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佛的號角

  韓愈終於回到了他夢中的京都，開始新的人生之路，關於他因諫迎佛骨而倒霉的一段歷史也告終結。

  但是，他諫迎佛骨而引起的是是非非卻遠沒有隨著他回到長安而告終結，這個在中國佛教發展傳播史上極具典型和預言性的事件，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成為中國正統的儒道思想與外來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焦點，也是自佛教東傳以來各種矛盾鬥爭激化到最盛程度的標誌。而韓愈的思想正是歷史上佛教敵對勢力諸宗派的反佛觀點和願望的具體反應，因此，這一引人注目又轟動一時的歷史公案，才引得千百年來歷代學者的高度重視和關注，才有了諸多觀點異彩紛呈地加以評說。

  其實，佛教自傳入中國後，一直面臨著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打擊。當永平七年（64年）明帝夜夢金人並派遣羽林郎蔡愔等人西土求法，終於以白馬馱經迎來佛教之後，就開始了五嶽道士與佛教的設壇焚經之論戰。此後西晉的佛道之爭及蕭齊的夷夏之爭[1]、三破之論[2]，梁武帝舍道事佛，北齊廢道……可謂烽煙迭起，爭戰不斷。佛教與儒教、道教就是在這樣一個起伏不定、烽火狼煙的大格局中，進行著它們的碰撞、傾軋、侵吞、分離和融合。佛教自來到東土，有過幾次繁榮，又有幾次沉淪和劫難。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曾先後有四位皇帝發動過毀佛滅佛的典型事件。他們分別是韓愈諫迎佛骨之前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韓愈諫迎佛骨之後的唐武宗、後周世宗，史稱「三武一宗」之厄。

  眾所周知的是，佛教的發展，需要有巨大的經濟力量來支撐和維持。當寺院經濟力量一旦過分發展和膨脹，就會引起統治階級的不滿，而當種種交織在一起的矛盾激化時，便必須通過政治手段才能解決。中國佛教史上之所以出現「三武一宗」的滅佛之難，正是這種矛盾激化的結果。

  歷史上第一個帝王禁佛者當數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頗有意味的是，他一開始並不討厭和排斥佛教；相反，他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崇佛者。太武帝初登大位後，經常像他的先輩那樣請一些「高德沙門」進宮談論，每當四月初八日的佛誕日，還親自登上城樓觀看慶祝活動，並向佛像散花以示敬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20窟中的坐佛與立佛。北魏時期建造，石質，是曇曜五窟中規模最大，最重要的一處，也被視為雲岡石窟的形象代表。兩佛體格豐壯方拙，面容帶有深目高鼻的特點，形象和服飾都反映了早期大型佛教造像的特色

  太武帝的崇佛來自他祖先留下的傳統。東晉末年，一個稱為拓跋氏的族系崛起於塞北，並在拼搏廝殺中很快兼併了北方諸國，統一了中原，是為北魏。北魏的開國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深知自己是北方少數民族，難以駕馭廣大的漢民族，因而他打出了佛教這面大旗，極力宣揚「人王即是法王」，試圖以此來消除中原百姓的民族意識。鑑於這一思想的考慮，道武帝拓跋珪一直充當著護佛布道的旗手，並在登位之後廣造寺院，剃度僧尼，弘揚佛法，以此完成了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在思想上的融合。

  歷史上的佛教專家大都認為，和他的先輩在思想上本是一脈相承的太武帝，之所以從信奉佛教、尊崇沙門慢慢走向反佛甚至是毀佛的道路，與司徒崔浩的推波助瀾、煽風點火是分不開的；而崔浩之所以如此，與他的生活背景和個人的好惡又緊密相連，是他首先利用了一個叫寇謙之的道士，將太武帝一步步從佛門引入了道門。

  寇謙之，生於前秦建元元年（365年），卒於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他出身於豪門士族家庭，在曹魏初年，寇氏家族是關中馮翊統治區的名門大戶。這寇謙之在童年時就迷戀仙道，有棄世絕俗之心，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道教中能吞服成仙的藥物，只可惜「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

