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東渡日本

  陸羽《茶經》的問世，隨著茶道文明的普及和發展，對茶葉的生產製造、茶葉的貿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而在中唐出現了八大茶區和幾條大的貿易路線。據陳椽《茶葉通史》的估算，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全國產茶已達200萬市擔，人均竟達3.64斤，不僅創造了歷史的最高峰，而且制茶工藝和茶道藝術也有了一個新的突破。故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規定，凡民間種植的茶樹，全部要移至官營茶園，民間存茶一律焚毀，這便是大唐歷史上的「榷茶制」。這一法令，將茶葉的種植、加工和銷售全部歸於官府。榷茶制先是用於內貿，後茶馬貿易[1]興起，又開始用於邊貿。與此同時，唐朝廷也開始對茶葉徵稅，以解決財政困難。[2]中唐以後，唐朝廷曾四次頒布關於茶的法令，可見茶在國計民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制定的《茶稅法十二條》中曾明文規定：「私鬻之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從這項嚴厲的法令中可以看出，茶稅對於唐朝廷的財政是多麼重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植茶和飲茶風尚在大唐帝國正在走向繁榮。也正是由於這樣一種背景和現狀，作為特產並在大唐帝國達到鼎盛和繁榮的茶葉，同絲綢、瓷器等精美絕倫的物品一樣，走出本土遠銷海外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大唐茶文化也在這股必然的趨勢中，在異國土地上開花結果了。

  關於中國茶種傳播的第一個國家，史學界公認的是朝鮮，而後是日本、西亞等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鄰國。史載：新羅國27代善德女王（632年）時代，留學僧人從中國帶回了茶種，種植於韓國的河東郡雙奚寺，由此開始了朝鮮半島茶樹的栽培與飲用的歷史。當然，中國茶樹的栽培和茶道藝術，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傳播地當數日本。另據可考的資料記載，唐代高僧鑒真於唐天寶十二年（753年）東渡日本，在傳授了佛教的同時，也帶去了茶種和茶文化。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年），也就是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三年，日本天台宗的開山鼻祖最澄和尚和其弟子義真，乘遣唐使船來中國求法。在次年回國時，最澄不僅攜回了天台宗經疏論及其他佛教經典，在比壑山開創天台一宗，大弘教化，而且還從天台山和四明山帶回茶種，栽於近江（日本滋賀縣境內）的台麓山地區。應該說，最澄和尚是日本植茶技術的第一位開拓人，日本茶文化歷史的序幕也是從這裡真正地揭開的。

  與最澄和尚同年來中國，而於日本嵯峨天皇大同元年（806年）回國的日本僧人空海，不僅帶回了密教佛法，也帶回了唐朝的餅茶和茶種，分種各地，還有中國制茶的石臼和蒸、搗、焙等制茶技術，並全面地在日本傳播中國茶藝。空海和尚在弘仁五年（841年）閏七月二十八日上獻《梵宇悉曇字並釋義》等書時，所撰的《空海奉獻表》中，就有「茶湯坐來」的字樣。可以說最澄和空海乃是日本栽茶和傳授茶道的始祖。隨後，最澄和空海的弟子圓仁、圓珍、常曉、圓行、慧遠、宗睿等人，在入唐求法回國後，也都帶了茶種和茶道藝術。

  與此同時，還有一位重要僧人，為中國茶藝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就是早在光仁天皇寶龜初年（770年）就入唐求法，於桓武天皇延曆二十四年（805年）與最澄和尚同年歸國的永忠和尚。

  永忠和尚在大唐居住長達三十年之久，平時不僅嗜茶，也深入研究唐朝的飲茶風俗和技術。回國時，他帶去了唐朝的茶種和樂器，並開始在日本傳播。而傳入日本後的中國茶道正式走進宮廷並受到皇室的青睞，應該始自嵯峨天皇，也正是他的推波助瀾，才使茶道在日本紮下了根。此時的嵯峨天皇對大唐文化格外青睞，不僅是最初品茶飲茶的第一位天皇，其宮中的禮儀及服飾也採用唐的形式和制度。不僅如此，這位天皇還特別喜歡吃中國飯菜，又對唐文化鑽研頗深，堪稱當時書法、漢詩書作的第一才子。正是由於這位天皇對中國唐文化的偏愛，才有了《日本後記·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里的一段記載：

