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逼宮

  北京政變（亦稱壬戌政變）成功後，張作霖、馮玉祥赴天津，與居住在此處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謀政權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討價還價之後，決定電邀南方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孫中山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國政府臨時執政，並組成了以政變中的功臣黃郛為總理的臨時內閣。

  11月4日，政變後的第一次臨時內閣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會議結束後，頒布了大批人事任命。當參與政變的各路將領、謀士都得到了滿意的封賞之後，馮玉祥覺得僅僅發動一個北京政變，趕走了曹錕、吳佩孚並不過癮，於是又向臨時內閣提出了將清遜帝溥儀驅逐出宮的議案，並自然地得到通過。

  早在馮玉祥從承德回師北京的前三日，住在紫禁城永和宮的端康太妃（他他拉氏，死後諡號為溫靖皇貴妃），也就是光緒皇帝的瑾妃死去。按照清宮規矩，靈柩很快被移到慈寧宮治喪。寂寞的深宮，由於瑾妃的死，竟顯得異常刺激和令人興奮。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經，太監、宮女來回穿梭，使死氣沉沉的紫禁城又添了一分生氣。到了10月23日，攝政王載灃召集內務府諸大臣會議，當眾提出：「諸位久居深宮，難免煩悶，此次治喪，咱們就熱鬧熱鬧吧！」這個提議得到眾臣僚的贊成，並表示：「喪事要隆重辦理。」但尚未熱鬧起來，第二天北京就發生了政變，全市戒嚴，人心惶惶。清宮的臣僚們只好決定暫時封靈，等局勢平靜再來「熱鬧」。

  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後閒極無聊，在宮中爬房摸一陣家雀兒後照相

  清宮小朝廷的臣僚們渴望的局勢平靜，不但未能到來，相反，局勢越來越令人感到惶恐不安了。11月2日，進入紫禁城的每一道門，都被馮玉祥的軍隊嚴密把守。平時守衛神武門的皇室衛兵已被迫撤至神武門內，而孫岳的部隊已逼至門外。這一變化，又使臣僚們驚恐不已。馮玉祥早就想驅逐溥儀出宮，已是宮內盡人皆知的事情。這次馮軍突然逼來，意味著什麼？溥儀的英文老師，英國人莊士敦[1]，內務府大臣鄭孝胥以及溥儀的岳父榮源等臣僚，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來到溥儀的住所召開會議。臣僚們一致認為馮玉祥打算發動另一次針對皇帝的「政變」已成定局，而且可能還要沒收王公親貴的財產。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與會人員開始探討用怎樣的方法，將溥儀儘快安全地撤到使館區避難。但反覆討論，總是不得要領，會議只好不歡而散。這時，清宮中許多辦事人員已看出了局勢不妙，紛紛躲藏或逃之夭夭。慶親王奕劻的兒子載振，更是星夜避往天津。以後幾天，攝政王載灃天天進宮，召集王公、帝師、舊臣們開會，而與會者不是誇誇其談，異想天開，就是愁眉苦臉，一言不發。整個紫禁城呈現出孤獨淒涼、鬼氣陰森的景象。那些為瑾妃的喪儀辦理物品的男女，身著孝服恍惚不安地游來盪去，越發增添了幾分緊張和不祥的鬼氣。11月4日，內務府大臣紹英突然跑到溥儀的住所報告，說原駐守故宮和景山[2]的一千二百多名士兵，全部被馮玉祥的軍隊繳械，即將調到北苑[3]，聽候改編。這一消息，使溥儀和王公大臣如雷轟頂，更加恐慌不安，再次商討出逃的方案，但直到夜幕降臨，仍是爭吵不休，苦無良策。

  幾乎與此同時，一輛黑色的小汽車，借著寒冷的夜幕，飛快地駛抵南苑國民軍司令部門前，新任京師警察總監張壁從車中走出，飛快地跨入大門。

  居住在此處的馮玉祥正在客廳等他。此時的馮玉祥儘管沒在內閣中任職，但誰都知道他是內閣實際的主宰者。在段祺瑞尚未從天津趕到北京就任的這個短暫的空隙，民國政府就是馮玉祥，馮玉祥就是民國政府。