  正當寇謙之有志成仙而服食大量藥物尚未成功之時，卻發生了一次奇遇。原來在他將滿二十歲的時候去姨母家做客，發現姨母雇一奇男，「形貌甚強，力作不倦」。寇謙之當即為此人的形貌和風采傾倒，並憑他多年的修煉，覺得此人非同凡響，便藉機向姨母請求將此人領回自己家當差役。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那位奇男覺得寇謙之對自己不錯，又迷戀道術，便對他說出了自己的身份和經歷。此人名叫成公興，原是一名道士，後因得道而成仙，卻在天界不慎惹起火災，被判罰流放人間七年。為了證明自己所說的事實，成公興大談道家高深的理論，並以自己精通的《周髀算經》，來求解一個個假設的難題。寇謙之深信不疑，並要拜其為師。成公興推託不過，便說：「先生有意學道，能否與公興隱遁？」寇謙之當場答應。二人在齋戒三日後，共同奔赴華山。成公興「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後來他們又移居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七年之後，成公興屍解飛升，留下寇謙之一人繼續「守志嵩岳，精專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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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銅羽人。道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飛升成仙，秦漢之後的神仙家和方士們相信，人通過服餌或修煉便可以輕身，肋生雙翼，飛升上天，從而成為仙人，這件銅羽人即是這一觀念的形象代表

  儘管這是一個近似神話的故事，但後人撰寫的《魏書·釋老志》中確有這樣一段記載。有歷史學家考證，自東漢魏晉以來，確有不少方士入華山、嵩山、武當山等名岳大山修道，後秦時也有一位來自膠東蓬萊的方士在河南伊川一帶傳授道法，此人精通曆算，號稱「游遁大儒」，名成公興。這或許就是寇謙之早年所遇的仙人成公興，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寇謙之在名聲漸隆之後，杜撰了他的老師本是仙人的故事。不管這位成公興的身份和真假如何，寇謙之早年曾隨方士在高山密林中修煉過仙術則是事實。

  或許寇謙之感到自己修道成仙已無指望，或許他再也耐不住這深山的冷清與寂寞，而人世博取芳名的機會已經來臨，或許還有更加複雜的原因，他在始光元年（424年）離開了隱居三十多年的嵩山，攜帶六十餘卷《錄圖真經》前往京師平城，拜見剛剛即位的太武帝，並稱自己在修道時，有太上老君的玄孫李譜文降臨嵩山，親授給他《錄圖真經》，以其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與此同時，還大談了一通修身煉藥之術，銷鍊金丹之訣。這顯然是為了迎合當時加強中原統治的拓跋氏而特意製造的謊言，沒有立即讓太武帝信服。在勉強接受這部書後，太武帝只是做了「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的安排。當時朝廷臣僚們得知這件事，也是一笑了之，並未放在心上，只是後來司徒崔浩介入，其事其人才非同小可起來，並因此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滅佛行動。

  崔浩之所以不請自到地介入這件事，與其家世和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他的母親原是一個道教徒，他本人從小也偏好道仙之術，稍大後曾學過占星和陰陽術。也許正是憑著這個本領，他才一步步成為北魏明元帝的近臣，並備受賞識和重用。隨著明元帝的一命歸天和新皇帝的登位，崔浩遭到了從未有過的冷落，他正準備修煉、養生以待時機，寇謙之偏巧這時來到平城。一向工於心計又陷於不利處境的崔浩，仿佛看到一線東山復起的希望，他決定介入此事，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拜寇謙之為師，隨後便向太武帝極力推薦這位師父。他在上疏中為寇謙之鼓吹道：

  「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大應，……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福）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慎之。」

  北魏統治集團為奪取和統治中原，曾以軒轅黃帝的後裔自居。「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其處有大鮮卑山，固以為號。」

  崔浩的上疏正是抓住太武帝「侔蹤軒黃」入主中原的心理，才極力鼓吹《錄圖真經》中的符命之說。其實，在這之前的寇謙之早就對拓跋氏王朝的心理做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並針對此點撰寫了《錄圖真經》，崔浩的上疏只不過是起到了一個提醒的作用罷了。但正是這一提醒，才使正處於日理萬機中的皇帝留心經書中的教義並對此刮目相看起來。