  癸亥，幸近江國滋賀韓畸，便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護命法師等，率僧奉迎於門外，皇帝降輿，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眾。大僧都永忠親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國司奏其風俗歌舞，五位已上並掾以上賜衣被，史生以下郡司、郡司以下賜帛有差。

  日本遣唐使在碼頭登船（日本畫，原圖設色）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求學大唐歸國後的都永忠，不但和天皇有所接觸，還因親自給嵯峨天皇煎茶而受到了賞賜。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道從中國傳入日本後，嵯峨天皇已經開始把這種文化融入日本文化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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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於僧人的引進與皇帝本人的嗜好，茶道在日本開始發展並發達起來，因而就有了關於茶樹栽培和茶園設置的記載。《日本後記·嵯峨天皇弘仁六年五月》中有「五月壬寅，令畿內並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的字樣。又據《拾芥抄》載，當時的首都一條，正宗町、豬熊和大宮的萬一町等地也設有官置的茶園，種植茶樹以供宮廷之用……儘管如此，茶樹的種植與茶道的傳播，畢竟受到了時間、地域、條件等各方面的限制，這個時期的種茶和飲茶也還局限於寺院僧人和宮廷之間，並未在全國普及開來。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規模和範圍，足可以確認在815年前後，日本已有了飲茶風俗的事實了。

  根據流傳畫像復原的日本遣唐使乘坐帆船圖

  894年，大唐王朝進入藩鎮割據、軍閥混戰的晚期，日本遣唐使終止，中日兩國信使交往亦隨之斷絕，只有雙方民間的貿易往來還時斷時續地進行。到了宋代，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又出現了新的氣象。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本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奝然一行五人，浮海來到中國，立即受到宋太宗的召見，並「撫之甚厚」。自此，日本僧人來中國求學與宋朝渡日傳法的僧人絡繹不絕，出現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又一個新的繁榮景象。

  日本遣唐使來華途中

  儘管宋代的中國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但是，茶葉在社會生活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卻顯得日趨重要，並由此得到了更為廣泛的發展。隨著產茶區域的日益擴大，出現了許多以茶為主業的農民和大規模的官營茶園，致使茶葉的產量大大增加。又由於宋遼兩國互市，宋民可以用茶換取遼貨，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宋朝茶葉貿易的發展。在這種大背景、大氣候下，宋代的制茶技術比之唐代又有了新的突破，特別是團餅茶的製造工藝較唐朝有了更大的革新和改進，製作更為精美，形式更加藝術化，團餅的飾面開始出現龍鳳之類的花紋，龍鳳團餅即由此誕生。而宋代的飲茶風尚，其傳播範圍比唐代更廣，普及面更大，飲茶的藝術也更為精深老到。沏茶時對火候和茶具格外講究，飲茶的藝術境界也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由此，在唐代興起的茶宴、鬥茶之風便由上層社會普及到民間，並出現了中國茶道史上的藝術奇峰。這個藝術奇峰，不僅可以從鬥茶和茶宴中領略飲茶的精妙意境，更重要的是從坐茶館和品茶里體會到飲茶的悠閒之情、詩禪之意。飲茶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文明無法割捨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就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和文化氛圍中，前來中國留學的一個日本僧人，在掌握了中國的茶道精神後，將這種藝術和文化在日本進行了全面普及，為中國茶文化在日本國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這位僧人就是被日本人民譽為「日本的陸羽」和「日本的茶祖」的榮西禪師。