  「打電話叫你來，就一件事，過去跟你談過，明天你就去辦吧！」馮玉祥踱著步子，晃動著胖大的身子，極其輕鬆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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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息未定的張壁愣了一下，半天也未想起這位民國政府的實際操縱者讓他辦的是什麼事情。

  馮玉祥看著張壁不解的神色，突然哈哈大笑道：「怎麼，這麼快就忘了，就是那個小孩子的事嘛！」

  張壁這才想起，原來是讓他驅逐溥儀出紫禁城一事。此事馮玉祥曾經向他說過，但沒想到會這麼快。

  「這事一定要速戰速決，一旦段祺瑞來京就難辦了。你今晚就去找鹿鍾麟、李煜瀛二人商量，明天一早就行動吧！」馮玉祥止住笑，一臉嚴肅地說著，張壁點頭答應。

  1924年11月5日晨，溥儀和臣僚們日夜擔憂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國民軍新任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壁和「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率領四十餘名軍警突然沖入神武門，將各門的清室護衛軍全部繳械，然後直奔紫禁城後三殿清皇室住所。

  正在吃蘋果的溥儀聽到太監跑來報告，手猛地一抖，半個蘋果掉在了地上。站在一旁的內務府大臣紹英見溥儀臉色煞白，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便急忙說道：「皇上且安歇，我去應付。」遂轉身向外奔去。

  見紹英急急忙忙地迎過來，鹿鍾麟等不再前進，站定了跟紹英說了要驅逐溥儀立即出宮的決定，同時遞上了由臨時內閣修改後的清室五項優待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下：

  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權利。

  第二條 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二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4]。

  第三條 清室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 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歸民國政府所有。

  中原大戰時，鹿鍾麟任馮系第二、三、四方面軍前敵總指揮，率西北軍二十六萬人進入河南反蔣

  紹英看完，頓覺天旋地轉、兩腿發軟，幸虧隨侍李國雄、嚴桐江兩人及時搶前扶住，才免於跌倒。紹英略微鎮定了片刻，瞪著眼睛瞅了瞅鹿鍾麟等三人，突然衝著李煜瀛說：「你不是老臣李鴻藻之子嗎？李家世代備受皇恩，均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親確是同治皇帝的啟蒙老師、官至協辦大學士的清末名臣李鴻藻，歿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死後贈太子太傅，賜祭葬，諡文正，入祀賢良祠，恤典優隆，受恩深重。紹英祈望以此來打動李煜瀛，但李煜瀛卻不管這些。父親受大清皇朝之恩，為朝廷盡忠盡孝是理所當然的，而自己受的是馮玉祥的恩澤，盡忠馮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這個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紹英見李煜瀛不理會他的勸說，又想起鹿鍾麟的身世，說：「你不是今上賜諡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嗎？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過一個鹿善繼，河北定興人，官至太常少卿，崇禎初年辭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邊牆入侵，破定興城時遇難，諡忠節。鹿鍾麟正是他的後裔。馮玉祥平時常以孫岳為明末名臣孫承宗之後、鹿鍾麟為鹿善繼之後，向人誇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貞、高貴的血統。而紹英所說的鹿中堂，是指鹿鍾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學士的鹿傳霖，歿於宣統二年（1910年），死後諡文端，所以稱「今上賜諡」。

  事情到了這般田地，紹英還以如此口吻來套近乎，實在是不識大局和儒腐臣僚所為。鹿鍾麟說：「我今天來此是執行內閣的命令，是為了民國，同時也是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這樣從容了！」

  紹英見他一番嘴巴上的籠絡並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關以來，寬宏為政，沒有做對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況優待條件尚在，怎麼能夠如此無理？」

  「你這分明是在為清室說話。若提到滿清入關的事，那麼，我告訴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5]天下百姓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鹿鍾麟顯然有些激動地接著說，「況且張勳復辟，顛覆民國，優待條件早為清室自己所毀棄。當時全國軍民一致要求嚴懲復辟禍首，到現在還是一樁懸案。此刻紫禁城內外已布滿了軍警，氣勢洶洶，只等動手，如果不是我們勸阻，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紹英望著鹿鍾麟的嚴肅臉，知道再說下去也是徒勞，只好擺擺手道：「你們等等。」轉身回宮向溥儀報告去了。