  世祖聞之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

  《魏書·釋老志》曾做了這樣的記載。看起來這位皇帝倒是極好糊弄，只是看了或聽了《錄圖真經》的幾個片段，就高興地命人拿著禮物把寇謙之在嵩山的難兄難弟四十餘人全部請進京都，並給予超乎尋常的款待。這個看似滑稽的事件其實並不滑稽，因為拓跋氏一直在為自己的統治苦苦尋找的思想和依據，終於由寇謙之以上帝的名義提了出來。這種基於各自的需要而導致的不謀而合，即使再糊塗的皇帝也不會放棄這種大好機會，反而要大大地做一篇文章。

  由於皇帝的肯定和支持，寇謙之所創立的「天師道新法」便得到了北魏官方的承認並很快興盛起來。而寒酸卑微的寇謙之本人，也隨之搖身一變「為帝王師」，並以其特殊的身份，成為實際上太武帝身邊的軍事參謀和政治顧問。那個為寇謙之的發跡和得寵而奔走呼號的司徒崔浩，自然再次成了新皇帝面前的大紅人。

  始光三年（426年），雄心勃勃的太武帝想趁大夏國主赫連勃勃剛剛死去之機，出兵進擊大夏。這個想法剛一提出，就遭到部分臣僚特別是掌握兵權的太尉長孫嵩的反對。太武帝舉棋不定之際，便招來寇謙之問其出兵的得失。寇謙之回答得倒也乾脆：「必克。陛下神武應期，天經下治，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不知這寇謙之是膽大妄為地信口開河，還是確有韜略和預見性，反正太武帝信以為真，並旋即率兵出擊大夏。也該是寇謙之命運頗佳，大夏不久即被北魏兵擊潰。旗開得勝的太武帝馬不停蹄地發動對中原諸國的猛烈進攻，並終於在439年蕩平中原，結束了自西晉以來五胡十六國長期戰亂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宏圖大業。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寇謙之、崔浩等隨君伴駕，經常出謀獻策、占星卜卦，頗得賞識。當戰爭結束之後，太武帝對仙道更是深信不疑，並越發崇拜起來。

  在寇謙之等人的鼓動下，太武帝開始自稱太平真君，也將年號改為太平真君元年（440年）。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耐不住寂寞的寇謙之出面奏稱：「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授符書，以彰聖德。」也就是說，太武帝要在京都平城設一個天師道場，並親臨道場受籙。

  太武帝聞奏不久，即「親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皆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這段話的意思不只是指太武帝本人照寇謙之所說的一切去辦了，還明文規定，往後的各位皇帝都要如此做。這種「君權神授」的特殊形式，可以向世人表明：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權，不是搶來和偷來的，而是由偉大的漢族神太上老君親自授予的；它是正統的、合理合法的，甚至是有交接手續的，以此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政權服務。

  就在寇謙之、崔浩大受皇帝寵愛之時，佛門教派的勢力依然在朝野內外存在。佛道兩家誰上誰下、孰先孰後，歷來都是各派教徒爭執的焦點。權勢日漸膨脹的寇、崔等人，見皇帝已被自己從崇信佛門中一步步引出，即將遁於道門，排佛心理日趨加重。為了獨尊道教，打倒佛教，他們慫恿太武帝對佛教發動了殘酷的鎮壓。

  羽人、應龍（漢畫像石，河南唐河縣針織廠漢墓出土）

  羽人、正廉（南陽出土漢畫像石）。圖中一羽人戲飛鷹，右為一牛引頸猛抵，左刻一人張口奔跑

  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太武帝終於頒發了禁佛的第一道詔令：「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強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強迫青壯年僧侶還俗，並責令他們充當勞役或從軍征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極力主張下，太武帝連發兩道禁佛詔敕。其中第一道詔敕規定：從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養沙門、巫覡，凡私養者，限於二月十五日以前報告官府。過期不報者，不僅被窩藏的沙門僧或師巫等處以死罪，窩主還要遭到滿門抄斬之災。第二道禁佛詔敕則進一步規定，嚴禁僧侶或巫覡進入一般人的住宅，並強令他們老老實實地居守在廟宇里。