  榮西，永治四年（1142年）生於備中國（今日本岡山市）吉備津神社的神官之家。八歲隨父讀《俱舍頌》，十一歲師事本郡安養寺僧靜心，十四歲時，他為探求佛教知識而立志出家，併到比叡山受戒，改乳名千壽丸為榮西。這比叡山當時為天台宗傳播佛教的最高學府，以曾留學中國的最澄為首，名僧雲集，特別是圓仁慈覺大師、圓珍智證大師等曾長期入唐留學。榮西深受其影響，對唐宋文化十分推崇仰慕，立志來中國學習。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即日本高倉天皇仁安三年四月，榮西終於如願以償，搭乘商船來到中國，在明州天童寺、育王寺和天台山萬年寺等參拜，求得天台宗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卷。在求學的過程中，他遇到了日本求學僧重源（源空弟子，後任負責東大寺再建的「大功進」），九月，二人結伴回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即日本文治三年三月，已是四十七歲的榮西再度乘船入宋，拜天台山萬年寺虛庵懷敞禪師為師，受傳臨濟心印[3]，修「看話禪[4]」。南宋紹熙二年（1191年），即日本建久二年，榮西歸國，並正式創立臨濟宗。

  榮西留學中國期間，正值南宋經濟以杭州為中心向南發展的小康時期，江南各地均設置了茶園，飲茶風尚已擴展到普通庶民，制茶飲茶之風隨處可見。榮西在中國先後長達二十四年之久的時間裡，在鑽研浩瀚的佛經之餘，以極大的熱情和興趣進行茶道的研究。他跟中國禪師學習茶的栽種、品制技藝，不僅懂得了一般茶道技術，而且領悟了禪宗茶道之理。回國時，除佛教經典外，還帶回了大量的茶樹種子。對此，日本有明確的記載：「榮西入南宋，發四明，登嶺，經茶山，見其貴重之而丕有藥驗。秋七月，歸楫（指回國）之日，遂齋持茗數棵，移植之久世郡宇治縣。」他不僅將宋代茶種帶回日本宇治縣，培植了至今被稱為日本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還將宋代的飲茶方法之一末茶法[5]，以及茶具、飲茶風俗傳入日本，並根據宋朝寺院的飲茶方法，制訂了寺院茶道。

  萬年寺位於浙江省天台縣萬年山麓，發端於東晉，始建於唐，南宋時曾列入「五山十剎」，興極一時，日僧榮西、道元曾先後來此求師學法。榮西回國後，除了研究佛教經典，還帶回中國的飲茶風習，並以極大的興趣和熱情研究茶的功能，把從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帶回的茶籽在日本種植。進而根據中國寺院的飲茶方法，制訂寺院的飲茶儀式。在其晚年所著《吃茶養生記》中，說茶是「貴哉茶乎，上通諸天境界，下資人倫矣。諸藥各為一病之藥，茶為萬病之藥」。並稱茶是「上天的恩物」「聖藥之本源」。因了榮西的研究和努力，茶在日本更廣泛地傳播開來

  日本建曆元年（1211年）正月，榮西禪師用中日兩種文字著成《吃茶養生記》一書，建保二年（1214年），又重加修訂。書成後，獻給源氏幕府的將軍源實朝，由源氏出資加以刊印。

  《吃茶養生記》一書的誕生，成為繼唐朝陸羽《茶經》之後，又一部千古不朽的關於飲茶文化的名著。榮西在書中旁徵博引陸羽《茶經》以及《爾雅》《博物志》《神農食經》《唐本草》《本草拾遺》等古代文獻，論證了茶的起源、功能並結合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在中國時的實際考察結果，全面記錄了茶葉的採摘、蒸焙、烹煮、飲用的方法，同時論證了茶葉的產地具有自然之美、人性之美，吃茶乃是人生大美的享受，飲茶是人的養生之道、長壽之道的理論，以此向國人宣傳飲茶具有提神、健胃及利眠、利食的妙處。他大力宣稱「貴哉茶乎，上通諸天境界，下資人倫矣，諸藥各為一病之藥。茶為萬病之藥而已」，茶乃「上天的恩物」「聖藥之本源」。據傳，《吃茶養生記》初成書時，和榮西極為親近的將軍源實朝因宿醉而劇烈頭痛，治療無效，榮西勸其飲濃茶，並將自己撰著的書贈給源實朝，讓其依法飲用。將軍依法飲用不幾日，頭痛很快好轉。因此，源實朝大為讚賞飲茶的妙用及《吃茶養生記》的不凡，主動出資刊印此書。也正是由於源實朝將軍的鼎力相助和親自鼓吹，《吃茶養生記》一書很快風靡日本，飲茶風尚在原有的基礎上，從此有了一個大的飛躍和推進，使單一的粗放型的飲茶方式，進入了一個具有文化和藝術意味的新天地——聞名於世的日本茶道的雛形形成了。