  溥儀聽說鹿鍾麟馬上就要逼著出宮，不由得慌了手腳，對身邊的臣僚們說：「這，這可如何是好？！」

  眾人面面相覷，亦無良策可獻。最後還是鄭孝胥出了個主意：「請皇上電諭太傅徐世昌，即刻前來保駕。請攝政王、莊師傅來宮議事。」

  「電話線早被割斷了。」一個臣僚說。

  「那就派人傳諭。」

  鹿鍾麟及清室代表紹英、寶熙檢查永壽宮

  「紫禁城內外軍警密布，已出不去了。」紹英哭喪著臉回答。

  鄭孝胥擺出一副困獸猶鬥的姿態，沉思片刻說：「那就採取緩兵之計。」

  溥儀和臣僚們七嘴八舌地又做了一番商量後，決定採取鄭孝胥之策，仍由紹英出去交涉，要求緩期出宮。但鹿鍾麟聽後卻十分堅決：「今日非出宮不可。」

  紹英無奈，再回宮稟報。再出來，又遭到同樣的拒絕。如此往復三次，鹿鍾麟等得心煩，頓生一計，到紹英第四次出來企圖再行拖延之策時，尚未開口，鹿鍾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錶，神色緊張地對身邊的衛士說：「你快去告訴景山上的守軍，時間雖到，事情還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馬上開炮。從現在起，再延長二十分鐘，如還沒有結果，他們即可行動。」

  紹英一聽「開炮」二字，頓時嚇得面如土色，急忙搖著手說：「鹿將軍，好商量，好商量。」遂掉頭就跑。

  溥儀聽了紹英的報告，再也沉不住氣了。他驀地從御座上跳起來，臉色煞白，搓著雙手焦急地說：「怎麼辦？究竟怎麼辦？如果出宮，朕去哪裡？這些家產和太妃們又如何料理？」殿內頓時一片大亂。臣僚們面帶懼色，有的竊聲議論，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時，在外面等得不耐煩的鹿鍾麟等人帶著幾名士兵來到了大殿。只見鹿鍾麟走到溥儀的跟前，將兩枚手榴彈放在紹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後指著五項修改條件對溥儀說：「請溥儀先生簽字吧！」

  從景山俯視故宮

  眾臣僚望著桌上的手榴彈和鹿鍾麟布滿殺氣的臉，沒人再敢吭聲，溥儀更是驚恐萬狀，魂不附體，連忙讓人找來筆墨，顫抖著手在公文上簽了字。當這一切結束後，經紹英再三苦求，鹿鍾麟等答應溥儀的出宮時間可延長到下午三時，但不得再生枝節。溥儀、紹英等連連稱是。

  接近晌午，又有幾位王公舊臣來到了溥儀的居處。當他們聽說溥儀已在公文上簽字畫押時，不禁捶胸頓足，痛不欲生。攝政王載灃當場摘下自己的頂戴[6]花翎[7]扔在地上，涕淚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三時，溥儀率領皇后婉容、淑妃文繡等，分別坐著國民軍早已準備好的五輛汽車，在衛兵的護送下，向北海北邊的醇王府——溥儀父親的私邸奔去。當汽車通過神武門時，溥儀流下了悲傷的熱淚。他隱約地感到，也許這是自己一生最後一次穿越神武門了。一旦離開了這裡，他的人身安全及家產私財都將無法保證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諸如祖宗陵寢的守護等，都將隨著自己被迫遷出紫禁城這個象徵著權威的皇家禁地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亂子。但是，現在看來，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其實，歷史曾不止一次地賦予過溥儀保住皇家威嚴的機會。

  就在他剛剛退位不久，作為民國政府總統的袁世凱，曾對溥儀勸說過，要這個處於黃昏中的小朝廷移居頤和園。但內務府的臣僚們卻以頤和園圍牆太舊、太矮，易發生不測，人身安全無法保證等等為名加以拒絕。而那個魯莽忠誠的辮帥張勳，竟不識時務地搞起了復辟，小朝廷竟又迴光返照般地接納了復辟言行，這就決定了溥儀在國人面前失去信用的同時，也為這次被逐出宮埋下了無法辯駁的禍根。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也曾不止一次地勸溥儀，讓其搬出紫禁城移居頤和園，以便履行和民國政府達成的協議。儘管由民國臨時內閣單方面修改的優待條件中，有溥儀可自由居住的條款，但這個自由卻有限度地只許他搬到他的出生地——醇王府，除此則別無選擇了。