  從這兩道極其嚴厲的詔敕來看，太武帝的佛緣已斷，徹底遁入道門之中了。他站在道家的立場上，於同年九月，在崔浩等人的煽風點火下，下詔將佛門高僧玄高和慧崇幽禁起來，並施以酷刑。玄高大師曾一度身居宮廷，調解皇帝與太子的矛盾，慧崇則是當時朝中尚書韓萬德的老師。這兩位年邁的高僧被囚禁不到半個月，便在京都平城死去。

  如果崔浩等人和太武帝的禁佛就此停止，也許還有其可原諒的理由，崔浩本人也不至於遭到滿門抄斬之禍，可惜此時的君臣誰也沒有顧及這些，他們依舊沿著這條道路瘋狂地向前急馳——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佛門大劫難到來了。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駐守在杏城（今陝西黃陵縣）的將軍蓋吳謀反，關中狼煙頓起，一片混亂。翌年三月，太武帝親率大軍前往鎮壓。當他進入長安時，因軍隊暫時休整，馬丁便將其坐騎牽到一座寺院的麥田裡放牧。當太武帝為看馬而來到寺院時，卻發現和尚們正在請隨從官員喝酒。對於官員與寺院僧眾的異常親熱的舉動，太武帝覺得有些蹊蹺，急忙派人查驗僧眾的住室，發現了大批的弓矢矛盾等兵器。太武帝先是大驚，接著是大怒，憤然吼道：「這些兵器本非沙門所用，難道他們要與蓋吳合謀反叛嗎？」遂責令官兵徹底清查這座寺院。這一清查，寺院內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暴露出來。先是查得大量釀酒用具，以及州縣地方長官和富豪寄託或隱匿的財物，其數量竟達數萬之多；後是發現了寺內的密室，這些密室多為「與貴室女私行淫亂」之用。當這一切全部暴露後，太武帝已是憤怒至極，而當時隨從身邊的崔浩立即感到這是消滅佛教的天賜良機，便趁機鼓動太武帝立即盪滅佛教，以絕後患。於是太武帝當即下詔：「誅殺長安城內的沙門，毀棄佛像。」並令太子拓跋晃行令天下四方，一體推行毀佛措施。

  如果說在這之前的太武帝所採取的一系列態度和措施，僅僅表現了他對佛門的背叛，那麼，現在則由愛至恨，在這單獨的背叛之後又加上了一層憎恨。太武帝在詔敕中說道：往昔漢明帝信奉邪偽，紊亂天道。佛教本是虛妄的，但末世的昏君或亂主卻多被其所惑，以致政教不行，禮儀大壞，鬼道（佛教）興盛，蔑視王者之法。從這以後，代代興禍亂而行天罰，民人多災多難，王化之地亦極為荒涼，乃至千里蕭條，不見人跡。這一切，都是由於崇佛所致。

  被憤怒、憎恨的火焰灼烤得近乎失去理智的太武帝，仿佛是在對天盟誓，他聲稱要除偽（佛教）定真，以復遠古伏羲神農之治，並聲色俱厲地說道：「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雲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致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這段後來載於《魏書·釋老志》的詔敕，意思是說今後如果有人膽敢侍奉胡神（佛陀），以及塑造泥銅佛像者，一律滿門抄斬。所謂佛祖，只不過是漢朝時無賴子弟如劉元真、呂伯強等人，聽信胡人的妄言，又附會老莊的虛假之言而加以演化而已。如果不是非常之人，是做不出非常之事的，除了我太武帝，誰能將這歷代的虛假之物毀掉摒棄？因此，詔令征鎮諸軍和諸州刺史，在全國範圍內予以毀佛，並焚燒一切佛寺、佛像、佛經，寺內沙門不論年齡大小一律挖坑活埋。

  這道敕令的頒發，使恨不得在一日之內盪盡天下佛教的崔浩，自是欣喜異常。在他從政為僚的歲月里，似乎沒有其他的事比太武帝這道詔敕更能讓他感到刺激，感到開心，感到自己的地位之高和權勢之重了。