  繼榮西之後，日本高僧高辨（又稱明惠上人，榮西弟子），又提出了飲茶十德的理論。同時在日本宇治廣泛種茶，以寺院為中心推廣飲茶，對日本飲茶風尚的傳播和茶道的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後，曾師承榮西並渡海至宋將曹洞宗引入日本的道元禪師，又將飲茶作為禪僧必守之規，制定了吃茶、行茶、大座茶湯等儀式，將茶道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再後來，日本居士千利休（1522~1591年）「初入大德寺古溪和尚禪門，受珠光茶法於武野紹鷗，完成茶道」。千利休由禪道中引出茶道，形成了「和、敬、清、寂」的茶道精髓，揭示了人間生活的本質和尋求自身和平與安定的願望。

  1738年，永谷宗丹創造了「煎茶」法，並被日本廣大民眾所接受。直到今天，這種飲茶風習還在民間廣泛流傳。

  日本著名的茶道研究專家、神戶大學教授倉澤行洋先生，把日本茶道的形成過程及特徵放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中，做了如下精闢的論述：

  日本茶文化是中國茶文化這個母體衍生出來的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移居到日本以後非常強健，已成長為一種綜合性文化。她具有深遠的精神性和濃郁的藝術性，我們把這種茶文化叫日本茶道。但是我要解釋一下，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精髓部分，也有其糟粕部分。到目前，在日本並不是所有的茶道都能稱得上茶道，也有一些不入流的茶文化現象。

  關於中國茶道傳入日本有兩次清楚的記錄。一次是在日本的平安時代，相當於中國的唐代。再一次是鎌倉時代，相當於中國的宋代。在平安時代，把茶傳到日本的有三位僧侶，一位是永忠，一位是空海，一位是最澄。這三位都是佛教的僧侶。在鎌倉時代把茶傳到日本的是榮西，他是日本禪宗的創始人。這樣一看，把茶傳到日本的都是僧侶。

  民間飲茶圖

  日本的茶文化一開始就與佛教結合起來了。就茶道的歷史來說，到了十五、十六世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時成立了草庵茶道。我想最精粹的日本茶道就是這種草庵茶道。創立草庵茶道的有三個人，一個是珠光，一個是紹鷗，一個就是千利休。這三個人都與佛教有很深的關係。珠光本身就是一個和尚，他的老師也是個和尚，紹鷗和千利休也多次去參禪。千利休參禪的師父說他是三十年飽參之徒。草庵茶道是在佛教的影響下形成的茶道，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在草庵茶道里除了佛教之外，還有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這裡不再贅述。

  十五、十六世紀在日本形成的這種草庵茶道到底有什麼特色呢？我認為：

  第一，茶道是自然的，尊崇自然的。比如說，在日本用木頭蓋房子，一般都要把木頭刨平磨光或者塗上一點油漆。但在茶道里一律不做這些加工，而是從山上砍下來就用，也不剝皮。我們特別喜歡用這些原木蓋茶室。在茶室里使用的東西，也不用光滑整齊的，而用特別粗糙的，形狀也不規整。第二，茶道特別講究謙和、謙虛，絕不誇大某些事情。比如說在這裡開一個茶會，在牆上要掛東西，則只掛一張字畫。只拿出必備的、不可少的茶具。在插花的時候，我們不是插得花團錦簇，而只使用一枝花或者是兩枝花。除此之外，吃飯時，菜色也越少越好。