  就在溥儀攜家眷趕往醇王府時，他的英文老師莊士敦也聽到了消息。在他的通風報信和努力下，駐京的日、荷、英三國公使，親自前往新就任的民國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博士的辦公室進行交涉，要求了解有關紫禁城的消息，以及保證溥儀和皇室成員的安全。王正廷總長態度傲慢地說：「這純屬中國的內政問題，並非國際關係，外國使館無權干涉。」但三位公使也強硬地反駁道：「不為別的，而是為了人類的利益，我們有權使自己相信皇帝並沒有受到殘酷的對待或侮辱，並將把對皇帝的任何虐待都看作是不愉快的事。」雙方在經過一番唇槍舌劍之後，直至王正廷保證溥儀的生命不會受到威脅或發生危險，三位公使才起身離去。

  王正廷總長的保證沒有使溥儀打消半點顧慮，因為這時的醇王府周圍已布滿了國民軍，崗哨林立，守備森嚴，大門外荷槍實彈的士兵更是如狼似虎地注視著院內院外的一切動靜。這一切使剛剛到達的溥儀感到極大的恐懼和沉重，他在屋裡不停地走動，開始思考著逃出這座監獄般王府的計劃。

  溥儀出宮的消息很快傳播開來，並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強烈反響。居住在天津的前清遺老們大為震驚，急忙召集會議，決定推派鐵良、升允、袁大化及羅振玉進京抗議。最早代表民國政府參加過促成溥儀退位和草擬清室優待條件談判的南方實力派人物唐紹儀，對記者發表了言辭激烈的談話：「我們之所以同意優待條件，是因為滿洲人的退位縮短了革命的時間，拯救了人類的生命，並給予了我們一個專心致力於建設的機會……不管我們個人發表過什麼意見，我們——中國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締結了莊嚴的協議，在新的協議未締結之前，我們一定要遵守這個協議……但是，馮玉祥將軍也許不再意識到中華民族的倫理原則……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道德問題，這不是中國的政體問題，而是這個國家是否有禮貌觀念的問題。」

  北平知識分子領袖胡適在致王正廷總長的一封公開信中，堅認退位協議只能通過雙方協商和通過和平途徑進行修改或廢除，並堅認馮玉祥採取的方法將作為「中華民國最令人討厭的行動」載入史冊。與此同時，在天津的段祺瑞和在奉天的張作霖對馮玉祥的擅自逼宮，也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但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還是在清室財產的善後處理上。當時廣為流傳的兩個故事是：張壁在宮中清查財產，見桌上有一個鈞窯[8]花盆，種著菊花，他知道鈞窯是難覓的珍品，便對一個侍衛說：「這盆花是好種，給我帶回去養著。」

  另一個故事是說鹿鍾麟看見宮內桌上有一個翡翠西瓜，隨即脫下軍帽扣在瓜上。到臨走時，衛士連瓜帶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說：「司令忘記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熱，我暫不戴，你先拿著吧。」這個衛士心領神會，將翡翠西瓜和長官的軍帽一同帶了出去。

  當溥儀被趕出宮時，馮玉祥頗為得意，認為這是北京政變中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隨著社會各界的反對和醜聞的傳出，馮玉祥不免越來越覺得尷尬。而此時大多數頭腦冷靜的人，則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認為在這國亂如麻、兵禍未解之時，馮玉祥做此魯莽之舉，無疑是避重就輕。而溥儀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盤踞大內的兩三個月，一旦被逐，即煙消雲散。此時的溥儀依然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處置不當，必會招來無窮的隱憂——這個意想不到的隱患，很快就得到了應驗。

  注釋：

  [1]莊士敦：英國蘇格蘭人，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後封男爵。1898年在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任民政官員，1904年在威海衛的英國殖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長官史迪威·勞克哈特爵士手下工作，1916—1917年間曾代理行政長官，1919年，由民國政府內務部和清室內務府正式聘為溥儀的英文教員，直至溥儀於1924年被逐出宮，受日本人「保護」為止。1927—1930年在威海衛的英國殖民政府當行政長官，翌年被任命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文教授。發表的著作中，以1934年於倫敦出版之《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最為有名，書中記錄他在故宮擔任帝師時的生活，是研究小朝廷時代之溥儀的重要史料。