  《飛升圖》，清道光版本《性命圭旨》。據道教著作《列綱譜傳》記載，歷代成仙者多達十萬餘人，只是由於修持的功行不同，成仙者的飛升也不一樣。最高境界者是白日沖舉而升天，或乘龍，或乘鶴，或控鯉，或駕雲，或御風，或乘龜等，以此實現飛升成仙

  正當崔浩得意忘形、淫威大發之時，他的老師寇謙之卻害怕了。他怕的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已被佛教度化的千萬芸芸眾生，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已深入他們的心中，表面上的破壞和毀滅，只能使他們暫時將心靈封閉起來，同時也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一旦斗轉星移，這佛教精神和仇恨的種子便以迅猛之勢沖溢而出，形成一股浩蕩威猛的氣勢，給被仇恨者帶來的後果將是極為可怕和不堪設想的。寇謙之不枉在深山荒野中苦練了三十多年，對這一點人生哲理和天下眾生的心理還是有所把握和洞察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些後怕，不得不一反常態地對幸災樂禍的崔浩警告說：「你必將因毀佛而縮減壽命，遭受刑戮，一同盡滅！」作為學生的崔浩對寇謙之的警告頗不以為然，依然我行我素，極力鼓動太武帝滅佛。從此，寇謙之和崔浩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裂痕。

  此時太子拓跋晃受太武帝之命盪滅佛教。在京師平城以監國身份執事國政的他，早年就對佛教頗有好感並受過佛教思想的影響，因此他堅決反對毀佛行為，並再三向父皇勸諫，希望收回成命，停止禁佛。遺憾的是他的勸諫沒有被太武帝採納。

  眼看佛門大難臨頭，不忍心殺戮的太子在無可奈何之中，只能利用手中的權力，把禁佛詔令稍做稽壓並有意放出風聲，使得各地佛門僧尼能夠預先獲悉滅佛災難而速謀對策。太子的良苦用心，使京都平城的僧侶由此得救，大量的佛像、經典也得以秘藏起來。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沙門聞訊也紛紛流亡他鄉，從而避免了殺戮之災。

  在崇高山上經常坐禪的僧周，風聞朝廷禁佛，對眾門徒說：「大難將至！」立即率領弟子數十人直奔寒山（今陝西略陽縣南）。此山位於陝西西南部，終年積雪不化，道路奇險異常，溪谷深不可測，朝廷的滅佛隊伍無法進山搜索，僧周等數十名流亡沙門僧才免遭殺害。

  儘管太子晃在毀佛事件中，以其特殊身份對佛教多加保護，但不久之後，太武帝的毀佛敕令還是在全國各地推行開來了。正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各地的佛塔、佛像、佛經紛紛被破壞和焚燒，北魏境內的僧尼全部責令還俗。一旦有逃匿者，必將派人追捕，一經擒獲，立即斬首，並將首級掛在樹上示眾。河南常山寺的僧人慧芬，於太武帝毀佛之際匆忙出逃，當行至烏江岸邊時，後面的數十追騎也已趕到。前面江水滔滔，看不見一葉帆影，要潛水渡江又不可能，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慧芬雙眼一閉，心中默默念佛。片刻工夫，江中流箭一樣駛過一條小船，慧芬猛地躍入船上，遂順江而下。後面的追騎亂箭齊發，無奈小船已去，箭落江中，慧芬大師由此得以免禍，併到達建康（今江蘇南京）的白馬寺隱居下來。

  還有西域高昌國出身的法朗，在太武帝禁佛敕令頒布後，向西逃出國境進入龜茲，並在此終老一生。許多西部僧尼為了避禍，也一併逃往龜茲隱居。

  由於太武帝毀佛的敕令，沒過多久，北魏境內僧尼死的死、逃的逃，再也見不到一個了。

  那個憑著手腕使太武帝掀起全國性滅佛大劫的崔浩，親眼看到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在全國得以實施，心中的惡欲更加膨脹，他開始在朝野內外結黨營私，把持朝政，在地方要位中安插親信，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一步步向死亡的深谷滑去。