  在這裡我要舉出我的老師久松真一先生對茶道的論述，他給茶道總結了七個特點：第一個是不勻稱，第二個是簡素，第三個是枯高，第四個是自然，第五個是幽玄，第六個是脫俗，第七個是靜寂。這七個特點表現在草庵茶道外在的東西。現在講一下內在的東西。十六世紀來到日本的一些西方傳教士對茶道做了這樣的評價，他們說茶道是一種宗教。當然，他們認為茶道是一種表現形式。這佛教是指在家的佛教，但是茶道本身是佛教的一種表現形式，卻得到了基督教教士的高度評價。這是為什麼呢？我認為茶文化、茶道能夠綜合東方的佛教思想，也能夠包容西方的基督教的思想，它是一種具有融合力的偉大文化。

  最後我想講講茶道的「道」字在日本有什麼意義。日本茶道中的道與中國茶文化中所說的茶道的道有一點相異處。中國道教中的道，有人說是指萬物的歸宿，是萬物的根本所在。中國儒教中也講道，但與道教中的道有所不同。這裡所說的道是人的生活的一種準則，一種道德的根本所在。佛教中的道是印度梵文菩提的意思。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被翻譯成中國固有的道，後又意譯成覺悟的覺，在佛教中是悟了的意思。三種宗教都把道這個字用來表現它們各自宗教中最深邃的思想和觀念。日本茶道的道是指一種行程，它包括兩個部分，即去之路與回之路。通過修行茶道逐步邁進悟了的世界，得到純淨的心。再以其純淨的心去實踐更高層次的茶道，甚至擴展至茶以外的一般生活領域。我將此概括為茶至心之路，心至茶之路。前者的茶可稱為小隱，而後者的茶即大隱。關於小隱、大隱之說也是來自中國的。按照中國的說法，凡是住在山林里，把自己的身子隱藏起來的叫小隱，而住在繁世之中的那種隱者叫大隱。為什麼大隱比小隱還要高一籌呢？這與大乘思想有關。

  最後，我要說，茶文化是東方的自然本位主義所派生出來的最偉大、最精粹的文化，同時茶文化將要在今後的世界潮流中起領銜作用。茶道不僅是傳統型文化，而且也是未來型文化。茶道就是修心茶，天天用茶道修心，走過這個路程就是茶至心之路，心至茶之路。

  注釋：

  [1]茶馬貿易：唐代時，飲茶風氣由南傳至北，進而影響到邊疆的少數民族。唐末內戰外患頻仍，需馬孔急，不得不向西鄰諸國購買。他們經常以馬易茶，於是形成了所謂「茶馬貿易」。這種茶、馬互市的情形，一直延續到清代將西疆收入版圖才停止。

  [2]唐代對茶葉徵稅始於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稅其一，由鹽鐵轉運使主管茶務。興元元年（784年）改元大赦，停止徵收茶稅。貞元九年（793年）復茶稅，在產茶州縣及茶山外商所經要路設置稅場，分三等作價，十稅其一，歲得四十萬貫，成為國家的大宗收入。到了武宗即位後，榷茶專賣制度確立，全部茶葉由官府收買，再轉賣給商人，並對茶商徵收重稅。但隨著唐末藩鎮割據的形成，地方茶稅多被截留，中央政府所得無幾。

  [3]臨濟心印：禪之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語，直以心為印，即所謂的「心印」。臨濟宗為禪宗五家之一，故亦傳授心印之法。

  [4]看話禪：中國佛教修持方法之一，又稱參話頭、看話頭、參話禪、舉話頭。先引起疑情或提出問題，而不給予答案，若能答出，便是開悟了，或是見了性；如此，便是心心相印，並與祖師之心相印。回答可以是偈句、禪語，甚至是姿勢或手勢。古代修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論禪定上的功夫如何，往往參一個字或幾個字，便即開悟明白，脫胎換骨。

  [5]唐代制茶，按陸羽《茶經》記載，乃晴日採茶，經過「蒸之（將鮮葉放在甑釜中加熱以去除水分）、搗之（將蒸過的茶葉用杵臼搗碎）、拍之（以模具將茶葉拍製成團茶）、焙之（將團餅烤乾）、穿之（以繩線將團餅穿起來）、封之（封存備用）」等幾道工序，製成茶餅。也有蒸而不搗或不拍的散茶和末茶，兩者有粗細之別。宋代後期，團茶、片茶一味追求精細，價格昂貴，銷路日窄，其主導地位遂由散茶和末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