  [2]景山：明清兩代的皇家苑囿，位於北京神武門外舊宮城之背，紫禁城中軸線上，明永樂十四年（1416年）堆築完成，用以威鎮前朝元人的王氣。初稱萬歲山，俗稱煤山，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改稱今名。山圍長二里，全園占地二十三公頃，山上五峰，主峰高四十三米。山東麓傳為明崇禎皇帝自縊處。山後正中有壽皇殿，為清代敬奉先帝御容之處；東北有觀德殿，與壽皇殿同為清代皇帝之殯宮。1928年，景山對外開放為公園。

  [3]北苑：位於北京西直門外十一公里清河之東，舊屬宛平縣，是拱衛京師之軍隊的駐屯重地。

  [4]「旗籍貧民」：清代被編入八旗者的通稱，系相對平民而言。八旗制度以滿洲八旗為主，滿人無不在旗，故一般又稱滿人為旗人。為了保持旗兵的來源，清廷曾規定旗人不許從事農、工、商業，只能當官、當兵、應差，但是這些措施並未能保持旗兵的戰鬥力，反而使旗人不務本業，坐吃俸祿錢糧為生，日益腐化。民國成立以後，官兵的生計斷絕，不少旗人因缺乏謀生技能，失業人口眾多，上三旗的情況尤其嚴重，無米下炊、無衣禦寒者占十之七八，計十餘萬戶，境況慘不忍睹。

  [5]「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南下，四月十五日進揚州。明督帥史可法在外援斷絕、軍餉不濟的危急情況下，率領揚州全城軍民堅守孤城。二十五日，清軍破城而入，對揚州百姓進行持續十天的大屠殺，史稱「揚州十日」。同年，清軍滅南明福王朱由崧政權後，繼續進攻江南，嘉定（今屬上海）民眾推侯峒曾、黃淳耀為首，於閏六月十七日起兵守城。七月四日城破，清軍大肆屠戮後，棄城而去，此為一屠嘉定。當逃出的居民陸續回城，並與城郊民眾組織起來再次抗清時，七月二十六日，清軍襲擊嘉定城郊的葛隆等鎮，再次進行大屠殺，此為二屠嘉定。次日，又入城大肆屠殺，此為三屠嘉定。一說第三次屠殺在八月十六日吳之蕃反清失敗時。嘉定三次被屠，死難十萬餘人。

  [6]頂戴：清代用以區別官員等級的帽飾。頂戴或作「頂帶」，俗稱頂子。清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都要在所戴冠帽上用各色寶石和金屬裝飾物，標明其官爵品秩，不得僭越，因而成為功名、前程的代稱。通常皇帝可賞給無官的人某品頂戴，亦可對次一等的官員賞加較高級的頂戴。如降級或革職，須立即變更頂戴或奪去頂戴。

  [7]花翎：清代用以區別官員等級的帽飾。系用孔雀翎連接在冠頂，翎羽下垂拖至腦後。原為反映騎射民族古老的服飾遺風。以翎眼（翎毛尾端的彩色斑紋）多者為貴，有三眼、雙眼、單眼之分。清初，花翎只賞給得朝廷特恩的貴族與大臣，咸豐朝以後賞戴甚濫，又定報捐花翎之例。於是五品以上官員皆可援例捐納單眼花翎，蒙特恩者始可賞戴雙眼花翎，而三眼花翎則只賞給親王、郡王、貝勒。如降級或革職，須立即變更花翎或拔去花翎。

  [8]鈞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又稱均窯、鈞州窯。今河南禹州市的古鈞台和神垕鎮一帶，古稱鈞州，故名。鈞窯為北宋初創建，金元兩代繼續燒造，除禹州外，鄰近的汝州、郟縣、登封、新安、湯陰、安陽和河北磁縣等瓷窯，都仿燒鈞窯瓷器，形成了一個窯種體系。所產器物胎質細，性堅，體較重，釉具五色，渾厚濃潤，以燒制色釉「窯變」為其特色。