  崔浩的死因看起來極為偶然，但卻潛伏著不可替代的必然。他主持編寫有魏以來的國史，卻有恃無恐地把胡族出身的北魏先祖許多本該避諱的地方照實列述。他觸犯了皇帝本人，也觸犯了整個拓跋氏族的天顏和自尊，所以，遭到幾乎所有敵對勢力的同時攻擊。在浩大威猛的攻勢下，他再也穩不住陣腳，他的大劫來臨了。太武帝在震怒之中，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將崔浩誅殺，他的結局被其老師寇謙之不幸而言中。只是，此時的寇謙之已於兩年前（448年）仙逝，無緣見到這善惡相報的歷史場景了。

  就在太平真君誅殺崔浩的同年，迫於壓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靜輪天宮。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太武帝突然終止「真君」年號，改元「正平」。十個月後，太武帝被近侍殺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孫濬即位，是為文成帝。年僅十二歲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廢佛令，恢復佛教。

  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拓跋宏下詔將天師道場移到恆山。據說，號稱「國師」的寇謙之臨死之際留下遺言，請朝廷在恆山修一座特殊的寺廟，「上延霄客，下絕囂浮」，以此種方式融合儒道釋三教，平息佛道兩家的仇恨兼及與中原民眾思想的交匯貫通。出於統治的需要，孝文帝根據寇謙之遺訓，下詔在恆山道場的基礎上修建了崇虛寺。時正在恆山主持道場的寇謙之弟子李皎為完成業師的遺願，對崇虛寺的修建做出了重大貢獻，從選址、設計以及宗教內容的構思，在領會業師思想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將三教合流的思想巧妙地體現在一座空中寺廟裡，把道學、佛學、儒學、力學、美學融合在一起，使寺廟達到了「美在和諧、巧奪天工、妙在移情、感悟人生、玄在大同、三教歸宗」的玄境。後來該寺不斷擴大規模，人們根據崇虛寺建築懸空的特點，改稱懸空寺。

  懸空寺。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懸空寺在北嶽恆山金龍峽西側翠屏峰懸崖峭壁間始建（在今渾源縣城南五公里處），最高處的三教殿離地面90米，因歷年河床淤積，現僅剩45米。整個寺院上載危崖，下臨深谷，背岩依龕，寺門向南，以西為正。全寺為木質框架式結構，依照力學原理，半插橫樑為基，巧借岩石暗托，樑柱上下一體，廊欄左右緊連，僅152.5平米的面積建有大小房屋40間。懸空寺的總體布局以寺院、禪房、佛堂、三佛殿、太乙殿、關帝廟、鼓樓、鐘樓、伽藍殿、送子觀音殿、地藏王菩薩殿、千手觀間殿、釋迦殿、雷音殿、三官殿、純陽宮、棧道、三教殿、五佛殿等。自古以來，懸空寺一直被列為北嶽恆山的第一奇觀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由大同遷都洛陽，在政治上進一步控制中原的同時，文化也得到更大規模和範圍的融合。遷至洛陽的孝文帝在下詔開鑿龍門石窟、雕刻佛像以示供奉的同時，又頻詔在洛陽城南新建道場，定員為160人。到了北魏孝武帝元脩永熙三年（534年），孝靜帝元善見由洛陽遷都鄴城，建立東魏，在鄴城南建立道場，定員仍為160人。東魏武定六年（548年），朝臣高澄把持朝政，奏請取消道壇。到了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5年），道佛論爭再起，道教失敗。文宣帝下令廢除道教，於是齊境再無道士，當年寇謙之費盡心機建立的新天師道教團，至此煙消雲散。

  注釋：

  [1]夷夏之爭：南朝宋末年，道士顧歡以佛、道二教相互非毀，於是作《夷夏論》以會通二教，然立場偏袒道教而貶抑佛教，尊華夏而遠夷狄。此論一出，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析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諮夷夏論》、釋慧通作《駁夷夏論》、釋慧敏作《戎華論》等痛加駁斥。

  [2]三破之論：南朝宋末年，有道士託名張融，作《三破論》以醜詆佛教，說它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論》的範圍。此論一出，劉勰作《滅惑論》、僧順作《釋三破論》、玄光作《辨惑論》等痛加駁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