而僧尼領有政府核發的度牒，本非一般的民戶，可以免除徭役。

  [5]典墳：《五典》《三墳》二書的合稱，泛指一切古籍。

  [6]簪纓：古代官吏的冠飾，比喻顯貴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